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影响因素探析——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地区论文,探析论文,乡村论文,重大事件论文,基层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5)01-0039-07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乡土社会步入了高风险阶段。风险主要体现在由自然或人为因素引发的重大事件频发，比如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冲突、土地征用的矛盾纠缠、个体与群体上访的持续升温、突发的天灾和人祸等，严重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使得乡村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多类型个案调查表明，基层干部在应对处置乡村重大事件的过程中，其行动举措的生动、复杂与纠结，或有为或无为，事实上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若对这种治理实践进行深度研究和总结，至少需要有两方面的观照：一方面，应从基层干部这一治理主体来审视，其价值取舍、能力禀赋乃至个性气质都关乎着应对成效；另一方面，需要从治理环境来审视相关问题，乡土环境与制度环境对基层干部的应对成效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
一、主体因素与应对成效
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是个治理的过程，也是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需要耳听八方——技术、科学、理性主义、人际、心理、政治、思想、文化等渠道，还要求以全部所知来感觉自己的道路[1]，即作出判断和决定，所以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往往要依赖于实践者的智慧特别是个人素养。[2]因此，基层干部的价值取向、能力所备乃至个性特征直接关乎乡村重大事件的应对成效。
(一)价值取向是影响应对成效的先决因素
价值取向也可称价值导向，是指在面对各种矛盾、冲突和决策时，主体基于某种价值观而体现的立场、态度和倾向。若用生活常识来思考，人做事的行动选择是态度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态度与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乡村重大棘手事件能否被富有成效地化解，事实上首要考量的是基层干部的立场和态度。
1.勇于担当体现的是价值取向
囿于体制内的做事规则和道德环境，基层干部可以成为敢作敢为的地方官员，也有可能成为谨小慎微的“小吏”[3]。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的过程中，能够勇于担当的乡村干部，若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大都有共同的东西在主导，即“为官一任，无愧我心”的价值取向。有了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在群体性事件中，面对怒目圆睁、情绪失控、撒泼难缠的不理性民众，能够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不推责、不开溜，坦诚地沟通与化解。
2.想尽办法做事体现的是价值取向
想做事首先是一种思想态度。在乡村应对重大事件时，尤其是矛盾交织、异常棘手的问题，没有想做事的立场，难有局面的开拓。诸如，对村干部选举中的举报与上访，征地拆迁时围绕利益的博弈纠缠，乡镇干部是否想尽办法去应对，结果自然不一样。
3.“人性”光辉诠释了价值取向
访谈中有乡镇干部谈到，不管是否成为“天花板干部”①，应“对得起良心”、“人总会老，不可能一辈子风光，得有人性”，这些话事实上正是其价值取向的体现。如此，在2012年北京7·21大水中有人为群众献出生命[4]，在“理性”与“人性”之间选取了后者。例如有学者对历史上基层干部的研究体会：执行命令在官场上是理性，尽量减少民间的灾难则是良知，即“人性”[5]。
4.不作为也是价值取向的体现
与成功的案例相比，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中的不成功实践，症结主要是“责任意识”的欠缺。在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中人为重大事件，往往与基层干部的“不作为”有关。当下，有些基层干部或过于考量自身利益得失，或者麻木与投机、行事尺度不一，本质上是价值取向问题。
总之，价值取向既诠释着基层干部的价值观，也体现其道德情操。务虚地看，所折射的是基层干部乡村治理中理想与信念状况；务实地观察，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过程中，基层干部是勇于担当、想做事、秉持“人性之美”，还是“不作为”，事实上均是价值取向主导下的逻辑体现。
(二)能力禀赋是考量应对成效的必备条件
如果说价值取向是主导因素，那么，解决问题的能力便是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的必备条件。面对转型期乡村社会重大棘手的难题，基层干部若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最终会影响到乡土社会的有效治理与稳定。
为获得实证支撑，笔者设计了相关调查问卷。考虑到基层干部所需要的能力素养，具体归纳为决策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执行能力、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前瞻能力、应变能力、激励能力、调研能力、业务能力、服务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政治鉴别能力等共计15个选项。在问卷调查中，每一项被赋予1～5的选择权重。本次调查向北京乡(镇)干部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41份；向村主职干部发放问卷160份，回收有效问卷149份。
统计结果表明，乡镇干部选择排在前七位的涵盖了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应变能力、执行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政治鉴别力、沟通协调能力；就村主职干部而言，选择排在前七位的分别是沟通协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决策能力、服务能力。与此同时，问卷体现了不同层级的基层干部，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时需具备能力的共性与差异。比较而言，乡镇干部往往“拍板”具体的解决方案，决策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为首要必备；村干部一般负责的是抓具体落实，为此，先要具备沟通协调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问卷调查固然能反映基本概况，某种程度上却屏蔽了一定的“鲜活性”和“丰富性”，相关问题还需要深入探究。通过对北京基层干部应对村干部选举冲突、征地拆迁闹事、群体性事件等多类型的个案调查，发现更多时候化解冲突需要的是能动策略性，这种能动与策略事实上是综合能力的展现。俗话说“宁领千军，不领一民”，乡土社会广袤而复杂，需要行于此间的基层干部具备高超的治理能力。看似基层的政务“小官”，事实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力量，因此能力素养在乡村治理特别是重大事件的应对中同样至为关键。
(三)个性特征是影响应对成效的软因素
从领导力角度看，基层干部乡村治理的过程也是领导力发挥的过程。领导力大小虽然与能力相关，也关乎领导者的个性特质，诸如德性、人格魅力、个人做派、见识等。良好的个性特质有利于治理中建立起政治信任与人际信任，降低应对成本。
在前述问卷调查的同时，课题组做了个性特征对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影响度的测评。研究表明，在14个选项中，除了公道、求真务实、心理成熟、责任心、工作方法被大家一致认同排在较前列外，其他选项如有见识、个人威信在乡(镇)干部与村主职干部中所赋予的权重差别较大(见表一)。
相关排序谈不上精准，却能说明一定问题。其一，历史至今因乡村人大都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意识，因此公道作为基层干部应具有的德性品质深为大家认同。处理乡村问题，信任是基础。没有公道，难以服众，相应地遇到棘手的事情也难以有效处置。其二，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看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表面上比较简单，事实上涉及血缘、地缘以及风土人情等复杂的关系，在社会转型期，利益纠葛的复杂、伦理规约的弱化等使得人们的心理行为、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为此需要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具备懂方法、求真务实等个性魅力。
就选择差异而言，反映了不同层级的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中需要的不同气质个性。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村干部，不仅需要公道、心理成熟，更需要果断性和个人权威性。面对诉求不一、想法不同、七嘴八舌的乡亲，没有果断性和硬朗作风即个人权威是很难摆平的。对于镇干部而言，除了自信、公道、心理成熟外，个人见识对化解难题极为重要。特别是关乎乡村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最需要乡镇干部善接地气的“抉择”。在这一过程中，考量的固然是其治理能力，同时更有基层干部个性特征的演绎。
综上所述，基层干部是能动的个体，自然有着个性差异。诚然，在处理重大事件过程中基于诸种制度规约，需要有比较规矩的应对实践。但是，囿于问题的错综复杂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基层干部解决问题的举措不会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其价值取向、能力水准以及个性特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治理成效。
二、乡土环境与应对成效
基层干部的治理实践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处于特定的环境里。乡土环境是基层干部工作的场域所在，这一场域迄今依然受“人情世故”等乡土文化逻辑的主导，难免不影响到基层干部的乡村治理实践。
(一)理论视角下乡土环境对基层干部应对实践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时要果敢担责，要有能力，而实践过程中却常常考量能否“接地气”，即能否因应乡土社会中基于浓厚血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重“人情世故”的复杂环境。
讲“人际关系”、懂“人情世故”作为一种乡土文化，是乡村人交往的自然秩序和规则，在不同村庄中有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乡村治理成效。相关研究表明，重“情”的地方，纠纷解决的成本最低；重“理”的地方次之；对“力”更加倚重的地方村庄最无序[6]。
转型期的乡土社会离现代化治理目标的实现尚存在不小的距离。中国重“人情”的文化依然浓厚，既然无法摆脱现实环境，基层干部乡村治理中只能面对与因应。如一位乡镇干部感悟：利用大半天时间给闹访的人讲法治，讲缠闹无理，讲了也是白讲；与其这样，还不如请其家族中能影响促动他的人前来说和说和，有时靠家族长辈硬生生地一顿骂还真把问题摆平了②。
访谈中，不少村干部坦言，在村里办事必须得结交一帮“自己的人”，这不是拉帮结派。结交“自己人”为的是做事情有商量对象。一方面，可以“融智融商”；另一方面，遇到棘手的事可以获得理解和支持。一位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大学生村官对此很有感触，讲述自己被选为支部书记后，独当一面时特别感到人情世故的重要。这种体会源于与村主任的一次分歧。大家都是公心，没有私利，事后证明自己的想法更可取。但是，因主任是本村人，有一帮很支持他的“靠山”；相比之下，自己比较孤单，着实少了实实在在相助的人。
就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而言，理论上应该是在指导和被指导之间形成平等的沟通协商，与此同时，乡镇干部通过奖惩等制度机制实现对村干部的制约和激励。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很多时候依赖的是人际关系的铺就，体现的是乡土的人情世故而非行政伦理。如一位主管信访的副镇长谈到：在乡村做事，对村干部只讲规则绝对不行。村干部的感情最不能伤害，需要投资。村里有红白喜事，人家一旦提出邀请，必须赴约，这样才有激励性。在应对乡村大事时，才能调动起村干部的积极性，使其全身心投入。拿处置非正常信访问题来说，日常中通过感情投入取得村干部的信任，往往能够变被动为主动。不仅可以了解到村里的实际情况，而且村干部会替你着想，不再是敬而远之甚或“对立”。③
总之，人情世故是乡村人社会文化心理的体现，基层干部能否把握农村的人情世故，考量的不仅是能否懂得群众的心理，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与群众能否打成一片。如果不懂人情世故，不懂村民的文化心理，自然难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主观上多么努力拼搏，行政认同往往不尽人意。特别是，应对工作中稍有不慎，极难获得老百姓的谅解和包容。
再者，能否把握乡村的人情世故，也考量着基层干部的情商水准。在农村基层，情商往往比智商重要。洞悉人情世故，善借情商之力，使干群间有着温暖的情感互动与沟通，老百姓逆反、不信任、妄加猜测等心理就会随之消退，鸡毛蒜皮般斤斤计较等问题甚至棘手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此外，基层干部能否把握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也考量着能否有效借助乡村人的行事规则和逻辑，以便在应对实践中对琐碎杂糅的情况进行准确把脉，尤其在当前基层矛盾凸显比较频繁的特殊历史时期，可以规避把老百姓人为对手化的风险，提升行政合法性。
(二)案例与问卷中“人情世故”的影响
乡土社会的复杂就在于人际关系的枝枝蔓蔓。对人情世故通晓得深与浅，对乡土人际关系把握得好与劣，在处理基层事务、应对乡村大事件中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可以从案例与问卷调查中获得实证支撑。
1.未雨绸缪胜“水灾”
北京通州区A镇2012年应对7·21大水，一幕幕救灾场景至今仍令当地干群记忆犹新。之所以使人难忘，该镇书记给出的答案颇耐人寻味。
据张书记讲，救灾时全镇没打出一幅标语，在区领导规定的日期前迅速完成了抢险任务。要说经验，大家的能力和责任心固然重要，事实上，体现的是平时“功课”。在基层干工作，应懂得老百姓的人情世故，要融进去，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深有体会的是这样几件事，真的帮了大忙。
“任书记后，第一件事是奔赴清真寺，同回民村联络和沟通，了解大家的生活情况，修了清真寺前比较泥泞的路。当回民有重大节日，亲自送去慰问物资。这种日常交往，没成想在7·21灾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水灾来临时，有村民认为是人祸，大水漫灌是没及时开闸，是管理不力，总之，不满声音传出来，会影响干群抗灾抢险的心情。为此，我拜会了清真寺阿訇，说明大灾面前，大家要心无芥蒂地抗灾，一心团结更重要。阿訇很通情达理，平时积累下的情缘派上用场。在回民群众到寺里听经的时机，阿訇真诚地表达：‘大灾面前，主要求我们齐心合力，主给了大家表现毅力的机会；要善用我们的腿，还要管好我们的嘴，要团结起来共克难关，这是主考验我们的时刻……’就这样，各种不满和谣言消失了，大家都齐心合力地救灾。”
“在重阳节，摸查全镇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位，镇里拨出一笔经费，让各村干部分别入户，给老人送去一盒乌鸡蛋。东西虽不多，这份心意令老人们感动，于是问子女：‘知道这是什么日子吗？不知道，人家镇领导和村干部都知道。’这份感情，群众是深记的。”
“村干部很辛苦，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工作会受影响。为此，三·八节时，把50多位村书记的爱人邀聚在一起，聊聊天，送份小礼物。我是女性，女人间沟通更顺畅。比如，‘嫂子，你家大哥有点倔，可得给我说着点儿’。家人一高兴，说：‘放心，包在我身上，他不应承我都不答应’。这样，解除了村干部少陪家人的后顾之忧，取得了夫人们的支持。”
“镇书记得扮演好班主任角色，对班子里的人同样要懂得‘处世之道’。像传统大家庭，人多了，什么性格都有，看哪个落后点，就以鼓励和严格要求往上提溜；有时批评，但把握分寸。对比较靠前的，以搭桥方式来激励，放手让其向外发展。班子里的人因此会齐心顺心地干事。班子团结，形成了好风气，苦中有乐，有开拓。结果，群众也买账。”
“我想，这正是在没打一幅标语的前提下，我们能从容地应对水灾并战胜水灾的关键所在。”
2.国庆安保险酿“大祸”
2009年是共和国60华诞。为了给这次特别的庆祝做好后勤保卫，大多数省份尤其是靠近北京的地区做了严密部署。这样的举措本无可厚非，但是基层干部在具体落实时，不同思维下做法自然不同。B县因距北京很近，安保部署时要各乡镇留意可能的上访分子。没成想，其中一乡镇干部将集体化时期仍健在的几位“大队书记”悄悄地列入“黑名单”，这意味着在国庆1～11号期间，不准相关人员通过必经之路前往北京。
偶然的是，一位被列入黑名单的老人恰恰在10月6日经过路卡前往北京，结果被强行扣下，由此造成事端。被扣者因为“莫须有”的理由很生气，乡镇干部骑虎难下，既怕老人气出毛病不好交代，又怕放行惊动县委书记，更怕老者家人的“不软”。因为无名被扣，接老人的女儿报警。此事惊动了110，也引来群众围观。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事实上反映了必然。笔者在访谈当事书记时，其坦言：
“当时确实比较草率，因为有老人找乡里办事，没办成，说要向上级反映反映。这句话被误解了，以为要上访。老人是集体化时代的过来者，事实上不是上访，是要向县里职能部门问询问询情况。总之，这件事反映了我不通‘人情’。”
“事情出来后，乡长将老人接到办公室，他女儿先回了北京。我们轮流陪着安慰，挨了不少骂。第二天，待上报县里后将老人送到北京。我在乡里找到他女儿的中学同学，一同去北京赔了不是。碍于这份熟人关系，人家没再多说什么，这事确实比较被动。若处理不好，会引起更大乱子”。
上述案例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是乡镇干部，不同处事风格或者说对基层社会人情世故的不同认识和把握却导致截然不同的局面：一个比较主动，一个比较被动。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基层社会仍然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很难避免人情世故。钱穆先生谈传统政治时曾讲，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7]。借这一道理来谈基层社会的“人情世故”问题，仍不为过。
2012年有好几起“微笑门”事件。举两例，一是新华社所拍关于陕西车祸现场的图片中显示，处理事故的领导有人面带“微笑”，被人肉搜索后确认是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一是《羊城晚报》报道，河南光山县癫痫病人刺伤学生，新华社记者到该县县委宣传部去核实情况，没成想，负责人一边称“是否患病要有时间来鉴定”，一边微笑着若无其事地对记者讲，“讨论这有啥意义，先吃饭!”。
对这样的“微笑门”事件，有人调侃，杨达才们以稍不留神的“微笑”成为“躺着中枪”之人。问题在于，这样的“微笑”不太合常理，由此触动了底层大众的敏感神经。因为面对鲜活生命的逝去，凡是常态之人都会表现出一种敬畏和悲悯之情，这是常识。中国自古有言，“人有殇，不歌于侧；人有喜，不泣于旁”。杨局长们身为干部，本该比群众更有常识，结果却如此疏忽“人情世故”，使人难以原谅。
基于问卷，就乡镇干部而言，在比较成功的应对中选择“人情世故”因素的占83％，与其他因素相比排在第4位；在应对失误中选择“人情世故”因素的占90％，与其他因素相比排在第2位。就村干部来讲，在比较成功的应对中选择“人情世故”因素的占91％，与其他因素相比排在第3位；在应对失误中选择“人情世故”因素的占84％，与其他因素相比排在第3位(详见表二)。定性与定量研究表明，乡土环境对基层干部的治理实践确实有着不小影响。
三、制度环境与应对成效
基于治理(统治)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历史以来，无论中央政府多么强大或者多么弱小，其对农村社会的掌控几乎都是通过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得以进行的[8]。掌控和调节基本上又是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对于基层管理者而言，制度安排的适当与否，即制度环境构建的优与劣，无疑会影响到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及其应对重大事件的能力发挥。
转型期事关乡村重大问题的破解，如前所述，从村干部选举、乡村土地征迁、信访的接待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对等，可以说中央政府部门做出了相应制度安排，为基层干部的行动提供了宏观指导和合法依据。然而，宏观指导往往难以满足千差万别的基层社会的实际需求，尤其是相关制度安排与实践又时有背离，给基层干部应对重大事件等作为带来了困顿。转型期制度环境的不尽人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制度安排缺乏对基层操作层面的细致考虑，以致带来治理问题。以信访问题为例，目前相关制度安排没能够做到分类治理，强调的是属地解决问题。但是，有些上访难题，比如增加福利待遇、法律案件的纠正等，其中有不少是历史遗留问题，非基层所能解决。如笔者在北京G镇所观察，基层解决不了的难题，村民在重大节日期间往往因着近水楼台去天安门“递状”，以“闹大”给基层政府施压。不得已，一到节假日，镇政府只得派人好吃好喝好住地加以“看护”，成本很高。再如撤并乡镇的制度安排，撤并乡镇旨在使公共服务提升档次，财政投资更集中，实践中却给地方带来了信访事件。特别是，在地域居住分散的外省市乡村，在乡镇村合并中，撤掉哪个村卫生室都会引起上访。对此，基层干部很有苦衷，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先选择一个居中的地域重新建设，时间一长大家会习惯，后期再撤。但一些政策制定时，似乎对基层意见考虑得较少”[9]。
第二，制度安排或“一刀切”或太过“原则性”，使基层干部两头不讨好。就村干部选举而言，基于保障妇女权益的考虑，近年来村委会选举中上级政府特别颁发文件，要求班子中必须有女性委员。这一刚性要求，在乡村往往引发了矛盾冲突。有些村选不出合适的女性，有些村男性成员班子尽管配合默契，但因政策规定被硬生生拆开，结果对村里的工作很不利。对此，有镇长提出：“按政策在村里配备女委员(干部)，硬生生横插一杠，使得大家都纠结不满。选个女同志，凭什么。从考核来看，要完不成任务，跟组织部交代不了，跟区委交代不了，我们只能这么做。但现实中你这么选出来，之后会发现，那个自然选的村还是很好。总用手捂着、害怕出事的村还是出事，安排上去的就是不成。所以，再选举，要按实际情况进行，坚决让村民自己选，我们宁可冒着完不成任务被处分的危险。”④
关于乡村征地拆迁问题，国家的文件是宏观的，属于“原则性”指导。具体执行中，现实情况纷扰复杂，农民的某种利益是否被政策低估，有时并不像媒体宣传得那么明确，农民“商谈政策”的诉求是否合理也不那么容易判断。就拿征地补偿来说，农民希望政策按市场价进行补偿，媒体也大多支持农民的诉求，但这种诉求有时并不合理。有的镇干部表示：“国家指导只能是呼吁，说白了都满意了成本太高。北京远区县拆迁农民都愿意同城里看齐，参照市中心的价格，这事没法干，基层政府没法组织拆迁，更没法引领发展。”⑤总之，在原则前提下，基层政府只得硬着头皮策略性、弹性地推动相关工作，一旦有问题，自然难逃干系。
第三，考评机制上的种种问题使乡村基层干部难以有效地作为。比如“一票否决”，目前该考核方式已经蔓延到综合治理、党风廉政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招商引资、信访教育等领域，由“一票否决”式评价引出的荒唐事不断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李东辉直言“否决越来越多，工作都很重要，让地方官员无所适从”[10]。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俞云波用一副对联来批评诠释：“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一票否决”名目越来越多，煤矿安全、人口出生漏报、导师学术道德、重点工程、防范大规模集体上访(防范越级上访、应急管理)、土地资源开发与管理等纷纷进入。社会反响大、人民意见多的事项，政府没有系统的应对策略，便采用这种临时的“救火治理”模式[11]。其结果，对基层干部是掣肘而非建设性。比如，上访、群体访领域的“一票否决”，不仅使基层干部疲于应对，在维护稳定的压力下，严重制约了发展。长此以往，乡村若得不到发展，民生难以改善，问题会滋生得更多。
在社会转型期，制度环境的漏洞与缺陷困扰着基层干部乡村治理的作为，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善治。在农村调查时，农民都说：“中央政策越来越好，基层官员仍然很坏。”这说明乡村治理所造成的政治认同和政府合法性危机仅仅局限于国家基层。目前国家通过资源下乡、释放农村固有资源的方式来改善农民生活、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好的。但如何找到与农村社会对接的乡村治理机制和政治原则，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12]。
概言之，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谁抓住了农村，谁就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全部，近现代如此，当下亦然。农村问题反映到政治层面，就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问题[13]。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事实上也是乡村治理问题。若对这种治理成效进行深度研究和总结，至少要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解释。一如有学者所言，“如果研究者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于解释现实，那么，我们就真正能够引导实践者，而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于提供对策，那么，我们将永远被实践者左右”[2]。本文的立意恰在于此，即：通过实证研究，从主客观方面对影响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的因素做出一种解释分析，虽谈不上真正的引导力，但至少能规避被实践者左右的被动与尴尬。
收稿日期：2014-12-20
注释：
①所谓“天花板干部”，是指现有职位已经到头，在职位升迁方面已经没有空间的干部。
②2014年4月16日课题组在北京通州区C镇访谈资料。
③2014年6月11日课题组在北京海淀区F镇访谈资料。
④2014年11月9日课题组在北京房山区H镇座谈资料。
⑤2014年10月课题组在北京通州区F镇座谈资料。
标签：重大事件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乡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