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昌论文,朝鲜论文,使臣论文,眼中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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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10-0043-05
金昌业(1658-1721)是朝鲜朝中期的著名学者，其家庭是当时地位最高的名门望族，因而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安东金氏与中国素有渊源，金昌业的曾祖父、父亲、叔父以及长兄都曾以正使的身份出使过中国。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金昌业从小就对中国十分向往。1712年，金昌业的长兄金昌集以冬至兼谢恩正使的身份赴燕京，金昌业也有幸作为“子弟军官”随行。在赴华之前，他已经从父兄的谈话以及前辈的《朝天录》和《燕行录》中多少了解了中国的实情。因此，他是带着对中国的“前理解”去考察中国的。“而这种‘前理解’与当时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又是不尽相同的。”①
金昌业此行撰写的游记是《老稼斋燕行日记》，其中记载了金昌业一行自朝鲜都城汉阳出发一直到中国都城燕京、再由燕京返回汉阳途中的所见所闻，记载了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所考察到的清朝的各种制度、方物以及与清朝文士交往的情况。尤其对当时满族人的形象更是勾勒得相当生动、逼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鲜活且少为人知的重要资料。在此，笔者将重点论述金昌业笔下的满族人形象。
满族人的形象首先体现在其种种怪异的体征方面。在金昌业的“燕行录”作品中，有不少描述满族人怪异外貌的文字：
兀喇总管睦克登……人小而眼有英气，语时如笑，甚慧黠，亦非雄伟人。②
五阁老在后殿月廊，余随裨将辈往见，清阁老二人同坐于北边一炕，汉阁老三人设椅炕下一带坐焉，各前置桌子，叠积文书。清阁老一松柱，一温达。温达短小，容貌古怪而有猛意，面赤黑须，髯少，一目眇：汉阁老一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容貌端整，眉目清明，须髯白；一萧永祚，奉天海州人，身短面长，前一齿豁；一王琰，江南太仓人，有文雅气而容貌丰盈，精彩动人。温达、松柱相与语，汉阁老三人皆阅视文书，或俯而书字。……尚书清瘦而身小，眼有精神，举止轻率。侍郎在右者汉人，容仪魁伟，沉静有威，不轻瞻视。左者容貌平常，清人云。……此处天下人皆会，而形容各异，使汉人、清人、蒙古、海浪贼、喇嘛僧及我国虽同服色绝不相混，而惟清汉或不能分矣。③
以上引文在描述满族人的形象时，基本上是比照汉族人而加以描述的。即在描述“李光地”、“王琰”、“萧永祚”等汉族官员时，使用了“容貌端整，眉目清明”、“有文雅气而容貌丰盈，精彩动人”、“容仪魁伟，沉静有威，不轻瞻视”等肯定性的语汇；而在描述“睦克登”、“松柱”、“温达”等满族人时，更多的是使用了“甚慧黠，亦非雄伟人”、“容貌古怪而有猛意”、“举止轻率”、“容貌平常”等否定性的语汇。在以上褒贬色彩十分鲜明的语汇对比中，金昌业毫不隐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情感立场。当然，金昌业在描述朝鲜朝语境中满族人形象时，也掺入了一些新的形象元素，譬如，他在描述满族人形象时，常常对满族人的“眼部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兀喇总管睦克登……人小而眼有英气”、“尚书清瘦而身小，眼有精神”，等等。我们对满族人形象的研究最终都要落实到对其诸多文本的比较分析，而要比较完整地理解具体文本中的满族人形象，只有在其对话阐释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因此，金昌业对满族人“眼部特征”的描述，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金昌业之前的不少朝鲜朝文人有关满族人的描述性文本追溯其源头。
比金昌业晚八年赴燕的朝鲜朝使臣李宜显，在自己所撰写的《庚子燕行杂识》中，更加集中而突出地描述了满族人的形象：“清人大抵丰伟长大而间有面目极可憎者。膻臭每多袭人，言辞举止全无温逊底气象。……路中见男胡率是疏髯，虽累十百人须髯多少一皆均适，绝无胡髯披颊者。岂头发既尽剃，故髯亦剪繁略存，只以表丈夫。”④在作者笔下，“男胡率是疏髯”，他们“须髯多少一皆均适，绝无胡髯披颊者”，而且头发“尽剃”、“髯亦剪繁略存”，从而“只以表丈夫”。这是满族人区别于汉族人的一个典型的体表特征，可以说，这种怪异性是他者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可能是被描述为“面目极可憎”的重要因素。
这是因为，金昌业等朝鲜朝燕行使臣长期生活在农耕文化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多方面地接受了中国儒学“华夷”观的影响，认为人们只有束发戴冠才是文明的，才具有“礼仪”。所以，也习惯于用发式来划分“华夷”，将“披发”视为夷狄的表征，视为一种落后、不文明的文化现象，从而大加贬斥满族人剃头辫发的习俗，而且通过他者化，极力夸大满族人的“怪异性”或“异类性”，使之最终被刻画成“丑类”的形象。
实际上，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俗，应该尊重各民族的习俗，发式并不分贵贱，也不代表文明与不文明。剃发原本是女真人的一种风俗习惯，即“男子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寸余，只留顶后中间长发，编成辫子，垂于肩背，除父母丧和国丧百日内不剃外，四周头发不得蓄长，要时时剃除，所以叫做剃发或剃头。”⑤薙发垂辫这种发式源于满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宗教意识。萨满教认为，发辫生于人体顶部，与天穹最为接近，是人的灵魂所在，所以发辫为其族人所重视。古代时，满族在战场上捐躯的将士，其骨殖如无条件带回故里，其发辫则必须带回，俗称“捎小辫”，这是满族天穹观的一种反映。尤其是他们头发“尽剃”，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满族长期以来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他们的吃穿用都出自山林。满族男子一年四季常结伙进山，进到森林深处，十几日或几十日采集狩猎。在深山生活的自然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至于头发梳成什么式样，自然要放在其次，并且要服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即山势陡峭、林木遮天，在这里与野兽搏斗并采集山货，就需要剃头辫发，以减少树枝的刮扯；同时，前部不留发，还可以避免在跃马疾驰时让头发遮住眼睛。他们颅后留一条大辫子，在野外行军或狩猎时，又可以枕辫而眠。所以，负责外出狩猎或耕种的男子大多不披发，而在家从事家务和织布的妇女大多披发，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于是，满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就形成了其剃头辫发的习俗。其发式可以用“金钱鼠尾”这四个字来概括，这种发型是将四周的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如一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随着满族的兴起和努尔哈赤的向外扩张，满族薙发垂辫的风俗就逐渐转化成了汉满两个民族间的政治斗争问题。实际上，满族也是过分看重了“薙发”的作用，认为只要汉人“薙发”就能顺从满族的统治，而实际上反而更加深了两个民族间的内在矛盾。
在《庚子燕行杂识》中，李宜显不仅将满族人描写成“面目极可憎”的人物形象，而且将他们描述为“膻臭每多袭人”、“言辞举止全无温逊底气象”的“野蛮人”形象。他尽管没有借助满族人的外貌特征直接把满族人比喻为“兽类”，但在他的意识当中，显然是没有把满族人视为同类。在这里，作者所描写的满族人的生活习惯还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历史上，满族是一个以狩猎、饲养为业兼事农耕的民族，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其饮食习俗简单古朴。他们的饮食以肉类为主，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肉食“食谱”。如女真平民日常饮食中的肉食品类有：肉粥，“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以进，率以为常”⑥。女真贵族们的肉食品类则更多，常以木盆“盛猪、羊、鸡、鹿、兔、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多芥蒜渍沃续供列。各取配刀，脔切荐饭”⑦。女真人招待宾客肉食的情景曾载于《三朝北盟汇编》卷20所引许亢宗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一文中：第二十八程至咸州，“赴州宅，就坐。……胡(女真)法饮酒，食肉不随盏下，供酒毕，随粥饭一发致前，铺满几案。地少羊，惟猪、鹿、兔、雁……之类”；“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除了“多畜猪，食其肉”之外，满洲人也经常食用各种野兽。譬如：鹿、熊、貂、狍、獾、野猪、狐狸、水獭等。其制作方法与食用方法也相当简便、粗陋，尤其是“他们惯常吃半生半熟的肉”⑧。而且他们常喝的所谓热锅汤，是“以羊、猪、牛、鸡卵等杂种乱切相错烹熬作汤，略如我国杂汤，素称燕中佳馔而膻腻之甚，不堪多啜”⑨。所以，在他们身上存在“膻臭每多袭人”的现象也是不足为奇的。
满族的形象还体现在他们凶狠、顽劣的行为上。我们还应看到，长期以来，朝鲜民族一直把女真人当做迥异于朝鲜人的“饥来饱去”的“兽类”进行描述。他们“向背无常”、“见利忘耻”，既不讲信义，也毫无礼仪可言，这是毫无掩饰的具有贬斥意义的形象。这里所指的“人面兽心”且“饥来饱去，见利忘耻”、“不识事理，不惯风教”的品格并不是特指个别女真人，而是作为整个女真人的民族品格来概括的。出于这种“社会总体想象”，不少朝鲜朝燕行使臣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些“凶狠”、“顽劣”的满族人形象。这一点，充分体现在金昌业所撰写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金昌业就曾遇到过使团的人员与“胡人”争吵的场面：
朝饭行，主胡嫌房钱少，执申之淳不放，余以一扇与之始免。⑩
主胡出来有所言，而不可解，令书之文，亦不可解。见其大意，欲加得房钱也。副使裨将两人先入此家，余来而移住他处，故主胡以此归咎于余，欲以两人所许房钱并讨于我也。……主胡深怀恨怒，喃喃不已，遂锁房门入去，不复出，烛为风所灭，求火，而亦不应，狼狈。(11)
这里所记述的是朝鲜朝燕行使臣在往来于汉阳与燕京之间时所遭际的几次不愉快的事情。当时，朝鲜朝使团指定的留宿地是朝鲜馆，但金昌业等人觉得其内部条件不够好，所以就改投到了民家，而这个民家的主人又偏偏是“胡人”。其结果，这些“胡人”为了多得到房钱而与作者以及其他使团人员发生了口角。以上引文描写了这些“胡人”耍无赖甚至锁上房门、不提供给金昌业一行火种的贪婪、狡诈的负面形象。实际上，“胡人”的负面形象是金昌业在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先入之见，而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遇上“胡人”，他就在无意识中按照前代人现成的思想套装，对“他者”、“胡人”进行了价值判断。
有一醉胡自殿内出来，面目甚顽，见余睨视，若将相侵。……醉胡又来，执元建缠带，探出所盛之物，大枣也，遂夺取。其胡却跳工龟头、手杖挥之，使不得见碑。……其胡又追至，以先夺大枣还之，又与一大柏，余皆却而不受，其胡固与之，意欲寻闹。……其胡又执元建带不放。……顾见其胡挥杖而来……其胡以刀割其囊而走，追至大路南边小巷中，入一人家，仅推还其囊，而囊中所置银子四钱，竟为所夺，视者皆言，此人素行本如此，此处人亦畏之云，盖光棍之流也。(12)
上文中金昌业详细描述了一个喝醉酒的“胡人”对自己同伴寻衅闹事的情形。当时，这个“胡人”一路尾随金昌业一行并且不断胡搅蛮缠，在作者看去，他“面目甚顽”、“见余睨视”，而且“若将相侵”、“意欲寻闹”，可见是一个十足“悍戾”(13)的胡人泼皮，即一个“凶狠”、“古怪”、“顽劣无耻”的人物形象。
正因为在金昌业看来满族具有凶悍、无耻的一面，所以，一旦他在睡觉时被偷去了腰带，就马上联想到这是“胡人”所为：“宿汉人李桂枝家，自是甲军辈操纵渐缓，夜失所带系條，盖杂胡出入者偷之也，遂出革带带之。”(14)其实，他的房东是一位汉人，而不是“胡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嫌疑对象应该是房主及其家人，但作者却一反常理地将“胡人”视为嫌疑对象。可见，在作者看来，懂得礼义的汉人根本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而只有野蛮、贪婪的“胡人”才会去偷盗他人的东西。这正如李宜显所言：“满汉不同：满人硬狠者多，专尚武力利欲为主；汉人文质兼优，专无骗诈之气，容貌举止颇有威仪。”(15)
由此可见，作者对胡人充满了否定性想象，这实际上源于朝鲜民族悠久的“社会总体想象”。长期以来，朝鲜人就认为：满族人具有“虚伪狡猾”、“撒谎偷盗”、“残暴肮脏”的一面。朝鲜民族对满族人这种沉重的“集体记忆”，始终影响着金昌业对满族人的认知态度。如果说，在金昌业之前的燕行使臣始终依据朝鲜民族关于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的“社会总体想象”塑造满族人的形象，那么，从金昌业开始，随着朝鲜朝关于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的“社会总体想象”与金昌业等燕行使臣的中国观感的相脱节、相分离，朝鲜朝燕行使节就不得不“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16)满族人的形象。
自从经历了两次“胡乱”之后，朝鲜民族开始有意将“胡人”这个朝鲜民族针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泛称专门用在满族人身上，即对满族人大量地、特殊地使用“胡”或“胡人”这样一种具有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像并使之成为一种“套话”，从而在朝鲜人的意识深处，满族人即“胡人”就等同于一个“野蛮而残暴”的民族，而朝鲜民族一旦谈到“胡人”，又会马上联想到他们骑马狩猎的场景，不论这种“套话”和场景是包含着否定意义，还是体现着一种彪悍的生活方式，都是浓缩着几个世纪以来朝鲜民族对满洲人(或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关于这一点，在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下面譬举几例加以论述：
胡五六骑引两犬驰野中，乍近乍远，不知逐何兽也。……有两胡一路同行，忽有兔起路下，两胡抽矢欲逐之，免截路而走，望之如飞，两胡度不可及，勒马而回。(17)
路中遇四胡骑马，各臂一鹰过去。(18)
以上引文，是金昌业在1712年12月的12日与14日所写的日记，其内容都描述了“胡人”即满族人骑马狩猎的场景。其中，狩猎的“胡人”都是成群结队地去狩猎，绝少单独前行。正如文中所言，或“两胡”，或“四胡”，或“五六胡”；狩猎的工具主要是弓箭，同时辅之以猎犬和猎鹰；而狩猎的对象，则是野兔等。这幅画面，实际上展示了满族人生产、生活的生动场景。在历史上，满族先民长期从事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经济生活，游牧经济发展较晚。如《大金国志·初兴风土》即载：女真人“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每见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潜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呦呦之声，呼麋鹿而射之”。
据一些朝鲜朝边将在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七月对女真人狩猎情况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女真人狩猎之时“人数多不过三十，少不过十余”，或“率以二十余为群，皆于郁密处结幕，一幕三、四人共处”。白天出幕“游猎”，晚间归来“困睡”。(19)同时，猎景也十分可观，所谓“猎机渔梁，幕宇马迹，遍满山野”。(20)由此可见，骑射是女真人的文化特征，他们以善于骑射而生存，也以擅长骑射而立国。在满族形成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强调和坚持骑射，并使之成为满族最具特色的文化特征之一。
正因为骑射是满族人的文化特征，所以在狩猎之余利用空闲时间练习骑射之术，也成为满族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金昌业对此曾记述道：“出门外，群胡聚路上习骑射，置一球于地，大如帽，驰马射之，衣马皆鲜华，盖城中富贵子弟习武艺者也。其中一少年最善射，屡中，又有小胡亦能射，问其年十二云。”(21)从中不难看出，满族人不论老幼，都很喜欢骑射，时常不忘进行骑射练习。他们从幼年时起就进行尚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骑射技能。就清代而言，满族儿童从六岁起就开始用木制的弓箭练习射箭，并且学习骑马；十二岁开始吊膀子(22)；十三四岁开始随父兄参加行围射猎。上文中所记的“亦能射”的十二岁“小胡”就是一个明证。
由于骑射是满族人的生产方式和练武手段，所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须臾也离不开手中的弓箭：“有三四胡佩剑踞长凳，以枪槊插于架，弓袋矢服皆挂门旁。”(23)不仅如此，满族人连小孩子也都手拿着武器：“路遇乘车胡，谓是沈阳户部郎中。……骑一人前行，又有十余岁小儿，带弓箭骑马者，似是其子也。”(24)在这里，金昌业透过“剑”、“枪槊”、“弓矢”等武器所构成的具有威胁性的场景，向读者有效地传递了他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具有好战性、攻击性的“胡人”形象。在此，金昌业所描述的“胡人”形象，也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历经两次“胡乱”之后在朝鲜民族心目中所形成的对“胡人”的社会总体想象的制约。
事实上，金昌业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满族作为一个尚武的民族，自入关那天起，其统治者对汉人“庸懦、腐朽、文弱、贪鄙”等缺点都深有感触，因为担心满族人也染上这些恶习，步契丹、女真、蒙古衰败的后尘，所以就把懈废骑射视作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转而努力加强全民族的骑射训练。他们为了保持强大的军力，不仅购置与驯养了大量优良的战马，穿着适于作战的马褂，而且以大规模狩猎的方式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其结果是，满族人长期保持了较强大的战斗力。
正因如此，金昌业就能够转换一种视角来看待清朝皇族或者贵族的围猎活动，他觉得：满族人的骑射活动不单纯是一种休闲游乐活动，更是一种变相的军事训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朝鲜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女真各部就是利用他们的士兵善战、马匹精良的优势，不断寻找一切有利的时机，常常以突袭的方法侵入朝鲜的。女真各部进攻朝鲜的目的，就在于掠夺朝鲜的牛、马，以充实自己的畜牧业；并以大量的马匹用来骑乘，从而充实自己的兵力。等到女真人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军力有了较大的提升时，又反过来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向朝鲜军队展开进攻。金昌业生活的年代虽然距离以上所述的战争年代相去半个世纪，但在他的头脑里，却深刻地镌刻着朝鲜民族对女真人(满族人)的“集体记忆”。所以，一旦他在中国看到骑马并且佩带弓箭的“胡人”，也就在有意无意间将满族人描写成具有攻击性与侵略性的形象。
总之，18世纪上半叶，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巩固，以及清朝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金昌业等“朝鲜朝士大夫对清朝的认识发生了较大转变，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25)。即，他们在描述满族统治者时并没有完全褪去否定的色彩，但毕竟在朝鲜人的文本中，已经很少使用“奴酋”、“汗”、“胡皇”等语汇，所以，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麑”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的形象。由此可见，“妖魔化的形象多是作者从优越的本土文化着眼，观看处于劣势的异域文化，并将他者文化中优秀的一面归并为本土文化之下，简化为本民族的成分，同时排斥他者文化，将其边缘化”(26)。
注释：
①徐东日：《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东疆学刊》2010年第4期，第4页。
②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120页。
③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119页。
④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燕行录选集》V，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31-32页。
⑤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页。
⑥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三，《女真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62年版。
⑦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四，《茅斋自叙》，台湾文海出版社1962年版。
⑧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⑨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燕行录选集》V，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32页。
⑩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31页。
(11)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141页。
(12)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134-135页。
(13)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53页。
(14)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27页。
(15)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燕行录选集》V，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230页。
(16)孟华：《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17)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41页。
(18)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38页。
(19)《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113，第526页。
(20)《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卷49，第88页。
(21)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90页。
(22)吊膀子，就是将少年的双臂绑上扁担，吊在树上，每天吊一次，坚持不断，这样可以练出甲字形健美体魄，练出有力的双臂，可拉硬弓。
(23)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70页。
(24)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Ⅳ，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164页。
(25)徐东日：《朝鲜朝燕行使节眼中的乾隆皇帝形象》，《东疆学刊》2009年第4期，第50页。
(26)朴玉明等：《〈瞧瞧谁是英雄〉中妖魔化的“异国形象”》，《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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