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中国论文,比较优势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一文中，作者在对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进行一系列批评之后，提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注：郭克莎：《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5期。）进而，作者认为，“新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作为产业结构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要支持、促进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根据中国加入WTO后的国际贸易环境和有保护的出口促进战略的取向，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适度干预和有效干预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重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合理运用。”（注：郭克莎：《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5期。）然后，作者介绍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
鉴于原文的基本论点建立在对林毅夫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批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评论表明作者和作者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文章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理解有诸多的偏颇，因此，本文拟对林毅夫等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作一较完整的阐述，说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所隐含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含义，并对《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一文作一简要评论。
一、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从经济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乃至赶上发达国家，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之一。发展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就此问题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假说，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与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基于对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若干经验教训的观察，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而系统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
1.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的目标
不论传统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中心—外围理论”等各种发展学说，还是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实际上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作是落后经济与发达经济的根本差别，因此，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作为经济发展和“赶上”发达国家的同义语(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Chenery,1961)。但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
林毅夫与其合作者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所谓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各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别的资源是资本。（注：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二者的增加都是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的使用必须有一定的物质资本与其配合，因此，人力资本的过度积累将使人力资本不能合理使用，从而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或外流；同样，如果物质资本过度积累，却没有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与其配合，物质资本也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率。因此，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增加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最大贡献（林毅夫，2002）。为了行文方便，除非在必要的地方，本文所指的资本将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两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资本的存量上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不同国家在资本的积累率上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当我们讨论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时，通常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
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同一个产业可以分成许多产品、技术和资金密集度差异很大的区段。例如，信息产业可分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核心芯片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区段。））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尽可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们所指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它主要探讨的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所选定的发展目标，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执行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制度的安排。按照其是否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可以将发展战略区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Fo11owing Strategy,CAF)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CAD)。在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既包括政府人为提升经济系统中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情况，我们称之为赶超战略(Catch-Up Strategy)，（注：在发展中国家，选择一种能够快速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强国、自主目标的发展途径是多数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愿望。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其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或者说是一种赶超战略。这种战略速择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使然，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救国图强的愿望。）也包括政府在某些利益集团的驱动下对落后产业提供保护的情况。（注：在现实的经济中，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政策并非完全自觉地按照上述分类来选择，所以只能说，相对而言，某国在一定时期遵循了某种发展战略。而且，我们也不排除在同一时期内政府同时采取两种策略的可能。例如在支持某些产业进行赶超的同时，为了就业的需要，又对某些落后的产业予以保护。但是，一个国家的资本禀赋总是有限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将得不到必要的资本而受到抑制。）
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将由相对稀缺的要素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资本的价格也会由相对昂贵逐渐变为相对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要根据相对价格信号的变化，调整产业和技术结构。由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
因此，任何政府在制定其经济发展政策时，要素禀赋结构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则是最重要的决策变量，（注：从长期来说，要素禀赋是可变的。但是，对任意一个决策时点的任何决策者来说，要素禀赋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对政治领导人来说，发展战略是其政治或发展理念的内生变量；对经济中的其它决策者如厂商、消费者等来说，发展战略则为外生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积累率、增长速度等均内生于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发展战略的选择。另外，发展中国家是否采取比较优势战略，也将会对本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收入分配的平等、金融发展、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林毅夫，2002）。
2.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呢？首先，要使整个社会能够对比较优势做出正确的反应，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结构，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禀赋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在资本变得相对丰裕的禀赋条件下，资本就相应地成为相对便宜的要素。然而，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达到要素相对稀缺性在要素价格结构上的准确反映，任何人为的干预和计划机制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要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需要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包括一个灵活有效的金融市场、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发育良好的产品市场。
如果一个经济中的要素价格结构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产品价格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追求利润目标的微观经济主体就会依据价格信号自动做出反应，在其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中尽可能多地使用便宜的生产要素，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才会具有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微观主体理性的产品和技术选择的结果，就会形成与特定的资源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并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而自动调整。
相反，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违背本国的比较优势，实行某种形式的赶超战略，人为地扶持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就不具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给予各种各样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人为压低工资率、实行金融抑制、扭曲价格体系和控制市场准入等行为都内生于这些企业的需要。并且，这些优惠条件只能有选择地实行配给，某些部门和机构就成为企业寻租的对象，贪污、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这不仅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还由于激励、信息等问题，导致技术效率低下，并产生各种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资源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缺乏，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区段以劳动相对密集使用为特征。要推行赶超战略，人为地提升本国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把有限的资源倾斜配置到少数几个产业上，同时压抑其它产业的发展。由此，将造成诸多严重问题。首先，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自生能力，它们尽管可以成长起来，并在统计意义上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但必然缺乏竞争力。其次，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赶超战略形成的产业所能创造的经济剩余少，积累能力差；而受压抑的产业发展资本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本积累。这样，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就会非常缓慢。再次，推行赶超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大抑制了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甚至造成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林毅夫、刘培林，2003）。
因此推行赶超战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体系的人为扭曲。
3.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方式与经济收敛
许多人担心，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落后经济是否会永远落后？其实，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但不会减少，相反能够增加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
首先，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且由于资本相对稀缺，资金的回报率高，其资本积累率会高于发达国家。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可以快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不管是在传统的产业如纺织业，或是在现代的信息产业，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当大的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靠发明来取得新技术，也可以以引进技术的方式获得技术创新。如果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本会低于发达国家。而且由于成本低、风险小，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大量引进现成的技术，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当然，靠引进技术取得技术创新，也并不是简单地拿来运用，而必须经过改进、消化、吸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并且，引进技术也应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选择引进适宜的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
总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会比较快。因此，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
4.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恰当作用，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讨论中的一个旷日持久的论题。在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情况下，发展战略内生地要求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价格信号准确及时，因此，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理想政府的作用那样，首先政府必须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性。
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可以化解稀缺资源不足所造成的瓶颈制约，资本积累速度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会很快，从而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化也会相当迅速，企业生产活动的规模、风险等会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信用、产权等制度安排的需求也会变化很快。这些都要求政府在信息、协调和促进制度演化等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的方面能发挥比“守夜人”更为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根据信息的半公共产品性质，政府应当在收集、处理关于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的产业与技术、新产品的市场潜力等信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将处理过的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公布，为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提供参考；另外，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以补偿企业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时面临的外部性。当然，政府的这种干预是在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提供的补贴仅为补偿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外部性，范围和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不是像在赶超战略下那样，用于保护、扶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
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经验验证
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愿望。对二战以后世界上发生的真实发展故事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因为忽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有的资源比较优势，不仅未能实现预想的发展结果，反而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而一些没有采取或较早放弃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起到1978年改革开始为止，中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为了动员稀缺的资源支持重工业发展，政府人为地扭曲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用国家计划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对企业实施国有化和农业经营人民公社化，从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发展战略和相应的经济体制下，尽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中国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结构扭曲、微观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还导致了经济的封闭性，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经济力量。中国农村工业化成功的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而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使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其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另外，赶超战略在轻工业领域所造成的市场空白也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伊始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市场销路，实现迅速的增长。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以后的经济起飞被称为“东亚奇迹”。对此，经济学界提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是由于它们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少，资源配置有效；另一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是由于政府积极干预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第三种观点将其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这些地区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上述解释分别触及到了事物现象的某个方面，但是都没有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因此，各个解释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本文认为，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都基本遵循了，或者说较少地违背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够发挥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而不是脱离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除了香港以外，这些经济在发展的早期都曾尝试过推行某种具有赶超性质的产业政策。但是，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资源太少，每当推行赶超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率过高的难题，因此，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政策无法维持下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都没有将按照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发展作为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而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常是被迫放弃赶超以后的结果，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实质上都在于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至于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则更是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而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
仔细分析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轨迹以及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可以证明上述观点。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确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但其替代的是轻工业产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到了70年代，随着资金、技术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继续升级，产业、产品、技术结构也跟着升级，许多原来进口的产品就变成国内生产，所以，进口替代其实是不断发生的，而且，在进口替代的同时，必然也伴随着出口替代。原来替代进口的产品，会因为具有了比较优势而成为出口产品，而原先出口的某些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源比较密集的产品，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失去比较优势而不再出口，甚至变为进口。韩国在70年代初也曾经试图赶超，1971年韩国政府提出了重工与重化产业优先发展战略，当时提出这个战略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认为，面对朝鲜的威胁，如果没有这些重工、重化产业，就不会有完整的国防；其二认为，这是一个发达国家所必然要有的产业。但是，韩国在1971年提出重工、重化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后，第二年就出现高通货膨胀。然后，这个战略基本上停顿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就继续沿着60年代以劳动较为密集的加工业为主的方向发展。在80年代以后重工、重化产业优先发展战略又被重新提出。这时，韩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已经比70年代提升了很多，但是有些项目还是属于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盈利能力很低，必须依靠国内银行的廉价资金和国外借款来保护和补贴这些企业。这也是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的一个重要原因（林毅夫、李永军，2000）。（注：与计划经济国家以及许多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的经济发展是比较遵循比较优势的，所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但是，与日本以及其它小龙相比，韩国的经济发展又是经常试图背离比较优势原则的，所以，韩国经济发展比日本和其它小龙波动大、绩效差。）
与韩国在70年代的情况相似，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台湾也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但马上就出现高通货膨胀。因为要保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就要给予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很多补贴，大量的财政投资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导致货币的大量发行，所以第二年就发生高通货膨胀。后来在蒋硕杰、刘大中等的建议下，台湾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台湾的发展就较好地遵循了其比较优势。
郭克莎在文中认为，在发展过程中，韩国和中国台湾都采取了干预市场、确立工业发展顺序的产业政策，因此它们的发展不是遵循比较优势的。从上面的分析看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理解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内涵。考察一个经济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不在于政府是否出台了经济发展计划，或者产业政策，而在于其实际发展路径是否遵循了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而且，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时，政府也可以制定产业政策，对创新企业提供一定的支持以补偿创新所产生的外部性。所不同的是，赶超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是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以后的比较优势的。所以，在前者，政府的支持是帮助企业克服缺乏自生能力所带来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帮助企业克服在产业或技术升级中所伴随的外生性问题，前者提供的支持远远大于后者。
郭克莎在文中还认为，日本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时期所推行的，不是遵循，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并以1972年日本通产省副相的一段话证明这个结论。然而，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并非永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按照比较优势，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提升，产业自然也要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根据Maddison的研究，1972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65.5%(Maddison,1995)，在全世界17个最发达的国家中排名第十四位。因此，当时的日本当然要放弃一些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而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否则就违反了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日本通产省副相在1972年所说的话，反映的正是这种由于要素禀赋的升级所要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即使在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也反映了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要求。以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在60年代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时，各种机械行业已有相当的基础，很多生产零部件的企业已经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这样，汽车厂的投资规模就比较小，因为大部分零部件可以外包出去，拉动了那些外包企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需求溢出效应”。实际上，日本政府在60年代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政策时，只是支持了日产和丰田两家汽车厂。但是，本田、铃木等10多家公司抵制通产省不准进入的道德劝说压力，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进入汽车产业，也发展得非常成功。既然这10多家汽车公司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在没有日本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情况下都能发展得相当成功，就证明这些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其所在的产业是符合日本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后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通产省推动制造业升级到汽车产业，是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的。
与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其它发展中国家远远不具备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的要素禀赋条件。以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产业为例，当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开始推行其汽车产业优先发展的政策时，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其要素禀赋结构远低于日本在60年代时的条件（林毅夫，2002）。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南美洲国家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失败，也在于违背了这些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南美洲国家在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优势，如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样无法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比如，在19世纪，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澳大利亚一直较好地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出口较多的资源产品，其人均收入一直居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阿根廷却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认为出口矿产资源、进口制造业产品会被剥削，提出进口替代战略，大力发展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的制造业占GDP的比例超过30%，比澳大利亚的相应比重（15%左右）高出一倍，但现在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只有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三、两个相关问题的再说明
主张不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学者经常用的理论依据，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依据，前一种理论具有逻辑缺陷；而把后一种理论作为发展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依据，实际上是对这种理论的误解。
1.关于动态比较优势
动态比较优势的思想在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到现在仍有一定的影响。Krugman(1987)、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和Amsden(1989)都使用了“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个概念，但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StephenRedding(1997)认为，发展中经济会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trade-off)：按照现有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还是通过政府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建立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进入那些当前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通过生产力的增长在将来可能获得比较优势的产业。他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过去的技术变迁路径内生决定的，并同时决定着现在的技术创新速度，因此，存在这样的可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可能会降低本国的社会福利，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却可能增进社会福利。（注：如果“动态比较优势”指的是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政府必须对产业升级时率先进入新产业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补助，以补偿创新的外部性，这个观点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大多数学者在运用这个概念时，指的是发展现在没有、将来才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经常被用来作为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但是，许多被用来支持动态比较优势的例子，比如德国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推行的铁血政策、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电信产业的政策、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当时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例如，俾斯麦在推行铁血政策时，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为英国的58%，美国在1900年的人均收入已经为英国的87%，而日本在提出发展汽车产业时，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40%以上(Maddison,1995)。所以，这些国家在协助企业克服一些产业升级所可能出现的协调等外部性问题以后，新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正常管理就能盈利，政府就不再需要给与这些企业保护、补贴。实际上，这些国家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来制定其产业政策的，是符合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林毅夫，2002）。
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作为理论依据，支持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产业，实际上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按照这一观点，要建立并扶持那些现在没有、未来若干年后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这些企业本身不能创造剩余，而且会挤占稀缺的资源，抑制其它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从而延缓了这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动态比较优势或者实行赶超的时候，需要保护的通常不是一家企业，而是某几个产业部门。这样，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或是关税保护是不够的，结果很可能出现对资金、外汇等一系列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寻租、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宏观经济不稳定等问题，经济发展停滞，要素禀赋结构得不到提升，从而延迟这些产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时间，可能会成为永远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实际上，Stephen Redding(1997)也承认，要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转变为实际政策是非常困难的。
郭克莎在文中将林毅夫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称为“静态比较优势的战略”，认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应该“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作者没有意识到“动态比较优势”的内在矛盾和在实践中应用这个理论所可能产生的政策扭曲及其后果。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在每一个决策时点上，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其比较优势是外生的；但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尽快提升。因此，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相应的比较优势又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而不断演变的，是动态的。
2.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
在国外学术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一般被用于讨论同等发展程度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和贸易关系。支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类：一是存在由知识或技术外溢而导致的潜在市场失灵；另一类是在1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斯潘塞(B.J.Spencer)首先提出的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在郭克莎的原文中有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这两种理由都只适用于发展程度基本一致、具有大致相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相对价格相差不大的发达国家，而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作为支持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理论依据。因为，最新技术的开发研究是资本投入最密集的、风险最大的生产活动。例如，在信息产业的新技术研发方面，美国IBM一年的R&D投入达50亿美元～60亿美元，加拿大北方电讯一年的投入为40多亿美元，芬兰诺基亚一年的投入也有30多亿美元。显然，对一个人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的国家的企业来说，进行这种新技术的研发活动不是力所能及的。（注：以国内信息产业中最成功的联想集团为例，其一年的营业总收入尚不及300亿元人民币，显然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和IBM等公司进行新技术研发的竞争。）而就第二个理由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都能达到，但发达国家的资金相对便宜。在同样的规模经济上，发达国家企业的产品会比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企业的产品便宜。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可能在没有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上依靠规模经济而比外国竞争者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而具有成本优势是成功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提之一（郭克莎，200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但是，仅作为发达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这一理论也受到很多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贸易政策的实际运用所需要的信息收集、处理与判断能力可能是任何政府都难以达到的。政府需要选择应该给予扶持的“战略性”产业，并决定扶持的方式、范围和数量；同时，政府扶持这些特定产业必然与其它产业争夺资源，从而使其它产业的成本上升。因此，政府还要权衡从这些特定产业得到的收益是否能够弥补给其它产业带来的损失，等等。这些决策都需要大量的、准确的信息，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其次，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是以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提高本国福利的政策。因此，即使政府能够解决上述信息和决策难题，也可能会受到贸易伙伴国的报复，从而有引发贸易战而使各方均遭受损失的危险。
下面再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的例子来讨论一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把钢铁工业作为发展的一个优先目标。（注：这个案例分析主要参阅克鲁格曼(2002),276页。）从1963年到1970年，日本的钢铁生产增长了3倍，不仅能够满足本国经济发展对钢铁的需求，而且使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出口国。但是，正如克鲁格曼(2002)所分析的，一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成功，不能简单地用目标产业的增长或所占市场份额来衡量。日本政府的政策固然成功地促进了钢铁工业本身的成长，但是日本钢铁产业的利润率大大低于其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注：在60年代，日本钢铁工业的资本投资收益率只有制造业平均收益率得一半多一点；在70年代，钢铁工业的收益率则更低。参阅克鲁格曼(2002),276页。）这项政策使资源转移到了收益率相对较低的领域，因此，在客观上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日本经济总体上为此付出了福利损失的代价。（注：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在50年代时发展钢铁产业，基本上还是符合日本的比较优势，1955年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为美国的25%，与中国以及印度在50年代推动同样的钢铁产业优先发展政策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5%大不相同。所以，日本的钢铁产业还是有自生能力的，并且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还是能盈利的。只不过日本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目标，使其规模过度扩张而减少了应有的利润。）
四、结语——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贸易政策含义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主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以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目标，并以创造有利于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的政策环境为手段。
在对外贸易方面，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认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本国比较优势的相对偏离程度越小，企业就具有越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就会持续增加。有竞争力的出口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地区有能力进口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开放程度和贸易规模的内生决定因素，而不是外生决定的参数。（注：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该问题的提出形成了对整个“贸易、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挑战。或者说，近十几年来大量的文章将“openness”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解释变量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进口替代战略，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削弱。资源被用于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出口必然减少。而且，为了促进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本币价值可能被高估，也会阻碍出口。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属于这种情况。与较好地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相比，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很不理想。欠发达国家政府可能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也鼓励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拥有很高的出口比率，并且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出口也会是没有利润的，其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它的政策支持。因此，并不是更为外贸导向的政策就是促进欠发达国家增长的更好政策。如果将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通过各种贸易政策来人为提升贸易规模，从长远来看，这些做法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害的。因此，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和贸易结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它们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并按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调整产业和产品技术结构。但是由于赶超的主观愿望，即使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有些违反比较优势之举。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虽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因其总体经济发展的成功，使不少学者误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之道在于逆比较优势发展，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战略性贸易理论的片面理解更加深了许多有赶超愿望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东亚成功经验的误读。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均资源贫乏，无法长期支撑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发展（林毅夫，2002）。理论研究和争论的目的在于厘清事实，揭示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所蕴藏的道理，以期人类能如恩格斯所说的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希望同郭克莎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学界朋友的争论，能让我们都向这一目标迈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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