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效率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6）11—0070—05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增长十分迅速，2004年两省一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5％以上。2004年上海、江苏和浙江人均GDP分别为55307、20852和23924元，远高于全国水平①。
长三角地区快速的经济增长背后是大量的投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从投资当年看，投资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投资的快速增长直接拉动社会总需求的快速增长，从而带动长期产出水平快速增长。从较长期看，投资的完成可以形成新的后续生产能力， 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自1994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率一直维持在40％左右，投资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拉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有经济学家指出，由于过度投资，大量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领域，使得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这些年来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趋势，过度的投资同时也减弱了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制约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张军， 2006）。在现有的文献里， 对改革以来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的一些总量特征以及投资效率的变动还缺乏系统的经验考察。本文的目的就是首先讨论长三角地区投资效率的变动以及与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过去20多年里投资（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以分析，从而得出长三角地区过去的增长方式为投资驱动型，并处在往集约型增长转变的初级阶段的结论。进而分析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对潜在可持续增长的约束，对投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新的作用提出一些思路。
一、投资效率分析
我们通过数据描述了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总量投资状况，这一部分拟通过分析增量资本产出比 ICOR（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变动情况， 分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ICOR是反映投资效益的一个简单指标。ICOR，指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如果用K表示资本存量，△K表示资本增量，用Y表示产出，△Y表示总产出增量，则ICOR＝
。当ICOR提高时， 说明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效率的下降。
为了扣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利用估算出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和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得到长三角地区ICOR（如表1所示）。1979—2004年间ICOR平均值为3.61。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地区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并且该时期资本存量较少，投资效率较高，1979—1984年平均ICOR为2.09。1990—1992年间由于特殊原因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实际产出增长较少，从而导致异常低的投资效率。1992—1999年间，投资迅速增加，名义投资效率迅速增加到40％左右，与之相伴的投资效率的下降，ICOR由1992年的 1.92上升到1999年的4.26， 每增加一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资额增加了122％。其中部分原因是1998—2001年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低落时期，为了刺激国内需求，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了公共投资，增量资本产出比指标暂时出现上升属于正常现象，但长期处于高位则表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投资现象。2000—2004年投资效率相对而言出现了上升，如图1中展示的ICOR指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仍处于比较高的位置，期间平均值为3.88，仍高于 1995—1999年间的3.84。
表1 长三角地区投资效益变化
年份平均投资效益 年份平均投资效益
1979—1984 2.09 1979—1989 3.48
1985—1989 5.14 1990—1999 3.61
1990—1994 3.37 1979—1999 3.54
1995—1999 3.84 1979—2004 3.61
2000—2004 3.88 1992—2004 3.52
对于投资效率的变动，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解释。首先“资本深化”过程造成资本—劳动比的迅速上升，依靠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动力，在引起一定程度的投资过热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使企业的技术选择显示出资本替代劳动的偏差，使技术路径偏离了要素的自然结构，资本劳动比持续上升加快了资本的深化过程，导致投资效率在1999年之前持续而显著的下降②。其次，自90年代中期以来长三角地区一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区域，但早期引进外资的盲目性使投资中包含的技术水平较低，高投资引起了投资效率下降。近些年各地区政府在引进外资时增加了对项目中所包含的技术要求，促进了投资效率的上升。200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趋势。第三，9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发挥了作用，长三角地区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也对投资效率的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1.资本存量的估计。考察投资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要的工作是估计资本存量的大小。在估计资本存量时最经常采用的方法是戈登史密斯（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由于我国没有大规模的资产普查，所以在本文中采用的方法是估计一个基准年后运用永续盘存法按不变价格计算三地区的资本存量。即：
为估算资本存量，需要确定的变量有：（1）基期资本存量；（2）折旧率；（3）当年投资水平；（4）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
2.劳动投入和产出。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得出劳动时间来衡量。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选择普遍采用的各年各地区的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衡量经济产出的指标我们选用地区生产总值，并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3.模型的建立与实证检验。这里通过索洛剩余法估计三地区的总量生产函数，然后估计资本的贡献率，以及长三角两省一市的TFP变动情况。索洛（1957）提出的索洛剩余法是通过估算总量生产函数，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下，估算资本产出弹性来计算资本的贡献率，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即获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故也称生产函数法。
图1 长三角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1）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1993 年之前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波动比较剧烈，自1993年TFP经历了持续下降的阶段， 自1997起又开始稳步上升。究其原因，早期TFP 的频繁波动反映了改革早期经济体制和市场条件发生的剧烈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由于制度上的变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反映在1979—1985年间 TFP均值高达5.43％，随着改革的进程一些制度上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从而制约了全要素生产增长。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改革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改革的深化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1992～1995年间平均值为7.28％。1996—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稳中有升，均值为2.74％。
（2）资本贡献率。为了衡量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们利用“要素贡献率”作为指标：
资本贡献率=资本产出弹性×资本增长速度／产出增长速度
劳动贡献率=劳动产出弹性×劳动增长速度／产出增长速度
结果如图2所示， 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对长三角经济增长所起的关键作用。1979—2004年平均资本贡献率为71％，劳动贡献率8.7％，TFP贡献率 20.3％。1992年之前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 1992年至1996 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投资比重持续增加，导致资本贡献率持续增加，由 1992年的40.5％增加的1996年的84.7％，而同期的TFP增长率由10.75％下降到1.81％，充分反映了这段时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自1997年以来，资本贡献率虽然稳步小幅下降，73.16％的均值仍处于较高水平， 2000—2004年该比率下降为69.75％。总体来看长三角的经济增长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要素的增加。
图2 长三角要素贡献率
从上面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增长方式为投资驱动型增长。 作为整体来讲长三角地区增长方式为资本驱动型增长，快速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投入。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多年里，投资的迅速增加是长三角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了71％以上，相比而言，劳动投入的平均贡献率仅为 8.7％，大量投资造成了资本深化过程中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形成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原因很多：第一，政府容易控制投资数量，通过直接投资或通过国有经济进行投资，以作为调整经济运行的手段。第二，当地政府通过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从中央政府处获得资源，并带来潜在收益。第三，地方政府追求GDP为目标，吸收投资是当地政府获得GDP增长最直接、最迅速的途径。
（2）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水平高于全国水平。 本文所计算得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除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外所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当然包括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979—2004年TFP增长率的平均贡献率为20.3％。与全国数据相比较，1979—2004年全国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为90.54％，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9.56％（郭庆旺、贾俊雪，2005）。一方面说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状况较好，另外长三角地区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领先于全国水平，是长期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3）出现了资本贡献率下降的趋势。 虽然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仍然是依靠资本投入，但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资本贡献率下降的趋势。2000—2004年资本贡献率为69.75％，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开始逐渐的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往更加集约型的经济发展转变。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使长三角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地区之一。通过上面的分析，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从动态上考察，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从静态上分析，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已处于准集约经济增长时期，它是一种兼具集约与粗放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既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集约型经济增长，虽然重要性在下降，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之一。要让投资成为今后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引擎，必须推进投资方式的转变，提高投资的效率，将过去的“粗放型投资”往“集约型投资”转变，从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
1.推进投资主体的转变
虽然国有、集体经济在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但总的来说比例仍然较高。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种方式，政府能够比较直接地通过公共投资调控经济运行，虽然短期内能达到刺激有效需求的目的，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已有的研究表明，国有、集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往往低于私人投资的效率（周建等，2006）。因此要提高投资效率，必须推进投资主体的进一步转变，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资。但私人投资往往忽视协调效应，容易发生重复投资、浪费性投资、低技术投资的现象，因此在投资主体转变时，一方面要有计划地稳定公共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在公共投资政策的制订和把握上应加强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使私人投资者产生正确的理性预期，将项目投向更有效率、更有作用的领域。
2.增强创新能力，提高技术水平
（1）提高研发投入。 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和重要前提。图3 为长三角地区近年来R&D投入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较，可以看出，尽管R&D投入占 GDP比例逐年在增加，但江苏、浙江两省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上海作为服务业发达的中心城市，浙江、江苏依托上海专业化发展制造业，所需的研发投入由上海进行。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江苏，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所用技术多为“拿来主义”，自身不需要太多研发投入。要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提高研发投入，形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核心技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图3 R&D占GDP比重（％）
（2）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区域，估计这种状况仍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然而在引资和用资的早期存在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的情况，不重视引资的质量和结构。外商通常只是将传统技术、传统产业部门甚至对环境有污染的部门转移，而核心技术仍留在国内，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长三角地区，加重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因此，转变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设法促进外资企业加大对我国的技术转移力度，同时本土企业加强对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首先，在引进外资时有选择地引进，注重引进技术含量高、技术溢出效应大的外商投资。其次，产业关联不仅仅局限于原材料、零部件采购等后向关联，而且要加强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方面的前向关联。在引进外资过程中，要延长企业的产业链，带动产业优化升级。
3.促进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1）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围绕传统产业的结构优化与技术升级，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为基础，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及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产品更新换代为重点，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行业单位劳动力占用资本较少，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但由于其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近年来在经济中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对传统产业的投资，不应当继续复制传统技术和工艺，应当投资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提高附加值。使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提高传统产业的加工深度，加长产业链，改变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体的产业格局。经过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在信息经济的网络效应的作用下会诱致整个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强化对信息化产品的需求，带动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群的出现，增大信息产业的比重，促进经济进口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过渡。
（2）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路径，然而并非所有的高新技术产业都能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全球化分工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投资是利用长三角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进行简单的加工组装生产，比如IT领域中的电脑零配件生产，虽然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但利用的仅是劳动力资源，附加值很低，再加上以出口为主，其后向和前向拉动效应较弱，所以改变增长方式需要发展的是高附加值的产业，而非简单定义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一方面是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例如2000—2004年，江苏省机械、电子、石化、汽车四大支柱产业在规模以上工业经济中的比重由49.2％升至50.7％，其中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增加值比重由2000年的8.1％升至2004年的14.8％，成为全省第一大支柱产业③。另一方面，通过推行品牌战略，传统产业依然能够获得高附加值。例如江苏省的森达皮鞋、波司登羽绒服、梦兰床上用品等，都属于传统产业。名牌战略的实施，带动了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升了区域经济的良好形象，增强了社会的名牌认同感。
（3）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由于现代服务业主要是作为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而发挥中间功能，因此在经济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日趋增强的今天，以生产者服务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生产者服务业经常是一种与制成品具有相关关系的活动，或者是对商品的深度利用，在许多方面难以与商品生产单独分离开来。另一方面，许多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出在循环过程中进入了其他服务部门，成为其他部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现代生产者服务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要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科研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甚至包括对国外关键性人才的引进力度。
注释：
① 文中所用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② 资本—劳动的增长率自1992年开始出现了急剧的上升。1993、1994、1995三年增长速度均在18％以上。2000—2002年3年中增长速度仅为10％，略高一点。
③ 来源：江苏省统计局http://www.jss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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