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地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宣传抗日思想和抗日大好形势，激发、培育东北同胞的抗日救国热情，为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失地积蓄力量，是东北所有地下组织的经常工作，都坚持长期不间断地进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创办报刊或打入报社、杂志社，以记者身份，在采访中了解敌伪情况，写文章，巧妙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散发抗日传单和标语；组织青年读进步书刊，和青年谈心、交朋友，启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如：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春情报工作组的佟志杉，以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职务作掩护，在该校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发展组织。他是伪满宫内府中将侍卫长佟济煦之子，被溥仪选送日本学习海军军事，娶日本姑娘为妻，在一次日苏战争中负过伤，因此被日伪视为心腹骨干。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他在课堂上大胆而慎重地渗透共产党、八路军顺民意、得民心的思想。他在讲八路军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时说：这种战术是与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分不开的，日军、伪军都用不了这种战术。并借机介绍八路军节省粮食救济群众，到哪里都帮百姓劳动等优良作风。伪军校有一批爱国青年正在寻找共产党，听了他的课，便主动靠近他。经过一段时间，彼此了解、沟通，1944年9月的一天，他受上级组织的委托，发展9名爱国青年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给他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掌握军事知识；毕业后掌握武装；搞些情报。”[16]（P132）
发动人民抗拒日伪搜刮民脂民膏。巴、木、东地下组织，发动广大人民抗捐税、抗出荷粮、抗劳工、抗“奉仕”。在长春税关工作的地工人员，在统计工作中发现日伪每月从东北把大批大豆运往德国，换回军用物资。他们研究认为，设法使其少输出一列车大豆，就等于减少输入一批杀害中国人民的武器。便编民谣：“今年龙吃豆，种豆赔不够。”[17][11]（P45）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暗示方式，引导农民不种大豆或少种大豆。
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地工人员为收复国土，迎接祖国的光复，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东北大城市沈阳，在日本宣布投降时，苏军和我们的军队尚未开到，秩序混乱，恶势力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地工人员组织市民成立治安维持会，维持社会秩序，既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保护公共财产和设施，让它们物归原主，造福人民。冀热辽军区挺进东北的先遣部队进入东北后，在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带领下，挖开关东军在沈阳城墙内的一座秘密大仓库，获得大批贵重资财。[4]1945年8月12日，伪军校的地下工作者组织中国师生，强行打开武器库，把自己武装起来。“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夜里，带着中国师生，护卫工厂、飞机场、重要道路、桥梁；并到居民区放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毫无疑问，战争年代，武装斗争是主线，是中心，一切为了前线，各项工作围绕着中心进行。包括东北在内的抗日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着，配合武装斗争是地下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武装抗日斗争，地下抗日斗争，这两条战线，有粗有细，但不是可有可无；有主有从，但从者不是没有自立性和主动性。正因为是两条线，正因为武装抗日斗争需要地下工作配合，地下工作才更不可替代。而且，其主从关系是一定时期一定形势下才存在的。当东北抗日武装斗争走向低潮的时候，地下抗日斗争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活力，依然存在和发展，此伏彼起，前赴后继。以其经常从事的情报工作来说，主要提供情报给抗日军事之用，此外还有些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情报，另有其用途；主要是为东北抗日武装提供情报，又不限于东北，还为全国抗战乃至反法西斯盟国提供情报。启发、教育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意识，既是为了武装抗日，又有其更深远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破坏日伪军事设施，发动人民抗捐、抗粮，从全局来说，是削弱敌人的实力，直接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至于组建部队，争取伪军哗变抗日，在一定意义上说，起到了催生抗日武装的作用。
可见，虽然从事地下抗日斗争是默默无闻的，不像打一场大胜仗那么轰轰烈烈，但他们的贡献相当了不起，他们的作用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他们是一群无名英雄。特别是他们一颗颗真诚的爱国心比世界上什么瑰宝都珍贵，他们为祖国奉献与牺牲自己一切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
三、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东北沦陷期间，有人为了避难到大后方去，有条件的到国外去。而抗日地下工作者们自动自觉留下来，或冒着生命危险从关内、从国外来到东北，在敌人戒备最森严、统治最残酷的殖民地，与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并肩战斗，从虎口里拔牙，做着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杀头的地下抗敌工作。
自动自觉四字，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九·一八”事变后，肩负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使命的中国政府机构和以保国卫民为宗旨的主力军队奉命退出了东北。当中共满洲省委属下的共产党员誓死留在东北，和东北人民同战斗、共死生的时候，统治中国的国民政府，视他们为非法组织，不予承认；即使在1937年国共合作后，仍把他们当作异己看待。他们的抗日工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是必然的。前期所幸有中共中央的领导。后来，由于环境恶化，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童，东碰西撞，不知所从”。[18]没有人命令，没有人安排，在日本留学的东北爱国青年，看到白山黑水任日本侵略军践踏，三千万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他们的内心感受到祖国母亲的召唤，怀着爱祖国、爱家乡，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宏大志愿，陆续归国回到东北抗日。一些人成为国民党的东北地下工作者，另一些人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得到国民政府承认，开始时尚有经费支持，但由于东北环境的特殊恶劣，1942年与中央断绝联系，难得一钱一弹的接济，“全赖各同志毁家纾难，义务捐献，才使工作积极进行。”[7]（P83）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则被国民政府视为非法。前述“读书会”的青年们和中国政府、任何政党都没有联系，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没有方向中找出一个方向，在没有路的地上硬踏出一条路来！”[11]（P304）他们在这样的处境中“独立作战”，没后退半步，一直坚持战斗，忠贞不渝。前述抗联三路军三支队军医兼秘书、中共候补党员王耀钧，在齐齐哈尔亲戚家养伤期间，在铁路员工中建立抗联地下组织北满执行部，则是人自为战，自动自觉地进行抗日地下工作的例子。
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和灭绝人性，是举世闻名的。为了破坏地下抗日组织，日伪制造了一系列血腥镇压事件。仅其荦荦大端就有：
镇压“一分委员会”（以每人每天节省一分钱帮助贫困学生命名）：以共产党嫌疑，自1935年10月12日起，镇压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抗日救国组织“一分委员会”，在沈阳、锦州、吉林、长春等地，逮捕58人。被捕者并不是共产党，有的也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六·一三”事件：1936年6月13日，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等地方对中共北满地下组织成员大逮捕。二百数十人被捕，其中教育工作者占40％。
镇压安东教育界事件：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对安东（今丹东）等地教育界抗日救国会人士大逮捕，并株连到商界、财界，由安东波及辽宁省许多地区，300多人被捕。
破坏中共磐石中心县委：1936年11月27日，在磐石地区和伊通地区逮捕81人，多是当地村民，其中48人被杀害。1937年2月2日，实施第二次逮捕，又在伪军中逮捕12人。共逮捕93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被破坏。
“四·一五”事件：1937年4月15日，日伪对哈尔滨市和滨北、滨绥铁路沿线的中共哈尔滨特委和哈东特委成员进行大逮捕，并波及大连、沈阳、抚顺等地中共组织。共745人被捕，其中198人被杀害。
“三·一五”事件：1938年3月15日，对三江地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地下抗日组织进行大破坏、大逮捕，至7月8日共逮捕328人。
破坏中共依兰县委：1939年3月，对中共依兰县委地下抗日组织以“共产党员嫌疑或与共产党有关系者”的罪名进行镇压，逮捕约百人。
破坏大连抗日放火团事件：1940年6月开始，为破坏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进行大逮捕。之前，凡有火事，就对起火现场和附近的工人、居民肆意逮捕。据旅大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报告（1952年5月30日）中的不完全统计，1937年—1940年，日本侵略者“因起火事件捕捉了两千多名工人和居民，施以毒刑，现已查明前后死亡48人。”家属被牵连致死的多人。至于被毒打丧失健康或残废的不计其数。[12]（P316）
“田白”事件：1941年11月9日起，在齐齐哈尔和铁路沿线郑家屯等地，以及哈尔滨、长春等地，为破坏北满省委第一执行部，进行大逮捕，广事株连，逮捕了135人，判刑37人。
“贞星事件”：1941年12月中旬至翌年3月，以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为中心，在东北各地，对国民党各系统地下工作者实行大逮捕，共逮捕700多人。
“一二·三○”事件：1941年12月30日，对前述“读书会”成员进行大逮捕，以长春为中心，从哈尔滨、长春扩大到东北各地。被捕者约数百人。一个拥有约200名成员的东北爱国青年的反满抗日地下组织不复存在，但幸存者继续坚持地下抗日斗争。
巴、木、东事件：1943年对黑龙江省巴彦、木兰、东兴三县抗日联军地下组织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宣传供给组、交通站成员进行两次大逮捕。第一次于1943年3月15日，逮捕约500人；第二次于1943年6月中旬，逮捕约320人。该地下抗日组织全部被破坏。
国民党三省党部事件：日伪称“桃园工作”事件。从1944年3月起对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国民党党部成员全面大逮捕，并波及平津。根据日伪警特供词，被捕约达500人之多。国民党辽、吉、黑三省党部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6]（P148）
“五二三”事件：日伪称“晓工作”事件。1945年5月23日首先在长春，继之27日一起在沈阳及东北各地实行大逮捕，破坏罗大愚领导的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数百人被逮捕。
这些“案件”，都大范围株连当事人的亲属、友人，无辜的居民也大批被捕，以至被捕人数远远超过所破坏组织成员的人数。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待，对被捕者变本加厉，任意毒打、杀害，甚至用被捕的活人当靶子训练新兵刺杀、训练狼狗咬人。因此，被捕者随时有丧失性命的可能。从表面看，日伪对被捕者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似乎在依法行事。但许多人不是因被判死刑而丧命。有逮捕过程中被杀的，有刑讯致死的，有狱中恶劣条件折磨致死的，更有集体屠杀的。1945年8月11日，“五二三”事件被捕的牡丹江、佳木斯两地的20余名国民党人，在狱中被日军用乱枪、乱刀屠杀，幸存者二人，一人身中两枪，一人身中八枪。[7]（P173）被捕的“一分委员会”成员，没有人被判处死刑，但酷刑和虐待导致在狱中和出狱后死亡三人，另被活埋一人。
可见，在东北进行抗日工作，必须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他们有这样的境界，所以身陷牢笼，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被誉为“从容走上绞刑架的人”伊作衡，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伊作衡是东北人，辅仁大学学生。1938年，他放弃学业，回东北从事国民党地下抗日工作。1941年12月15日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灌凉水、上大挂、光身泼水推到雪地里冻、放狼狗咬等，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没有屈服。据同期被捕的政治犯说：“有些线索一追到伊作衡那里，就中断了。敌人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情况。”他被判死刑后，妻子去看他，泣不成声，他镇静地安慰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不要难过，要坚强起来。”临刑那天，他像平日出远门一样，向难友告别，充满信心地说：“黑暗不会长久，中华民族解放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大家要保重身体啊！”他拒绝看守的搀架，自己神态自若地缓步走向绞刑架。他还教育看守们：“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今后，对我的这些难友，一定要好好对待，不要为难他们，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19]
还有比死更难熬的，那就是酷刑。日本用“上大挂”、“坐老虎凳”、滚钉笼子、灌凉水、灌辣椒水、针刺指甲、用子弹刮肋条、电刑、跪砖头或铁索、烧烙身体、“压杠子”、严冬时节往身上浇凉水推到雪地里冷冻、装入麻袋在水泥地上摔跌、断水、断食、“疲劳审讯”、刀砍、“毒打”等，更有许多非禽兽做不出的残害、羞辱被捕人员的暴行。监狱里条件之恶劣，不言而喻，被捕人员每天都遭受非人的待遇，以至各种传染病流行，且不得医治。侵略者如此凶狠，不全是为了要口供，也不仅仅是要被捕人员软化，伪新京监狱戒护科长小林捷造毫不掩饰其更险恶的用心：“让你们在监狱里自然消灭。”[15]被捕人员，不少人惨死在刑讯中，或因伤病死于囚室里；幸存者遍体鳞伤，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有的落下终身不愈的疾病和残疾。
但英勇的地工战士宁折不弯，严守组织秘密。“读书会”的骨干成员马成龙被捕后，受尽折磨，难友看到他“眼睛好象已经瞎了，走路有人领着，瘦骨嶙峋，形容憔悴已极”。最后牺牲在狱中，年仅25岁。可贵的是，“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名由马成龙供出而被捕的战友”，他履行了在一次会议上说过的“万一被捕，要宁死不屈，舍命也要保存组织”的誓言。[11]（P253-254）不仅如此，他们还反守为攻，把敌人的审判变成审判敌人。日本关东地方法院审判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领导人纪守先的所谓“通敌纵火”案时，问：“你为什么要放火？”纪守先用手指着日本法官反问：“你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侵略我们东北？为什么杀害我们的同胞？”敌法官气急败坏地吼叫：“住嘴，我们在宣判你。”纪守先理直气壮地说：“我在控告你们！”敌法官问：“你对日本有什么看法？”纪守先斩钉截铁地说：“日本侵略中国，必然灭亡！”然后，昂首挺胸走上刑场。[20][12]（P311，314）
他们使我们联想起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傲霜雪的红梅、暴风雨中翱翔的海燕、高山上挺拔的青松，永远不被征服，而能压倒一切敌人，攻克所有难关，自强不息，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华优秀儿女的品格，也是地下工作者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四、不可分割的手足亲情、民族合力
东北地下抗日人员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持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信仰，在如何进行抗日地下斗争方面，见解、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一颗爱国心。“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大敌当前，他们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战斗任务——抗日救国和共同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因此，大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一条道路，在秘密战线上进行抗日工作。事变之初，东北军撤离时，一部分官兵和广大东北民众，违背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的命令，高举抗日大旗，纷纷组建抗日义勇军。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虽然没有合作，也不曾商量，但都意识到应该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给予特别关注。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派得力干部到各个义勇军中去工作，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参加义勇军。国民党人奔走于关内外，帮助义勇军。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在做着同一件事。举一个具体事例：在吉林东部地区，由“民族老英雄”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组建之初，中共东满特委下属的延和中心县委就派党员李延禄前往协助，随后又陆续派党员到救国军各部工作，被委以职务。国民党人盖文华等联系救国军，1932年协助救国军攻打敦化。日军重占敦化后，盖文华等13人被逮捕、杀害。王德林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广泛招揽人才，认为“不管是共产党、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就是好样的”，提出“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联合起来”，“不分党派，共同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为此，又公然把在自卫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周保中聘请到救国军中来当总参议。[21]这不只是个人英明，而是客观需要如此，只要爱国抗日就该如此。
一个抗日组织里，集合着不同党派的人，从一个侧面或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为了救国，兄弟分不了家的道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奉天会馆成立。但它的活动不限于北平和关内，而是在关内、关外同时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关内的工作也是为着收复东北失地，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救济东北难民的。“在关外，该会先后派出400余名工作人员出关，在东北各地秘密组建救国分会，发动民众联络民团组建各种名称的抗日义勇军。”[22]（序言）而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东北军政当局的高中级军官、辽宁省各法团和反日团体的领导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国民党员、及国民党改组派和青年党成员等。[22]（P13-15）
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生死关头，手足之情更为深厚，以至于看不见政治派别的痕迹。
在监狱里，不论哪个组织的反满抗日政治犯，彼此都是难友和战友，互相照顾，互相鼓励。齐齐哈尔监狱关押的政治犯中，有在田白事件中被捕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人员，有在贞星事件中被捕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有在“一二·三○”事件中被捕的抗日爱国青年，有抗日联军指战员。他们互相传阅得到的报刊，以了解外面的消息；听抗联战士讲战斗故事，共享打击敌人的喜悦；互相赠阅狱中写的抗日诗词，鼓舞斗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振奋精神；共同照护病伤的难友。田白事件有三位同志被判处死刑，英勇就义，狱中难友为他们哀悼三天，一位国民党人参加其中。“他每天清晨起来，一起同难友们肃立窗前，为死难烈士默哀三分种，相互勉励要继承烈士遗志，为民族解放斗争到底。”有的国民党人被杀害后，在监狱外的共产党人主动照顾他的家属。与非政治犯关押在一处的抗日政治犯，受到非政治犯的特殊尊重和照顾，被称赞是“好样的”。国民党人伊作衡留下的书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在牢里，难友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我们中间是赤诚的、一致对外的关系。”“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共产党是最坚决的，我们中间不谈信仰，我们是在抗日救国大业上统一起来的。”[19]
1945年8月12日，日伪要把关押在伪新京监狱的70余政治犯押往吉林方向途中杀害。13日，以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区队长身份做掩护的“读书会”成员刘凤卓（伪军校“读书会”成员组成的仙洲同盟成员，还参加了真勇社）得知消息后，想到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战友将遭不幸，决定挺身相救，遂联络同事张大石，追到长春二道河子，打死押解政治犯的日本狱警，说服华人伪狱警，解救了这批政治犯，其中包括国民党人罗大愚和石坚。刘凤卓告诉大家：“胜利已经在望”，但要严防日军垂死挣扎，先到农村去，那里安全些；令伪狱警“保护好这些抗日英雄，将功折罪”。[16]（P205）因为他们都是同胞，都是抗日反满政治犯，所以刘凤卓甘冒风险劫狱，情愿、也必然把他们一起救了出来。
当然，回过头来看，也有遗憾之处。1937年至1945年，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东北的抗日武装也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引下，联合起来，组成东北抗日联军。但东北地下抗日组织没有联合，而是分别履行着共同的使命，基本上处于互不沟通、不相往来、各自为战的状况，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合力。我们不想苛求于先人，尤其是战斗在日伪魔窟里的地下抗日工作者，不论什么人，只要坚持抗日，就足以让我们景仰了，哪还有理由挑剔？何况，过去的事自有过去的原因和道理，不是他们能够左右的。完全是为了现在和未来，不得不记取历史的经验。
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极其森严、绝对统一。镇压中国地下抗日组织，是日伪军、警、宪、特共同的活动，其中伪军有日本不信任的人，但一切策划、运行，全都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之下，强调绝对一致，分工合作。对于中国的各种地下抗日组织和人员，标准只有一个：只要反满抗日，就是敌人，就罪在不赦；不论什么党派、什么组织或个人，概不宽恕。每次地下抗日组织被破坏，被捕者往往不只一个组织的成员。1936年“六·一三”事件，日伪镇压中共北满地下组织，被捕、被杀的人中，多数是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无党派人士；主要是教育、新闻报刊界知识分子，教育界中，上自厅长，以及教师，下至学生都有。此次在齐齐哈尔市被捕牺牲的黑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宾章，是被日本关东宪兵队当作共产党反满抗日要犯逮捕的，宪兵队长高桥亲自动手搜查了他的住宅。[23][12]（P34）可是，他是国民党员，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宪章之二胞弟，奉命潜伏现地工作”。[24]（P9）可见，日伪镇压抗日反满人士是不分党派的。
日本军国主义是以小国侵略大国，如蛇吞象，力不从心。其惯用的伎俩之一是制造分裂。不仅在东北，在它的魔爪触及的中国一切地方，它最希望看到中国内部不统一；竭力在国共之间，在国民党内部蒋汪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蓄意制造矛盾、对立和分裂，然后实施分而治之、蚕食的政策，以达到全部并吞的目的。
面对这样的敌人，我们的地下抗日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政，方针、行动不一，互不沟通（当然，有组织、有部署的各地下组织之间不联系，是另一回事），没有配合，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分力对合力，力量不集中，无法形成民族的拳头，影响对敌斗争的效果；二是没有统一的组织和信息网，不能互通敌情，不论进攻或自卫，都不能灵活机动和快捷，导致组织和人员过多地损失；三是方便了敌人各个击破的阴谋，以及由甲及乙由乙及丙的连锁式的镇压。这是当年地下抗日救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它呼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亲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