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创新”理论的由来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由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新世纪新时期我国面临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作出了战略部署。深入研究创新理论特别是“三个创新”理论的由来与发展，对于我们提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对于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对于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马克思到熊彼特
一般说来，人们都把熊彼特作为创新理论的创始人，这并不错。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创新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
创新思想的提出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他们认为，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现在世界学术界公认，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是关于创新思想的最初阐发。此后，在马克思凝聚毕生心血写作的巨著《资本论》中，专门研究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科技创新活动，在题为“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的笔记中，研究了1500年至1850年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以流体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创新；研究了从手工作坊到大机器工业转变的制度创新，为创新研究首开先河。
此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追寻马克思的足迹，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是一个知识渊博、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他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他指出，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熊彼特认为，创新一般包含五方面内容：(1)生产一种新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新的供应源。(5)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使用创新这一表达来定义是将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新制度引用到经济中去的第一次尝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涉及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等方面。
1942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又把创新解释为是一个“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熊彼特强调发明与创新的不同。发明是一种构思，而创新是一种实践，是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和新制度的商业化应用。熊彼特不但阐明了创新的概念，还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他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种意义上，他也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熊彼特以创新理论独辟蹊径解释资本主义，被称为是少数几个影响20世纪的经济学家，但由于他的理论和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在当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和市场取向改革的兴起，创新理论的研究才出现复兴。
当代西方著名的进步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尔曾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2]熊彼特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熊彼特并不讳言，他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指出，提出创新概念会克服传统经济理论的“一系列根本困难”，而“对这个问题的陈述同马克思的陈述更加接近。因为根据马克思，有一种内部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经济生活要与变化着的情况相适应”。[3]
20世纪60年代以后，创新问题才逐渐引起各国政府包括产业界、科技界和经济学界的重视而得到突起和复兴。从实践上看，经历了20世纪中叶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人们普遍加深了对创新的感受和理解。在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广泛采取各种手段来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其结果，创新不论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手段，还是作为发达国家突破经济发展滞胀困境的工具，都显示了决定性的作用。从理论上看，进入5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利用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如资本和劳动力等均无法对之做出恰当的解释，于是在人们寻求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巨大的“经济剩余”做出合理解释时，重新回到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经济发展与创新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此后，不少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经合组织经济顾问克里斯托夫·弗里曼1974年出版了《工业创新经济学》，1982年出版了《失业和技术创新》。弗里曼以熊彼特的理论为基础，在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强调技术创新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工业经济迅速发展而欧美的增长相对减慢这一涉及国家竞争力的基本事实后，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首次将创新看作是一种国家和政府行为。
20世纪90年代中叶，经合组织在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大规模实证研究中，进一步确立了科技与经济发展、政府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当代创新所带来的经济飞跃，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是制度创新的结果，是一种国家创新演变的结果。“国家创新体系是种种不同特色机构的集合，这些机构联合地和分别地推进新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提供了政府形成和实施关于创新过程的政策框架。这是创造、储存和转移知识、技能及新技术产品的相互联系的机构所组成的系统。”由此，在国际上形成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大流派。以美国为例，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提出了科学创新报告，大力推行科学技术创新。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调整，使美国经济冲破了许多所谓的“规律”，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保持连续一百一十多个月的增长，在保持较低的失业率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罕有的提高。国外创新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历程表明，创新已经成为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
二、从邓小平到江泽民
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蓬勃兴起，发达国家开始了持续深入的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创新浪潮。创新问题逐渐引起各国政府包括产业界、科技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创新一词成为了反映当代时代精神的重要话语。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创新问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中国领导人中，最敏锐地捕捉世界创新潮流，对创新讲得最早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7年7月，邓小平经历三起三落重新复出，面对遭受“文化大革命”重创而百废待兴的中国，他经过长期思考，形成了一整套通过改革创新重整中国山河，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思想。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指出：“我们损失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相信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4]
此后不久，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邓小平把关于从科技创新入手振兴中华的思想进一步延伸到理论创新和国家的治理上。他指出：林彪和“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讲生产，谁发展生产就说谁是修正主义。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质基础。怎样才能实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他强调：“我们的潜力很大，加上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在学习外国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大家劲头都来了，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5]
1978年9月，在谈到鞍钢如何改造的时候，邓小平再次指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6]
1978年12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中，就是在谈到如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时，邓小平把创新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些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7]这里邓小平实质上指出了创新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达到创新。
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指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8]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宝钢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宝钢是当时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一期工程的大部分技术设备都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宝钢建设初期，围绕着工程建设的可行性和利弊得失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举世关注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几乎使兴建中的宝钢工程中途夭折。在最关键的时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给予宝钢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做出了宝钢恢复上马的英明决定。这次视察宝钢，邓小平欣然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9]
此后，在中国领导人中，对创新讲得最多、论述最深刻的是江泽民同志。下面，我们扼要地介绍并回顾一下江泽民同志对创新的论述。
1989年，江泽民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作了题为《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的报告，报告中在谈到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主要经验时，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合作为辅，“积极吸取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先进经验，引进技术、引进人才，从我国实际出发，进行消化、吸收、提高、创新。正是坚持这一原则，才使我国自己的科技力量得以健康成长、发展壮大”。[10]
1995年5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总书记作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论断，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同年7月，江泽民在接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青年学术年会代表时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创新问题。他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我们必须有超越别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决心和勇气，而创新是最有力的超越手段。”
1996年4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863计划”实施十周年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又一次阐述了创新问题。他指出：“搞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创新非常重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中华民族是有这种灵魂的。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从事科技工作的同志尤其要牢牢掌握这个真理，做科技创新的勇士。”[11]
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总书记又提出：“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此后，江泽民同志大量反复强调和论述创新问题。1997年10月，在接见出席第三届中美工程及技术研究会华人专家和会议代表时，他提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需要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既具有独立创新精神，又善于向别人学习的优秀人才，这是我们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智力支撑。”[12]
1998年3月，在同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座谈时，江泽民重点阐述了科技进步与创新问题：“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入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他还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也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现在我们更要十分重视创新。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3]
1999年5月，江泽民在武汉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阐述了加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他指出：要“加强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机制”，“面向新的世纪，我们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形成我们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这对于我国下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同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8月，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他又一次强调指出：“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我们要“切实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不仅可以使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且可以为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带来巨大的推动”。[14]
2000年6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江泽民进一步论述了创新问题。他强调指出，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必须在全国兴起一个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高潮。我们要抓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抓紧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抓紧推进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大力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提高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他说，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我们必须开阔眼界，紧跟世界潮流，抓住那些对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抓紧攻关，自主创新。推进科技发展，关键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8月，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讲话中，他高度概括地指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15]在十五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他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
三、从“三个创新”到“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对创新的类型进行了科学地分类，提出了“三个创新”的重要思想。这里，我们先来考察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创新”的两种不同提法。
2001年6月20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发表了《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的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对创新的类型作出了科学划分，指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16]他还对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要求和内容作了具体阐明。他说：“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这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创新”是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同年6月30日，江泽民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一文中，他结合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对人类历史上的创新进一步作出科学划分。他指出：“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给人们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再一次证明，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17]这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创新”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这就是第二种意义上的“三个创新”。
两个“三个创新”是什么关系？首先，这两个“三个创新”的提法中，相同的是体制创新，对此可以略而不论。不同的是，第一个“三个创新”中提到的是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第二个“三个创新”中提到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其实，这两种提法所涵盖的领域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涵盖了人类实践的基本领域。但第二种“三个创新”的提法，更有普遍性，他对应人类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是：人类改造自然界以获取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人们改造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交往实践；人类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发展科学技术的科学实践。江泽民同志相应地把人类改造自然界以获取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中的创新称为技术创新，把人们改造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交往实践的创新称为体制创新，把人类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实践中的创新称为知识创新。因此，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是人类三种基本社会实践的高级形式。
那么，如何看待第一种“三个创新”的提法呢？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提法，是江泽民同志针对我国面临着进行理论创新的艰巨任务而提出的。在这种提法中，理论创新特指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在我国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本来，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提法中，知识创新既包括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创新，也包括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创新。由于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实践迅速发展，社会快速变化，社会科学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非常突出，理论创新面临着极为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因此，江泽民同志就把理论创新从知识创新中单独划分出来加以强调，把自然科学知识的创新和生产实践的技术创新合在一起称为科技创新。这样就形成了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三个创新”提法。这种提法，针对性和现实感都更加鲜明强烈。我们所论述的“三个创新”，就是指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在对理论创新的论述中，已经明确提到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做到“三个代表”。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为我们作出了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我们始终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同时，我们也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为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党的十五大还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全党同志都要把这项任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共同研究和回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新的重大战略问题，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真正做到‘三个代表’。”[18]
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不但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同时在对“三个创新”进行更规范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三个创新”与“三个代表”的内在关系。他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这里，江泽民同志把体制创新更规范地表述为制度创新，一方面制度创新内容更广泛，涵盖了体制创新；另一方面制度创新的提法和国际上的通行提法更为一致。因此，我们对“三个创新”的提法，主要是采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这一提法。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与“三个创新”关系的阐述，不仅深刻揭示了二者各自内部的三个方面的紧密联系，而且将“三个创新”与“三个代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在实现“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各有侧重，各有其特殊的功能，但他们又相互制约、互为条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对“三个代表”的实现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实现“三个代表”要求，关键是与时俱进，核心是做到“代表先进”，为此，党必须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这是“三个代表”的灵魂，也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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