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科专题书目在现今的价值与重振——以《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录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现今论文,专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人治学，向来有重视目录的传统，或纲纪群籍簿属甲乙，或辨章学术剖析源流，或鉴别旧刊雠校异同，或提要钩玄治学涉径[1]。对于收书范围只限于某一学科或领域的专科专题目录，因学科的专指，和对象的专门，尤为学界所垂青。特别是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带来近代学科的兴起与发展，许多领域中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都把编制专科专题目录，作为本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时间，各类专科专题目录纷纷出炉，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专科专题目录的高峰时期。据研究者调查统计，在1862至1937年间出版或发表的专科目录，现存可查者，就达近400种[2]。丁福保《算学书目提要》(1899年)、王国维《曲录》(1909年)、胡朴安《古今文字学著作提要》(1923年)、马叙伦《清人所著说文之部书目初编草稿》(1926年)、董康《曲海总目提要》(1927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1929年)、容庚《金石书录目》(1930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1932年)、谢国桢《晚明史籍考》(1932年)、吕绍虞《中国教育书目汇编》(1932年)、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1932年)、张陈卿《文学论文索引》(1932年)、李星可《甲骨学目录》(1934年)、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935年)、王重民《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年)等目录，为其荦荦大者。大家、名家编目录，说明目录与治学，确有至深至密的关系；而近代专科专题目录与近代学科学术的互为促进，同样值得后人认真反思。
众所周知，任何学术创新，都必然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古今中外，概莫能殊。现今许多高校的硕博士论文写作，都有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的学术要求，体现了对这种学术规律的充分尊重。然而，令人隐忧的是，作为专题性文献汇集和分编的专科专题目录，在如今却有越来越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国内图书馆界似乎更着意于寻求某种技术上的解决，希望通过技术途径，以实现相关文献的链接检索与相对集中，因而多少有意无意忽略了原本是其重要工作内容的专科专题目录的编制；而作为专科专题目录另一支重要力量的学术研究者们，则囿于国内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多不把这种费时费力的专科专题目录，看成学术成果，因而也大大稀释了编制的积极性。就这样，如今的专科专题目录，慢慢地淡出了学人的研究视野。
我们说，当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以千万计，每年出版的图书数以百万计，发展数字化检索一途，确是图书馆界服务读者的未来重要方向。数据库巨大的文献收纳能力和检索上的点击便利，每一个研究者在使用过程中都一定感同身受。然而，如何做到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某一专题文献，既一次性的集中而至于收罗全面，同时又整体性的展示而至于类列明晰，是目前的检索技术，依然难以奏功的。因为这里所牵涉的各方面问题，不只是技术方法，还关联到学术判断，如文献鉴别、类例划分等，都需要人的专业学识做基础。计算机网络检索技术，可以是有力的辅助工具，但无法完全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收罗齐全和类列清晰为学术诉求的专科专题目录，在如今不仅不应淡出，反而还需大力强化，特别是在现在专业分工更细、文献数量更多、检索难度更大的情况之下。且举范军编撰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2011年1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例，结合笔者个人的研究实践，说明专科专题目录在现实学术环境下的重要作用。
《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以下简称《书录》)，顾名思义，是一部围绕“出版文化史研究”的专题书目，在作者的“后记”中，还有另一个意义相近的表述——“书之书”。笔者本人做文献史、出版史研究多年，平时勤于收集此类资料，家中相关藏书，数量也在两三千册之间，一度很自雄于个人的“书之书”专藏。然而，当拿到范军的这本《书录》，发现其著录条目，居然超出了六千种，顿然间，不禁生发出小巫见大巫之慨。后来细想，终究是一本专题性目录，编撰者从2004年即悉心于此，寒来暑往，历时数年，抱着“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的编撰原则，几经增益而成，若不能臻于全面和完备，又何以能担当起专题书录之名呢？藉此为南针，笔者的“书之书”专藏，一时平添了许多增补的新线索；而笔者正在进行的抗战文献史研究，更从中辑出了一长串既“旧”又“新”的参考书单。说“旧”，是因为有些书早些年前就已出版，固然是旧书了；而其中闻所未闻者所在多有，说其“新”，自也相宜。像这样的专题目录，因为专门，也许不会有太多的读者，而像这样学术上的“意外惊喜”，又是每一个相关研究者都有机会遇到的。窥斑见豹，专科专题目录的资料线索价值寓其中矣。
《书录》没有前言或序，对什么是“出版文化史”，编撰者并未给予明确的学科定义，只在“编撰说明”中，框定了书目的收录范围，包括“图书、报纸、期刊等各种媒体，编辑、印刷、发行、管理等各个环节，乃至与出版相关的人物、机构、版本目录、装帧设计、文献典藏、版权保护、新闻传播、文化交流等方面”。准乎此，编撰者将《书录》全部内容，类分为“出版史志、出版史料、编辑史、书刊文化史、新闻传播史、发行史·藏书史、印刷史、版本史·文献学、出版人物、出版机构、综合及其他类一·个人文集、综合及其他类二”等12个部分。从这样的分类中，我们其实已不难了解编撰者“出版文化史”所言指的学科内涵了。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几百年前宋人的学术归纳，放之乎现今《书录》这样的专科专题书目中，依然还是那么精准。
而像这样的类例划分，技术又如何“智能”，以至于到“自动化”的地步呢？编撰者若没有对出版文化史的透彻理解，编出来的书目，或逸之于汗漫，或失之于简略，乃至于偏离学术轨范，也未可知。编撰者范军早年曾有《出版文化散论》著作的出版，对出版文化史有其独到的理解。此次他所编的《书录》，无疑属于专家编专题书目一类，承接了近现代学人的治学路径，既惠己，又利人。从学科发展史角度来说，《书录》的编制出版，是对出版文化史学科的一次系统总结，而如此数量巨大的出版文化史书目一次性汇聚亮相，便是以某种无须多说的气概和方式，提升了出版文化史的学科地位。说专科专题书目对学科具有总结与提升的作用，《书录》就是一个有力的个案，值得究心于学科发展的各领域研究者关注与仿效。
技术同样不能“自动化”的，还有当某些著作的书名、学科或专题特征不那么明显时的情况。以《书录》为例，像《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书录》442页)这样不带有任何“书报刊”或“出版”字样的书名(熊月之著，1994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若非对该书有深入了解，又如何知道该书内容的很大一部分，原来是论述晚清西书的翻译出版与传播的呢？《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学术堪称厚重，是笔者传授“中国近代出版史”课程时，开列给研究生的必读书目，若《书录》仅按书名关键词检索，大有遗漏之虞，果真如此，岂不是很难说得过去？又如《桂林文化城概况》、《桂林文化城史话》、《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书录》434页)这样笼统以“文化”名之的书名，若不知道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繁荣的史实，收录时的失之交臂，也不无可能吧？还有，在《书录》“出版人物类”中，编撰者罗列了诸多人物年谱、评传、史略、文集等书目，若不对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有所了解，恐怕也会有视而不见的危险吧？现代的数据挖掘和检索技术，只有和学科专业研究结合起来时，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所以今后的图书馆界，若要大力发展专科专题目录，必须有专家学者的广泛深入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图书馆技术手段先进、检索水平高超的优势，编出来的专科专题书目，才能更好地满足专业读者的深度文献需求。
在《书录》的“后记”中，编撰者缕述了数年坐冷板凳、酸甜苦辣备尝的辛勤劳作，对于一部多达百余万字的大部头来说，这样的付出，是可以预计得到的。笔者还同时注意到，在“编撰说明”中，编撰者还特别提及对网络资源的充分利用，包括国家数字图书馆网、当当网以及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络资源。编撰者自觉地利用国家数字图书馆网，自属平常，无须多说，而将当当网和孔夫子旧书网这种商家图书销售网络，视之为可资利用的书目数据资源，则体现了编撰者的一种匠心，同时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因为国家书目之不编，已有多年了。在国家书目长期缺席的情况下，像《书录》这样的专科专题目录，在当今更凸显出它存在的价值和重振的必要了。
收稿日期：201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