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墙的兴废：一个功能与象征的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墙论文,上海论文,象征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外在形态上，中国传统城市与西方近代城市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城墙上，因此城墙的问题很早就受到中外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中国内地学者也有以城墙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表；（注：早年有Osivad Siren所著的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London:John Lane,1924)，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以章生道的《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芮沃寿的《中国城市的宇宙论》为代表（两者都收于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国内学者的研究有马正林：《论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山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鸿雁：《中国城墙文化特质论》，《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刘凤云：《城墙文化与明清城市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在这些研究中，作者既注意到，城墙最初和最重要的功能是防卫，同时也认为城墙作为一种标志性的建筑物，在政治统治和天人关系上有着某种象征意义。但中西学者对城墙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却存在分歧。马正林、刘凤云等人认为，中国的城墙意味着中国传统城市的保守性格，尽管在城市发展的初期有利于城市的巩固，却最终阻碍了城市的扩张。但是以章生道和牟复礼为代表的研究却认为，城墙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挡城市的向外扩张，相反在一些城市化动力强大的城市（城镇），起防御作用的城墙会随着城市聚落的扩张而做出有弹性的调整，而且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因此城墙在和平时期并没有让人明显地感受到它是保护区和非保护区的界限。见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15页。）关于上海古代城市和城墙的研究，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注：如陈梅龙的《上海城墙的兴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郑祖安的《上海旧县城》（《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年）以及蒋慎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通志馆期刊》中有关上海县从元到民国的历史简介等等。）但是以往对城墙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就事论事，或将它作为一种城防建筑，或将城墙的兴废作为城市发展的某种标志。本文试图通过关注上海城墙兴建和拆除的过程，探讨人们对于城墙的观念的变化，以及上海城墙在功能和象征意义上的转变。
一 开埠前上海的城墙与聚落
上海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意义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在此无需赘言。但在开埠以前，它在传统中国城市中也仍然有相当的代表性，即它代表了这样一种城市类型：它们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以后由聚落而成为市镇，由市镇而发展为国家设置治所的县城。因此，与许多郡县城市相比，不论是城市本身还是城墙都相对晚出。
在今天上海市区的黄浦江两岸，很早就出现了居民聚落。南宋淳祐十年(1250)的西林积善教寺碑记中，就称其地“土壤衍沃，民俗蕃庶，积帑之家，向所而有”。西林积善教寺在今浦东三林塘，可见在黄浦江两岸早有不少依靠着鱼米之利而兴旺发达的村落。宋代以后，邻近的青龙镇港口屡屡为泥沙淤塞所困扰，使海船不得不改道停泊于上海浦右，即后来明代筑城以后的上海小东门外、黄浦江边。以此为中心，一个新兴的港口市镇发展起来。咸淳三年(1267)，南宋政府在此设立了管理往来商船贸易和负责抽税的市舶司，上海镇的名称开始见诸史册。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以镇升县。
与行政级别的提升过程相伴随的，是上海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根据元初上海教谕唐时措的描述，宋元之际的上海已经与农业聚落完全不同，不仅市场、店铺、祠庙、学校应有尽有，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政府的机构和设施，建筑物的密度相当可观：“上海县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注：弘治《上海志》卷5《公署》，“唐时措记”，第11页上。）松江市舶提举董楷在咸淳五年以后，对上海市镇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建设，大致决定了以后城市东北部的格局。“自市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创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阆阛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圮，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尽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注：弘治《上海志》卷5《堂宇》，受福亭“董楷记”，第28页下。）以上所建四坊在明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中都有记载。这些出自官方的设计和规划，都在试图将上海从一个自发形成的市镇，改造成一个中规中矩、符合传统礼制的城市。
上海设县以后，虽然公署和学校等官方和半官方的设施大都沿用过去的旧址，比如县儒学就是由原来的上海镇学升格而来，县衙门先是利用榷场旧地，后移到市舶司。城墙历来都被看成是中国郡县城市的标志，也是帝国统治的象征。上海最初也没有立即修建城墙。但是上海县的官员们还是对一些旧署进行了改造：“县所以理民事，治所以耸民瞻，非若舶之仅储商货而已。守舶之旧而不思改观以雄井邑，又将以舶目我县。”（注：弘治《上海志》卷5《公署》，“唐时措记”，第11页下。）显然他们对上海城市性质的变化极为敏感并重视，从一个市舶司所在地到一个代表帝国基层权力的县城治所，上海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一个贸易码头，相反，其政治性质应该得到强调。为了使原有的建筑符合上海作为一个县级治所的象征，上海官员对原来的市舶司进行了扩建，并且建造了雄伟的谯楼。这些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墙的缺失，成为这个新的行政治所的象征。但城墙从来没有被人们遗忘过。
弘治《上海志》称：“上海以镇升县，故旧无城，后之作令者尝欲建请，然无遗址可因，其势颇难。而议者又谓：市虽逼浦，而素无草动之虞，在所不必。作者故屡谋而屡寝焉。”（注：弘治《上海志》卷1《城池》，第7页下—8页上。）嘉靖二十三年(1553)修筑城墙时，当时的士绅对于不曾修建城墙的原因有详细的辩解：“一则事出草创，库藏钱粮未多；一则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所通习，海寇不敢轻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注：同治《上海县志》卷2《城池》，“嘉靖三十二年顾从礼奏疏”，第1页下。）时为南京工部尚书的潘恩特别为上海城墙的修筑写了一篇《郡侯方双江城上海序》，他在文章中说：“明兴，濒海诸境，防御倭夷至详，且密数十里而为所，联数百里而为卫，卫所各设城池，星列棋分，渊渟山峙，内诸郡县藉以为安。上海故未有城，岂以去海稍远无烦此邪？抑阻于时势之难，未暇为也。”（注：潘恩：《郡侯方双江城上海序》，《潘笠江先生集》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36页上。）士绅、守令对上海之无城，似乎一直都有一种情结，其种种解释都说明，在他们的理念中，城墙是一个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一个沿海的县级治所所应该具备的建筑景观，没有城墙主要是出于一种不得已，是“未暇为”。
明中叶以后，上海的防守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上海变得更加繁荣，富商大贾云集此地，其经济实力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海防废弛，使得上海直接面对海上倭寇的威胁。“今编户六百余里，殷实家率多在市，钱粮四十余万，四方辐辏，货物尤多，而县门外不过一里即黄浦，潮势迅急，最难防御。”（注：同治《上海县志》卷2《城池》，“嘉靖三十二年顾从礼奏疏”，第1页下。）嘉靖三十二年，海寇数次骚扰，由于上海无城可守，县官首先逃跑，上海城几次被劫掠。连通海洋的黄浦江，一方面给上海的发展带来了商机和便利，同时也给它带来了来自海洋的威胁。由于缺乏足以在海上直接抗御海寇的军事力量，当时人所想到的惟一的防御办法就是在陆上筑城。
上海士绅顾从礼（官至太仆寺丞、大理寺少卿）的奏疏申述了筑城的主要原因。“嘉靖戊子等年屡被贼劫，烧杀地方乡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余家，盖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伏望轸念钱粮之难聚，百姓之哀苦。敕工部会议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注：同治《上海县志》卷2《城池》，“嘉靖三十二年顾从礼奏疏”，第1页下。）防卫海寇是筑城最现实的意义所在。
同时，城墙还被赋予了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潘恩在《郡侯方双江城上海序》中，将上海的筑城比作《春秋》中邢国城墙的建筑，认为在《春秋》中，之所以孔子独独对于邢国城墙的修建赞美有加，是因为：“盖邢逼于强狄，迁于夷仪；齐桓率诸侯以城之，是谓同恶相恤，分灾救患，于礼为宜。”除此之外，有的城建得不合时宜或有悖仪礼，或者劳民伤财，都不值得赞颂。在他看来，城墙将上海从“夷患”的威胁下解救出来，也就是保卫了中国的文化不受“夷”化，因此也是值得嘉许的。嘉靖年间威胁上海的海寇，事实上大部分并非来自东瀛的“倭人”，而是中国本土的贼寇甚至海商，这在近人的研究中已经辨析甚明。（注：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但是，一则时人并不能完全分清这些海寇到底是不是“倭”，而将他们统称为“倭寇”，因此比之为“夷狄”；二来，中国的“华”“夷”之辨，向来有从文化上立论的传统，将接受儒家伦理和政治理念统治的人归为“华”，反之则目为“夷”。这些以劫掠为生、不服统治的海寇，自然就被认为是“化外之民”。晚明的上海城墙可以说是防卫海寇的军事功能和作为中华文化、帝国统治之象征的统一体。
上海城墙的修筑仅仅用时两个月，在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筑成。次年正月，海寇萧显再次来犯，上海县民固守城墙，保全了城市。（注：其具体的经过和城墙在抗倭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可参见郑祖安《上海旧县城》。）根据《沪城备考》卷首的《上海未筑城古迹图》，上海原来的聚落范围比明代嘉靖筑城以后的城区范围要大一些。也就是说，嘉靖年间在上海所筑的城墙并没有将当时所有的市区都包含在内。从图中可以看到，在迫近黄浦江岸的地方，有“宋提举司署，即榷场”，这个榷场在元代上海刚刚由镇升县的时候，曾经是县署所在地。可见当初也是上海镇的一个中心，但是在嘉靖筑城时却被划在了城外。城市的西边也有同样的情况，明弘治《上海志》所记载的在城11个坊中“登津坊在第一桥东”，而根据同治《上海县志》所记，第一桥位于西城外，（注：同治《上海县志》卷3，《水道上》。）说明筑城时至少拆去了登津坊的一部分。城南的情形也是如此，章英华曾经引用《阅世篇》中关于“尊德堂”的记述作过考证。（注：章英华在《明清以迄民国中国城市的扩张模式》（《汉学研究》第3卷第2期（1985年12月），第551页）中指出：“‘尊德堂，在城南之东偏，乃赵氏之先为仪宾者所建。此时尚未有城门，宇堂前犹在城外也。嘉靖中，以倭警筑城，故撤去前堂以外，而移墙门于内，故门内为中堂’。这段话让我们了解到，筑墙时曾毁去一些民居，另外则是在15世纪中叶时，上海的建置地已从东北方向逐渐扩展至城墙东南以迄黄浦江岸。”）
由此可知，上海县的城墙可以说是被“嵌入”一个较大的城市聚落中的。上海城墙并没有将当时所有的城区都包含在内，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出于礼制的考虑，上海作为一个县级治所，其城墙周长九里，已经属于较大的县级城墙了。（注：参见陈正祥《中国的城》，载《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台北：南天书局，1995年，第102页。陈正祥的研究证明，地方行政的等级左右了城的规模，而多数县城的城周不满五里。）第二，与仓促修城有关，因此整体的规划和规模也不可能太完备。第三，这座类似椭圆形的城墙，是以县衙和儒学等最重要的官方设施为圆心修建的，它没有将商业活动最为繁荣的城东沿江一带划入城墙之内。这种设计和安排，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布局的政治象征性：城由宫城发展而来，商业和居民区置于城外之“郭”；宋代以后城市空间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宫城成为城中之城，但后起的商业和居民区仍被安排在城墙以外，即使是在那些商业意义重于政治意义的地方城市中，商业区与衙署区也距离较远，有较为清晰的区域分界。在20世纪70年代，章生道等人就将此命名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双中心”格局：即城内的行政中心和城门外的商业中心。因此，上海城墙的修建，虽然以防卫功能为出发点，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是毋庸待言的。城墙所造成的内外空间的差别，也影响了上海城市格局此后的发展方向。（注：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在对于中国城墙的研究中，有一种议论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也是自韦伯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立论：即城墙是中国城市的象征，而它们封闭的外观标志着城市的保守性，并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这种说法不仅影响到国内的研究者，也被近年的美国学者Linda Cooke Johnson所继承。她将上海城墙的修建作为上海对外采取防御态度的象征，而这种态度又被她认为是上海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它在上海和海洋之间建筑了一道屏障”。“到了晚明，上海成了一个完全是被防御性的城池所包围起来的城镇，它的直径只有一里多，其范围大大小于宋元时期。”（注：Linda Cooke Johnson,Shanghai:An Emerging Jiangnan Port,1683-1840.In Linda Cooke Johnson(ed.),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c1993,p.156.）这种看法将城墙作为城市的当然边界，把城墙以外的城区排斥在外；但我们看到，很多城市的关厢地区，不论从行政管理还是聚落形态来看，都是城市的一部分，明清上海城墙以外市区的存在和发展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由于上海城墙修建在城区已经有了相当发展之后，是被“嵌入”到一个较大的城区中去的，这就决定了它与某些城市的城墙不同，它并不是城乡之间的界限。（注：涉及中国古代城市中城与乡的界限问题，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简言之，传统的看法认为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因此也是城乡的当然分界限。但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施坚雅和牟复礼等人强调城乡的连续性，而且他们在许多传统城市的城墙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商业或居民聚落，有的还规模颇大。因此不少学者开始反思城乡界限的标准问题。比如一些研究北京城的学者就认为，元明清时期，北京周边的控制商品流通和负责征收商税的榷关，是北京城的边界。参见周尚意《元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指向与城乡分界》，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城东门外的商业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着和城内地区同样的重要性。它在城墙修建以前就是上海商业最繁华的地方，此后也是如此。乾隆年间的县志中提到小东门外的地区，“自海关设立，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江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比栉”。（注：乾隆四十九年《上海县志》卷1，转引自郑祖安《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载《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章英华的研究引用了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的记载，以及曹史的《宝带门至丹凤楼一带的江景图》，证明在城东门外，黄浦江沿岸的民居和商铺是如何的鳞次栉比。（注：章英华：《明清以迄民国中国城市的扩张模式》，《汉学研究》第3卷第2期，第551页。）王韬于1849年至1862年在上海居住，他的记述中多次提到上海城东的繁华：“东关外羊毛弄左右，闽粤游民群聚于此。赌馆、烟舍鳞次栉比。”（注：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页。）相反，城内和城西、北部却非常萧条。晚清人士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多有记载：“底事炎凉总不齐，与君呜咽话城西。如何冷灶生尘釜，好向何人诉侧凄。”“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其西北半菜圃耳，不能食力者每艰于举火。”（注：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中华书局，1936年，第20页下。）“南门外多野桃花，乱红堕水，风景不啻武陵……人家三五，零星杂居于此，景颇萧寂。”（注：王韬：《瀛壖杂志》，第3页。）因此，与其说城墙的修筑禁锢了上海城市的发展，不如说城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社会一文化空间进行了功能上的区分：城墙以内主要是政治空间，它所象征的是支配、神圣、上、内；城墙以外则是商业空间，它所象征的是从属、世俗、下、外。
长期以来，上海城东门外商业区的命脉，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闽、粤、浙等外省商人的手中，上海土著在商人中的比例随着商业的发展而降低。在明嘉靖年间筑城时，顾从礼已说“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至清末张春华的《沪城岁时歌》中，则具体为“黄浦之力，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注：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第20页下。）因此，城墙对于城市商业布局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对客籍和土著的划分：客商居于城东门外，而土著大多居于城内。尤其是随着外省客商在城东地区比重的加大和势力的扩张，他们与城中的土著和官府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城墙作为外籍与土著的分界限的意义就越来越凸显出来，这在开埠以后的历史中将进一步得到体现。
二 开埠后的城墙和拆城之争
上海自嘉靖年间建筑城墙、成功地抵御倭寇以后，不断得到修缮。顺治二年(1645)，松江城被破后，城内的人已经奔走一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候负责守城的监军潘公权，正是为嘉靖筑城写序的潘恩的后人，当时他正在烧剿一户投降清军的人家，“忽闻清兵已到，骇散而逃。有奔至城边者，只见城上一派鲜红，乃马兵周围驰骤，寻人厮杀也。”（注：姚廷遴：《历年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页。）被潘恩寄予夷夏之防厚望的上海城墙，就让他的子孙拱手让给了清人。此后，上海的城墙真正再次作为攻防之具，已经是将近三百年后的19世纪40年代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人们一方面仍然想要依靠城墙，添设守城的乡勇，但另一方面也显然怀疑，城墙能否抵御这些从海上乘风而来、一路所向披靡的异域劲敌。当城外的火药局不明原因地被炸毁，闭城搜捕三日以后，人们开始放弃对城墙的幻想，陆续逃离这座城市。亲身经历这场兵灾的曹晟曾非常生动地记载了人们对于守城的绝望情绪是怎样一步步地在城中蔓延开来，弃城而走的人们又是怎样从零星个别的人家而逐渐演变成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的：“自此恒有家眷搬运出城，问之皆非土著。每云回籍，或云出自各署。然卒无有辨之也。未几，客店之眷口亦搬；未几，各殷户亦潜搬。至四月二十后，举邑若狂，无人不议搬，遂无户不搬。其不搬者唯无力穷民与幸灾奸徒及谈天之老学究耳”。“知吴淞口失，争门出打扮，开户弃产去，大户之雇人防御者亦尽有挟资而去者矣”。“城门不能闭，以搬家之人填塞也，至三鼓始闭城”。（注：曹晟：《夷患备尝记》，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第2页上—3页下。）据称，英人从吴淞江经上海城的北门入城，并且入驻城隍庙，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此次战争后，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将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向英人开放。上海的历史由此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初与鸦片战争这两次重大事变说明，城墙本身的防御功能是有条件的。当人心涣散时，城墙无论如何高大坚固都无济于事，相反，在清初的扬州和江阴，城墙就发挥了作用。此外，城墙在冷兵器和火器时代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城墙的象征意义却未因其功能的缺陷须臾或失，城池失守标志着一地由此陷落。
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来沪的洋人逐渐增多，英国驻沪第一任领事的公署最初设在城内东西大街新衙巷上，而一般的洋人则居住在南市城外沿黄浦一带的民房中。1845年，经上海道同意，划定城北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为租界。此后美法相继在上海城的西、北、东三面划定租界。小东门至西门的城壕更成为县城和法租界的界河。一开始租界地区还主要是洋人的活动范围，人口很少，也显得较为冷清。到1849年，英领署和绝大部分在沪的洋人都迁入租界时，在沪的洋人总数只有175人。但是这种城墙两边华洋分居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咸丰三年(1853)的小刀会事件便成为华界与租界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上海城墙居然在小刀会据城期间再度发挥了它的限隔作用。“城里重城城外墙，长墙隔绝市和乡。从教百姓难飞渡，瞥见群黎再受殃。三倍徒增竖贾利，百钱争看幼孩忙。草根木荄冬来尽，反羡凶年食秕糠。”（注：曹晟：《红乱记事草》，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第23页上。）“千百生灵困陷阱，口食莫求益告病。人人尽上北城门，欲保余生不惜命。城头男女喊声哗，如蚁争膻蜂闹衢。百货云屯城下集，高低买卖信无差。闻昔各城偷买卖，红头抄捉无少懈，今日红头不似前，但嘱小心别无话。一绳吊上一绳悬，只论有无不论钱。更有亲朋或友族，暗藏偷度到城边，又有一人泪如霰，骨肉相期会一面。无边苦况笔难宜，尚说今朝较昨便。请君勿讶价何昂，一破机关命遂亡。徇财莫作贪夫戒，一绝贫夫便绝粮。”（注：曹晟：《红乱记事草》，第21页下。）对于占据城内的小刀会来说，城墙是可以对抗城外清军的防御工具；在被围困中的上海市民来看，城墙成为阻碍他们外逃的障碍，正是这道城墙，迫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以巨大的经济代价获得衣食之需。
小刀会据城而叛只不过是个插曲，它并没有导致人们对城墙产生负面的评价。在这之后，士绅捐资重新修复了城墙。同时，广东籍商人被认为是小刀会叛乱的鼓动者、支持者，因而受到了惩罚。浙江商人取而代之，成为上海官府依靠的对象。代理道台蓝蔚雯在《善后事宜十项》中提出应该将广东、福建会馆迁出城外，同时浙江商人被允许在城中修建寺庙。梁元生在对上海道台的研究中认为，这一举动是广东人“被拒绝于城市和城市政治之外”的象征。（注：参见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6-137页。）这一事件说明，在此时上海官员的观念中，城墙仍然有着强烈的政治意义：城内和城外意味着统治的中心和边缘，也仍然是城市防卫和安全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问题不仅如此。这次事件对于租界有着巨大的意义。动乱中大量的市民逃往租界，据统计，1853年初，居住在租界的华人仅有500人，但是到了1854年，就剧增到2万人以上。可以说小刀会事件事实上造成了上海华洋杂处的局面。同时，华人的大量涌入，也直接促成了由洋人控制的租界权力机构——工部局的出现，这使得租界完全脱离了中国政府的行政治理范围，而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注：参见郑祖安《百年上海城》（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因此，咸丰初年上海城墙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变得异常复杂多样。在新的“华洋杂处”的局面下，城墙作为“华”“洋”之界的功能和意义，在表面上似乎较过去更模糊。但事实上，因为工部局的出现，洋人全面操控租界的权力，排斥清政府的干涉，使租界成为一个“国中之国”、“城外之城”，从而使华界和租界的壁垒更为清晰和坚硬。城墙从此成为双方行政权力的边界，没有哪一方可以越界而治。
上海的官绅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自己面对着这样一种全新的形势，“华”“洋”之间的竞争和敌对情绪一度不甚鲜明。在太平军攻城期间，城墙内外甚至因为要对付共同的敌人，而破例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沟通的门户。关于这次辟门也存在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方面以为“徇一时之急，于常制外增置一门，不可以示当时传后代”；另一方则以为“当疆圉孔棘之际，城之安危，兆民之存亡系焉，苟能利吾城与民，何待西人之请而增此门乎？”巡道应宝时的《上海北城障川门记》称租界的人为“西人”而非“夷人”，双方的争论事实上是一场“守制”和“变通”之争。华洋之间的矛盾似乎被太平军兵临城下、迫在眉睫的危机给消解了。后来因为此门的开辟，城中的居民才得以在围城时免于饥饿之苦。太平军败退之后，应宝时将这个北门修筑完固，名为障川门，取“挽狂澜，障百川”之意，并整葺了各门、营房、敌楼和吊桥等。（注：同治《上海县志》，《上海北城障川门记》卷2，第2页下—3页上。）这些言行都说明，此时上海的官绅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租界的威胁，人们对于城墙的观念也与几百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对城外租界势力漠然无知的态度，在Catherine Vance Yeh对上海地图的研究中有充分的表述。她认为随着华人大量进入租界并逐渐获得成功，租界日益发展，上海人对租界的认识和重视才日渐明显，他们对于旧城的危机感才逐步加深。（注：但是她同时认为，这种危机感是商业化的成功，而不是种族竞争的结果。这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上海在城墙外围，向来有繁荣的商业区，而且其中闽粤等外地商人的数量相当大，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上海士绅的危机感。小刀会事件之后，将广东会馆移往城外的举措，恰恰不是出于商业原因，而是出于统治和安全的考虑。在有关拆城的争论中，不论是拆城派或者是保城派，都非常认同商业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却仍然有拆或不拆的争论。所以，单纯的商业化并不能解释上海士绅对城墙态度的转变和分歧。）正是这种城市发展的巨大反差，加之租界咄咄逼人的拓展势头，刺激了上海的部分官绅，让他们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对城墙的观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墙，作为旧城市最醒目的标志物，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拆城之说最早只是流行在一批开明士绅圈子中。根据拆城派的代表人物李平书在其《七十自叙》中回忆，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小型的私人聚会中首先提出了拆城的主张：“上海拆城之说，始于庚子五月。余返自粤东，沪城龙门书院同学为余洗尘，席间，余言法人绘图议拆城垣，推广租界。不如及早自拆，以保地方。维时闻者疑信参半。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言于袁观察，颇动容。”在这篇《自叙》中还讲到拆城之议的缘起：“余自壬寅年在鄂垣，见武昌创办警察站岗，颇觉见效，每思上海城厢及南市，亦当仿而行至。癸卯回沪，言于袁观察。观察因谓地方道路，沟渠，一切工程皆须地方绅董办理方有实效。余力赞成之，并言昔年在遂溪，曾见法人所绘地图，谓拟请政府将上海县治移设闵行镇，原有城垣拆毁，其地并入法界；填沟渠以消疫疠，修道路以利交通，虽其说未必能行，然与其为他人口实，不如先自拆之。”（注：《李平书七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53页。）从这两段回忆中，可以看到直接引发李平书拆城之议的，是法租界扩张的野心。此时，正值租界大力扩张的时期，从1899年至1900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迫使清政府承认了他们大规模的领土扩张，而且并不以此为满足，还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继续伸张其势力。1904年，法人几乎已经将道路延伸到城墙脚下，侵占、填埋了作为界河的部分城壕。在这种形势下，可以想见李平书等人讨论拆城的急迫心情。
但是这两次议论都没有诉诸舆论，只是小范围内私人之间的交换意见，因此在社会上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两年后，李平书旧事重提：“查上海仓无积谷，库无储金，富室巨商皆在城外，苟办巡警，城何所用？观察颇以为然。冬间，江督周玉山制军莅沪，观察报告总工程局归绅办理，并述余主张拆城之议。玉帅深以为然，谓：‘予在天津拆城，筑路，通电车，今商市日见繁盛，可为先例。’观察以告曾少卿君，谓可趁此机会请制君主持。曾君就余苫次商量，遂议定请姚子让君领衔具禀，此为上海拆城之嚆矢。”（注：《李平书七十自叙》，第53页。）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李平书、姚文枬等士绅31人正式联名要求拆除城墙。他们的理由是：“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推原其故，租界扼淞沪咽喉，地势宽而展布易，南市则外濒黄浦，内逼城垣，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城中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绅等朝夕筹思，舍自拓商市，无由抵剧烈之竞争；舍拆城垣无由期商业之自立，窃维城垣之设，所以防盗贼而限戎马，表治所而卫仓狱。欧洲古制亦复相同。近数十年策军事海防者多重炮台而不尚城守。埃及罗马之名城观同古器，柏灵巴黎之都会即藉市场，参互而观，可为明证。而天津拆城而商市骤盛；汉口拆城而铁路交通，是即以中国设城之本意言之，亦正可仍其意而不必泥其法。”（注：《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289页。）他们首先论证了城墙在传统时代的意义“防盗贼而限戎马，表治所而卫仓狱”，在新的时代已变得不再重要。近代城市以商业、交通为本，城墙对此只有阻碍。而城墙在防卫上的功能，在火器时代已经失去了价值，城市的防卫和保安可以用近代的炮台、巡捕来承担。不但如此，他们还指出，天津、汉口已在上海之前拆除城墙，并且成效卓著。拆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风气，一种进步的象征。
拆城的主张也得到了上海官员的支持。接手此事的上海道台认为，尽管城墙历来受到古人的重视，但是“上海为通商总汇，城厢租界同在二三十里之中，而租界则商务日盛，地段则日推日广，南市则以城垣阻隔，地窄人稠，无可展布，非惟有碍商务之进步，且益外人以轻视之心。”此外，城垣原为保卫人民、公署而用，现在租界中的洋行公署财富数倍于城中，仅用巡捕团兵为备，“而我顾专恃城垣以为防守，使外人见我并无防御土匪之实力，殊为非计。（注：《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290页。）在此时上海官员的眼中，城墙已然从帝国权威的标志、控御客商势力和加强城市防卫的工具，变成了垂死的古代文明的象征，变成了妨碍上海走向近代社会、与西方争胜的一块绊脚石。
但并不是所有的上海士绅对城墙的观念都有如是转变。拆城一事一经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即便主张拆城的人士提出了古今中外、正面反面的众多例子，这次提议仍然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上海拆城一事上年倡议于总工程局，旋以舆论不恰而止。今外间喧传，谓已禀请宪示，将实行矣。众情惶急，以为有不便拆者五，不必拆者一。”（注：《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292页。）有意思的是，从他们所提出的这五个不便拆的理由中，笔者最直接感受到的，同样是华洋之间的激烈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这五项理由均与洋人租界有关，只是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与主拆者不同罢了：“十六铺南市马路近邻法界，市面较盛，法人垂涎已久；城内东北及西北隅亦与法界接壤，繁盛又与南市马路相埒，城垣一拆，则菁华贯萃于一带，愈足启法人觊觎，此不便拆者一；法界果因而扩入，非特城内均属难保，而贯连之南马路，亦必并为所夺，一利而失两地，此不便拆者二；法界紧接之处，华商百货所萃，厘局林立其间，倘为法并，势必免厘，洋债从何拨补，此不便拆者三；职等聚族而聚，与斯城相依为命，毁弃之后，如被法占，则生息于外人卵翼之下，国权益消，民气益衰，恐全埠为香港之续，此不便拆者四；城内地方辽阔，警察既未大备，又无租界之团练，兵舰严密保卫，如无城垣庇护，盗贼更易生心，后患何可胜言，此不便拆者五。”（注：《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291页。）纵观这五条理由，事实上都建立在城墙拆除以后，法界有可能侵入的假设之上。稍后，又有一批上海县职员上书提出反对拆城，他们同样认为，为了保证华界的独立地位，断绝法界吞并的可能性，上海的城墙万不可拆：“盖上海华洋杂处，仅以一城为界限，洋人从未顾问城内之事者，为有此界限也。今若撤去界限，则华界与洋界毗连。此后处处可虑。”（注：《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292页。）他们还提醒官方，拆城之后法人也许会借口“查疫”和“查盗”，干涉华界的事务，进而取得对华界的控制权。与拆城派一样，保城派所提出的理由也是针对法界扩张的，只是面对同样的威胁，他们提出的对策却恰恰与主拆派背道而驰。
这场关于城墙的争论，事实上反映出上海士绅对于外来势力的挑战的不同反应。主拆派希望先发制人，通过掌握拆城的主动权，争取发展华界的时间，使其能够与租界抗衡。而护城派则看到了华洋之间的巨大差距，畏惧于法界的气势，而力图拥墙自保。城墙在保城派的理念中，仍然是华界和租界的当然分界，是可以抵御洋人入侵的屏障。但是，拆城派显然已经找到了比城墙更为有效的界限和屏障，那就是“道路”和警备。既然租界可以通过“越界筑路”来扩展它的势力范围，那么拆城修路可能是一种更为开放和有进取性的新标志。
尽管在今天看来，拆城派的理据似乎更加站得住脚，但是在当时的较量中，保城派却一直占有较大的优势。第一次讨论的结果是双方都作了让步，最后他们向苏淞太道提议，增辟城门，保留城墙。这份以“上海县阖邑绅耆士商”名义所上的提议中，不仅包括了许多主张保城的人，而且还有一些原来主张拆城的人，其中包括总工程局的领袖人物叶佳棠和郁怀智，只是力主拆城的李平书和姚文枬却不在其内。一本上海乡土教材中记载说：“城内市面所以不及租界者，实由城门低小，而运货诸多不便宜，其相形见绌也。欲求振兴之策，莫如多开数门，以通出入。福佑路之东、蓬莱路之西，大境之下，道署之前，均宜开高大之门，即于此处兴筑马路数条，则将来车马通行，毫无阻障，转运货物，自见利便，市面之兴，可计日待也。”（注：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一百二十八课振兴市面城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在这本编于光绪三十三年的乡土教材上，作者所提出的方案也许代表了当时一般开明士绅的见解。尤其让人惊讶的是，这本书得到了积极倡导拆城的姚文枬的赞赏，书的前面有姚文枬所写的序，而作者在《自序》中也说：“稿成，经姚子让先生审定。”（注：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58页。）可见，在当时，即便是像姚文枬这样首先提议拆城的士绅，对于这样一种折中的方案至少也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
在拆城之争中，除了主拆派和保城派两方以外，清政府仍然具有对争议的最后裁决权。从整个事件来看，尽管部分官员可能更倾向于拆城，但他们给予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的上海士绅自治相当的自主性。尤其是在瑞徵任内，他基本上只是起着一种联系士绅和朝廷的作用。但是，1907年末1908年初，瑞徵卸任，蔡乃煌继任上海苏淞太道后，形势小有不同。此时正值主拆派和保城派的争论在表面上已经平息、达成妥协的时候。经过瑞徵的传达，朝廷已经批准上海增辟城门，但是蔡乃煌上任后的态度却使本来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又旁生出不少枝节来。
1908年5月蔡乃煌上任伊始，就下令“拆城辟门两事熟权利害，重加妥议，再行核办”，他认为是拆是辟关系重大，不能有模棱两可的所谓调停之计，而且“今不拆城而议辟门，抑知重闉既隔，交通之障碍仍属未除，何能返积重之势，以与租界争衡。而平时查禁奸宄，多一门即须添一重之查诘，万一有事，尤属防不胜防。”（注：《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298页。）其中意欲拆城的倾向十分明显。此令一出，引起上海士绅的强烈反应，在上一轮争论中失败的主拆派自然是找到了反戈一击的理由。但是保城派的声势更为浩大，以至于蔡乃煌不得不在两个月后再次发文，为自己澄清：“本道曾照会全体绅商，无非郑重其事，期于款易筹而工易举。概主辟主拆皆出自绅董之议，本道未参成见，原批具在，可以复按。不料该绅等意气用事，互相争辩，舍事理而各引党援，若以本道为有左袒者，殊可怪诧。”（注：《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299页。）蔡乃煌的这番辩驳表明，有关拆城问题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在此次复议过程中，双方的矛盾甚至一度激化至动武的境地：“在邀议间，即有城垣保存会之设，及会议时大起冲突，情势汹汹，几有野蛮手段，辟门之事亦遂搁不举行。”（注：《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303页。）此次冲突可能就是李平书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明伦堂开会的一次：“戊申（光绪三十四年）蔡伯浩观察莅任，首询拆城事，谓当开会取决。于是在明伦堂开会，反对者知理论不足以取胜，乃扬言有人主张拆城者，演说时当飨以城砖。于是欲言者不敢言，一哄而散。时有调停者，请开四门，以便交通。余以时势未至，听之。”（注：《李平书七十自叙》，第61页。）保城派以武力威胁来捍卫城墙，其决心和声势不可小觑。也可以由此看到，城墙在他们的心目中绝非一种可有可无的建筑，而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和主权的象征。在纷纷扰扰的争论之下，辟门的行动一直到一年以后（宣统元年）才正式动工。此时离清王朝的覆灭已经不远了。
1911年11月3日，上海的同盟会、光复会和商团公会发动起义，次日光复上海。李平书、姚文枬等人在11月24日，再次提出拆毁城墙的议案，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议案，将城拆毁。由李平书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次行动的追述，可以感受到当事人的果断和决议的仓促：“十月初四日，余召集南北市绅商于救火联合会大楼开会，余痛陈拆城之有利无害，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是否主拆，请公决。’时到者二千余人，在席商团千余人，救火会员七百人，同声主拆。于是全体赞成，表决主拆。余即报告陈都督，都督命速拆勿迟。商团及救火员各自出资，星夜购具，翌日先将大小东门拆动，无人反对，不旬日而全城尽拆矣。”（注：《李平书七十自叙》，第61-62页。）
拆城之议从提出到最终拆除城墙，相较于漫长而又曲折的争论过程，这样一个仓促和斩钉截铁的结尾似乎让人觉得有些突兀。尤其是考虑到仅仅在两年前的论争中还是保城派占据了优势，这样一个结局实在不能说是“历史的必然”，但在清末这样一个时局动荡、充满了变数的时代中，又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结果。
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城派的失败是权力斗争的失败。在有关拆城的第一次争论中，反对拆城的人曾经对总工程局是否能代表全体上海士绅提出异议：“窃维该局董系由地方各善堂及客籍商董中举充，并非阖邑绅民公认选举。此次议及拆城，关系重大，而乃不使地方人民闻之，亦不邀请阖邑士绅公议，遽请袁升宪上详，恐与地方自治章程有所未合也。”（注：《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293页。）这一质疑说明，当时刚刚成立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仍然受到极大的挑战。尤其遭到质疑的是：其中的局董出自“地方各善堂及客籍商董”，能否代表上海土著居民的利益？所以，在有关城墙的争论背后，既有观念的分歧，也有权力的制衡，或者还有长期以来的土客矛盾的延续。到上海光复前一年，上海城厢总工程局业已经李平书之请，自动改作清政府法定的地方自治权力机构城自治公所。李平书是上海光复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且出任上海的民政总长。主拆一派的势力逐渐掌握上海的市政大权，并且藉由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声势，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事实上是一场角力中的胜者。
三 结语
上海的城墙从出现到消亡只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时间，在中国城墙史中是较为短暂的。本文以上海城墙的兴废为主线，但并不试图关注城墙每一次的修葺和增损。在这篇文章中，与其说是将城墙作为一种中国的古代建筑来看待，还不如说我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它的观念和看法、城墙所承载的象征意义的演变。这些观念和象征既与城墙的实际功能有相当的关联性，但也不完全一致。
城墙是中国传统城市景观的代表性建筑，它最初的出现是因为军事防卫上的需要，即一种保境安民的功能。从这种功能自然地衍生出作为统治和权力象征的意义，传统郡县城市的城墙大都如此。对此前代学者已经有了不少的论述。（注：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台北：南天书局，1995年》。）上海虽然在设县伊始并未修筑城墙，但是在上海官绅的观念中，一直存在着修筑城墙的动机。所以当海寇逼近、防卫吃紧的时候，修城不仅在现实的功能上变得非常紧迫和必要，同时也可以使上海终于在形态上符合了一个理想的中国县城的形制。
城墙的出现，在上海的地图上增添了一个重要的标记。由衙门、儒学等建筑群所组成的“神圣空间”和临黄浦江岸的码头、市肆组成的商业中心的区分，因为有城墙的分隔和定位，而变得更加鲜明。随着东门城外商业的发展、外籍商人势力的扩大，城墙的象征意义更加的多元化：政治与商业的分野，权力的中心与边缘，还有土著与客籍的对立。小刀会以后闽、粤商人会馆的遭遇，可以说是这多种象征意义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
除此之外，上海的城墙与一些内陆郡县城市的城墙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华”“夷”之别的内涵。这种象征或者可以说是城墙的权力象征在面对不同民族和文化入侵时的派生物，但是它的出现却丝毫不比后者晚，而且几乎和城墙的历史相始终。
在西周强调“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中，围墙以外的乡村居民组织就被称为“鄙”或“野”，这时候城墙内外就隐含有“化内”和“化外”的意义。尤其是东都成周的建设，除了小城和大郭的城墙以外，还在城中建造了宫门、宗庙、神社等一系列的建筑，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中原诸侯的统治和对夷戎的征伐。（注：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因此，从那时起，城邑的城墙就与官署、坛庙、学校等等一起，成为一套制度的和文化的象征。更不用说在后来燕、赵等国的北边所修筑的长城，它们在秦朝被连缀修筑成后来中华民族的图腾，这就更是阻挡、隔绝蛮夷的标志性建筑了。北方在游牧区域和农耕区域之间的一系列边城，从汉代的“候城”、“障”到明代的“九边”，到了明代中后期海上倭寇的问题日益严重以后，在沿海建筑的很多城，包括上海，都是用来抵抗胡骑或夷狄入侵的利器。上海城墙的这种象征意象，在倭乱平息以后，很少再被人提起，直到近代租界的出现，才重新激发起一部分人对城墙在文化和民族象征意义上的想像。
近代上海城市本身的变迁和它的参照物——租界的出现，使上海士绅对城墙的功能和象征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直接导致了拆城和保城两派的争论。从开埠到20世纪初，商业和商人力量的崛起是上海至为显著的特点，不过上海士绅阶层对于上海的定位有一个从行政治所到商业中心的变化。（注：参见Catherine Vance Yeh,Representing the City:Shanghai and its Maps.In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eds.),Town and Country:Identity and Perception,Palgrave,2002。）事实上，士绅阶层的内涵也变得十分复杂，其中“绅商一体”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论是拆城派还是保城派在列数理由时，都将城墙对商业发展的影响放在主要的位置上。传统时代上海官绅强调上海是一个县治而非市舶，而近代则恰恰相反，商贸、市场被认为是城市的命脉所系，城市的所有设施应该为此服务。城墙原来是隔断政治和商业中心的屏障，此时为商业的扩展而拆去，应该是自然的道理。这正是拆城派的逻辑，而且保城一派对此也不能不认同。但是问题因为租界的存在而变得复杂化。
近代上海的城市化过程由于有租界的出现，呈现出一种较为特殊的形态。租界的出现和崛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扩大了上海的城区面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上海带入了近代城市的行列；而且还在于它为中国传统城市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参照，一种奇怪的楷模：在一墙之外，出现了一个由“洋人”或“夷人”用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所统治的新城市，而且这个新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拓展它的地盘，抢夺南市和城内的商业资源。这不能不引起上海官绅的忧虑。因为混杂了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传统城市和它的士绅们对租界的新城既充满了仰慕，又感到害怕和憎恨。而上海的老城就站在这种让人尴尬的对抗的最前沿。它的城墙早先就在华洋的军事对抗中显示出它的没落，继而又成了城市竞争中首当其冲的一个象征物而被讨论。
笔者注意到，拆城和保城两派的言论重点，事实上并不在旧城本身的发展如何，而是它与租界相比如何如何。虽然两派的主张南辕北辙，但他们的出发点却惊人地相似，这就是对租界洋人扩张野心的担忧，与洋人在商业上、城市建设上争胜的心态，这才是他们想要拆墙或保存城墙的关键。只不过，面对这种竞争和威胁，拆城派否定了旧有的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肯定并接受了西方近代城市发展模式，认为城墙是保守、封闭的象征，是现代性的对立物。而在保城派看来，城墙仍然是可以阻挡租界入侵、以免华洋混杂的工具。而事实上，这时候租界的华洋杂处早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想藉城墙保留的也不过是一种主权和文化的象征而已。而城墙在“华”“夷”之别上的象征性，如前所述，正是上海城墙与生俱来的特质之一。
综上所述，上海城墙的象征和功能，都在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的演变。城墙在不同的时代在阻挡、分隔、保护着不同的东西，这是它的实际功能的体现。但是有关城墙的想像和观念，即便在同一个时代中，也有着复杂的多义性。城墙在各种时代的象征意义叠合起来，加之近代西方城市文化的冲击，使得近代上海城墙承载的丰富内涵超越前代，它的命运也不能再由它的功用来决定，而必须服务于人们对于近代化和民族竞争的想像。这使得它最终的拆除，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关于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