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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党的历史方位作了科学的判定，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长期奋斗的党转变为执掌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计划经济和相对封闭条件下执政的党转变为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的党。作为一个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自身建设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想就其中一些重大问题谈一些认识，和大家交流。
一、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执政后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时，曾向全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看来似乎并不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几十年后，通过不断总结党的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终于开始意识到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对党的建设在根本要求上的变化，并开始在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上开始发生转变。
执政党这个概念，当然是针对非执政党而言的。但我们知道，非执政党本身又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从大的方面讲，就有多党制条件下由于在竞选中失利而没有能够执掌政权或失去原来所执掌的政权的政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野党；有尚在用武装斗争的方式为夺取政权而奋斗过程中的政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革命党；有在执政党领导之下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政党，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参政党。而我们这里所讲的执政党，首先是就我们党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历史方位变化而言的，也就是说首先是与革命党相对意义上来讲的。其次才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来讲的。因为我们明确提出执政党这个概念，首先是要提醒全党，我们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不能再继续用过去革命时期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党的建设和从事党的活动，而必须转到执政党的思路上来。其次才是要在总结一般执政党的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执政党的活动规律，吸收借鉴别的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推进我们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如果没有前一个方面的转变，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没有前一个方面的明确意识，那后一个方面是谈不上的。
既然这样，我们讲执政党，就需要首先了解执政党和革命党的不同特征，了解二者的区别。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党的任务和目标不同。党在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围绕着夺取政权这个目标来活动的，它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去推翻旧政权，破坏旧世界。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这首先是一个破坏性的工作，因为只有破坏旧政权，新政权才有可能诞生。所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但执政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党本身成了执掌政权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所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通过这种发展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成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这样一种变化，对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能力要求是很不一样的。
第二，党的活动方式不同。环境的变化，任务的不同，自然会引起活动方式的不同。在革命时期，由于党对于当时的政权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非法地位的党，党直接掌握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很少，它主要通过自己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直接掌握各种资源，领导自己的军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种形式，那就无法体现党的地位和作用。但执政以后情况不同。作为执政党，实际上掌握了整个社会的主要资源，特别是执掌了形式上属于公共权力的国家政权，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像过去革命时那样，由党来直接进行各种资源配置，直接管理各种社会事务，那国家权力机构就会虚置，或者表面上形成两套权力系统的格局。毫无疑问，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在政治体制中、在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事业中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但怎么样领导，就成为一个新问题。用过去革命时期的办法，由党直接来管理各种行政和社会事务，显然已经不合适了。
第三，党的工作内容不同。革命时期，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领导打仗，其他一切工作从根本意义上说都要让位于这个中心。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工作来最终体现党的主张、纲领、目标和宗旨的。正像毛泽东所说的，离开枪杆子，就没有我们党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我们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我们进行党的自身建设，我们和各党派、各社会组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在局部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等等，都是为这一中心服务的。这样的工作内容，相对于执政以后的情况，要单纯得多，其检验的标准也要简单得多。而执政以后，因为掌握着全国政权，领导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工作内容和工作中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就远比革命时复杂得多。各项工作的评估程序、评估标准也都比革命时复杂得多。革命时，搞错了结果往往马上就看得出来，打了败仗造成的损失也是非常明显的。这样，对各级组织和干部工作的评价你不透明也得透明。执政后因为没有了革命时那种随时危及存亡的环境，搞错了其严重的后果可能一下还显示不出来，这就使得我们对工作的评价、对干部的评价不像革命时那么单纯，也使得各种工作以外的因素可能更多地参与到工作评价之中去。
第四，党与国家及现行法律的关系不同。革命时，党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框架之外，为国家和法律框架所不容，它的目标在于推翻这个国家，废除这个法律体系，所以，它不可能依法办事，更不可能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她更多时间是这个国家用暴力镇压的对象。但执政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现行国家是在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现行法律是在党领导下制订出来的，自然，党从过去国家和法律的对立者变成了国家和法律的维护者。如何维护和建设国家政权与法律，科学而有效地操控政权的运行和保证法律的贯彻，就成为党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第五，党体现自己功能的具体途径不同。政党都是要代表一定社会利益的，通过自己的活动表达它所代表的利益，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政党的基本功能。就我们党来说，为人民谋利益，推进社会历史发展这一点是一贯的，革命时是这样，执政后也是这样。但由于执政前后党所处的地位不一样，这一宗旨就需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革命时，党没有掌握公共权力，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来分配各种社会资源，她代表人民利益的办法就是靠用强制的手段剥夺一部分人来实现的。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而执政以后，党所执掌的政权和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使得党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体现她代表人民利益的功能。这就要求党在形式上能超越各种社会利益之上，以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的身份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化解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尽可能地使各种利益的分配公平公正，使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更为和谐。这种体现功能的途径不同，就要求我们党在执政以后的各种活动中，在制定各方面路线方针政策时，不能像革命时那样只是站在某一部分阶级和阶层的立场上，而是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照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特别是照顾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真正做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
第六，党的自身建设要求不同。所有上面这些不同，也就必然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不同的要求。党在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必须把密切党群关系放在核心位置。因为革命时党的生存和活动条件决定了党必须主动联系群众，但执政后党成了掌权的党，没有了过去的生存压力，这就很容易脱离群众，所以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
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手里都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放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革命时，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资源，党的各级干部也就不会面临那么多利益诱惑，而执政以后党掌握了大量的资源，这在为我们提供了实现党的主张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使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面临着更多的诱惑与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显得比过去重要得多。
执政党的活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使得加入这个党的人员在素质、动机等各方面都更为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对党员的管理教育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革命时期，加入党的组织除了承担更多的工作和风险外，没有多少明显的好处，所以，入党本身就是一个考验。但执政以后，过去的风险没有了，这就使得那些希望能从执政党的党员身份中捞到好处的人可能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党员入党时动机的复杂性，也就给我们进行党内教育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就像现实中一些腐败分子在案发后所坦白的，他们当初入党和当干部就是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这当然对我们党的建设是一个挑战。
执政党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上所处的决策者地位，在关乎广大人民利益的各种问题上的领导和决策地位，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充分保障广大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保证党的各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党内民主是我们这个党的性质所要求的，但革命时期那种极为艰险的环境和战争中需要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指挥方式，和执政后情况大为不同。所以，党在执政以后，不但条件允许，而且党所担负的任务和责任也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如此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在自身建设方面有着许多不同于革命时期的要求。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没有给执政党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通过与革命党的比较来认识和了解执政党的基本特征，并更好地理解邓小平所提出的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问题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
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
如果说党的历史方位的第一次转变对于我们在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的根本思路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我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执政党的话，那么，党的历史方位的第二次转变，则是对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处理社会大变革环境下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工作中各种新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新的考验。执政以后，因为各种历史的原因，我们很长时间是在计划经济和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执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实践发展的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领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这种新的历史选择推动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带来的社会的巨大发展和空前繁荣，同时也大大地改变了党的执政环境，使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要求党对此做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应对。
1、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对党拒腐防变的能力提出挑战。作为执政党，党的各级干部手中都掌握着不同的权力。这权力对于我们更好的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提供了方便，使我们党的宗旨能够得以更好的体现，但同时，权力又具有很大的腐蚀性，权力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干部即使有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利益的动机，也很难达到目的或完全达到目的。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不一样，特别是我们尚处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市场经济把人们获取各种现实利益的欲望大大调动起来了，因为市场经济就是靠利益最大化原则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的，另一方面，转型过程中各种制度法规的不完善和体制的相互矛盾，又为以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提供了很大的现实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和屡禁不止的情况。很多党的干部因此犯了错误，国家和人民财产也因此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这种腐败现象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党的公信力和号召力。
面对这种情况，党必须加强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这表现在首先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体制问题，从客观上消除腐败产生的条件；其次要推进各种法规制度建设，给各种腐败行为设置制度上难以逾越的障碍；再次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对腐败行为的惩处，使各种腐败行为能够及时被发现并受到应有的惩罚，使腐败分子付出应有的代价；最后还要通过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自觉意识。
2、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党强化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提出新要求。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长期通行的平均主义利益分配格局，使社会各群体在个人收入上拉开了差距，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则改变了人们的具体劳动方式。这些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党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工人阶级队伍的结构在发生变化。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事技术性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领数量增加，而传统意义上的主要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数量会相对减少。作为工人阶级政党，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新情况对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关系重大。西方一些政党，如社会民主党应对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宣布自己的党不再是单纯的工人阶级政党，像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就宣布英国工党不仅是工人政党，也是商业家和企业家的党，德国社民党干脆宣布自己是全民党，通过这种办法来把更多的人召唤到自己党的旗帜之下。我们党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和党的实际情况，科学分析了工人队伍结构的变化，明确提出，工人队伍结构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性质，更不会改变党的性质。也就是说，我们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不会改变。但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随着工人队伍结构的新变化，如何做到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对我们来讲会有许多新的问题。
与工人队伍结构变化同时出现的另一个情况是大量新的社会阶层出现。这其中有像私营企业主这样占有剩余劳动的社会阶层。按照传统的理解，这些人是很难作为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也不可能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但现在我们党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在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下，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必然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各种新社会阶层必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既然这样，我们就需要在政治上正确处理和他们的关系，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而对于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承认党章和党的纲领，愿意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并经过长期考验，则可以吸收到党的队伍之中。这样做更有利于党团结社会各阶层，有利于党的社会基础的巩固。当然，同样，我们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3、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党员教育管理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考验。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我们这个党的传统优势，因为我们在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供我们利用，主要就是靠先进的思想来影响和号召群众，如果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不好，那群众就不会跟着我们走。执政以后，这个优势被我们继承下来了。但是，从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和方法来看，许多方面承续了革命时的做法，加上计划经济时期根据当时的社会特点所创立起来的机制和方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很多方面显得不适应，工作成本很高，但收效不理想，主流意识形态出现明显弱化趋势，影响到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如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使得我们过去长时间内依靠行政约束进行思想灌输的做法很多时候无法奏效，必须强化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的吸引力来吸引人，这就要求我们的意识形态内容必须更加切近人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必须注意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现，必须能够回答人们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再比如，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现实，不可能像过去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条件下那样单纯，我们就需要在包容多样化的前提下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不可能靠行政或其他手段来在短期内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不仅在社会上，党内也是这样。由于社会上利益格局多样化的情形也反映到党内，社会上各种思潮会影响到党员的思想，所以增加了我们在党内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难度。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调整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使得我们的意识形态更具包容性，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所认同，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真正发挥影响力。当然，我们所说的包容性，并不是要放弃原则，而是要根据实践的需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否则，你的工作看来很原则，可达不到目的，等于没有。
还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也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挑战，因为信息传播渠道和手段的迅速增加以及人们获取的信息量的大量增加，过去政党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己掌握的媒介来垄断信息的状况已经不存在了。这势必出现一种后果，就是执政党影响社会的作用会弱化，因为执政党所发布的各种信息不再是唯一的，甚至有时不占主流地位，大量其他的信息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宣传思想工作是在一种竞争的环境中进行的，我们发布的各种信息与来自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各种信息，包括国外的信息都在传播，很多地方你覆盖不到，马上就会有别的信息来填补空白。所以，如何更好地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来做好宣传思想上作，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4、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新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是我们的既定方针和正在努力的方向。而在这过程中，必然会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要求改革党的执政方式，就是应时代的要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发展的本质需要而提出的。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管理中的参与意识，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各种基本权利的意识，都在增强；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不断涌现出的各种新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发展中的作用逐步显示出来；各种新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管理事务，也对我们党领导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党以更为科学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领导地位和职能。
三、从激励党员入手强化党保持先进性的动力机制
研究执政党建设问题，说到底就是探讨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使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断增强自身先进性的问题。前面所谈到的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求我们党来正确应对，而应对这样一些情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也是党自身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没有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我们一切美好的愿望和设计都无法变成现实。从当前我们党的自身建设的现实情况来看，通过强化激励机制来调动这方面的积极性，并使其长期保持下去，是我们面临的根本任务。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通过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纪律和法规的健全，解决好管得住管得好、管得不违法犯纪的问题，还要通过激励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解决好大家积极发挥正面作用的问题。而这样的激励机制，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不断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在党内的各项民主权利，增强党员在党内的主人意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要使党员在党内外各项工作中有积极性，首先要使党员确立主人意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党员在党内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等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如果党员在党内的这些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党内各项重大问题的处理和决策中完全体现不出自己的作用，甚至不知情，那党员就会有置身事外，被边缘化的感觉，会觉得有他没他都一样，这不仅会使党的组织本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受到影响，还会使党员的主人意识受挫，不再去过多地关心党内事务，认为那都是人家领导的事，也不会积极主动地为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实质上游离于党的组织之外。现实中很多事例都表明，党员在党内的各项权利体现得越充分，他们就会对党的事情越关心，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越强。所以，我们健全党内激励机制，首先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不断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
2、健全党内各种利益激励机制，调动党员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我们在健全党内的利益机制方面做得不够。这是因为我们有一种传统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员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在党内就无法谈利益激励的问题。当然，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要代表人民利益的。这是我们执政的根本宗旨。但这不是说作为这个党的党员，每个人都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利益，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实际中，我们每个党员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现实的人，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既然如此，通过利益激励，当然可以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我们所说的利益激励，不是说利用执政党党员的优势来为个人谋取私利，而是说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党的组织要考虑党员的各种实际利益需求，把要求党员确立奉献意识和关心党员的合法利益结合起来。使党员从中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感受到党组织这个大家庭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对自己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意义。另外，我们选拔任用各级干部时，也要使党员更多地感到公平公正，感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为党的事业作贡献就能够得到认可，而不是通过其他关系和手段来获得认可。
3、注意创造有利于调动党员积极性的社会环境和党内环境，发挥环境的激励作用。当然，从整个社会上来讲，党员的活动环境是与我们党的整体形象密切相关的。如果党的作风正、能力强、政策主张深得民心，先进性发挥得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党员在社会上自豪感就会更强，影响力就会更大。这方面的问题，要靠党在整体上的建设状况和执政绩效来体现。而在局部的具体环境中，还有很多因素会显示出作用。如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单位，进行怎样的导向，是创造有利于党员发挥作用的条件还是相反，对这里党员积极性发挥状况影响极大。如有些地方在党员先进性教育中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党员责任岗，推选党员标兵，为党员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创造有利的条件，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4、强化党员教育机制，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任何时候精神的作用都不可取代。所以，通过教育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我们调动党员积极性的重要途径。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就必须探讨教育的科学化。首先，教育内容的设置要合乎党员的实际，不但要考虑整个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要求，还要考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考虑先进性与广泛性的有机统一，避免假、大、空，避免泛泛的一般要求，要使我们的教育真正能够打动党员的心，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而且在现实中能够身体力行。其次，在教育的方法上，要贯彻人本化要求，注意根据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注意情与理的结合，注意和教育对象的互动，注意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潜移默化式教育，注意教育者的示范作用，注意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统一。再次，要建立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把领导和上级部门的检查评估与普通党员和党外群众的评价结合起来，对好的典型及时进行表扬和奖励，形成一种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的整体氛围。
就整个党的建设和发展来看，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不断强化党保持先进性的动力机制，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是一个大问题，而从强化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动力机制入手，显然是解决这个大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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