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我国书目情报理论研究之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书目论文,情报论文,进展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01
书目情报理论是20世纪目录学理论的伟大变革，它的出现与发展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从世界范围来看，苏美的书目情报理论研究与书目实践探索对世界目录学的发展具有突出的意义[1]。1986年由彭斐章先生等翻译的《目录学普通教程》出版，不仅引入了“书目情报”概念与苏联书目情报理论体系，而且掀开了我国全面研究书目情报理论的序幕。
书目情报理论是一个内容庞大、结构复杂而又不断丰富、充实的系统。作为一个系统，它是不可分割的完整的统一体，为论述方便，笔者试将其分为书目情报基本理论、书目情报服务研究、书目情报系统与书目控制理论4个部分。以下分述各方面20年来之研究进展。
1 书目情报基本理论研究
1.1 书目情报定义
书目情报是现代目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新时期目录学研究的基点。20世纪50年代，谢拉在讨论系统书目时多次运用“书目情报”这一术语，“……布里格姆为目录中遗漏了一些书目情报如出版地和出版时间感到痛惜”，“不同种类的书目情报表明了不同的服务目的，例如塞缪尔·坎贝著录的出版时间和地点对大学、公共图书馆比对购买者个人更为有用和重要”[2]。书目情报这一术语于50年代初在苏联目录学领域得到推广，沙穆林在其主编的《图书学术语词典》（1958年出版）中对书目情报作了较详细的解释。在前苏联国家标准7.0-77中，书目情报的定义是“为识别和利用出版物所必须的出版物信息（不论这些信息的提供方式是口头的、阅读的或机读的）”。科尔舒诺夫随后对“这一内容上正确的定义”作了“发展和订正”，在《目录学普通教程》一书中，他认为书目情报是书目概念的出发点，“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的关于文献的情报。”[3]该书于1986年在国内翻译出版后影响深远，为我国目录学研究与书目情报理论的研究输入了新鲜血液。该书被目录学研究者频繁引用，上述关于书目情报的定义亦成为书目情报理论研究的经典之论。彭斐章先生评价说，“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对书目活动根本问题的深刻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现代哲学、科学学、情报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的成就，奠定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思想，能够完善整个书目活动。”[4]
基于科氏的定义，国内学者扩充与发展了书目情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论目录学的体系》一文把书目情报定义为“利用二次文献传递的知识”[5]。《试论书目情报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将书目情报界定为“对文献的内容信息和形式特征进行筛选、描述、替代、重组和综合而形成的有着特定参考利用价值的有序化文献信息”[6]。《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一文指出：“书目情报——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7]。这一高度概括而简洁明了的定义准确地反映了书目情报作为抽象概念的属性特征与功能范畴，逐渐在目录学界达成共识。《关于书目情报的几个问题》分析了几种关于书目情报的定义，认为书目情报不应限制在文献交流体系中，而应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看问题。并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能反映文献存在的效用信息”[8]。
1.2 书目情报属性特征
书目情报的属性特征与书目情报定义密切相关，认识书目情报的本质属性是界定书目情报的关键。《论现代书目情报的特征、发展及定义》[9]一文认为，书目情报是文献信息交流的中介，即一种媒介。根据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传播学理论，书目情报本身亦是一种信息，是有序化的信息，集成性信息，一种源信息和关于文献的信息。在柯平看来，书目情报具有知识、信息、情报的某些特征。有序化、集成化、二次性等都是书目情报的特征，但根本性的特征是效用信息[10]。
1.3 书目情报结构与功能研究
关于书目情报结构与功能的论述，见诸于文字的不多，有限的几篇文章大都局限于对科尔舒诺夫思想的阐述。《关于书目情报的几个问题》[11]一文是为数不多有独到见解的专论之一。该文认为，书目情报结构依赖于文献的存在状态。文献有两种存在状态，即文献的物质存在和文献的功能存在。从文献的物质存在来看，文献载体的存在处所及其本身所包含的一些信息构成了文献的形式特征信息，包括文献名、文献作者、文献写作及出版时间、出版者、出版地、文献收藏者以及与载体相关的一些其它信息等。从文献的功能性存在来看，反映、揭示文献内容的提要、文摘、文献介绍、文献评述等构成了书目情报的文献内容特征信息。书目情报功能决定于书目情报结构本身，并同时受制于文献需求者。作者循着科尔舒诺夫的思路，重新分析了书目情报功能。认为书目情报功能是由本质功能、受动功能和主动功能组成的功能整体。
2 书目情报系统研究
书目情报系统是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信息化日益加强，传统的书目情报系统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精确化的文献信息需求。信息时代的书目情报服务需要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综合性、多功能的书目情报系统的有力支持。因此，分析与解决书目情报系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书目情报及各种系统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书目情报系统作系统研究十分必要。《我国书目情报的系统构成及其现状分析》[12]一文在分析了我国书目情报资源基础、用户基础之后描述了我国书目情报系统构成的主要类型及其现状。通过对现状的描述，可以了解目前书目情报系统发展的阶段、不足，有利于确立书目情报系统发展的起点。《美国高校图书馆书目情报系统的发展途径及其特点》[13]一文以美国7所高校为例，分析了美国高校图书馆书目情报计算机系统发展的途径及其特点。这对我国计算机书目情报系统的筹划与建设具有借鉴作用。在理论层面，柯平对书目情报系统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论书目情报系统的宏观控制》[14]一文论述了文献数量与质量控制的基本规律，分析了书目情报系统宏观控制的途径、层次与网罗度，讨论了宏观控制的环境优化问题。《书目情报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初探》[15]一文探讨了书目情报系统的价值标准及评价途径。1996年出版的《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16]一书是柯平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关于书目情报系统理论探讨的成果汇集。该书首次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探究书目情报系统运行的规律。书中分析了书目情报系统的类型、结构与功能，影响书目情报系统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与用户环境，揭示了书目情报系统的文献信息控制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探讨了国家书目情报系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预测了书目情报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该书出版后引起学者的关注与好评。评论者认为，“本书全面总结了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书目情报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使分散的讨论系统化”，倪波教授评价说：“这篇论文，本身就意味着第四代书目情报系统理论化的成熟；标志着在信息经济时代新一代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兼具务实、求实的严谨学风”[17]彭斐章先生认为，该书“以大量书目情报系统建设经验为依据，以知识传播和利用来满足社会文献信息需求为目的，以系统与环境的联系为基础，对书目情报系统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是一部书目情报系统方面体系比较完备、论述比较系统、观点比较新颖的理论专著，它对开拓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丰富现代目录学的内容和发展目录学的应用理论，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18]。总之，无论是总结现有书目情报系统构成，还是从理论上探讨都使书目情报系统研究成为书目情报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3 书目情报服务研究
书目情报服务是开发文献信息资源、向读者传递信息知识、为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的重要手段。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一方面使文献信息总量成倍增长，人们利用文献信息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人们对文献信息需求呈现多样化、精细化发展态势。这两方面都要求加强书目情报服务实践与研究的力度。从传统的书目参考工作扩展到书目情报服务，从参考服务理论到书目情报服务理论研究，电大教材《目录学》[19]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该书是我国首次较系统地讨论书目情报服务的高校教科书，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书目情报服务的定义、意义、内容、组织及基发展趋势，初步奠定了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研究的理论雏形。《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发展历程、成就与局限》[20]一文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与书目情报理论的特殊意义。该文认为，书目情报服务研究是解决中西目录学之间的矛盾的一次尝试，是目录学应用于社会，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一个研究领域，它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文献信息需要。书目情报服务基本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服务，解决一般性文献信息需求；一是深层服务，解决特殊读者的特殊需求。第一个层次是西方目录学研究追求的目标，今天，其解决方式已经网络化。第二个层次则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研究追求的目标，可以通过各学科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近年来关于书目情报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书目情报意识、需求与服务、组织与管理、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书目情报发展趋势等课题。
3.1 书目情报意识、需求研究
书目情报意识是人们对自身书目情报需求的自我意识，是书目情报服务在人们大脑中的主观能动反映。对个人来说，书目情报意识直接影响书目情报需求的表达和利用书目情报与书目情报服务的能力。而社会的书目情报意识则反映了社会对书目情报的接受程度与市场容量。《书目情报需求与书目情报意识》[21]一文认为，书目情报意识是书目情报需求认识、表达和满足的基础。在提高个体书目情报意识水平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书目情报意识，建造一个良好的书目情报服务环境，能使大量的潜在性书目情报需求转化为现实性书目情报需求，从而在现实性书目情报需求得到高质量满足的过程中，提高社会对书目情报服务的利用水平。《我国书目情报意识的现状、原因与强化》[22]一文分析了我国书目情报意识的现状，认为我国社会总体书目情报需求尚不强烈，书目情报意识尚不浓厚，人们对书目情报的认识与利用不同程度地处于“模糊状态”和“非自觉状态”。造成书目情报意识薄弱的原因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用户文化知识、传统文化及书目情报系统自身因素的限制。对此，作者提出了5条强化措施。
书目情报服务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文献信息需求。书目情报需求及其特点决定书目情报服务的指向、服务形式和内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研究是设计和建立书目情报服务体系的基础，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读者及各类型读者群的书目情报需求特点及其规律为重点来研究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的整个问题，是现代目录学应用研究的重要内容[23]。然而，对于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80年代虽有少量论文做过有益的探索，但缺乏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对当前目录学研究的思考》[24]一文指出，在过去的目录学研究中，讲书目编制方法多，讲读者利用效果少，讲文献需求的共性多，讲读者特定需求少。文章认为，只有加强对读者文献需求特点与书目情报服务方式的研究，才能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的标志是1990年《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25]一书的出版。该书是在向国内几百个单位的不同读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跟踪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是我国关于读者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的开山之作。著作以国内外关于行为科学、情报学、目录学、读者学等先进理论为指导，以深入广泛的实践调查和审慎严谨的分析研究为基础，总结出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特点和规律，并以此为前提探讨书目情报工作效益评价与书目情报服务体系的优化与改革。该书掀开了我国目录学应用研究新的一页。紧接着一些重要著述，如《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26]、《文献信息服务》[27]相继出版。不少论文着力研究新的信息环境下书目情报需求的新特点、新趋势。这些研究使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理论日趋完善与成熟。
3.2 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研究
研究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是保证书目情报服务质量，提高书目情报服务效益的必要条件。早在1984年，彭斐章、谢灼华就指出，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是新的信息社会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而这方面的研究却是比较薄弱的[28]。彭斐章在1989年进一步指出，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研究必须从我国书目情报事业的现实状况出发，也就是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比较低，我国书目情报服务手段、组织管理比较落后的现实环境[29]。乔好勤在总结新时期中国目录工作的主要成就及问题后，同样深刻地指出，科学地组织和管理是目录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关键[30]。诸多知名学者不约而同的见解向人们昭示了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性。《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31]一书打破了这一领域的沉寂，把书目情报服务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该书总结和发展了90年代以来关于书目情报系统理论、文献信息保障机制、书目情报服务体制优化等最新成果，并富有建设性地提出树立书目情报服务现代化战略意识和形成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发展思路等时代命题。这不仅代表了我国书目情报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目录学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在传统与未来之间：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的变革》[32]一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对书目情报服务的传统与变革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确立了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变革的主题，可作为理解《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的主线索。
3.3 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及其它
书目情报服务是信息产业特别是信息服务业的重要组织部分，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是使书目情报服务逐步走向社会，开展有偿服务，增强自我发展功能，形成良性循环机制的有效途径。《书目情报产业化的思考——梁〈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33]一文认为，《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一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书目情报产业化的命题。用产业化的眼光思考书目情报服务，即是对传统图书馆服务的一种突破，也是虚拟图书馆诞生的一种噪动。书目情报产业命题的提出，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21世纪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论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34]一文认为，产业化是书目情报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化书目情报服务是一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全新服务模式。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广阔。不少文章从服务范围、服务手段、服务内容、书目情报人员素质与用户教育等方面对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方向或趋势作了研究。此外，研究者还提出了书目情报服务经济效益、书目情报服务中的著作权等问题。这些有益的探索使书目情报服务理论渐趋完善。
4 书目控制研究
书目控制论是书目情报理论在宏观层面的展开。自80年代始，书目控制一直是目录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据秦宜敏统计，1981～1989年公开发表的关于书目控制的译文、译著、专著、论文等共计43篇[35]。笔者据《全国报刊索引》（1990～1998年）统计出书目控制研究文献计40篇。分析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书目控制定义与由来、书目控制原理研究、书目控制层次研究与书目控制展望研究是书目控制研究的核心课题。
4.1 书目控制定义与由来研究
书目控制实践产生很早，《概论书目控制论》[36]一文认为，我国早期的书目控制思想可溯源到汉代向歆父子所编的第一部官修书目——《别录》与宋代郑樵提出的“总古今有无书为一书”，“纪百代之有无”的主张。《书目控制》[37]将“书目控制的历史渊源”与文献数量联系起来，认为，“自从有了一定数量的文献，也就有了人类对文献的书目控制”。《书目控制简说》[38]从古今目录学与文献学的密切关系认定“书目控制的源渊远久”。尽管书目实践产生很早，但“书目控制”这一概念却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当伊根与谢拉以维纳的“控制论”为基础提出“书目控制”时，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可提供的检索手段。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定义是：控制与掌握书目所提供的人类已出版的全部文献，达到书目原有的目的。但这一目的过于宏大，1967年UNESCO认为书目控制表达着一种思想，其目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由于国外对书目控制的定义不甚明确，因而在我国学者引进和介绍书目控制论时困难重重，对书目控制这一术语的界定众说纷纭。《书目控制》[39]一文这样解释，“书目控制，亦作‘书目管理’，它是利用控制论研究和探讨书目工作的一种理论，同时也应包括应用这一理论去改善书目工作组织管理的实践活动”。《中国书目控制研究之反思》[40]一文认为，“书目控制就是运用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理论与方法去记录、检索、管理和协调人类已出版的全部文献的书目信息（包括文献的外部信息与内容信息）的一种理论”。《书目控制简说》[41]一文的观点是，“所谓书目控制，是指通过书目掌握各类型文献的存在及其被记录的特征，并有效地进行检索”。《论文献控制的控制论基础》[42]一文则是这样定义的，“书目控制是书目系统同其控制对象文献间的信息作用，是指书目系统控制文献分布状态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较书目控制意义更为广泛的“文献控制”的概念，认为书目系统是文献揭示系统的一个特例。这引起了一起人的共鸣，《从书目控制论走向文献控制论》[43]一文将文献控制当作书目控制的上位类，认为“BC仅仅是文献信息控制的一种方法手段，正如谢拉和伊根所说是‘文献交流系统中的诸种装置之一’，它不可能解决文献信息控制的所有问题”。而文献控制论“是以整个社会文献信息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特征及其控制机理的科学理论”。《从会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书目控制论》[44]一文对此持不同看法，文章分析了有关文献控制的论述后指出，“‘文献控制’即是‘书目控制’的另一称呼，并无上下位类之别”。这些论述对于确定书目控制的实质与涵义具有积极的意义。
4.2 书目控制原理研究
书目控制原理研究对书目控制实践具有导向功能。关于书目控制原理，目前国内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按控制论的原理设计一个开环系统模型[45]，这一观点源于韦尔施模型。第二种观点认为书目控制系统是一个具有反馈通道的动态闭环调节系统，国内学者趋向于认同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书目控制是一种共轭控制，其方式是替代与转换[46、47]。此外，《概论书目控制论》[48]一文认为，书目控制技术是实现书目控制的关键。控制技术包括文献数据的识别、转换、组织和检索4个互相关联的环节。《书目情报负效应及其反馈机制》[49]一文分析了书目情报负效应的定义、表现、产生环节及控制，讨论了书目情报负效应反馈原理，提出建立有效的书目情报传播渠道形式。《论文献控制的控制论基础》[50]一文提出了“文献控制”概念及文献控制系统的系统模型，并讨论了由有限个子系统耦合而成的较复杂的文献控制系统，即集成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功能及有关性质。
4.3 书目控制层次研究
研究书目控制层次的意义在于明确书目控制的内容范围和实施步骤，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顺利地达到目标，少走弯路。韦尔施将书目控制分为描述性控制和开发性控制两个方面，国内大多数文章从这两方面进行讨论，尽管表述有异，但实质不变。《书目控制原理》[51]一文增加了人的控制问题。“从控制技术上讲，首先是人的控制；继而是描述控制；进而是开发控制”。《概论书目控制论》[52]一文认为，书目控制由3个基本层次构成：版权控制、目录控制和文献内容开发控制。《书目控制简说》[53]认为书目控制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文献编目源控制、书目技术方法控制、书目系统控制、书目信息传播控制。《书目控制的层次及中介物》[54]一文从“书目传递的文献目录学知识信息角度”出发，提出书目控制的4个层次：外部信息的控制、内部信息的控制、主观信息的控制、启发信息的控制。
4.4 书目控制展望研究
在新的环境下，书目控制向何处去，书目控制理论研究应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是每一个书目情报工作者和目录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我国书目控制研究述评》[55]一文全面总结了1981～1990年书目控制研究状况。《国际书目控制研究的新进展》[56]一文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1988～1991年）相关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概括了国际书目控制实践与理论研究5个方面的进展情况：①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书目控制的研究和实践，并出现了跨国家的区域性书目控制合作。②国际书目控制研究所涉及的文献类别越来越广泛，大大突破了原来的范围。③国际书目控制研究趋于深化，所涉及的学科门类更广泛，专门书目形式更多样。④国际书目控制研究领域内纯理论性探讨在减少，而具体的技术问题、管理方法问题等实践性很强的研究课题在迅速增加。⑤国际书目控制研究的热点正从UBC计划转向UBCIM计划。这对于我国书目控制研究与国际研究接轨意义重大。《书目控制与资源共享》[57]一文认为书目控制理论的成就之一是UBC，之二是NBC。《目录学与时代》[58]一文指出：书目控制论的研究将会作为重点，特别是关于文献的开发控制和集团化控制，书目情报源的控制与目录学书目控制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论中国当代目录学的变革：关于建立二次文献学的初步构想》[59]一文从目录学变革的角度预测了书目控制的发展方向，即“从微观书目控制到宏观书目控制”。《概论书目控制论》[60]指出，今后的书目控制工作还是得从基础做起，首先确立标准化，从而建立各类书目控制系统，全面反映我国文献资源，同时建立大型书目数据库，实现书目控制的第一步：对文献进行有效的描述控制。至于文献的开发控制，可以同步进行，但一般来讲，只有在全面反映我国文献资源后，进行书目的开发控制才更有意义。笔者认为，近年来书目控制论的研究大大丰富了目录学的内容体系，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书目控制和我国书目控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5 问题与建议
回顾书目情报理论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我国书目情报理论走过了一条由主要引进、阐述国外理论到逐步形成自成体系、自具特色的书目情报理论的成功之路。在这一历程中，我们既能看到与国外书目情报理论一脉相承的痕迹与烙印，又能见到经我国学者创新而建立起来的体系独特的风格。这无疑是近20年来我国目录学研究最大的成就之一。同时，我们也可发现80年代以来书目情报理论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目前，我国虽已初步构建起书目情报理论体系的主干部分，但是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书目情报理论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关系，书目情报理论与传统书目工作之间的转承，信息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变革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缺乏系统的总结与梳理。科学研究应是多层次、多维度的，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知识和成果的积累。当研究达到一定规模时，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与梳理是十分必要的。80年代以来，关于书目情报理论研究的论文、专著、译著数量上达到了一定规模，高质量的文献层出不穷。书目情报理论研究已经成为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十分活泼的一个领域。然而，这方面“研究之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既使有也只局限于某一个部分，而没有专门系统地总结该领域20年来的研究状况的文献。这既与书目情报理论研究的现状不相符，也不利于书目情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深度不够：介绍多于创新。我国书目情报理论研究是在引进和吸收国外书目情报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是80年代的研究，翻译介绍多于创新。直到进入90年代之后，才小有气候，随着几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的陆续出版，我国书目情报理论体系的构建已步入正轨。然而，书目情报理论的成熟与完善仍需要众多研究者紧密联系时代，努力创新，不断开拓书目情报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研究主题分布不平衡。书目情报理论体系中，各部分的研究进度不一。80年代研究的重心是书目控制研究，书目情报基本理论、书目情报系统与服务研究甚少。90年代，书目情报服务研究成为热点，书目控制研究力度不减。而书目情报基本理论、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今后的研究中，不仅要从书目情报实践中总结出书目情报服务理论与书目控制理论，还应加强书目情报基本理论与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的研究，突出理论对实践的导向功能。
争鸣陷入误区。自由的学术空气与活跃的学术气氛是培育科学研究之花的肥沃土壤。科学研究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往往带来研究成果前所未有的大丰收。80年代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定义、内容和功能等问题的讨论促进了目录学现代化历程。然而，近年来，一些“争鸣”文章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任意肢解、断章取义、随意归纳、滥用逻辑等等，使争鸣陷入误区，背离了科学讨论的本义。我们呼吁争鸣者树立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遵循应有的原则，以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繁荣书目情报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