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及政策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启示论文,教训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7月开始，发生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在1998年呈现负增长，而在1997年之前，增长率超过5%。这些国家曾消灭了大量贫困，是“亚洲奇迹”的一部分，然而现在却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本文认为，金融市场信息的弱化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因素。在勾画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后，本文将用此框架来探讨这次危机的教训和政策启示。
一、亚洲危机的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
金融系统在经济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是因为当它正常运行时，可以将拥有富余储蓄的人的资金导向需要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人。金融系统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的主要障碍是信息不对称，即金融合约的其中一方与另一方得到的信息存在差异，这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理解金融危机，可以将金融危机定义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使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
在此，用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来解释东亚金融危机。这一分析强调危机是由一些基本因素决定的，特别是金融体系中的问题。这与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1998)、Goldstein(1998)和Krugman(1998)等人最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然而，这一分析并没有否定由Radelet和Sachs(1998)提出的非流动性和多元平衡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观点。但是。这里的分析重点是研究东亚金融危机造成经济活动严重衰退的机制，这是超越其它论文的地方。
对绝大多数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促使不对称信息问题恶化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是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一样（例如1982年智利金融危机和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注：实际上，这里的分析将解释为什么Kamin(1999)指出的1982年智利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危机和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彼此很相似，而与80年代墨西哥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不一样。关于智利危机，请参考Diaz-Alejandro(1985)，关于墨西哥危机，请参看Mishkin(1996)。），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剧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一旦放松利率上限和借款类型的限制，借款将急剧增加。亚洲危机国家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借款激增的问题并不是借贷的扩张，而是扩张得太快以致造成过大风险以及相应的未来贷款损失。
东亚金融自由化导致经济承担过度风险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面对金融自由化产生的新的贷款机会时，金融机构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经验。而且，随着信贷的急剧扩张，金融机构无法迅速增加必要的管理力量（如受过良好训练的贷款员、风险估算系统等）来有效监控这些新的贷款。
东亚经济承担过度风险的第二个原因是规章／监管体系不健全。即使不存在明确针对银行系统的政府金融安全体系，也很明显存在内部隐含的安全体系，从而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人和那些贷款给东亚银行的外国贷款者知道政府很可能会出面保护他们，所以没有监督银行的动力，这样便导致这些银行承担过度风险并主动地寻找新的贷款机会。
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那些东亚国家，在金融法规和监管方面十分欠缺。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的时候，这些规章／监管弱化的体系无法控制由政府保护体系造成的道德风险，并形成承担过度风险的局面。
资本流入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一旦实行金融自由化，因为能获得高收益并能得到政府性安全体系的保护，国外资本便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这种政府性安全体系由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或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这样，资本流入会促进信贷激增，导致部分银行承担过度风险。这正是东亚国家的情况，从1993年到1996年，每年的资本流入量为500到1000亿美元。Folkerts-Landau发现，有大量私人净资本流入的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也有可观的膨胀。
金融自由化之后信贷激增的结果是巨额贷款损失和随之而来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对东亚国家来说，未偿还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上升到15%甚至35%。（注：请参考Goldstein(1998)。）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是使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
在像东亚国家那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业的问题导致金融危机有两条途径。第一，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导致银行通过限制贷款范围以改善资本充足率，或者甚至会直接导致全面的银行危机，这种危机使许多银行无力偿付债务，从而直接削弱了银行体系的贷款能力。第二，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促使货币危机发生，因为中央银行很难在面临投机袭击的时候捍卫其汇率。因为利率的提高会对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损害，所以任何提高利率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措施都会进一步打击银行体系。这样，当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遭到投机性袭击时，如果中央银行将利率提高到足以捍卫汇率的水平，其银行系统就会崩溃。当投资者认识到一国脆弱的银行体系使中央银行不太可能成功地捍卫本国汇率的时候，在卖空此国货币的预期利润的吸引下，他们会更加积极地袭击该货币。所以，在银行体系脆弱的情况下，货币投机性袭击很可能得逞。很多因素会激发这种袭击行为，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就是其中一种因素。可见，银行体系状况的恶化是造成货币危机的关键因素。
因为债务合约的两个关键特性，货币危机和贬值会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合约的期限很短，而且经常是用外汇计价的。（注：这种债务结构与大多数工业国家的不同，工业国家的债务基本上都是用本国货币计价的，很多是长期的。这种不同可用来解释为什么新兴市场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对贬值的反应那么不一样。）债务合约的这些特性造成了三种机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过这三种机制使信贷市场的不对称信息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促使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一种机制是货币贬值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带来的直接影响。当本币贬值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合约会加重国内企业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因为资产主要以本币计值，公司资产不会同时增加。结果贬值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和净资产减少。而这会加重逆向选择问题，因为有效抵押的缩水会降低对贷款人的保护。而且，净值的减少将增加道德风险，企业有承担更大风险的动力，因为如果投资失败它们损失的东西就更少了。因为贷款者面临更高的损失风险，信贷便会降低，于是投资和经济活动下降。
和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一样，外汇危机导致的贬值对资产负债状况的损害也是东亚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印度尼西亚的货币贬值了75%，以外汇计价债务的卢比价值是原来的四倍，所以这种机制就特别明显。如果一家企业有大量外债，在这种冲击下，即使原来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好，也会陷入破产境地。
第二种联系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机制是，贬值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曾经历过高且不稳定的通胀，它们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值得信赖的通胀斗士。这样，投机性袭击后汇率的大幅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会导致现实或预期通胀的迅速增加。墨西哥在1994年外汇危机之后，其通胀率在1995年上升到50%，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这个遭受打击最重的东亚国家已经看到了类似的情况。货币危机之后预期通胀率的上升，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因为它将导致利率的上升。短期债务与利率上升的交互作用将大幅增加企业的利息支出，从而恶化企业现金流量头寸，并进一步损害资产负债状况。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不对称信息问题更严重，信贷和经济活动都大幅下降。
第三种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机制是，本币的贬值导致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状况进一步恶化，触发大面积的银行业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本币贬值时，银行有许多以价值大幅增加的外币计价的债务。另一方面，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问题意味着它们无法偿还贷款，这也会造成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贷款损失。结果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受到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的挤压，银行的净值随之减少。银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外币计价债务期限很短，所以债务的突然大幅增加会造成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因为这些债务很快需要归还。进一步恶化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和被削弱的资本基础导致银行削减信贷。在极端情况下，资产状况恶化导致的金融危机迫使许多银行关门，从而直接限制了银行体系创造信贷的能力。银行是信贷市场上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重要角色，并且是许多企业的唯一信贷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十分特殊。所以一旦银行信贷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
从这一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东亚金融危机是一个系统性崩溃。此崩溃是由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加重了不对称信息问题而造成的。其结果是金融市场无法将资金导向有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那里，造成对这些国家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二、教训与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关于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成因的不对称信息分析，可以总结出几个教训，以防范此类危机再次发生，以及了解在发生危机时该做些什么。从危机中总结的第一个教训是，应该通过政府合理的干预使金融系统恢复稳定。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需要国际最后贷款人。第二个教训是，国际最后贷款机构必须制定合适的贷款条件，来避免形成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第三个教训是，虽然资本流动与危机有关，但这只是现象，而不是造成危机的根源，所以外汇管制对于防范今后的危机不大可能奏效。第四个教训是钉住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十分危险，它使金融危机更易发生。我们分别来阐述这几点。
1.为什么需要国际最后贷款人
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系统的信息失灵会导致经济的灾难性后果。为复苏经济，金融系统需要重新启动，以便完成将资金导向生产性投资的工作。在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可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或进行最后贷款来完成。不对称信息观点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为了应付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就需要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最终贷款人。然而，即使存在这样一个最终贷款人，最终贷款人的行为也会引起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增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国际最终贷款人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道德风险问题，就可能把情况搞得更糟，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自己的制度特征，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很难推动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前文已经提到，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以外币计值，而且，他们过去有过不稳定的高通货膨胀，债务合约的期限都很短，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引起预期通货膨胀迅速攀升。
作为其制度特征的结果之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在面临金融危机时，无法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推动经济复苏。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引起高通胀预期和本币急剧贬值。我们已经看到，本币贬值导致公司和银行的财务状况恶化，因为他们的债务很大部分是以外币计值，由此债务负担加重，资产净值下降。而且高通胀预期会使利率上升，因为贷款人要补偿其购买力的损失。我们也看到，利率上升引起利息支出增加，而同时居民和公司的现金流入都下降了。这又使居民和公司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银行业潜在的贷款损失也增大了。
由于类似的原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举措，可能不会像工业化国家那样成功。当美联储进行最终贷款人的操作时（比如1987年股市崩溃时），市场情绪并不认为这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然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却并不是这样。给定以往的通货膨胀记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向金融体系贷款，扩大国内信用量，可能引发人们对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我们已经看到，如果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将导致利率提高，本币贬值，现金流量和财务状况恶化，这一切都使得从危机中复苏更加困难。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作用很有限，因为中央银行现在的贷款是一柄双刃剑。上述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从金融危机中解救他们国家的能力很有限。事实上，经济的迅速恢复需要国外的援助，因为从国外获得的流动性不像本国当局供给的那样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国外援助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不会通过现金流量机制损害财务状况，这有助于本币币值稳定和财务状况改善。
既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最终贷款人，而后者又不能产生于国内，只能由国外提供，这就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金融危机中发生国与国之间的传染，将为国际最终贷款人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基础。因为对一国投机性攻击的成功会引起对另一国的投机性攻击，这可能导致更多的货币被击垮。这样，货币危机确实有可能像滚雪球那样扩大，并且由于这些货币危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的确存在着从一国传染给别国的危险。国际最终贷款人有能力向面临投机性攻击危险的国家提供国际储备，使之能够维持币值稳定，从而避免危机的传染。这种帮助能够阻止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传播。
2.国际最终贷款人的操作
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对称信息观点，在此提出几条解决危机的指导原则：(1)金融体系需要重整，使之能恢复其职责，把资金导向具有有效投资机会的人；(2)为此及时提供流动性；(3)重建金融机构及非金融公司的财务结构，以减少不对称信息问题；(4)由干预危机引起的道德风险，需要采取措施加以限制。
要成功地解决我们最近在亚洲所经历的这场危机，国际最终贷款人应如何操作？上述这些原则是很有用的。为重整金融体系，如第一条原则所建议的，最终贷款人需要向金融体系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使之能够重新开始贷款。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重建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最终贷款人提供的流动性，而且确信金融机构将不再承担过度风险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最终贷款人应坚持把危机国家改进调节和监管体系作为贷款条件，这将在重建信心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减少承担过度风险的行为，必须关闭破产金融机构，因为如果它们已经没有什么再可以失去却又继续营业，就会有很强的动机承担过高的风险。另一方面，重建对金融体系的信心意味着，如果关闭部分银行，需要广泛说服存款人相信，他们存在其它银行中的钱没有面临危险，这才能真正让那些倒闭的金融机构停止营业。印度尼西亚在危机的早期阶段关闭16家银行的时候并没有遵照这一格言，这招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厉批评。
成功的最终贷款人操作的特点之一是，贷款提供越是及时，实际需要的数额就越少。这个事实为第二条原则提供了支持，即在国际最终贷款人的操作中，流动性提供得越快越好。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崩溃后发生的事可以说是个绝好的例子。在这个交易日即将结束的时候，证券公司需要借入几十亿美元以维持日常交易。然而，这种情况是空前的，银行对于再向这些公司贷款很担心。了解了这种情况，美联储立即进行了最终贷款人操作，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日开盘前宣布，联储“已准备为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除此之外，联储还表示它将向贷款给证券公司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事实上，这一情节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联储的及时介入不仅阻止了股市的崩溃，还表明联储所需提供的流动性并不很大（参见Mishkin,1991）。
金融体系遭受实质性冲击，一日之内联储就进行了最终贷款人操作，此种能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危机中拖延如此之久才提供流动性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机构的设计就是要在一国经受国际收支失衡之后才提供资金，贷款条件必须经过计价还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正提供资金之前可能要花掉好几个月。到这时候，情况常常变得更糟，结果是为应付危机，需要更多的资金，这常常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资金压力。中央银行采取行动能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得多，原因之一在于，中央银行事先就已经设定了贷款程序，并就贷款的条款和条件达成了一致。要使资金充分发挥作用，就应迅速到位，这就对国际最终贷款人的信贷条件提出了要求，即借款人遇到上述情况并满足所需要的条件时能迅速得到资金。事实上，最近已有提议，要求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贷款办法，以便更迅速地提供流动性。
第三条原则表明，要解决一场金融危机，需要重建金融机构与非金融公司的财务结构。非金融公司财务结构的重建需要一部有效运行的破产法，以帮助这些公司获得清偿，从而重获从信贷市场上筹资的能力。金融业的财务结构重建可能需要注入公共资金，让健康的银行能买下破产银行的资产，也需要创设如美国清算托管公司那样的实体，来卖掉破产银行的资产，最终把他们从金融业清除掉。国际最终贷款人和其它潜在的国际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有所帮助，他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鼓励遭受危机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为失败的金融机构建立更好的法律框架、更好的清算程序。
第四条原则表明，有必要控制由于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国际最终贷款人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是因为存款人和银行的其它债权人认为如果发生危机的话，他们将得到保护。最近亚洲发生的事件中，危机国家的政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来保护存款人和银行其它债权人免于损失。这样的安全网会带来众所周知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缺乏足够的动力去监控银行并在银行承担的风险过高时抽回存款。其结果是鼓励这些银行承担高风险。
最终贷款人在阻止危机方面能发挥作用，可是又会带来道德风险，二者之间有一个权衡，所以只应在绝对必要时扮演这一角色。国际最终贷款人有充分理由拒绝正常情况下的资金要求。换句话说，只有很少动用最终贷款人，这一角色在促进金融业稳定方面才会更加成功。
道德风险问题能够由运转良好的普通监管体系控制。这些监管措施有：惩罚破产金融机构的经理人员和股东，适当的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要求，充足资本要求，迅速纠错，谨慎监管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以及加强合规性监管。
然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常常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拒绝这些措施。这在工业国家也是个问题——比如，储贷协会危机形成了要求削弱监管的政治压力（详见Kane,1989），但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问题要糟得多。我们看到，在发生危机的亚洲国家，对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监管的政治要求非常微弱，因为政治家及其家庭成员常常就是这些金融机构的真正所有人。国际最终贷款人非常适合用于鼓励这些国家采纳上述措施控制道德风险，因为对于那些向它借款或可能希望将来向它寻求贷款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能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
如果国际最终贷款人积极鼓励采纳上述监管措施，将有更好的效果，对此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其最终贷款人行为为政府维持金融业提供了财力。国际最终贷款人加强了安全网，这又增强了金融机构承担高风险的动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这些国家加强监管来解决。第二个理由是，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之所以带来道德风险问题，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知道他们的金融机构能够保全，因而缺乏采取措施阻止国内金融机构承担过高风险的动力。国际最终贷款人可以宣布，除非该国政府切实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承担过高风险，否则它将不会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将增强改进监管的动力。而且，这还有助于限制政府袒护国内金融机构股东和大额未保险债权人的能力，降低其承担高风险的动机。只有施加这样的压力，才能遏制最终贷款人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
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参与最终贷款人操作的问题之一是，他们知道如果不救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将经历极端困难时期，甚至可能发生政治动荡。危机国家的政治家可能利用这一点，与国际最终贷款人玩小鸡游戏：他们拒绝必要的改革，指望国际最终贷款人会屈服。1995年墨西哥危机便是这样，在亚洲危机中，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印度尼西亚讨价还价的重要特征。
国际最终贷款人如果表明它不玩这个游戏，效果可能会好得多。正如向你的孩子妥协，在短期内是个很容易的办法，但从长期看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国际最终贷款人不应该因短期的人道主义考虑而妥协，让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逃避必要的改革，相反，它应该以此促成更好的政策。在一场金融危机中，如果国际最终贷款人向一国妥协，其它国家的政治家看到他们能够免于必要的改革，这会使控制道德风险变得更加困难。
对亚洲危机的不对称信息分析还认为，在最终贷款人操作中，不应过分强调与金融业无关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将严厉紧缩政策强加给东亚国家。当货币和金融危机发生时，应实行何种宏观和非金融微观经济政策并不很清楚，而这正是近来争论的一个焦点。不管何为正确的政策，国际贷款人要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获得成功，有两个理由不必去强调这些政策。
第一，导致危机发展的根本问题是金融业的微观问题。因此宠观经济政策和与金融业无关的微观经济政策无助于解决危机。第二，过于关注严厉的政策和其它微观经济措施可能会导致政治灾难。政治家倾向于避免触及金融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东亚尤为如此，因为许多政治家的密友，甚至家庭，在这样的改革中将遭受很大损失。严厉紧缩的政策会使得这些政治家得以把国际最终贷款人——在这次亚洲危机中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绘为反经济增长的，甚至是反亚洲的。这将帮助政治家动员公众反对国际最终贷款人，从而避免进行本国金融业真正需要的改革。如果把条件集中于与金融业有关的微观经济政策，国际最终贷款人更可能被视为援手，来帮助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创建更有效的金融体系。
3.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国家经历了危机前的巨额资本流入和危机后的巨额资本流出。危机过去后，大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来源上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危机进行的分析表明，国际资本流动在金融不稳定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保护网的存在以及对银行体系不充分的监管鼓励了资本的流入，而这又导致了贷款激增和银行承受的过度风险。与这一观点相符，Gavin和Hausman(1996)以及Kaminsky和Reinhart(1996)的确发现贷款激增是银行危机的预测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流入必然引起贷款激增，后者导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事实上，Kaminsky和Reinhart(1996)发现是金融自由化，而不是国际收支表中的资本流入，更像是银行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器。
同样，资本流出也被认为是外汇危机的一个原因，后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可能会引起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不稳定。按照这种观点，外国人抽走其资本，而作为结果的资本流出则正是导致一国货币贬值的力量。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引起亚洲汇率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金融部门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引起了投机性的攻击和资本外流。根据这一观点，与汇率危机相伴的资本外流是潜在根本性矛盾的一个症状，而非是货币危机的起因。很多实证研究的吻合（注：见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因为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或经常项目数据在汇率危机预测中不具预测能力，而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银行部门的问题则有助于预见货币危机。
因此，这里的分析并没有为资本管制提供依据，例如最近被马来西亚所采纳的外汇管制。外汇管制就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样。资本管制具有人们所不希望的一条特性，也即，它会阻止本可用于生产性投资机会的资金流入一国。尽管这些管制可以限制资本流动引起的贷款激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居民和企业力图去规避这些管制时，这些管制将引起明显的扭曲和资源的无效配置。事实上，在今天的环境中，由于贸易开放和许多金融工具的存在，使得规避这些管制变得更为容易，资本控制能否起到有效作用就值得深深怀疑了。
另一方面，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需要完善银行监管，从而使资本流入引起贷款激增和银行机构承担过度风险的可能性减小。例如，可以限制银行借款增加的速度，这样做有可能起到大大限制资本流入的作用。这些谨慎性的控制手段可以被认为是资本控制的一种形式，但它们和典型的外汇控制有相当大的不同，它们侧重于金融系统脆弱性的本质，而非其症状，这一类型的监管控制可以加强金融体系的效率而不是阻碍它。
4.钉住汇率制的危险
用于获取价格稳定的一个常用方法是将货币价值钉住一个低通胀大国的货币价值。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策略涉及到将其汇率按一个固定价值与另一国货币钉住，这样其通货膨胀率最终将降至另一国的水平。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一策略涉及到爬行钉住或货币贬值的目标比率，一国货币按这一目标比率对另一国稳步贬值，从而其通货膨胀率得以保持在比其钉住国更高的水平上。
尽管采用固定或钉住汇率制在控制通货膨胀上可以说是一种很成功的策略，运用信息不对称原理对亚洲危机的考察表明了这一策略对于一个存在大量外债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何等的危险。在钉住汇率体制下，当一次成功的投机性攻击发生后，国内货币价值的下降通常比在浮动汇率体制下来得更大、更快和更加难以预料。例如，在最近的亚洲危机中，遭受最沉重打击的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降到了不足危机前四分之一的价值。在这些贬值后资产负债表的损失因而也变得十分严重。在印度尼西亚，货币崩溃引起的外债价值超过四倍的上升，使得那些具有已升值外债的印度尼西亚公司无法保持清偿能力。非金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引起了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这是因为银行的借款者偿还其借款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更小了。资产负债表的这一崩溃的结果也正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的严重经济收缩。
钉住汇率引起的另一潜在危险在于：由于它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货币价值，它可能会给外国投资者一个低风险的感觉，从而鼓励资本流入。尽管这些资本流入可能被引入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增长，但我们发现，它们同时引起了过度贷款，表现为贷款激增，因为国内的金融中介（例如银行）在这些资本流入时起了关键的作用。进一步说，如果银行监管十分薄弱，正如在新兴市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政府对银行机构设立的安全网就会鼓励这些机构冒风险，从而资本流入引起贷款激增的可能性也会变得更大。由于银行监管的不充分，贷款激增的可能后果就是巨额贷款损失、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以及可能的金融危机。
浮动汇率体制下的汇率波动比在钉住汇率体制下的更为直接明了，这是它的优势。事实上，浮动汇率体制下汇率每天的波动具有这样的优点：它向私人公司、银行以及政府表明了在发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时存在着明显的风险。此外，汇率贬值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早期预警信号，表明其政策必须加以调整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可能。
结论是，钉住汇率制可能增加新兴市场和转型国家金融的不稳定性。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固定或钉住汇率可以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事实上，那些在历史上有过不佳通货膨胀表现的国家会发现，只有在严格地采纳钉住汇率的机制下（正如联系汇率一样），通货膨胀才有可能被控制住。然而，分析表明，为使这一策略得以成功地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健康银行体系的政策是必须的。此外，如果一国具有一个脆弱的银行体系以及大量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则采用钉住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在实际上可能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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