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任教及被聘为教授时间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大论文,教授论文,从文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7月，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虽然中国军民奋起抗战，但北平城最终还是于7月29日沦陷。8月12日，在接到教育部的秘密通知后，沈从文与滞留在北平的一批教授化妆成商人，坐上首次恢复通车的北平开往天津的列车，开始了他抗战时南行的旅程。
1938年暮春，在经过大半年的颠沛流离后，沈从文到达了春城昆明。在昆明，他先是和杨振声等一起编教科书，随后进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至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才返回北平。在云南的滇池之滨，沈从文度过了八年“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1]的抗战生活。
在云南的8年，沈从文无论创作上还是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期间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南联大教书，因此了解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经历，对于理解他这一时期创作和思想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出版的几本影响较大的沈从文传记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却大都含混不清并有不少的错误，因此本文将利用保存下来的西南联大原始文件以及相关的一些文献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一考证。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关于这一时间，现在出版的沈从文传记中大都定在1938年底。吴立昌在所著《“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中，谈到沈从文住在青云街编写教科书时即被聘为“联大中文系教授”，并明确地提出沈从文到中文系上课的时间是1938年11月8日联大正式开学后[2]。而凌宇所著的《沈从文传》中虽没有明确说明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但是根据他在书中提到的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前后的几件事情看，他也是把沈从文到联大任教的时间定为1938年师范学院成立时，并且提到当时沈从文一面在联大任教一面继续编写教科书。凌宇书中关于沈从文进入联大任教的前后经历是这样叙述的：沈从文1937年逃离北平后，张兆和携带两个孩子于1938年初到达昆明。一家人团聚后不久，沈从文携家眷搬到北门街蔡锷旧居，与杨振声一家同住，“这时，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北京大学任教授”。当时除教学和写作外，沈从文继续和杨振声等人一起编写教科书。不久，昆明开始受到日本人飞机空袭，为了躲避日机频繁的轰炸，沈从文一家后来搬到了呈贡县的龙街[3]。可以看出凌宇是把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时间定在联大决定成立师范学院时，即1938年的8月。当然从其中提到的相关史事发生的时间来看，凌宇的叙述在时间上是相当混乱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昆明发布第一次空袭警报是1938年的9月13日，联大根据教育部通知决定成立师范学院虽在这年的8月，但正式上课是在12月12日。而根据《沈从文全集》中所收录的沈从文1938年11月5日写给大哥沈云麓的信[4]，以及施蛰存的回忆文章[5]，张兆和到达昆明的时间是11月4日。另据《沈从文全集》收录的沈从文给沈荃的复信，沈从文一家人为躲避日机轰炸搬到呈贡是1939年的5月[4]。王保生所著的《沈从文评传》中则认为，1938年11月4日张兆和到达昆明前，沈从文“已被聘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各体文习作等课程。除了上课时间外，他还要到青云街六号那座小楼上去编写中小学语文教科书。”[6]
但是以上传记中所说的时间其实是不正确的，查看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在1939年6月27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第111次会议通过的议决中，其第六项清楚地写着：“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贰佰捌拾元，自下学年起聘。〈通知〉”[7]。常务委员会作为西南联大的最高行政机关，其决议当是最权威的，也就是说沈从文不可能在这一时间之前受聘到西南联大任教。因此根据这份文件，沈从文应该是1939年下半学年(8月)才进入西南联大任教的。1998年出版的糜华菱所著的《沈从文生平年表》，以及2003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附卷》中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即根据这份决议，认定沈从文被聘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的时间为1939年的6月27日。关于这一时间，在保存下来的一些西南联大记录教员任职情况的文件中，我们看到其中的记录也是与常委会决议一致的。如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里，有一栏“到校年月”用来注明教职员到校任教的时间，沈从文名字后写的是“廿八年八月”；在1946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中，沈从文名字后“到校年月”一栏写的也是“二八、八”。[8]
根据以上保存下来的联大文件，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时间的问题似乎可以确定了，不过同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书中我们却看到，其中收录的一份1938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教职员录》里[8]，沈从文的名字已列在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员名单中，这时间和常委会的决议是相冲突的。考虑到凌宇所著的《沈从文传》是沈从文生前亲自看过的，这就让人怀疑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即沈从文是先于1938年师范学院成立时临时到联大任教，而到1939年6月才得到补聘。我们先看一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成立的经过：1938年7月，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在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各增设师范学院一所[9]。接到通知后，8月4日，西南联大常委会决议自下学期起增设师范学院。8月16日，聘黄钰生为师范学院院长，负责筹办师范学院。10月28日，联大租借原昆华中学旧址南、北两院为校舍，师范学院即设于昆中北院，并以南院为女生宿舍。11月24日，西南联大1938年～1939年度第一学期开始注册、选课。12月12日，文、理、法商、师范四院学生开始上课(工学院学生则早在12月1日已开始上课)。如此算来，师范学院从决定成立到开学才短短4个月，可见是非常仓促的，因此一些新聘的教师因时间原因来不及发聘书，先到校上课随后再补聘也是有可能的。然而查看1938年～1939学年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0]，表里所开列的课程和任教教师名单中并没有沈从文，这又说明以上的推测恐怕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即或是临时的聘任，在开课的记录中也应有相关的记载。而且因为在同一表中我们还看到一些与沈从文一样，也是1939年才由联大常委会决议聘任的人也列在其中，比如外国文学系的林文铮，还有生物学系的祝宗岭、黄浙二人，均是1939年7月18日新聘任的，但表中也已列出他们名字。再如教育系因系主席邱椿请假，由陈雪屏代理系主席一职，是常委会在1939年3月18日第104次会议上通过的[8]，而表中已标明陈为代理系主席。这就让人怀疑这份标明为1938年的教职员名单是不是把民国二十八学年误认为1938年。
看来对于这一问题单靠联大文献是难以解决了，那么看看当时兼任国文学系主任的朱自清日记，里面是不是有些线索呢？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即和沈从文相熟，原来在北平即已和沈从文、杨振声等一起编教科书，到昆明后又继续一起工作，果然在他的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了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的经过。从朱自清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最早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任教的是杨振声。在1939年6月6日的日记中，朱自清提到：“参加师范学院的教师节聚餐会及游艺会，……今甫提议聘请沈从文为师院教师，甚困难。”从当时情况看，沈从文打算到联大任教的原因，大约是因为他们编出来的书没能印行，编书无以为继。金介甫所著传记中即提到沈从文等当时编成的“课本大都没有被国民党政府印行，因为课本内容没有充分迎合国民党的政治口味。”[11]朱自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也提到当时教育委员会函催他们完成教科书编写工作。可见至迟到1939年的5月，上边已有让他们结束工作、由梁实秋另行编写新的教科书的计划。沈从文到昆明后早期的生活虽也依靠稿酬，但编写教科书的薪金无疑是最稳定的收入，如今失去这一收入，仅靠战时不很稳定和不够及时的稿酬，一家人生活将很难保障，沈从文不得不考虑今后生活的安排。因此大约是此时，作为朋友和编写教科书负责人的杨振声(时任联大常委会秘书主任)有了让他到联大教书的提议，并亲自向当时兼任国文学系主任的朱自清提出。从日记看，朱自清虽感“甚困难”，但还是积极促成此事，因此6月12日一早，他即去找罗常培商量此事。据这天日记的记载，朱自清当时是打算聘沈从文为“助教”，与罗常培商谈结果是“甚满意”。不过此后大概是觉得“助教”职位过低，根据朱自清6月16日的日记记载，又改为打算聘沈从文为讲师，并且这天跟沈从文商谈结果是：“从文同意任联大师院讲师之职务”。但我们看到，后来联大常委会6月27日通过的决议是聘请沈从文为师范学院的副教授。从朱自清日记所记商议聘请沈从文的时间来看，和常委会通过决议的时间正好相合，这也就证明了沈从文确是1939年6月27日才被聘到联大任教的，其他关于他在此前到联大任教的推测和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关于这一时间，从沈从文这时和家人的通信中也可得到印证。在沈从文1938年底到1939年初写给大哥沈云麓及三弟沈荃的信中，他曾多次谈到自己在昆明的生活，但只提及编写教科书的情况，而无只字提到自己在联大教书。在这期间给家人的信中，他明确提到自己在联大任教的是1939年10月14日写给大哥的信，信中他告知大哥自己“已到联大上课，每星期三点钟”。[1]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沈从文到联大教书一事比较可信的经过是：1939年初，因沈从文等到昆明后所编的教科书不符合国民党当局政治口味，大多数未能出版，而且这时杨振声也从上边得到让他们结束工作、并由梁实秋另行编写新的教科书的决定，编书的事很快就要结束。考虑到战时靠写作为生的困难，为了此后一家的生活，最相宜的办法即是到联大去任教，这样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因此沈从文决定重操教书旧业。这样就由杨振声找到时任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并兼师范学院国文学系主任的朱自清商议，打算聘请他到联大任教。后经朱自清向联大常委会提议，联大常委会于6月27日的会议上通过决议，正式聘请沈从文自下学年(8月)起担任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1939年10月2日，联大1939年～1940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上课时，沈从文正式到联大上课。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沈从文是被聘任到联大师范学院的国文学系任副教授，而不是文学院的中文系。查西南联大相关的文件，沈从文任职单位一直是在国文学系，而从未出现在中文系的任职名单中。造成人们误以为他当时是被聘到中文系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当时国文学系学生较少，且国文学系的许多专业课中文系都有开设，为节省计，当时两系学生经常是一同上课；二是当时虽分开聘任，但事实上两系教师经常相互开课，比如沈从文即在中文系开设有：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中国小说史”)、现代中国文学等课程。因为这两个原因，在一些当时就读于联大中文系的人的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沈从文给他们上课，这就造成了人们的误解。还有第三个原因则是：抗战胜利后三校复员时，沈从文被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续聘为教授。以上这些情况，很容易使人们对沈从文当时聘任的情况产生误解，有关他当时被北大聘为教授，或他被聘为联大中文系教授的说法即是由此而生。
以上我们确定了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那么第二个问题即是：沈从文是何时被聘为教授的呢？因为凌宇等人所著的沈从文传记中在这一点上也是相互矛盾的。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书所附的大事记记载，1943年7月22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268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改聘沈从文为教授[9]。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在该次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会议决议事项的第四项即是：“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授，月薪叁佰六十元。”[7]此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保存的“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收录了一份该委员会第三十二、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中记录了委员会通过的各系改聘和新聘任的教员名单，其中也有决议改聘沈从文为教授、月薪360元的记录。在保存下来的西南联大教员名册资料上，沈从文也是自民国三十二年度的教员名册起[8]，所聘任等级开始为教授。而且在民国三十二年度的这份教职员名册中，有一栏是注明各人所聘职务“曾否送审合格”的，我们看到在沈从文名字后写的是“已送审”。根据同一表中有些人后面写的是“已送审合格”的情况看，沈从文应当是该年度刚送审。不过沈从文并不是从这年7月份开始任教授一职，因为在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中“到职年月”一栏上，沈从文名字后的记录是：“三二、八”，据此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授的时间应该是从1943年的8月算起。
根据以上联大的文件，笔者认为吴立昌书中关于沈从文1938年进入联大时即“被聘为联大中文系教授”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不仅因为沈从文当时聘的是副教授一职，并且如我们在上文中说明的，他当时是被聘到联大师范学院的国文学系任教，而非文学院的中文系。那么凌宇书中所说的沈从文“第二年转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是不是存在呢？因为联大文件反映的只是沈从文在联大任职的情况。对此，我们先看看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校合并组建西南联大后，当时有关教师聘任的一些情况。1937年的9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合并组建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已迁到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合并后，有联合的部分，也有不联合的部分。本科学生和在本科担任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大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而各校为照顾一些特殊事务与利益，在昆明各自设立的办事处，则与联大无干。因此当时联大担任课程的教师及行政人员，往往有两重身份，一重是联大的人，接受联大的聘书和委任；另一重若是原来三校的人，则同时还接受原来学校的聘书和委任。但如果原来三校的人不在联大任职，就只有一重身份。而联大在昆明新聘的人，如果是为教学的需要，那就只有联大的聘书，但是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认为这个人很好，也可以给他另加一份聘书，表示将来三校分家的时候，可以继续聘请他一起回北京或天津。从这样的情况来说，沈从文当时确实有可能被北大聘为教授。但也正因为如此原因，如果像凌宇所说的沈从文第二年即被北大聘为教授，按他同时又在联大任教的情况，那么当年联大聘他的职务应该也是教授，因为如果北大已聘他为教授，于情于理，联大也不可能聘他为副教授。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如上文所列的联大文件证明的那样，沈从文在1943年以前的联大聘任记录中的等级都是副教授。更重要的是，如果真像凌宇说的沈从文1939年即被聘为北大教授，此后又无相关他解聘的情况，那么他应该一直在北大任职，但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一书收录的记载1939年和1942年北京大学参加西南联大服务的两份教职员名册中均无沈从文名字[8]。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凌宇说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
其实当时对于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来说，无论是进入西南联大任教还是后来改聘为教授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西南联大因历史的渊源，固然继承了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成为当时社会公认的“民主堡垒”，但联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因此也深受清华严谨作风的影响，一直秉承清华按程序来办事的原则。从相关历史资料看，联大关于教职员聘任和晋升一直有一套相当完备的规定。1937年9月，三校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之时，在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所作的《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即对于学校师资的遴聘作了以下规定：本校“师资之遴聘系就学系之多少及课程之需要，以定数量。凡预计必需聘请之教授，皆于事先通知或设法延其来校”。[12]此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教员聘约、薪俸、到职的规定》第一条中又规定：“凡临时大学教职员皆由本会(指筹委会)分送聘书或约函”。[8]也就是说，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各院系教员的聘请，是先由各院系根据需要各自约请拟聘的人员，并提出报批名单，在由作为学校最高行政机构的筹备委员会决议通过后，再由筹委会具名正式分送聘书或约函。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其院系设置和行政组织系统基本延续了长沙临时大学的原状，相关的规定也继续沿用。至1941年，为了更好处理全校有关教师聘任、晋升等事情，经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10月1日第192次会议讨论，又决定设置专门管理教员聘任事宜的聘任委员会，负责对学校拟聘任的教员进行资格审查[7]。11月5日，常务会第196会议决定聘请冯友兰等七人为聘任委员会委员。11月10日，正式下发了关于成立聘任委员会的通知，规定：“嗣后本校各学院拟延聘教师，先请开送姓名、履历、著作单及拟请担任之职务、课程暨薪额等，以便提交该会审查”[8]，至此聘任委员会开始正式运转。12月10日，由聘任委员会拟定的《本校教师资格标准》经常委会通过，开始执行[8]。正因为有这样一套严谨的程序作保证，联大教师聘任和升迁是很公平和公开的，因而也是严格的。查看西南联大常委会的会议记录，其中不乏拟聘事项被否决的记录。如在1941年10月1日的会议记录中，即有余冠英、张清常二人拟聘为副教授的提议最后被决议为“应缓议”。在联大的历史上，著名教授刘文典因违反联大校规而去职，更是有名的事件。
因此在朱自清日记中我们看到，当杨振声向他提议聘请沈从文到师范学院任教后，他的反应是“甚困难”。曾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一职，此时同时担任联大中文系和国文学系主任两职的朱自清很清楚，不仅是沈从文的学历问题将让他的聘任受到阻力，而且尽管此时沈从文已是全国著名的作家，但他在学术研究上并无重要的成绩，这也将是他的聘任受到别人挑剔的地方。当时要在像北大、清华等顶尖的高等院校任教，如果缺乏相应的学历，那么在学术上一般都要有学界所公认的贡献，譬如华罗庚之受聘于清华。因此最初朱自清找罗常培商议时，即只考虑聘沈从文为助教，后来与沈从文商定的，也只是聘他为讲师。至于后来常委会决议聘沈从文为副教授，原因、具体细节无从得知，但参考联大后来(1941年12月10日)公布的《本校教师资格标准》看，除了因为沈从文当时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外，恐怕主要也是考虑到他在吴淞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以及青岛大学的任职资历。因为按其中副教授任职资格第三条的规定：“曾任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副教授或讲师、或在研究机关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共四年，有特殊成绩者”即可聘为副教授。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相比当时文学院中文系所具有的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王力等名教授来说，师范学院的国文系因为刚成立，除系主任由朱自清兼任外，两位教授也是由中文系的杨振声和浦江清兼任，其他则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在那儿任教的学术压力也相对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刚进联大任教时，沈从文尽管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作家，并有杨振声、朱自清等著名教授推荐，但最终也只被聘为师范学院的副教授的原因。
即便如此，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后，在学术上还是受到很大的压力的。当时的大学课程的设置是比较偏重于一般所谓国学的学习的，衡量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往往也偏重于国学方面的研究成绩。当时一些新文学家到大学任教后，为了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都纷纷转向古典文学的研究，如朱自清和闻一多。沈从文到联大任教前虽然也在新文学研究上取得一定成绩，比如他1930年前后发表的《论闻一多的〈死水〉》、《论冯文炳》等一批研究文章，其中对新文学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所作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是精辟之论。这些文章后来被认为是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地位。但在当时主流学术界里，新文学研究是不被人看重的，在当时的主流学术出版物中，新文学研究也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因此在当时一些人的眼中，沈从文尽管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但也就是一个会写点东西的作家而已，学问上是不足道的。当时流传颇广的刘文典与沈从文跑警报的故事，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在写于1940年的《白话文问题》一文中，沈从文自己也曾对这种轻视新文学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认为：“大学校的国文系，照习惯课程安排多偏向于古典研究(如老庄文选研究)，以及为研究古典而有的准备(如音韵训诂)，不仅涉及近二十年来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的语体文问题，从无人注意到，即与语体文有关，在古典文学中相当重要的戏曲史小说史，也同样不见于课程表上。……这问题我特别提出来，盼望高等教育主持者想一想看。”[13]
应该说当时支撑沈从文在联大任教的自信的，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毕竟他初到联大任教时，主要是担任“各体文习作”课的教学。但在周围的压力下，沈从文在创作上也有了些不同以前的变化。如有研究者注意到，进入西南联大后，沈从文的写作在行文方式上有了学者式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色彩，收在《沈从文全集》第14卷《见微斋杂文》集的写于1943年和1944年的《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宋人演剧的讽刺性》等文章中就很能见出这种变化。
从某种角度上说，沈从文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起逐渐走上文物研究的道路，也是他在大学任教所受到的学术压力的结果。因为支撑沈从文在大学任教信心的既然是他的文学创作，而40年代正如许多研究者注意到的沈从文的创作是逐渐减少的，由于各种原因他当时事实上处于创作的低潮时期。因此在他创作陷入困境时，他不能不在学术上寻求新的成绩，以建立起在大学任教的自信。从他写于1949年3月6日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14]，以及他1950年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前写的总结中交代的情况看，当时因为一向对文物的兴趣，他把学术研究的突破点选在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物上，试图“把历来美术史用字画作中心的观念，加以修正，转移到从工艺美术作重心方面来”[14]，通过新的文物研究方法的运用，建立起新的文化史观。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沈从文认为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将使他的文学创作和写作教学失去意义，他逐渐转向文物研究跟他失去在文学创作上的信心是同步的。当“环境实在已日益为难。教书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我还在课堂上告同学一个小说作品，生产过程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同学中却只能用朗诵诗参加晚会了”时，把“剩余生命，用到工艺美术探讨，或者还可以为国家保留一点文物，也为后来人节省一点精力”[14]自然就成了沈从文的选择。
当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沈从文后来放下手中的笔而转向了文物研究，其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限于篇幅和本文的主题，这里就不作展开。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另一文章中作具体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