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外贸易现代化进程之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英国论文,对外贸易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代化初具规模，即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英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海外贸易或国际贸易，一直是研究英国现代化或工业化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课题之一。对于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说来，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正如马克思说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p.245)。加上，工业革命使铁路和海船这个前所未有的新的交通工具被英国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这“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这样巨大的、空前的发展”[2](p.273)。
可见，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3](pp.187-188)英国的现代化或工业化更不能没有海外贸易。正是这个海外贸易，扩大了英国的粮食供应，开辟了新的和广阔的原料（尤其是棉花）来源；正是这个海外贸易，又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了市场，并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比只依靠国内或欧洲内部市场所能取得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海外贸易还有助于提高英国人均产量，从而提高英国的收入和消费。
本文试图通过对英国海外贸易经历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转变的论述，展现英国海外贸易现代化进程，以期后起现代化国家借鉴。
一、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早期英国海外贸易的模式
工业革命早期，即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初的英国海外贸易，受制于重商主义政策的局限。
重商主义出现于15世纪下半叶，全盛于16-17世纪，是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政权为了获得商业资产阶级支持，实行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起了促进作用。但从本质上看，重商主义并不完全适应于现代化进程中，工业革命深入后经济发展的需要。
英国早在17世纪中叶爆发了推翻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从这个角度，英国似乎是欧洲诸大国中最不重视重商主义的国家，并且是在国家政权最少干预下，一马当先地迈开了工业化的第一步。但是，从17世纪以来，整个政治演变和工业化进程看，英国所营造的大部分市场环境，还是由国家行动造成的。重商主义对英国海外贸易的调节是另类的“重商主义”，它着重体现在为英国和殖民地商业利益而垄断帝国贸易的“航海法”：即硬性规定殖民地输出商品必须先到英国，殖民地进口商品必须经过英国；进出口货物必须由英国或殖民地船只装载。这实际上是向当时荷兰的海上运输垄断权挑战。它意味着战争，战争使英国最终成功地扩大和保护了殖民地和商业。国家通过这另类的“重商主义”，在工业革命最初阶段（即18世纪），确实发挥了虽然是间接，但却是很重要的作用。
在重商主义政策下，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海外贸易的后果及特点表现如下：
1.18世纪头70年，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势头较大，1700年英国出口量占国民产量的8.4%，1760年上升为14.6%，出口增长占国民产量增长的51%[4](p.131)。但1760-1780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而骤然下降，1780年后又有急剧增长。可见，贸易模式要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经常出现，加上重商主义政策的约束，英国出口占整个国民生产的比率未能达到自由贸易政策时代所达到的水平。
在整个18世纪，绝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工业产品。出口在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1700年是24.4%，1760年是35.2%，1801年是34%，体现出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工业化的初步成就[5](pp.285-303)。
2.进出口产品的构成，也反映出英国这时期海外贸易的特点。
首先，从出口产品的构成看，英国大部分出口产品是纺织品，这反映英国在这方面生产技术的优势。但是，在出口纺织品的构成上，到18世纪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几个世纪作为英国主要出口产品的毛纺织品，在18世纪初仍占出口纺织品的85%，随着工业革命期间棉纺织业技术革新和产量的增长，这一优势被棉纺织品所取代。棉纺织品的出口，从18世纪初只占出口纺织品0.6%，一下子上升到19世纪初的35.4%。在工业革命早期（1784-1806年），棉纺织品出口年增长率为16.4%，而除棉纺织品外，包括毛纺织品等其他纺织品出口，年增长率仅2.9%[6](pp.182-204)。此外，工业革命中仅次于棉纺织业的重要的工业部门——金属业，其产品的出口额也呈直线上升趋势。
其次，18世纪进口产品性质也发生变化。工业品，尤其是从印度等地进口的印花布的比重大大下降；原材料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一直很高，随着工业革命对原棉需求的扩大，到19世纪初更是急剧的增长。绝大多数进口食品可以说是非生活必需品，基本食品，如稻米、小麦和谷物只占小部分，食品，尤其是蔗糖和茶叶的比重上升。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粮食出口超过进口，到18世纪末才倒转过来。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把从殖民地进口的产品再出口，再出口商品的价值，随着英国殖民帝国的建立有所增长，相当于国内生产的出口产品的一半左右。再出口产品一般是殖民地生产的食品，如烟草、咖啡、蔗糖、稻米和茶叶等。英国从这些进口商品再出口的赢利，基本是运输和销售的利润。主要是因为“航海法”之类重商主义政策，限制了殖民地产品的贸易。
最后，工业革命早期，英国海外贸易大都局限于对自己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18世纪初，英国4/5以上出口产品输往欧洲，而到18世纪末下降为大约30%。输往美洲的比例大有增长，从10%增至60%[6](pp.182-204)。进口来源地的变化也表明，在重商主义政策下，整个18世纪英国海外贸易主要局限于美洲大陆、西印度和东印度殖民地或前殖民地。
总之，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海外贸易的扩展主要归因于工业革命的启动，重商主义政策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一时段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重商主义的局限性，制约了这时英国海外贸易只能达到初步的层次。这种局限性典型地表现在“航海法的负担”上[7](pp.615-618)。
托马斯认为，“航海法”造成的最大影响是，给殖民地带来经济损失。殖民地一些产品（如烟草和蔗糖）在出口到欧洲大陆前先要输往英国。这种迂回或间接的运输耗费，实际上造成成本上升和价格上扬。“航海法”直接给殖民地生产者带来巨大的负担，也没有给英国带来利益。由于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直接从美洲到欧洲目的地的海运耗费，要比英国的迂回或间接海运费用便宜许多，英国人因而从中遭受一些经济损失。“航海法”也给英国造成负担，这就是包括“航海法”在内的重商主义政策必须随着现代化和工业革命的深入，英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以及市场力量的威力，而让位给自由贸易的重要原因。英国海外贸易的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变。
二、自由贸易和工业革命全盛时期英国的海外贸易
自由贸易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谷物法”的废除，全盛于19世纪70年代。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变，其直接动力是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赋予英国重要的工业部门（如棉纺织业和铁器业）在世界上的技术领导权。从而英国得以比任何竞争对手更廉价地制造和销售自己的产品。工业革命创造了廉价的铁路和轮船运输的伟大时代，使长途或远洋贸易革命化。美洲和亚洲辽阔的旷野和平原吸引农民和商人、投资者和殖民者、投机家和冒险家，迅速建立依托母国工业中心，带有充足原料供给的外国的真正的国际经济。英国的海外投资、销售以及运输业服务，大大提高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大市场。贸易必然开拓、呈现出新时代的特征。
工业革命还造就了一个社会经济力量愈益增强的工业资产阶级。他们需要获得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外市场。他们十分迫切地要求打破重商主义政策对商品自由流通的限制，以更高的速度实现工业化。
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变。“谷物法”作为重商主义或贸易保护政策，特指1815年通过的有关限制粮食出口的法律。这是中世纪以来，尤其是17世纪以来重商主义为维持谷价低廉，禁止谷物出口的一系列谷物贸易政策的总结和高潮。“谷物法”为确保当权的英国土地贵族的经济利益，规定在国内小麦价格抵于每夸脱80先令时禁止外国小麦进口，并提高进口税率。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改变了英国的关税政策。虽然，英国政府继续为增加收入征收消费产品进口关税，但从此取消保护性关税的原则已经不可逆转。1849年废除“航海法”，1853年全面征收收入税，1860年绝大多数保护性关税被取消，四百多种商品关税只剩下丝绸品的关税。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税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在1841年，进口关税等于进口价值的35%，1881年下降到只有6%[8](pp.309-313)。政府收入来源从关税转为消费税。可见，自由贸易首先通过废除高额关税，削弱和打击英国土地贵族的实力。自由贸易给制造业资本家——工业资产阶级带来实质性好处。自由贸易只有在制造业的绝对优势和技术垄断下，才得以向利于英国的方向转化。工业革命确立了英国工业资本家在棉纺织业、铁器业和机器制造业的绝对优势和技术垄断权。18世纪初的关税保护主义，限制了英国为了这些工业产品而接受外国产品的“自顾性”；外国也因为过重关税而减少对英国工业产品（如布和铁）的购买。只有自由贸易才能真正开拓辽阔的工业品海外市场。确实，“谷物法”废除，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英国的农业，但这种伤害却被自由贸易的获益所弥补。因为工业品出口的扩大，使英国工业部门获得了工业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失业者的就业率以及储蓄率也上升了。自由贸易造就了维多利亚中期的繁荣。英国坚定的自由贸易政策，支撑着半个多世纪世界贸易的扩展。
自由贸易全盛于19世纪70年代。这时英国处于贸易和增长的全盛期，不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不论是海外投资还是运输服务收入，都处于曲线的最高点。
1821-1873年，英国人均工业产品出口年增长率是4.4%，几乎是同期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四倍。同期，进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比18世纪60年代翻了一番，进口等于国民收入的25%～30%。
而在出口构成方面，棉、毛和麻织品，在19世纪初，占出口总值的3/4左右，到19世纪末，仍占40%；英国工业革命典型的工业品——棉纺织品仍占出口总值的25%，铁和钢占15%，机械占7%，煤占10%，体现了“世界工厂”的往日雄姿。工业革命重要工业部门的产品（棉纺织品、铁和钢、煤）占据出口总值的2/3。外国人消费英国这些重要产品所占的比重是：棉纺织品的80%，钢和铁的50%。还有日益重要的服务业的出口：1913年服务业（尤其是运输和销售业）的出口占总出口价值5.3亿英镑的近80%。
上述可见，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出口国外要比国内消费多得多；消费进口食品要比自己生产多得多。英国变得如此依赖世界贸易，英国从而成了举足轻重的世界贸易大国。尤其在1876-1885年这十年中，英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数大约38%，即使到1899年有所下降，仍占世界工业国家总出口的33%，是当时西欧、加拿大、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英国这一统治或优势地位在世界经济史是独特的，只有美国在20世纪中叶才达到这个水平[9](pp.430-431)。
三、自由贸易和英国海外贸易评述
按重商主义学说，财富和利润只能从对外贸易中产生，对外贸易必须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以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差。在自由贸易政策下，到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70年代后，进口一直大大高于出口。这样严重的“出超”会使英国变穷吗？回答是：不会！因为贸易额有利于英国。贸易额(terms of trade)指出口产品的价格与进口产品的价格之比，即：
一方面，因为工业品价格要大大高于原料和农产品的价格，所以，尽管在19世纪后期，进口的“量”要大大超过出口的“量”，但贸易额一直朝向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18世纪期间，为了确保出口收入超过进口支出，英国千方百计地开拓服务业（尤其运输业）出口来弥补收入的不足。所以，从贸易额指数看，即使进口“量”超过出口“量”，英国仍处于海外贸易中有利地位。
海外贸易保证了英国工业革命中几个重要工业部门（棉织业、铁器业和工程业等）得以惊人的发展。没有进口和出口贸易，英国的棉纺织业简直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更不能像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带动英国整个经济的飞速增长。例如，技术革新大大降低了棉织业生产成本，40支棉纱的成本耗费，1812年只是1779年的1/6，英国迅速利用出口机会，把大量低廉棉织品销售国外，从而扩大雇工和生产规模，普及使用蒸汽机等先进能源和机器。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企业和公司才得以统治世界近代工业，在世界贸易中拥有绝对优势甚至垄断权。
海外贸易还大大促进英国工业的增长和原料的供应。1841年，英国生产的棉织品总数已经达到1815年的5.2倍，而这两个年份，又都有60%生产的棉织品供出口。多亏这样的出口，方能支付了工业所需的进口原棉和其他原料的耗费。在1815年，原棉进口的耗费是总工业产量的1/4，而到1841年却上升达31%。由于棉布价格下降而原棉价格基本不变，原定的出口所得价值只能购买原定进口棉花的一半；但棉布价廉又使棉布生产量和出口量有了4～5倍的增长。由于这种进出口的海外贸易的增长，从而增强了英国的工业规模和国际影响。
但是，英国海外贸易现代化进程中也暴露了存在的问题。
1.整个19世纪，英国出口过分集中在几个处于工业革命前列的基本或重要的工业部门，即像棉纺织业、铁器业和金属冶炼业等几个“老”工业。这些行业产品的出口赢利一直占出口总利润的2/3。可见，英国出口赢利的繁盛取决于出口市场对这几个“老”工业部门的依赖。但是，到20世纪，随着从蒸汽机时代向电子时代的转变，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过分委身”于这几个工业，暴露了英国经济的弱点，也导致了在国际竞争中逐渐处于弱势。新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德）利用科学技术优势而发展了新兴工业（如化学工业等），英国沉重的包袱使其经济难以向更新兴的工业调整，从而失去了技术“领袖”或“世界工厂”的地位[10](pp.31-83)。英国经济这种过分维持几个传统工业部门，而不是利用新技术优势走出困境的特点，严重地影响它对外贸易的均衡。19世纪50年代，英国出口产品在欧洲北美传统市场曾占40%以上，但在1870年开始下降，到1910年下降到不足30%。与此同时，通过技术改造的德、美生产的产品却日益受到青睐，甚至打入英国市场。
2.长期以来，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进口不论是在“量”上，还是在价格上都超过出口。这时期贸易额的平衡靠的是英国海运业、商业金融服务业的销售收入，“逆差”还被国外资产的股息和利益所弥补。例如，1913年，英国产品贸易缺额（进口＞出口）是1.3亿英镑，但是这一年服务业和海运业的收入盈利达1.9亿英镑。英国的海运业、商业和金融服务业的获利，长期地隐蔽着英国工业和贸易竞争的失败。英国这种“服务业”出口，在英国还能利用工业优势在综合市场中扩大财富，并发挥“服务业”的优势时，还可以暂时地保持外表上贸易大国的地位；但是，一旦其工业优势丧失，这种外表上贸易大国的优越性就要随即下降。到了“一战”前夕，英国海外贸易格式，尤其出口、进口产品的销售和产品构成起了重大变化（见图示）。
图示：1910年英国多边的贸易平衡模式 （单位：万英镑）
图示中，每对箭头（→）所指，表明该国对它国的剩余（收入超过支出）。英国对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贸易的入超（用虚线表示）分别是6000、1300和1300，总价值8600万英镑。而英国对除这三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出现“逆差”，“逆差”总价值达12000万英镑，要大大高于“入超”的8600万，这表明20世纪初，英国与外界贸易模式暴露出的弱点。幸好这时尚有运输业和服务业的收入，海外投资的利息和股息的弥补，英国才暂时免于陷入困境的局面。但是这种“隐蔽”实质上延缓了英国出口的增长，造成了英国工业创新乏力。这就是所谓“荷兰病”或“英国病”。
综上所述，19世纪末以来，英国海外贸易模式的特征或弱点制约了英国进一步发展的后劲，是后起现代化国家要引以为戒的。
一是，由于英国始终把工业品出口集中在几个工业革命率先发展的重要部门，到19世纪下半期，这些旧工业产品只能出口到西欧和美国之外的初级生产国家。英国对几个重要工业部门的重点生产虽保证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工业领导权，但这种技术早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导致了“过分依赖”的后果。在技术不断革新、工艺不断进步的20世纪，这种“过分依赖”损害了对需要技术进步潜能的新工业投入，致使英国生产力和外贸地位优势减缓了下来。
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贸易的模式影响了英国和德美的现代化进程和工业的对比：英国只能在一些旧工业（纺织业、造船业、重型工程业和铁金属业）占有竞争的优势地位，而这些优势似乎只是基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陈旧的工业技艺；而德美这两个后起之秀却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自己新兴工业。工业优势的对比和竞争的格式制约了英国海外贸易的现代化进程。
【收稿日期】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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