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研究所到文学讲习所：论当代作家培养机制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所到论文,机制论文,当代作家论文,讲习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与苏联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由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为文学研究所)，也被认为“在基本任务、管理模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等方面，也处处显示出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突出影响”①。专著《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中也特辟一章讨论“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影响”。事实上，文学研究所创建伊始，“基本任务、管理模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等方面”的苏联影响并不“突出”。直到1954年2月，文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为文学讲习所)，逐渐由副所长公木主持实际工作后，热心于文学教育工作的公木才真正以高尔基文学院为指归，试图改建一所正规的文学院校，但这种尝试终因政治运动而失败，文学讲习所也于1957年停办。文学研究所最初的创办理念与实际的操作，并未直指苏联模式，而更倚重于老解放区的经验。文学研究所的命运无法摆脱当代中国政治角力之影响，但撇开错综复杂的政治争斗与人事纠纷，文学研究所办学理路与教学实践的发展演变，实际体现出当时文艺界对苏联模式以及新老解放区的传统取舍整合之尝试与实践。不管作为作家培训机构抑或教育机构，文学研究所都是当代中国文学体制化的产物，它最重要的意义并非为中共培养出多少优秀的作家与文学工作者，而是体现出建国初的文艺界在新旧经验前面临的选择与困境。
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10月，丁玲是主要的创办人与领导人。文学研究所第一期二班学员白榕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建国之初的1950年秋冬，名震30年代左翼文坛的革命作家丁玲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让她比照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规格和类别创建一所我国的最高文学学府，以培养新中国的优秀作家。”②但在其他更了解内情者的叙述中，文学研究所筹建之初并未如此明确地将高尔基文学院作为样板，文学研究所最初的办学方针中也没有精准地“比照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规格和类别”从而建立“最高文学学府”的野心。
关于文学研究所的创办缘起，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为解决当时青年作家的继续培养问题，二是受苏联的影响。陈明提到，1950年，丁玲在与田间、康濯等作家的交流中感到，“战争环境中读书的机会很少，看作品的机会很少。如果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给这些同志们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就好了。”而这些作家对此也有同样的感觉。因此丁玲“决定搞一个一边学习一边创作的环境。并向组织反映了这些想法”③。而参与文学研究所草创工作的马烽的回忆，证实了当时来自老解放区的青年作家，确实有着强烈的获得学习机会的愿望，而这种愿望与丁玲等文协领导人的想法是契合的，丁玲向马烽表示，“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一大批作者，急需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她与文协的其他领导已经把办文学院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④而留任研究所工作人员的第一期学员徐刚，则从时任丁玲秘书的陈淼口中了解到筹建文研所的另一层背景：刘少奇找丁玲谈话，认为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的作家的学校”，丁玲就写了筹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报告，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毛泽东为此还派秘书到丁玲住所商讨建所事宜。筹备时就将文研所的性质确定为“不仅是教学单位，同时又是文艺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⑤。日后对丁玲的批判中，“刘少奇”成了罪状之一，而毛泽东起的作用则被忽略不提，但不管怎样，文研所的创办与中共领导人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显然，培养新作家是新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一浩大工程的重要部分，第一届文代会树立了最初的文艺体制的规范，在对1949年以前的文艺状况的价值判断中，老解放区的文艺实践成为最高标准的文艺经验，而老解放区作家群体也在作家队伍中享有最高地位，成为新中国作家群体的中坚力量。解放区文艺的权威地位之确立，显然并非以艺术水准取胜，而是由其自延安整风后即努力实践的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学图解与“为人民服务”的明确目标所决定。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大力地推进老解放区的文艺经验，原有的创作实绩是不够的，已经在实践中被检验过的意识正确的解放区作家怎样更好地为新中国的文艺建设添砖加瓦，怎样在新的环境下培养解放区作家式的新作家，是摆在文艺界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从马烽的自述中也可以看出，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解放区作家，不管是在处于全国文艺界较高位置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新的创作中，都有进一步学习深造的需要。建立一所培养青年作家的学校，也就成为从青年作家到文艺界领导人再到两位国家最高领导人一致的要求。
要办作家学校，苏联的经验成为宝贵的资源。筹备第一届文代会期间，《文艺报》主办了几次名为“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其它”的座谈会，1949年6月2日的《文艺报》刊出的座谈会记录中，茅盾谈到：“苏联作家协会有文艺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较好成绩，研究院如认为应该帮助他深造，可征求他的同意，请到研究院去学习，在理论和创作方法方面得到深造。”郑振铎也谈到：“发现一个青年作家有写作的天才，就介绍到文学研究所去，训练他怎样写作。使他在各方面有所深造，如西蒙诺夫，就是那里毕业的。”⑥第一期学员徐光耀回忆陈淼告诉他的创办原由中提及“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少奇同志去苏联时，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⑦徐刚也回忆陈淼提及有苏联作家访华，“打听到我们没有像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式的学校，表示了遗憾，也起了促进作用。”⑧但并无其他资料表明文学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严格按照“高尔基文学院的规格和类别”创建的，以高尔基文学院为代表的苏联作家学校只是中国文学研究所的理想的参照物，只是建立新的作家培养制度的经验之一。最初，因为有高尔基文学院为榜样，国内又有美术、戏剧、音乐学院，因此计划建立类似的较正规的国立文学研究院，但经审批后改为规模较小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排除文艺界内部权力制衡的考虑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变更主要出于快速高效培养文学工作者的实际考量，而对共产党的文艺领导者来说，这也是更加熟悉且容易操控的办学模式。
在文协给文化部的《关于创办文学研究院的建议书》中，阐述了创建一所新的文学院校的必要性：建议书认为“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单枪匹马，自己摸路走”是“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学习方法，必须改变；而一般大学中的文学系，“也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及错误，从来很少培养出多少真正文学人才”。过去的散兵游勇与正规部队都已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即使经由改造，“也不一定能适合培养各种不同条件的文学工作者，不一定适合培养作家。”当时的文学界将解放区的文学经验奉为唯一正统的新文学传统，建议书中也标举了解放区的教学实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及联大文学系用马列主义观点培养文学干部”，且这种培养方式被证明是“有成就的”⑨。姑且不论战时的鲁艺经验能否解决全国性的新问题，至少对绝大部分来自老解放区的文学研究所的主事者与学员来说，解放区经验是最实际可行与熟悉可靠的。第二期学员和谷岩就回忆：“我对丁玲的学习方针是满意的。我们急需要读书，要实践，在文学研究所比较合适。我对那时文研所的风气也比较满意。它继承和保持了革命老区的同志关系。这是一个高级学府，但不像一般的学院，它让人的心情非常舒畅。”⑩在《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文章中，也特别提到学院房间“朴素的气氛，依然保持着过去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传统”(11)。
比较了解文学研究所教学工作的教务处干事朱靖华回忆：“文研所开办伊始，就没有全盘的正规的教学计划，也没有教材，只是灵感式的讲座；……后来的讲习所就更像个培训班了。”他还描述作家协会领导仅凭灵感就对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主观地说上几句”，而这些话就被当作办学的方针。(12)可见其时的教学工作很不正规。尽管胡可在《中国作家代表团1951年访苏始末》中记录了1951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曾对高尔基文学院进行参观学习，并提到文学研究所副秘书长康濯“对该院的经验尤为关注”(13)。但1952年，中央宣传部鉴于文学研究所师资不足，建议将它停办一段时间(14)，可见此时文学研究所实际的教学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总之，文学研究所的创建是建国初建立新的文学体制的一部分，苏联经验是可资利用的资源，但在实际操作中，主办者更熟悉的延安经验在办学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苏联式的较正规的办学方法并没有受到重视。
1954年2月，文学研究所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吴伯箫任所长，由于他兼任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社长，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副所长公木。1955年9月，吴伯箫辞去所长职务，公木任所长。徐刚回忆，公木认为“文学讲习所只有发展为文学院才有前途”，且不能由作协领导，而应由文化部教育司纳入“发展为正规学院的轨道”，吴伯箫和公木希望将文讲所作为正规的“文学教育事业”来办，经交涉后教育司同意了这一意见，并给了一个到苏联高尔基学院留学的名额，但因故未能实行，此后“公木叫教务处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参考高尔基文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其他材料，制定了第三期教学计划和发出招生通知”。王景山也说所领导曾考虑派他与古鉴兹去高尔基文学院学习考察，并推测如果文学讲习所能按公木等人的构想办下去，“它的前景也许就是苏联高尔基文学院，或是办成戏剧学院、音乐学院那样正规的文艺院校。”(15)公木“正规化”办学的理念实是有迹可循的，调任文学讲习所之前，他在东北师范大学任副教务长。东北师大原名东北大学，创建于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学校。1950年学校改名后，公木认为应配合向正规大学的过渡，对教学进行“正规化”的改变，并强调学术研究。但他的尝试遭到党内老干部的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对他的处分决定中，指出他在学校建设方面“经常引证北京师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如何如何，至若如何吸取过去老解放区教育的经验，如何向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学习，则从来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考虑过”(16)。显然，公木早已认为解放区时期的教育模式应向“正规化”转变，但新解放区或曰国统区的大学体制已被判定不足为鉴，那么他只能转向苏联寻找借鉴对象，高尔基文学院也就成为了文学讲习所的最佳学习对象。遗憾的是，公木的努力被外部的政治干预打断，文学讲习所不仅没能向“正规化”迈进，反而被进一步压制，改为文学讲习班，最终于1957年11月停办。
但是即使没有政治风波的侵扰，公木的办正规院校的理想可能也很难实现。办学伊始，文学研究所就经常邀请许多知名教授与学者来为学员讲课，但在学员的回忆中，对大学教授一般都印象淡薄，偶有提及也评价不高。教务处干事朱靖华回忆学员们不喜欢俞平伯讲《红楼梦》，因为他是“考据性的”。此外，“杨晦也不受欢迎，因为他讲的是延安文艺运动，他没到过解放区，不熟悉嘛。”(17)第一期学员葛文在访谈中表示，尽管有名家讲课，“可是咱们这些人的文艺观点、文艺思想都是非常明确的。那些讲课的人讲完，我们一讨论，认为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杨晦给我们讲‘延安文艺整风’，大家提了好多意见：他根本不懂，怎么让他来讲。我们有很多人经历过延安整风。”(18)俞平伯“考据性的”《红楼梦》研究因其与胡适揭橥的学术研究范式之渊源，很快成为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亦宣告了民国时代建立起的专家性质的文学与文学史研究在共和国的终结，而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受到的冷遇，已经昭示了承继解放区传统的新作家们对民国学术传统的价值判断；杨晦遭遇到的则是更严厉的质疑，学员认为，他没有经历过延安文艺整风，根本没有讲课的权威与正当性，这既说明学员们对文学史讲课方法的误解，又体现出学员们因自己“经历过延安整风”而拥有的优越感。“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并不能为杨晦赢得尊敬与权威，来自延安及其它老解放区以及军队的文艺干部们，早已成为共和国文艺体制的中坚力量，对他们来说，民国时代学院式的学术规范是可疑与不受欢迎的，而诸如解放区文学史的话语权也掌握在他们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手中。
不仅如此，正规院校的毕业生在进入共和国的文艺体制之前，也需要先到文学研究所进行一番淘洗。1952年8月底，第一期研究生班二班开学，二班的宗旨是培养文学编辑、教学工作者与理论研究者。学员以北大、辅仁、燕京、复旦等六校的优秀毕业生为主，但也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参加工作的左介贻、刘真、马拉沁夫、张凤珠”等人，因为“掺合起来可以互补长短”。二班学员白榕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他与北大另一名女生原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来文学研究所学习后仍旧去了编辑部工作。他们在文学研究所先经过半个月的整风学习，1953年初，正规学习不到半年，学员们就分别去青岛等地下乡下厂(19)。徐刚回忆：丁玲交给二班老师的任务是“主要是改造思想，要用一半的学习时间和工农在一起生活”(20)。建国初进行全国范围院系调整，对民国时期的各种公立、私立以及外国教会学校拆分重组，原有的文学院这种美国学院体制也被中文系取代(21)。即便如此，白榕这类1949年以后入学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仍需“改造思想”，才能正式进入工作岗位。徐刚回忆，文学研究所写了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后，丁玲高兴地表示：“有些教授不敢到我们这里讲课，认为我们是文艺党校。”(22)葛文也回忆丁玲好像说过文学研究所就是文艺党校(23)。上述学员们对教授讲课的漠然甚至抵触情绪，既预示着正规化教学在学生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也体现出从丁玲到一般学员对文艺党校的认同。自延安文艺整风始，对作家及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监督成为中共始终坚持的文艺工作方针，而对较纯粹的学术研究的强调，往往被认为是与思想工作相冲突的。在东北师范大学对公木的处分决定中，就批评他没有处理好文化业务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严厉批评他的思想“乖离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乖离党的文教政策，是一种严重的反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并明确指出这是“从短期训练过渡到正规教育阶段中党内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倾向”(24)。尽管这次公木选择学习高尔基文学院这一“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但是要将“文艺党校”改造为正规院校，恐怕颇有难度。
文学研究所的创建与发展确实有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及其他苏联经验有所关联，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老解放区的传统实际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民国时期的学院传统需坚决斩除，因此一旦老解放区的经验不敷应用，只能求助于苏联模式，故而有“正规化”要求的公木将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奉为指归。他的尝试因政治事件而夭折，苏联经验在承继延安经验的“文艺党校”的最终命运也成了一个谜。但文学研究所几经波折的办学之路至少表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中，并非只有原国统区的经验与资源遭到了贬抑性的排斥，长久以来被共产党人熟练征引的苏联经验也受到了解放区文学的挤压。而解放区文学经验自身的有限与贫瘠，并不能充分适用于新中国的文学建设，其不敷应用及其他妨害，亦在文学研究所这一具体而微的例证中展露无遗。
①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②白榕：《京城往事(五)》，《江淮文史》2004年第6期。
③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④马烽：《文研所开办之前》，高深主编《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编辑出版2000年版，第5页。
⑤徐刚：《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
⑥《文艺报》第5期，1949年6月2日。转引自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⑦邢小群：《我眼中的丁玲与陈企霞——徐光耀访谈》，《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0期。
⑧徐刚：《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
⑨《关于创办文学研究院的建议书》，转引自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⑩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11)白原：《记中央文学研究所》，原载1951年《人民日报》，转引自高深主编《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2000年版，第470页。
(12)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13)胡可：《中国作家代表团1951年访苏始末》，《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6期。
(14)参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5)王景山：《我所知道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和所长丁玲》，《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4期。
(16)参见高昌《公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朱靖华访谈，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18)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19)白榕：《京城往事(五)》，《江淮文史》2004年第6期。
(20)徐刚：《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
(21)参见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2)徐刚：《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
(23)葛文访谈，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24)高昌：《公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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