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名著《智游佛国漫记》的主体内容及其 书写特征的人类学解析
增太加
(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关键词] 《智游佛国漫记》；根敦群培；藏文民族志
[摘 要] 《智游佛国漫记》是一部藏文经典名著，在藏族文化史上享有盛誉，是根敦群培凭借自己深厚的佛学理论造诣，并结合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实地考察，利用8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完成的。其主体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学的四个分支，其中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占主体。书写方法上，富有人类学的叙述特征。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可以把《智游佛国漫记》认定为一部合格的民族志，并且值得人类学家深入研究。对于研究我国藏族和印度文化而言，这部著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一、背景分析
《智游佛国漫记》的藏文原名为“
”，是藏族著名学者根敦群培所作。1903年，根敦群培出生于今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双朋西村，其父亲为当地宁玛派一位很有名望的活佛。根敦群培从小修习藏传佛教各门学科，1927年开始在拉卜楞寺等佛学重地系统学习佛学理论，并于同年前往拉萨，进入哲蚌寺继续深造佛学。
1934年，根敦群培在拉萨结识了印度学者罗睺罗(Rahul Sankrityayan)，并陪同罗睺罗在西藏的热振寺、夏鲁寺和萨迦寺等地考察，此次考察为根敦群培打开了视野，积累了大量资料，考察结束之后他便开始撰写《智游佛国漫记》。同年，根敦群培前往印度，在去往印度的途中，尼泊尔等地的轶事趣闻也被他记录下来，反映在《智游佛国漫记》中。他在该著作中写道：“穿越了尼泊尔西南的旃扎格日山岗，不久见到了印度的铁路。在我32岁那年的藏历10月18日，喝到了恒河的水。那一年的整个冬天，我就像昆虫落入海内一样充满忧虑地住在了华氏城。”[1]32根据这段话可知，1934年冬天根敦群培已经到达了印度，从此“他到印度的各个著名圣地、城市、名胜古迹游历，详细考察和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古名称、古今的变化沿革等有价值的资料，对有些地方还画了图形，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珍贵的记录。”[2]1938年，根敦群培陪同罗睺罗再次返回西藏，并在各地考察数月。游历考察经历为根敦群培创作《智游佛国漫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41年，“‘摩诃菩提协会’(Mahabodhi Society)派根敦群培赴锡兰学习梵文和巴利文”，[3]据他自己所言：“通过法力曾经几位藏族喇嘛到过此地，没有具备法力而到过此地的藏人当中我是最早的，在此地差几天就居住了1年4个月”，[1]392根敦群培是到斯里兰卡的第一位藏族人，他利用闲暇之时几乎游历了整个斯里兰卡,《智游佛国漫记》也是在斯里兰卡的时候最终成书。该书后记中写着“根敦群培在斯里兰卡协尖寺的时候奉上。”[1]480因此，可以推断1942年左右，根敦群培已经完成《智游佛国漫记》的初稿，但是此后作者从来没有修订和润色过此书，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后记中提到的某位挚友。
关注工作绩效的研究发现，工作重塑能增加工作投入、适应能力和积极有为，从而提高工作绩效，带来人岗匹配的积极结果，实现工作意义和工作绩效的双赢。⑱一项针对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人员的研究发现，员工可以通过工作重塑行为缓解工作定位不明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通过合作重塑来改善组织环境。⑲此外，还有研究发现，组织实施工作重塑干预对员工的特长重塑有影响，而对兴趣重塑无显著影响，且干预行为对年长员工有正向影响，而对年轻员工却有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智游佛国漫记》是根敦群培依靠深厚的佛学理论造诣，结合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实地考察，利用8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完成的。
二、主体内容的人类学解读
“《智游佛国漫记》中对异域地理景观书写较多，包括山川河流、植物花卉等自然景观，也包括佛教圣迹、房屋建筑等人文地理景观。”[4]人类学支系有很多,本文结合《智游佛国漫记》的内容主要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以及考古人类学来分析论述。这四种分支中囊括了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为了增强专业性或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这四种分支继续细分或成立多种分支。《智游佛国漫记》中共有17个章节:第一章，自拉萨启程；第二章，印度地理概况；第三章，起地名的方式；第四章，印度北部的雪山及有关问题的辨析；第五章，名胜古迹的现状；第六章，关于男女饮食及器物；第七章，树木花卉的识别及其方法；第八章，各地的古今文字；第九章，关于藏文的音合；第十章，刻在那噶日岩石上的阿育王的文书；第十一章，笈多王朝世系；第十二章，波罗王朝世系；第十三章，佛圆寂1600年至今；第十四章，锡兰的历史；第十五章，古代藏族人的状况和风俗；第十六章，外道宗教；第十七章，后记。该书包含了中国西藏和尼泊尔、印度、锡兰、阿富汗、缅甸、西欧的多种文化现象，因此该著作内容丰富而涉及面广，但可以把所有的内容概括在上述人类学的四个分支之内进行解读。其中，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作者在文中使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印度文化。
(一)体质人类学方面
体质人类学又被称为生物人类学，“主要研究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5]人类的进化与变异、体制特征等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智游佛国漫记》中对人类的起源使用了西欧和其他宗教教派的说法，现摘译如下：
另外，还有智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精彩的观点，但是对我们而言是匪夷所思的。印度外道宗教的多部历史既符合佛教教言，也在我们这边传播了很多。人类起源的另一个说法是根据摩西和穆罕默德的教义，他们一致认为亚当是人类的祖先。[1]147—148
作者不仅提到了当时风靡一时的生物进化论，也提到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根敦群培作为一名藏族学者，在印度接触到了各种异域文化，从而在文中提到了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和其他宗教，这方面他可能是藏族学者中的首例。人种的体质特征及其分类方面，在《智游佛国漫记》中有以下描述：
这些方法对一名从来没有接受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藏族传统学者而言，是一种惊人的突破，在藏族历史上很少有人同时使用这些研究方法，这一点也展现出了根敦群培与众不同、超群的一面。
这种对人种的分类方法，显然使用了现代体质人类学的观点，从体质特征把全人类分成了两类。藏族传统文化当中对人种的分类主要是依据职业来划分，而根敦群培首次使用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除以上内容之外，文中有多处对人体特征的描述，几乎都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描述。
(二)文化人类学方面
1.外部经济环境方面。外部经济环境的格局比较小，我们国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尝试，制定出了相应的经济机制，由于机制的约束和要求，企业之间彼此的竞争关系日益突出，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变化，其弊端也渐渐显现出来，很多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来谋取私利，甚至用不法的手段来扩大自身的社会占有率，这种行为会影响到市场环境的稳定性，同时也无视了会计核算的原则。
1.物质文化方面
物质文化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各种器具。与藏族物质文化相比，南亚的物质文化有很多独特的表现方式。为了说明不同之处和呈献特色，在《智游佛国漫记》中，对印度文化中的物质层面有适当的描述。作者对印度人、阿富汗人和我国藏族人在衣着打扮方面也多次进行描述。对阿富汗人的服饰记录为：“男的身穿领口缝有豹皮的皮袄，女的身穿宽大的裙子在脚踝处系缚，上衣用腰带束缚并插上腰刀，头戴黑色皮帽。有些女的像印度男人一样缠头布。”[1]99—100
4.精神文化方面
开餐前把掺水的牛粪涂抹在地上，再把一小块木板铺在上面，以此为坐垫。一个铜盘的一边放干饭，一边放几种蔬菜，另外在一些小的容器里盛满酸奶和牛奶等，并且逐一随即呈献。如果是贵客，半小时都进餐不完。所谓的供奉百味食物也是如此，而并非像我们的三素三甜一起掺合成的神馐那样，以为把所有的食物都混在一起便会产生闻之欲呕的味道是错误的。食用的顺序在他们的典籍中记载：对此要专心；先食甘甜味；后食咸酸味；再食苦涩味。[1]41
2.制度文化方面
制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文化中有各式各样的制度文化。印度的制度中最典型的是种姓制度，其历史久远，且影响颇为深远。在《智游佛国漫记》中，根敦群培以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从最初的起源到各个种姓阶层的不同习俗都加以描述，尤其对婆罗门的生活方式和祭祀生活方面书写得淋漓尽致。在政治制度方面，第十一章、十二章、十四章中，较为全面地叙述了笈多王朝和波罗王朝世系以及锡兰的历史，同时也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
（4）临时工程。高速公路及地方道路都会受到施工过程的影响，这是为了保证通常的交通，需要设置临时便桥和便道。另外，在交通组织方案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行车安全，可设置必要的临时交通工程设置。
3.行为文化方面
行为文化是通过风俗习惯来体现的，包括礼仪和禁忌、道德等内容。在《智游佛国漫记》中，记载了印度和锡兰、我国藏族的一些行为文化，从而体现了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所有的菜品中豆泥和奶油一起煮熟的食物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需要忌讳的，做这种食物有专门的炉灶，万一要从其他种姓那里吃饭，也不能吃这种食物。如果吃了，就会彻底失去自己的种姓身份。”[1]41虽然在这句话中作者没有说明这种菜品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印度的禁忌文化，从中体现了印度森严的种姓制度。“在锡兰，即使年老且长满白发的贵族，也要在年少的沙弥跟前下跪。无论是谁到了寺院里，都要席地而坐，甚至连块木板也不能用作坐垫。”[1]346这是对宗教的礼仪和态度，据此能够了解到当时佛教在锡兰的盛行状况和社会地位。作者对藏族人的“身手敏捷而诚实、禀性稳重而遵守诺言、性情刚毅爱护本族、敬崇尊者而对下无欺等高尚的道德”[1]359也有描述，这种总结性的吐蕃行为文化，是透视西藏社会面貌和人际关系的一面镜子。除此之外，作者在文中很多地方描述了不同文化和地域的行为文化。
作者对印度的饮食文化很感兴趣，多次提到了印度饮食文化的特征，并且对此表达了仰慕之心，摘译如下：
精神文化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育化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情感、民族性格等因素构成，是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8]46—47《智游佛国漫记》中大量描述以宗教和文学、艺术、历史为主体的精神文化，对这几个方面，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从纵向的不同历史时期和横向的不同地域与类型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比如在婆罗门教与佛教之间、科学与佛教之间、藏族文学与印度文学之间，作者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尽可能地解决以往存在的诸多问题。关于宗教文化方面，其中的很多论题是前所未有的。例如穆罕默德的生平及其宗教方面的描述，以《古兰经》等其他文献为依据，陈述了很多藏族人之前闻所未闻的历史事实。另外，对印度婆罗门教的教义和仪轨方面，以梵文和巴利文等第一手资料为主要研究资料，较为系统化地描述了重要的宗教思想和历史传统。在历史文化方面，讲述了关于笈多王朝和波罗王朝世系，以及锡兰的历史。这在藏族以往的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中都从未涉及过。除此之外，对藏族历史的若干问题，也作了详尽的描述和研究。在文学艺术方面，主要结合传入藏地的一些作品和印度本地的原始文本，重新对有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进一步的说明，例如对《诗经》中的一些词汇做了新的解释[1]81。
(三)语言人类学方面
语言人类学主要研究语言的使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智游佛国漫记》中，作者在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了考证印度人和俄罗斯人都属于雅利安人，作者运用语言人类学的角度在梵文和俄罗斯语之间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梵文和俄文的读音方面，以对应词语读音列表的方式，说明了这两种语言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为了考证缅甸和我国藏族的族源关系，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在很多对应词汇的发音之间再次以列表的方式找出了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1]125。另外，在第九章中，作者不仅谈到了多种文字的发展历程，而且也分析了藏文的创制问题，重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藏族学者都认为在藏文30个字母中第二组的前3个字母和第六组的前3个字母才是吞弥·桑布扎加进的梵文字母，从而构成30个藏文辅音字母。但是，根敦群培以印度的调查为基础，并且根据藏族的一些古老文献，得出了藏文辅音字母中第五组和第六组的8个字母才为吞弥·桑布扎所新加的结论。
(四)考古人类学方面
考古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从而寻找更多的文化信息。在《智游佛国漫记》中，作者使用了很多考古资料，力图解释当时的一些文化现象和还原以往的一些文化面貌。他在文中所言：“通过观察古代的塑像和画像，可以了解古时候的风俗和相貌。”[1]55他以所目睹的佛像和画像为依据，较为详细地解释了古印度的某些风俗习惯和相貌特征。在第十章中，运用了印度阿育王时期的十三篇考古石刻资料，讲述了阿育王时期的宗教政策和伦理规范等文化现象[1]234—242。在第十五章中，讲述古代藏族人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时，同样使用了这一方法。这种学术思想可能是在他接触异域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综上所述，《智游佛国漫记》的主体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学的四个子系统，其中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占主导地位，对此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在全文中所占的篇幅也最多。
三、书写特征与归类问题
《智游佛国漫记》是一部用时较长、内容丰富、独具风格的著作，据其主体内容的人类学解读，可以初步假定该著作是一部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作品。但若要从严格意义上判断其文本的性质和归类问题，那么就需要在人类学视域中进一步探讨和分析其书写特征和方法，从而根据其自身的特征，慎重判断其文本类型和所属学科范围。唯有这样，才可以进一步的研究这部著作。
(一)书写特征解析
1.叙述范式的分析
一是隐患排查任务重。该市共纳入监测隐患点691个，随着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未知隐患点将逐步显现。同时，因这些隐患点大多靠近公路沿线、水库周边及偏远山区，单单依靠数量有限的群测群防员开展巡查，排查难度大。二是隐患治理任务重。省政府明确，“十三五”期间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目标是“基本消除重大地质灾害隐患”，这些隐患亟需搬迁和治理。同时，随着隐患变化和调查排查深入，需治理的隐患点将不断增加，治理任务繁重。三是工程治理监管任务重。目前，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管理不够规范，治理工程的科学研究、技术水平还不能满足相关需要，随着排险和治理工作加快推进，治理工程监管面临严峻考验。
“民族志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家对于被研究的民族、部落、区域的人之生活(文化)的描述与解释。”[9]是英文“Ethnography”的意译，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民族志逐渐成为人类学著作的专用名词，其撰写目的为解释和描述异文化。因此，解释和描述就是民族志的主要叙述范式。叙述范式对于一部人类学著作而言极其重要，正如格尔茨所言：“一部具体的民族志描述是否应该引起注意，并非取决于它的作者能否捕捉住遥远的地方的原始事实，并且把它们像一只面具或一座雕塑那样带回家来，而是取决于它的作者能否说清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10]根敦群培作为一名深受藏族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他对藏族传统的叙述范式有系统的学习，因而很难避免传统叙述范式的影响。但是，由于其非凡脱俗的个性和异域文化对他的影响，他的叙述风格与其他藏族学者大有不同。
《智游佛国漫记》的整体框架以藏族传统的文论为基础，从开篇的礼赞三宝到结尾的后记，都遵循传统文论的结构模式，尤其是以《诗镜》中的相关叙述范式为主体框架。但在具体事件的叙述过程中，作者与众不同的叙述风格脱颖而出，就像文中所言：“离奇古怪的故事不与历史相混而另谈，那样信仰不会减弱、史书不失偏颇，也不会让那些喜欢胡说八道的愚蠢者放纵。”[1]152这一句话足以证明根敦群培已经开始用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把宗教与历史区分开来，同时对传说和现实也加以区别，这就是作者在《智游佛国漫记》中的主要叙述立场。
如果成语中动词后面宾语位置上是个形容词，这里的形容词一般都用作名词。如:“取长补短”这个成语可以解释为一定要广泛吸收旁人的好的地方，用以修补自身不擅长的地方。也可以解释为通过学习同样事物中的优点来修补自身的弱点。“长”和“短”在这里是形容词用作名词，指“优点”和“不足”。
美国民族志评估专家大卫·M·费特曼说：“如果民族志想要被获知的话，易懂的文体和适当的长度是非常重要的。我建议采用一种清晰的、可以让非学术界和不熟悉该文化或研究的人感兴趣且理解的写作方式。”[11]这是如今的学者对民族志著作的一般叙述要求，根据这个标准分析《智游佛国漫记》的叙述方式，笔者认为根敦群培在著作中采用通俗易懂、条理清晰的叙述方式已经完全达到了这种要求。
“异文化现象在作者的母语中没有现成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这是民族志书写格外艰难的源泉。”[12]但是，对于《智游佛国漫记》来说，没有这种书写上的“艰难”，由于印度文化圈和我国藏族文化之间有将近1400多年联系和翻译历程，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翻译标准。从而，几乎在所有的文化领域中都已形成固定而精确的话语系统。
2.文化整体论视角
相比传统的横道图技术，利用基于BIM的施工可视化技术进行施工模拟不仅可以在工程项目施工之前发现问题，还可以帮助项目各参与方分析和解决问题。利用3D建筑信息模型与施工进度计划相链接进行施工模拟，可针对不同的施工计划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选择最优方案；同时，在分析施工方案中质量偏差以及进度拖延等施工问题的根本原因时更加方便，从而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案。模拟施工过程如图1。
考虑多能耦合及品位差异的含储能微网可靠性评估//葛少云,李吉峰,刘洪,王莹,孙昊,路志英//(4):165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研究部落文化时，民族志学者的田野调查必须认真审慎地覆盖部落文化每个方面之现象的所有范围，对稀松平常或单调普通的事物和让他觉得惊奇、古怪的事物同等对待。”[13]从而可知，民族志的创作过程中要留意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不能片面化。从文本所涵盖的内容上看，根敦群培在《智游佛国漫记》中，把印度文化当成一个整体来观察和叙述。“民族志学者试着尽可能地描述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群体。这种描述也许包括这个群体的历史、宗教、政治、经济以及环境。”[14]因此，一部优秀的民族志要呈现研究对象的整体框架。在《智游佛国漫记》中，将印度的地理概况、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造型美术、民俗文化、社会历史、宗教信仰、经济生活、现代科技等印度文化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主次之分，展现得丰富多彩。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把印度文化看成一个整体，这种立场与以往的藏族学者大有不同。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大部分学者通常把宗教中的相关内容当成重点来描写，对文化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世俗生活方面的内容鲜有论述。
众所周知，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而人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主要指的是文化方面。文化人类学是“旨在强调人类学中研究人类文化的部分，指代研究与人的生物特征相区别的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7]文化是人类学最核心的概念，国内外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概念也有不同的观点。文化类型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系统构成的体系。这四个子系统的任何一个，甚至每一个子系统中更细微的成分，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该文化类型的特征。”[8]69虽然在《智游佛国漫记》中有几种不同地域文化的描述，但是主体部分是印度文化。作者在该文中较为系统地描述了印度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从文化的四个子系统解读该书中的文化人类学内容的部分。
村镇的居民大多对于“社区”有着较强的亲切感与认同感，街坊邻里之间的友好度较高。村镇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之中，应当注重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氛围，同时尽可能的考虑到历史因素，采取合理的措施去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传统建筑，采取具有特色化的统一与整合方法，帮助当地居民梳理文化脉络。简而言之，村镇的规划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整治，而是将村镇建设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社区。如果不以这种理念进行规划与建设，而是单纯的将旧建筑推倒重建，破坏当地的传统文化建筑以及区域特色，那么村镇本身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社会实践活动是以教师为指导,以学生为主体,以社会为支撑的联合活动。高校德育工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授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水平。高校干部教师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有益于提高教师教学的科研创新水平,强化教学技能,提高管理质量。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教师也可以了解学生的缺点和优点,然后发掘潜在的实力。通过活动的反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活动,促进高校德育工作更加有效地开展。
对于一位民族志学者而言，主位观和客位观的正确运用直接关系到民族志著作的本真问题。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说：“每个文化的价值都略不相同，人们也会追求不同的目标、追随不同的冲动、渴求不同形式的幸福。我们发现，每一种文化都有不同的制度让人们追求她的生活兴趣，有不同的习俗来满足他的愿望，有不同的法则和道德准则来嘉奖其美德、惩罚其过错。”[13]因此，民族志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对象文化中的准则和法则，要从主位的角度加以论述。《智游佛国漫记》中，作者从主位观的角度出发，如实地描述了印度文化的很多方面，不加任何主观臆断和价值判断，这种方法有利于凸显印度文化的本来面目，为读者提供了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对有些违背人类道德的印度文化，从客位观的角度，进行评判，也对一些改良表达自己的赞同。比如，作者对印度婆罗门教的人祭进行批判和否定，消除妻子随亡夫火葬的恶俗表示赞扬等。主位和客位观的综合应用，不仅有利于民族志顺利呈现印度文化的真实面目，也有利于抑恶扬善。
总之，作者在文中，适度应用主、客位观的表述方法，始终把握住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了预期效果。
4.实地调查与文献、考古、绘图的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根敦群培在创作《智游佛国漫记》时，亲自到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游历12年左右，不限于以往的认知，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基础，把以印度文化为主的真实面貌尽可能地建构起来。如此漫长的实地调查对民族志写作而言是罕见的，虽然没有专业的理论指导，但是从方法上而言已经达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要求。根敦群培在创作中参考了《大唐西域记》和《恰译师行记》《邬尖游记》等游记类文献；《五部遗教》和《青史》《红史》《贤者喜宴》等历史文献；同时也运用了《楞伽经》《圣经》《古兰经》等多种宗教文献，进一步考证相关问题。在叙述阿育王的历史功绩和那烂陀寺等佛教遗址、佛像艺术的评介等过程中，作者以考古为资料和研究方法，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另外，作者凭借其高超的绘画技能，在《智游佛国漫记》中绘制了两幅地图和若干图画，这种方法对民族志方法而言是极为重要也是很普遍的，塞利格曼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在其民族志著作中也大量地运用图画。这种方法对内容的阐述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大中型住宅小区建设层出不穷，由于目前城市新建住宅小区功能逐渐丰富，包括住宅、商业、办公等集多功能为一体的住宅楼越来越多，如何制定安全、可靠、节能的供配电方案，无疑是摆在各地供电企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1]。因此，需要结合城市居民住宅小区的实际规模、住户类型、未来规划等多方面特征，依据国家对建筑行业的电气规范以及原有住宅小区供配电工程进行设计。
大凡世界上的人类均可从其体态和容貌归为两类主要人种，即面部窄小，额颅狭长，鼻梁高起，眼窝深陷，体格高大，全身多毛的雅利安人种和面部宽大，眼窝饱满，鼻翼扁平，皮肤细嫩，全身少毛的蒙古人种。晃眼一瞥，就能使人产生不同印象的这两类人种包括了当今世上的全部人种。[6]
5.跨文化比较研究
3.主、客位观的综合应用
东南亚既是理论意义上的传统儒家文化圈，也是新老华侨的最大聚集地。儒家文化圈是指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中华文化影响的覆盖日韩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区域。一方面，作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圈，主动对东南亚进行体育交流，容易在这一地区产生中国的体育影响力，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武术，更容易为这一地区的人们所接受，从而扩大传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东南亚又是华人移民海外的最大聚集区。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曾有过四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蹚古道、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其中的蹚古道、闯关东、走西口，基本都限制在国内迁徙，唯有下南洋是部分中国人为谋生而闯荡海外。
佛教传入藏区以前，苯教是藏民族主要的宗教形式，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自从佛教传入藏区以后，印度文化和我国藏族文化之间形成了关联性。因此，在藏文化中固有的苯教文化的因子与传入藏区的佛教文化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富有藏民族特色的藏族宗教文化。《智游佛国漫记》中，作者在叙述印度文化的时候，多次跟与之有关的藏族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更加细微或鲜明地体现两种文化的异同。比如在梵文和藏文字母的发音和形体之间进行比较，从而找出之间的渊源关系。在宗教方面有很多跨文化比较，例如，在讲述佛塔的造型时，“如今还在印度遗存或销毁的十万多座中佛塔没有一座是与我们相同的，从而可以判断我们的佛塔之度量是否为印度的。”[1]51对佛塔造型进行比较，从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质疑。文中通过比较指出了对某些同一种文化因子的不同认知方式。比如：“对空行母的认知与我们大相径庭，认为其是一种会黑巫术和食人肉的等无恶不作的女人。”[1]111这种说法与藏族文化中固有的概念恰恰相反，作者通过实地的调查和比较，得出了如此新颖的结论。
对于每一位学生而言都有实现以上目标的可能性。成绩回报、与外校同学建立人脉，是可以自我控制的。参加技能竞赛方面，一个院校往往至少派一个队(四名同学)参加，因此只要个人努力，参加竞赛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敦群培在文中对现代科学和佛教理论之间进行了比较，这种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可能是第一次，而且得出了结论：“吾佛所宣的佛法，基的本性、道的走法、果的优点，从各方面而言，都不愧与萨严斯(译注：science)学，而且所有的重要领域都可以以萨严斯为基础。”[1]464
文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对经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作者难免会有一些反思。他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对每一种文化现象都进行缜密的思索和比较，并非习惯性地接受和重复描述。总之，在《智游佛国漫记》中通过跨文化比较而得出的很多结论都是空前的。
每个人的身体结构都是左右两边对称发育，而后在中间出现连结形成的纹路就是所谓的中线，也就是说，不论怀孕与否，每个人的身上都可看出隐隐的一条白线，差别只是颜色的深浅。当没有色素沉淀时，往往看到的只是淡淡的一条白色纹路。一旦激素分泌发生变化，使得色素细胞被刺激后，就会发生色素沉淀而出现颜色较深的黑褐色纹路——腹中线（也就是妈妈们说的肚中黑线）。最常出现的两个时期即是激素变化快速的青春期与怀孕期。
(二)文本的归类问题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把《智游佛国漫记》当成一部文学作品来加以分析和研究。但是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智游佛国漫记》是一部合格的民族志，其叙述范式和创作视角、观点立场、研究方法等方面，充分地具备了民族志所要求的条件和特征，并且其民族志要素和特征远远超过了文学的领域。因此，与其说《智游佛国漫记》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部人类学民族志著作更恰当。
在此基础之上，《智游佛国漫记》所论述的内容为印度文化，这对处于藏族文化氛围中的根敦群培而言是异域文化，因此根据这一特征可以进一步断定《智游佛国漫记》是一部藏族人写的异域民族志。
四、价值定位与对当下的反思
(一)价值定位
总的来说，“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学科核心，又是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奠定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实力的基础。”[15]这是对海外民族志价值的总体评价，对《智游佛国漫记》来说具备了上述价值。如果要进一步对其价值做全方位的定位，需要从我国藏族文化和印度文化两方面给予评价。
在藏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部印度游记，但是其宗教氛围远远浓于人文方面。根敦群培在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外界文化的影响之下，创作出了如此独特的游记类文献，从形式到内容，在藏族所有的游记类文献中独树一帜。在总结先人经验的基础之上，发挥自己出众的才能，为藏学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对藏族文化的很多领域给予了不少启发，在藏文的模板、科学和佛教之间的关系、梵文在藏族地区的应用、藏族古代民俗等方面作者结合相关资料，得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结论。
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出现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先有民族志很久才有人类学。”[16]《智游佛国漫记》作为一部民族志，为人类学在藏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先行的珍贵资料。不仅在文本自身的特点上，而且在写作理念和精神上，更为后人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民族志多彩多姿，犹如一具透视人类社会的‘万花筒’，折射出物志、科学志与文化志的五彩斑斓。”[17]因此，对于印度文化而言，《智游佛国漫记》是一部难得的参考资料，其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当时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文化现象。自从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成书以后，藏族学者中没人继续写过印度历史，但是《智游佛国漫记》弥补了这一空白，因此对于印度历史的研究来说其亦是一部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
(二)对当下的反思
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自从佛教传入我国藏族地区以后，佛教文化逐渐成为我国藏族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藏族历史上，进藏的印度学者共计93位，本地译师共计190多位，从印度翻译的《大藏经》共有300多函。基于这样的关系，后期的很多藏族学者专门到印度游历或进行文化考察，同时也写过几部印度游记。例如《邬尖行记》和《恰译师行记》等珍贵的游记类文献。
直至进入20世纪，根敦群培赴印游学，翻译了《法句经》《沙恭达罗》《薄伽梵歌》中的第12章、《虔信瑜伽》等印度名著。他不仅延续了原有的翻译传统，而且以实地调查的方式更正和反思了藏族文化中的很多误区。同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创作了一部印度文化方面的巨著。这是以一种发展和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的方式，从而完善和反省了藏族传统文化。如今，凭借单纯的宗教文化很难满足全球一体化格局之下的发展及文化需求，因此藏族文人亟待用发展和反省、包容的眼光来再次放眼周边民族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优秀文化。
[参考文献]
[1]更登群培.更登群培文集(上卷)[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
[2]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等，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北京：中国西藏杂志社，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960.
[3]杜永彬.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登群培大师评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21.
[4]增宝当周.根敦群培的域外行游与异域书写——以《智游佛国漫记》为中心[J].西藏研究，2017(6).
[5][美]威廉·W·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8.
[6]根敦群培.根敦群培文论精选[M].格桑曲批,译.周季文,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3.
[7]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4.
[8]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69.
[9]杨圣敏.中国民族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1.
[1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1.
[11][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M].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0.
[12]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J].民族研究,2014.
[13][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弓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
[14]扎布.印度婆罗门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藏文)[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56.
[15]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16]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17]彭兆荣.民族志“万花筒”：物志、科学志与文化志的斑斓[M]//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第2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171.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betan classic Grains of Gold
Zeng Tai -Jia
(The School of Tibetan Studies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30,China )
Keywords :Grains of Gold ;Gendun Chopel;Tibetan Ethnography
Abstract :TheGrains of Gold enjoys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ibetan culture as a classic work in Tibetan language.Gendun Chopel with his profound theoretical attainments of Buddhism and combined with his various knowledg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has initially completed it in about 8 years.Its main content almost covers four branches of anthropology,of which cultural anthropology is the main content.The writing method is full of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nthropology.Therefore,from the anthropological point of view,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qualified ethnography and worthy of anthropological study.For the study of Tibetan and Indian culture,this work also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and inspir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19)01-0073-08
[收稿日期] 2018-11-27
[基金项目] 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一优三特”学科中央高校资助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研究创新团队”(项目编号：319201801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增太加(1990—)，藏族，青海同仁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藏学研究。
[责任编辑：尹欣桐]
[责任校对：张 阳]
标签：《智游佛国漫记》论文; 根敦群培论文; 藏文民族志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