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越共总书记阮文灵的改革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越共论文,总书记论文,思想论文,阮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4月27日，前越共总书记、 党中央顾问阮文灵在胡志明市逝世。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29日在追悼阮文灵大会上致悼词。他回顾了阮文灵近70年的革命生涯。他强调指出，阮文灵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事业的伟大胜利有着巨大的功劳。在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和党中央顾问期间，阮文灵对越南革新路线和政策的设计作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他提出并坚持实行“有原则的革新”，即“革新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既定方向，坚持并加强党的领导，尊重并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黎可漂称颂，阮文灵是“越南党、人民和军队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
力挽狂澜扭转南方斗争局势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成功，阮文灵被人民政府接回到南部西区活动，尔后到西贡一堤岸，先后以市委书记、西贡一堤岸特区书记的职务领导抗法战争。1947年参加南部党委会，1949 年后任南部党委常委。 从1957年到1960年他任南部党委代书记。1960年他在越劳三大（越共前身）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中央任命为南方局书记。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任南方局副书记和党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副代表。
在阮文灵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有一多半时间在南方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中同南方身肉相连。从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直到1959年越党十五中全会以前，那是越南南方两次抗战中最艰难、最壮烈的时期。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阮文灵主动指导南部党委举行会议，研究形势，通过争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派干部到北方的党中央汇报，建议使用革命力量反对反革命暴力。越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1959年初党中央第15项决议授权南方革命允许从政治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结合武装自卫和武装宣传。从此，革命运动势如破竹，到处揭杆而起，在南方抗美救国战争中造成历史性转折，改变了形势，改变了敌友之间的对比力量。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作为南部区党委代书记的阮文灵同志作出的贡献确实是巨大的。
驾驶革命船乘风破浪前进
越南南方解放后，阮文灵1976年在越共“四大”当选为越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越南南北方统一后，由于越共在经济领域实行集中、官僚包给机制，以及在南方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错误，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的国内形势极其困难，群众缺粮、资金靠外援、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秩序非常复杂。面对当时的形势，许多地方、单位努力扭转困难局面，已有了一些创造，并取得了一些值得学习、鼓励的初步成功经验。由阮文灵任书记的胡志明市委，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支持这些创建，深受群众的欢迎，但却被保守的领导人认为是“越轨”行为，因此在1982年召开的越共五大上阮文灵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85年6 月，越共五届中央全会肯定了阮文灵在南方搞的改革试验，恢复其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从胡志明市调到中央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并筹备六大的召开。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选举积极推动越南改革的阮文灵为党中央总书记。越共六大的圆满成功，标志着越南革命的历史转折点，开创了全面革新时期。阮文灵是在越南“价格、工资、货币的同步改革”遭到失败，越南经济陷入更加混乱、更加严重的危机的关键时刻走上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岗位的，肩负历史重任，把革新开放事业全面展开并取得胜利。他同中央领导集体披荆斩棘大力推进革新事业，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发展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安全，扩大对外关系和提高越南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此同时，他还驾驶革命航船穿越震撼世界的惊涛骇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国际共运造成的强大冲击波，打退了党内外、国内外一小撮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捍卫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事业。
纵论革新开放
阮文灵在越共六大前后就越南革新开放发表了大量评论，对越共制定改革开放路线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初步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今后革新开放取得更大胜利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重新界定现在越南所属革命阶段 阮文灵在1987年10月22日发行的《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越南当前属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期阶段”。他说：“根据列宁主义思想，我国的过渡时期一定要经过许多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它的特殊历史任务。当前在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使经济社会基本稳定，为今后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我党六大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特点，并且指出越南在过渡时期的困难、复杂和长期的性质。越南的最大特点，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小生产起步。六大指出，目前越南经济是多种成分的经济。这些特点具有决定性地支配着越南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内容和形式。”
关于经济革新
阮文灵1987年7月23日在接受安莎社记者采访时说，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而进行改革是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办法， 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符合我们全体人民的心愿”。 路透社于1986年11月19日报道，阮文灵在河内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指出，现在改革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他认为经济改革有三个要点：一是重新安排生产顺序，大规模调整投资结构；二是正确使用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经济成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除社会主义成分外，其他成分只要是合法经营就应允许享受其合法收入；三是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性是新体制的第一特性，同时要正确运用商品——货币的关系，即实行经济核算制，这是新体制的第二特征。他要求一切部门工作都必须体现当前经济改革的精神。他在越共七大作的总报告就关于经济政策的大方向指出：“在我国沿着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过程，调动一切潜力，动员每一个越南人，为他们创造条件发扬自力自强的精神，勤俭建设和保卫祖国，努力使个人和国家富足起来。发展经济的事业把人置于中心位置，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允和进步统一起来。”
关于政治改革 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作的总报告中指出，越共“懂得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问题是必须找到改革的内容、形式和适当的步骤。在第一阶段，常把经济改革作为重点，发展一切潜在能量解放生产力、创造大量的商品，满足人民生活的迫切要求。”“与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逐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是极其复杂的领域。必要的前提尚未准备就绪，就匆忙地加速政治改革或改革得不对头，将导致推动政治上不稳定的局面，将使改革工作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这是从我国实际和在一些兄弟国家进行改组和改革中得出的重大教训。”
“改革和健全我国政治体制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既是我国社会改革事业的目标，又是其动力。”“有的意见认为，只有反对党存在的多元化政治机制才有民主。实际上民主与否并不取决于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在以前西贡的伪政权制度下，存在着数十个政治党派，但没有人认为在那里有多少民主。”“在当今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客观上没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党对立的政治体制。”
关于越共本身的改革 阮文灵在1990年元月26日发表的文章中说：“为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强而有力，我们必须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革新党的领导。”“这是确保我们革新成功的一个决定因素”。他在越共七大作的总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和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解决好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政府由人民授予权力并向人民负责，管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执政党必须保证发挥国家政权的主动、创造作用。政权机关的效力和威力正是党的领导效果的体现。这里根本不存在提高党的领导地位与增强政权机关效力之间的对立，没有顾此失彼，只有党的领导地位增强和国家政权管理作用之间相互补充增强实力的统一。”
“党反对集中官僚、专断擅权，但彻底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够既反对集中官僚，又反对无政府状态和宗派主义，保证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只有这样党才有威力和战斗力。”
越南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基础和行动的指南”。“这次大会（指七大）文件的新内容是，在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党突出了胡志明思想。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胡志明思想正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的成果，而且实际上胡志明思想已成为党和整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于改革与社会主义 阮文灵1987年5月6日警告说，勿把越南改革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有人批评目前的经济计划工作是中央集权过多，过于僵硬，强制性过大，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但是，有些提出批评的人主张允许所有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主张允许各个企业自己给自己的产品规定价格，“这就变成另一个问题了”。“这些人抹掉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界线，而他们新划的界线甚至是主张搞资本主义。”阮文灵在越共七大总报告里指出：“轻视国营经济的倾向，希图私有化泛滥，认为要转向市场机制必须使所有制私人化是错误的。”
“对于我国来说，除此（社会主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带来真正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历史的选择。”“我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高度发扬民族不屈的英雄传统，持续几十年的战斗牺牲，基本完成民族——人民民主革命任务，继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目标，没有任何理由，现在又转到与这一既定目标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去。难道多少代越南人流血牺牲取得的无数革命成果就拱手交给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不会给大多数人民带来真正自由民主道路的势力手中？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倒退’到人民民主阶段，从头复制过去历史的轨迹。如果有些事尚未完成或没有做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继续彻底解决。正因为如此，除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人民绝不接受其他任何道路。”
关于反腐倡廉 阮文灵非常重视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进行反腐败的斗争。他在越共七大作的总报告中说：“完成紧迫的经济社会任务要同反腐败、反走私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此举的目的“旨在纯洁国家机器，使各种关系健康化”。阮文灵不但号召群众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而且亲自挥戈上阵。革新开放之初，阮文灵1987年5月25 日开始在党报《人民报》头版开辟一个题为《当务之急》的专栏，用固定笔名N.V.L 发表文章，专门揭露党内外腐败现象，要求有关方面迅速查清与处理，然后把情况公诸报端，以满足群众愿望。阮的短文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关于对外开放 阮文灵在七大作的总报告说：“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本着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宣布：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为和平、 独立和发展而奋斗。 ”1987年9月21 日美《时代》周刊刊登阮文灵对该刊谈越南对外贸易说：“我们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和没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扩大经贸合作关系。”阮文灵1988 年1月21日在胡志明市举行的亚太新闻工作者圆桌会议上谈越南外商投资法时说，越国会最近通过的外资法适用于向越投资的所有国家的组织和个人。该法保障各方互利之原则，保障经济效果和技术转让，保障投资者本利的安全。外商投资领域广泛。他说：“我们主张扩大并提高同所有国家经济合作的效果。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广泛的合作有利于所有的人。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欢迎西方各国同我们的经济合作。”
越共六大前后“革新”成败的原因
从越共六大到七大，越南全党全民在以阮文灵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4年半的不懈奋斗，积极落实六大决议， 改正前主要领导人犯的错误，在革新开放事业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初步成就。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农业，特别是粮食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的势头，部分减少了人民生活的困难。就在对外经济关系发生突然变化、国际援助大减、东欧国家剧变、前苏联贷款来源不再存在、从传统市场的进口锐减之时，在出口方面却取得了进步，进出口平衡有了可观的改善。这些经济进步有助于越南摆脱国际形势剧变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越南经济正从结构和管理体制方面发生了有意义的转折。已经初步形成了按社会主义定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并按国家管理市场机制运行。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已进行了重要调整，初步扩大同世界市场的关系。四年多来，越南在经济、社会民主化、对外贸易等领域的成就，为一定程度上恢复越南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越共的领导信心作出了贡献，减轻了越南危机的严重程度。从越共六大后，越南在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方向的观点和路线以及对外的许多大政方针都有了方向性的转变，整个社会的习惯和思维方法也正随之发生变化。
越共六大后，越南革新开放取得初步成功的原因是：
（一）批判前任主要领导人犯的错误为制定正确的革新路线、方针和政策创造了前提条件。越共六大本着正视事实，正确地评价事实，大胆承认并深入分析了过去的错误，找出了原因，总结了经济建设的教训。这为制定正确路线奠定了基础。
六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六大前在经济结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犯了许多错误”，这是指导思想“主观、急躁”，“没有坚决克服急躁和保守思想”的结果。在“经济结构安排中，特别是生产和投资结构安排中，只图快而没有考虑到实际条件和可能，没有密切结合工业和农业的合理结构，未能有效地利用扩大同国外经济关系的可能性”。“过分偏重重工业和一些大型工程，没有集中力量解决粮食、食品、发展消费品和出口产品的生产等问题，结果造成投资大、效益低”。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希望立即取消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迅速使私人资本主义转变成国营成分”。“关于改造的内容只强调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改变，而忽视了解决组织管理和分配制度的问题”。关于经济管理体制，“仅提出了新体制的主要方向，但其内容、形式、步骤、具体做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找到适当的措施”。因此，“上述错误是总的主张和政策方面的严重和长期的错误，是战略指导和组织实施方面的错误”。阮文灵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结构安排、投资比例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纠正了过去的错误。
（二）阮文灵提出更新思维观点，这是制定正确路线、政策的指导思想。英国《卫报》1987年2月13日报道，阮文灵说，1976年以来， 河内领导人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不尊重客观规律。这些错误导致了“劳动人民对党的信任程度下降”。长征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这些错误的主要思想倾向特别是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思想方法和行动简单、急躁、追随主观愿望、放任自流。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忽‘左’忽‘右’的错误。”“领导社会经济的错误和缺点起源于党的思想、组织和干部工作。这是一切原因中的主要原因。”阮文灵在六大开幕词中说：“本次大会应当成为党在思维、作风、组织干部和工作中改革的标志。”
（三）六大选举阮文灵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在贯彻改革开放路线上有了组织保证。长征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必须强调的是，正确地更换核心领导的工作进展缓慢，是近几年来使党的领导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六大选举了阮文灵为越共中央总书记。
（四）六大及其之后制定了一系列解放生产力的路线、政策和方针。越共六大总的政策精神是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坚决废除官僚集中的统包制，同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构造并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新经济体制；重新安排生产结构，大幅度调整投资结构；在发展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同时必须发挥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这些政策，调动了越南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发展。
（五）调整外交政策，由对苏联一边倒向多元化发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中越关系正常化，与东盟改善关系和加入东盟，与欧盟恢复关系，与美国改善关系直至建交。这一切为越南的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六大之前，为摆脱经济困境，前越共领导人曾进行了一些“革新”，有的取得了部分成效，有的彻底失败，其原因值得探讨。
1979年越共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已经谈到许多有关废除中央官僚集中包给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主张。在取得实践的基础上，越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后来通过了306号决议，进一步把上述主张具体化。 在国民经济中出现了新的管理机制因素，还出现了一些好的典型。但是总的来看，各经济单位，特别是国营经济基层单位还没有能够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核算经营；大批企业生产效益差，长期亏损，有的赢利是假，亏损是真。当时的现实是官僚包给制尚未废除，而核算经营体制还未形成。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观原因是：
越共五大虽然提及要取消官僚包给的行政管理体制，但整个经济思想仍囿于保守的传统理论范畴，官僚主义的集中包给制仍主宰经济管理体制。越共党内还有一些领导者提出，经济放宽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的暂时退却，一旦条件允许，就必须回复到原来的经济制度上去”。他们只把新经济政策当作是权宜之计，只是摆脱眼前困境的应急措施。因此，这时期的经济政策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与不彻底性。
1985年6月越共召开五届八中全会，讨论了价格、工资、 货币问题，并决定改变过去分步骤调整的方针，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在半年内把贯彻中央物价、工资、货币改革决议作为“突出的中心工作”，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在全国同步一举解决流通、分配领域中的老大难问题。因此，此次价格、工资、货币改革称为“同步改革”。
关于价格改革 越南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开始价格和工资调整，开放了自由市场，由此出现了多种价格并存的局面。这次改革的具体做法是：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把国家牌价、指导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过渡到单一价格。但实际上没有进行价格体系意义上的根本改革，而主要是配合工资改革，全面地调整并大幅度提高各种商品价格。
关于工资改革 旧的工资制是少量货币加实物供应，是沿袭战时配给的低工资制。约80%的工资是以粮食补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形式付给的。职工、干部每月凭票购买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其价格十分低廉，国家为此必须拿出大量财政补贴。市场价格越高，政府的补贴数量越大，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大负担。1981～1984年越政府曾部分进行调整。1985年的工资改革的具体做法是：废除票证，取消实物供应，将实物配给折成货币工资发放。但由于“统包统给”制度的长期存在，生产发展缓慢，供求矛盾日益激化，消耗了外国投资的很大部分，致使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严重。因此，当时工资改革缺乏物质条件。
关于货币改革 货币改革的实施办法是停止使用和回收旧币，发行新币。1985年9月14日，越政府通过广播宣布将现行货币10 个旧越南盾换1个新越南盾，同时实行货币贬值，汇率为1美元兑换15个新越盾（即150个旧越盾）。政府规定，每个居民应在12小时内点清所有旧币， 向国家申请，过时不报者作废。每人可以兑换1.5万个旧越盾， 每户可兑换2万个旧越盾，多于此数的钱交银行保管。 由于将改革的计划事先泄露出来，改革前一周谣言四起，社会上形成了疯狂的抢购风、兑换美元风。
货币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失败。货币改革使“同步改革”乱了套，使整个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据报道，从宣布货币改革的1985年9月到1986年9月期间，通货膨胀率高达700%。 恶性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越政府被迫宣布恢复多种价格制度，并重新实行实物配给制，恢复粮食、肉类、糖、鱼露、肥皂、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定量供应。
1985年，越南领导人试图以价格、工资、货币“同步改革”为突破口，一举理顺关系，但缺乏准备，急躁冒进，脱离实际条件，步伐过大，适得其反。六大政治报告认为：“在分配流通领域的错误，是五年来领导和管理经济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同步改革”的失败使越南经济面临不进行改革就将崩溃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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