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互动模式下壮族情感隐喻研究-以《嘹歌》和《欢岸》为例论文

认知互动模式下壮族情感隐喻研究
——以《嘹歌》和《欢岸》为例

□宋 琪 梁燕华

[内容提要] 情感隐喻是探索人类情感的基本认知方式。壮族文化典型代表《嘹歌》和《欢岸》中蕴含丰富生动的情感隐喻,是展示壮族文化的活化石。基于认知互动模式研究壮族情感隐喻,发现:相比于概念隐喻与概念整合理论,认知互动模式既揭示出隐喻源域与目标域的相似性,又能阐释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方式和结果;情感隐喻可分为转换型、凸显型和类比型,《嘹歌》与《欢岸》中类比型情感隐喻数量最多,凸显型情感隐喻数量最少;壮族情感隐喻的认知运作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和特殊的认知具身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认知互动视角探索壮族情感隐喻,不仅拓宽情感隐喻研究范围,亦能阐释情感隐喻与人类普遍认知方式和认知具身性的关系,宣传和保护壮族文化。

[关键词] 认知互动;情感隐喻;壮族;《嘹歌》;《欢岸》

作为一种抽象复杂的人类体验,情感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中。隐喻作为人类普遍认知方式,成为情感表征的主要模式。情感表征与隐喻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Lakoff和Johnson率先提出隐喻在情感概念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Kovecses基于典型性理论分析研究人类情感的相关因素[2],发现文化[3]和语境[4]对情感隐喻产生双重影响。与之相应,国内学者对情感隐喻的研究亦颇为广泛,孙毅从体验哲学和文化特异性渊源[5][6]视角剖析情感隐喻的认知模式,发现情感是认知主体在反复经历中沉淀的结果;李孝英则研究中医典籍文化分析情感隐喻类型及认知机制[7][8],指出情感隐喻对中医学抽象的情感体验概念化、范畴化以及中医理论术语和模型的创建的重要作用。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情感隐喻,取得了累累硕果,但综合认知理论分析情感隐喻的研究尚不多见,且情感隐喻语料多以中国传统典籍为主[7][8],少数民族尤其是壮族为文本的情感隐喻研究数量更少。基于此,本文结合认知互动模式,以广西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嘹歌》和田东壮族排歌《欢岸》为例,揭示其中蕴含的情感隐喻及其运作机制,旨在进一步丰富少数民族情感隐喻认知研究,宣传和保护壮族传统文化。

一、认知互动模式

(一)理论基础

认知互动模式始于Richards的相互作用理论,以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为主要理论基础,旨在探究隐喻运作机制[9]。换言之,认知互动模式集“语义冲突”、“映射”和“概念整合”为一体,贯穿实体概念化全过程。下文将具体阐释认知互动模式的三个理论基础。

受指称、参照物和符号三者关系启发,Richards提出相互作用理论[10]。该理论认为,隐喻内部机制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即隐喻意义是本体(tenor)和喻体(vehicle)相互作用的结果(图1)。基于此,Black提出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喻体某些特征或结构被投射在本体上,而本体原有特征被“选择、掩盖或凸显”,因此,本体和喻体具有类似特征或结构[11]。以上观点指出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解隐喻的实质,而二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却未进行深入阐释。

图 1 Richards隐喻相互作用图式 [9]

Lakoff在Richards基础上提出,隐喻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概念系统中,并通过语言表征[1]。隐喻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系统映射为主要映射方式[12]。概念隐喻理论强调了源域与目标域互动过程之间的作用,但忽视了目标域在映射过程中的结构特点。

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下大力气推行司法责任制改革,科学配置司法职权、保障司法权科学规范运行、完善司法监督制约机制,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成为牵引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

凸显型情感隐喻指情感是人们的生理变化[9],即:以眼眉等身体行为在人体的凸显表征情感,如:“眉飞色舞”“合不拢嘴”“眉开眼笑”描述喜悦情感。在凸显型情感隐喻中,输入空间内元素通过身体行为在人体凸显,被纳入到类属空间,类属空间从中提取相关性内容和信息并与两个输入空间进行相互映射,形成合成空间,得到情感的隐喻意义。

图 2概念整合运作图式 [13]

(二)认知互动模式对隐喻的阐释力

例3表达隔村男女相恋的情感。该例中源域“龙眼树”与目标域“爱人”均是共根丛生的事与人,存在相似性,亦为视觉可见,是同一感知域内的相同结构,故该情感隐喻属于类比型(图9)。其隐喻运作机制如图10所示,源域A为“龙眼树”,目标域B为“爱人的爱恋情感”,两者分属不同认知域,存在语义冲突。A,B间箭头表示该隐喻是由A向B的映射。为寻找源域与目标域相似性,A,B需依赖于其上位心理空间A1与B1,即“植物域”和“情感域”,其中A1特点为A2“共根丛生”,B1特点为B2,即“恋人结连理”。结合概念整合理论,两个输入空间内所有元素A1与B1, A2与B2进行相互映射,抽象其共性后得到类属空间,其中C1表示“实体域”,而C2为A2, B2的共性,即“共结连理”。三个心理空间相互映射,选择性投入至合成空间,得到D1“恋人相恋如同龙眼树共根丛生”的层创结构。最后,所有心理空间经过整合构成最终的隐喻意义E,即“龙眼树共生,同恋别隔断”。例3中以共根同生的“龙眼树”概念化恋人间的相互依恋之情,揭示出壮族男女相恋之深。

与前人理论相比,认知互动模式不仅深层次揭示了隐喻运作机制,而且详细阐述了隐喻源域与目标域关系,如二者的相似性、映射方式与结果,因此该理论对阐释隐喻运作机制具有一定补充意义。

图 3认知互动图示 [9]

图 4张力理论图示 [9]

二、情感隐喻

(一)情感隐喻定义

情感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情感难以表达,看不见摸不着,缺乏物质形象特征,人们为生动形象地描摹和理解情感,经常将其隐喻化,形成情感隐喻[6]。情感隐喻是以具象化源域表征抽象化情感的认知过程。情感隐喻依赖于人类情感体验,是具有物质特征的源域与抽象模糊的情感域进行语义互动的认知现象。由是观之,情感体验是认知情感隐喻的重要途径,亦是情感隐喻的深层根基。

(二)情感隐喻分类

认知互动模式中,概念整合是认知互动的结果。根据类属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内容与结构不同,情感隐喻可分为三大类型:转换型、凸显型和类比型[14]

表1是《嘹歌》和《欢岸》中蕴含的情感隐喻类型及数量图。如表1所示,《嘹歌》与《欢岸》蕴含的情感隐喻以类比型情感隐喻数量最多,而凸显型情感隐喻数量最少。下文将从认知互动模式分析两部民歌中不同类型情感隐喻的构建机制。

针对概念隐喻理论不足,Fauconnier基于心理空间理论构建出“四空间”交互作用的隐喻意义建构模型,即概念整合理论[13]。该模式下,隐喻涉及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一个合成空间(Blended Space)。隐喻的运作机制如图2所示,图中四个圆圈表示四个心理空间,心理空间中包含多个元素,连接圆圈之间的线条表示不同心理空间的相互映射。认知主体从两个输入空间(源域与目标域)选择性地提取信息和结构,映射到合成空间内,而类属空间则提取两个输入空间共有信息与结构,使映射顺利进行。在合成空间内各元素经过组合、完善和扩展形成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产生源域或目标域没有的新的隐喻意义[9]。概念整合理论细化源域与目标域的互动过程,详细阐释了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结果,但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未得到合理阐释。

3.2 生态效益分析 通过水产动物的养殖,消灭了稻田的杂草和虫害,并将杂草和虫害转化为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甚至不使用农药,节能环保。水稻单作模式中,化肥的过量施用会导致土壤物理化学特性发生变化,土壤板结,肥力下降,并引入大量的有毒物质。稻渔综合种养模式中,水产动物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残饵、代谢物转化为稻田的生产力,减少了肥料的使用[9-10],生产的水稻属于无公害水稻,达到绿色食品标准,如果在水稻品质上加大宣传和推广,将会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

类比型情感隐喻把抽象复杂情感类比为各种实体事物。人们利用自身周围立体、有形和具体东西描述抽象情感,将已知实体域映射到未知概念域,其认知途径是将无形的情感物化[9],如:“心事满怀”、“内心惆怅”、“义愤填膺”等。

三、《嘹歌》和《欢岸》中情感 隐喻的认知互动阐释

作为壮族山歌的典型代表,《嘹歌》和《欢岸》是反映壮族人民生产生活、爱情婚姻和历史发展的传统民歌[15]。《嘹歌》和《欢岸》中蕴含丰富情感隐喻,是壮族人民风俗习惯的反映,亦是壮族特有心理载体的直接表现,如《欢岸》中的槟榔歌,反映了壮族吃槟榔的习俗。槟榔亦是壮族谈情说爱的信物,当男女对歌爱情发展到成熟时,彼此交换槟榔定情[16]。基于《嘹歌》与《欢岸》中丰富生动的情感隐喻,下文将结合认知互动模式,从转换型、凸显型和类比型三种类型分析其中情感隐喻的运作机制。

转换型情感隐喻以通感隐喻为代表,通过不同感知域的官能转换得以实现,即:某一感知域里产生的感觉受到某种刺激而转移到另一感知域[9]。如以“酸涩”、“苦辣”、“甜蜜”等味觉范畴词汇形容情感。由于情感抽象多样,与认知主体多样化的味觉体验具有相似性,故情感可借助感官词汇表征。

表 1《嘹歌》和《欢岸》情感隐喻类型及数量图

(一)转换型情感隐喻

通感隐喻是转换型情感隐喻的典型代表[9]。人的感官各司其职,却彼此相通。当一感知域里的实体受到某种刺激而转移到另一感知域时,不同感知域的官能转换得以实现,构成情感隐喻运作机制,如:

为什么尾部的追尾事故会导致MICU损坏?可能的原因是事故发生时,尾部的线束受到了碰撞和挤压,导致MICU内部损坏,从而产生了这个故障现象。

——《欢岸·连情歌》

图 5转换型情感隐喻

图 6“结缘芭蕉下,话千香万甜”认知互动表征

例1讲述壮族男女在芭蕉树下对唱聊天的情景。“结缘芭蕉下,话千香万甜”中,情感隐喻的源域为“芭蕉”,目标域为壮族姑娘听到情郎的情话后产生的喜悦之情。当认知主体听到情话时,会在听觉上产生满足感,这与香甜的芭蕉带给人味觉和嗅觉上的满足感具有相似性,故以“芭蕉”表征“情话”产生的喜悦之情形象生动。如图5所示,两个输入空间“香甜的芭蕉”与“情话”分别调用了认知主体的嗅觉、味觉与听觉,经嗅觉、味觉与听觉三者功能转换后形成类属空间,即“不同感知域的相同结构”,最终合成隐喻意义,故该情感隐喻属于转换型。该例的认知互动表征过程如图6所示:由A到B的箭头和A,B共同构成情感隐喻,A是源域“芭蕉”,B为目标域“情话”,二者分属食物域与情感域,故存在语义差异。为寻找A,B相似性,认知主体将A,B抽象到上位心理空间A1食物域与B1情感域中。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输入空间元素A1与B1进行相互映射,同时形容A1与B1特点的A2与B2亦进行相互映射,A1,B1的共同点被抽象为C1,即实体域,A2,B2被抽象为“满足感”。换言之,两个输入空间内的四个元素A1,B1,A2,B2经过相互映射后在类属空间内抽象为A1与B1、A2与B2的共性。三个空间内元素再进行相互映射,经过组合、完善和扩展等形式于合成空间内形成层创结构D1,表示“动听的情话是香甜的芭蕉”。最后,四个空间经过整合映射形成最新的隐喻意义E,即“结缘芭蕉下,话千香万甜”。芭蕉是壮族人民生活中最长见的水果,例1中以“芭蕉”表征情感,反映壮族人民在表达情感时多以生活中常见食物为源域,符合隐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规律。

(二)凸显型情感隐喻

凸显型情感隐喻指情感是人类的生理变化,通过眼眉心等身体行为在人体突显表征抽象情感[9]。认知心理学认为,凸显的事物最能引起认知主体的注意,也最能得到理解和记忆,因此情感可通过凸显认知主体的身体行为得以表征,如:

广西各级政府严格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三农”的决策部署,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在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仅农林水支出科目,从2010年260亿元增加到2017年645亿元,增加了1.5倍。但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财政支农资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广西财政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要优化其结构,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注入乡村振兴,以确保资金供给与乡村振兴任务相适应。

例2:恋人脸上光 ,亮似太阳出,红似木棉花 [15]1120

——《嘹歌·献歌》

图 7凸显型情感隐喻

图 8“恋人脸上光,红似木棉花”认知互动表征

例2是男方看到女子容颜后表达的爱慕之情。女子脸色红润,犹如盛开的木棉花,使男方心动不已。基于人体经验,当认知主体有爱慕之情时,身体中血液浓度会变深,显示在脸部为脸色变红,有光泽,“脸上光泽”是人体的凸显部位,因此该情感隐喻属于凸显型(图7)。与此同时,“脸上光泽”使认知主体面部红润,这与木棉花的红色存在相似性,故以“木棉花”隐喻爱慕情感极具生动活泼,其情感隐喻运作机制如图8所示:源域A为“木棉花”,目标域B为“脸上光泽”,A,B间箭头表示隐喻是由A向B的系统映射。A,B的相似性需基于二者上位心理空间A1与B1寻找,即A1为“植物域”,B1为“人体域”;同时输入空间内A2,B2是A1,B1的特点,输入空间内四个元素被抽象到类属空间内,得到C1为“实体域”,C2为“红色”;三个心理空间经映射后形成层创结构,整合成D1,表示“脸色像木棉一样红”。最后,所有空间内容经过整合筛选形成最终的隐喻意义E,即“恋人脸上光,红似木棉花”。木棉花在壮族文化中代表爱情,以红色木棉花隐喻爱慕情感,体现出浓浓的壮族爱情文化。

FLEx手术参数设定:角膜基质瓣直径7.5 mm;厚度120 μm;蒂在12点钟方位;光学区直径6.5 mm;微基质透镜前表面厚度120 μm;前表面直径7.0 mm;透镜边切角为110°;能量为140 nJ;光斑大小和光斑间距在基质透镜为3.0 μm,透镜边缘为2.5 μm。

(三)类比型情感隐喻

类比型情感隐喻把抽象情感类比为实体实物,是情感隐喻的基本类型。情感隐喻绝大部分属于类比型情感隐喻,即将抽象情感概念化为有形实物,如:

城乡学生运动素质指标比较(表3)调查显示,除握力外,城市和农村男生50m跑、立定跳远、耐力跑、肌力、坐位体前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除肌力外,城市和农村女生的50m跑、立定跳远、耐力跑、肌力、坐位体前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例3:挂念姑娘住别村,龙眼树共丛生,同恋别隔断 。和妹换一口槟榔,我们相爱到老[16]596-597

——《欢岸·钟情歌》

图 9类比型情感隐喻

图 10“龙眼树共丛生,相恋别隔断”认知互动表征

相互作用理论、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理论分别对隐喻运作过程中某些环节具有强大解释力,但未系统解释隐喻运作机制,岳好平整合以上理论提出认知互动模式阐释隐喻运作机制。认知互动模式是一个集“语义冲突、映射与概念整合”于一体的连续互动过程[9](图3),其中语义冲突是指句子字面意义在逻辑或语境上的矛盾性[9]。认知互动具体步骤为:首先,根据相互作用理论,隐喻源域A与目标域B存在语义差异,即源域与目标域分属不同语义范畴,由于意义相距甚远,二者会产生巨大张力,该张力如同张开的弓,发射能量源泉(图4)。A与B语义冲突越大,产生的隐喻张力越大,因此语义冲突是认知互动的首要步骤。其次,根据概念隐喻理论,在语义冲突基础上,认知主体为更好寻找A与B间的相似性,会将A与B映射到上位心理空间概念A’与B’中,在ABA’B’间进行选择性相互映射,故映射是隐喻认知互动的重要过程。最后,根据概念整合理论,两个心理空间A’与B’形成类属空间C’和合成空间D’,四个空间经过整合形成新的情感隐喻意义E,因此概念整合是认知互动的结果。

例1:与哥结恩缘,结缘芭蕉下,话千香万甜 [16]421

四、壮族《嘹歌》和《欢岸》 情感隐喻的认知动因

(一)壮族《嘹歌》情感隐喻特点

作为壮族民歌的典型代表,《嘹歌》和《欢岸》中情感隐喻体现出浓浓壮族特色,为读者展示出壮乡特有的自然风光和恋情天地。壮族聚居区地处亚热带,温暖多雨,境内河流众多,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壮族许多特有植物,如:例中出现的芭蕉树、木棉树、龙眼树等;此外,排竹、樟树、楠树、粽叶、柚花、雅花、槟榔果等植物在《嘹歌》与《欢岸》的情感隐喻中亦为常见。这些树木花卉通常在情人对唱中用以状人喻情[15]。同时,两部民歌中情人对唱还常借助爱情信物表达情感,如槟榔、李果、杨桃、巾、布、带、鞋、竹笠、花、锦绣、扇、银镯、金耳环等,这些爱情信物是壮族风物的汇集。正是拥有共同认知文化背景,情人在对歌中才能心有灵犀,情投意合。

(二)壮族《嘹歌》和《欢岸》情感隐喻形成的认知动因

1.壮族《嘹歌》和《欢岸》情感隐喻的认知普遍性

认知语言学认为,意象图式和概念隐喻构成人类基本概念的重要方面。作为基本认知方式,隐喻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壮族《嘹歌》和《欢岸》情感隐喻的形成与人类认知普遍性密切相关。壮族人民根据生活经历与体验,形成最初的意象图式,从而在大脑中构建出基本隐喻以理解和认知世界[17]。因此,情感隐喻是壮族人民理解情感的重要工具。基于意象图式的隐喻是所有民族认知世界、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通过隐喻映射,壮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样,借助同样认知工具(概念隐喻和概念合成)通过意象思维和理解推理认知基本世界和抽象情感。

2.壮族《嘹歌》和《欢岸》情感隐喻的认知具身性

认知语义学认为,概念结构以人体体验,即人类活动为基础[18],故体验性和具身性是概念结构的重要特点。根据认知心理学研究,隐喻源域与目标域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体验,并与人类五种感官相通,即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和听觉[19]。虽然人类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共性,但受文化价值观和民族特性影响,不同民族人民体验有所差异,也使不同民族隐喻表达体现出事物联系的不同方式[20]。因此,《嘹歌》与《欢岸》中情感隐喻依赖于壮族人民情感体验的本质。壮族聚居区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气温较高,雨量充沛,生物多样性丰富,甘蔗和水稻是壮族人民赖以生存的作物,故民歌中常出现的木棉花、龙眼树、芭蕉树、槟榔、榕树等均与壮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据此表明,《嘹歌》与《欢岸》中情感隐喻受认知具身性影响较大,即受壮族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制约。

五、结语

人类情感种类多样,情感体验亦无处不在。基于体验的情感隐喻是人类表达情感的重要认知方式。《嘹歌》和《欢岸》作为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情感隐喻生动形象,独特丰富。通过认知互动模式阐释《嘹歌》和《欢岸》中情感隐喻的运作机制,我们发现,认知互动模式不仅能阐述情感隐喻中源域与目标域的关系和互动方式,而且能揭示壮族情感隐喻背后所蕴含的人类普遍的认知机制及其民族独特性。以“语义冲突、映射和概念合成”为核心的认知互动模式分析壮族情感隐喻,有助于将情感隐喻研究范畴拓宽至民族学领域,亦能揭示壮族情感隐喻与认知普遍性和具身性关系,对宣传和保护壮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式中:Cp为每次动态预防维修费用,Cr为设备更换维修费用,u为成本调节系数,v为预修周期调节系数,e为经验参数,w为学习效应调节系数,w=lnK/ln2,K为维修经验曲线百分率。

那年,她和同事去济南检查安全生产。那是一家部里直管的化工企业。她记得,雷志雄的表舅,在这家厂里当副厂长,估计是表舅出面把雷志雄调回济南的。一打听,雷志雄是一个分厂的副厂长了。这次到济南出差是她争取的,当时安排她去兰州,她找到主管副总,要求到济南。她想念雷钢和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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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091(2019)02-0127-07

【收稿日期】 2018-11-19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宁,530004

【作者简介】 宋 琪(1994- ),女,山西榆次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方面。梁燕华(1972- ),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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