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谈由道而儒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马谈为西汉前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这是两千年来学者们的一致看法。认真研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并考察司马谈在元光以后的行事，我认为司马谈在后期完成了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讲清这一转变，对理解《史记》主导思想倾向将有极大的帮助。
确定《论六家要指》的写作年代，对我们认识司马谈的思想转变至关重要。《自序》对司马谈的学术渊源和《论六家要指》的写作背景有扼要的介绍：“太史公学天官天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闵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建元、元封都是汉武帝的年号，建元元年为公元前140年，元封元年在公元前110年，起迄凡30年。那么，《论六家要指》究竟写于何时呢？
要确定《论六家要指》的写作年代，就要弄清西汉前期至建元前后的政治学术斗争情形。自孝惠二年（公元前193年）至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汉家一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至汉武帝即位之初（公元前140年），围绕着尊黄、老还是尊儒而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引发这场激烈斗争的导火线是战国秦汉之际儒生方士所鼓吹的受命改制问题。儒生方士们认为天人宇宙按五德或三统的模式循环运行①，每一个朝代都会得到五德中的一德或三统中的一统，易姓受命而王，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变度制易官名、封禅、制礼作乐，即要建立一套新的统治制度，与前代王朝区别开来。这一改制学说在秦汉之际影响甚巨，秦始皇以法为治，而且在位时间只有11年，但他却按照改制理论确立了秦王朝的水德制度。汉高祖、吕后统治时期因为忙于安定天下，未暇顾及改制，所以沿袭秦王朝的正朔服色。最先提出汉家改制问题的是汉初名臣贾谊，他按照五行相胜的模式为汉家草拟了一套土德制度，但这次改制因为周勃、灌婴等权臣阻挠而搁浅。其后鲁人公孙臣又上书说汉得土德，这次改制企图又因新垣平献玉杯弄巧成拙而再次流产。景帝时期因有吴楚七国之乱而无人提及改制。从汉家建国到汉武帝即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汉家积蓄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加上政治相对稳定，一种恢宏磅礴元气淋漓的汉家盛世气象正在形成，在汉人面前，仿佛已经出现理想中的王道政治的曙光。那些鼓吹受命改制的儒生方士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他们迫切希望汉家着手进行改制大业。《史记·封禅书》载：“（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义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汉武帝又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儒生方士所鼓吹的天降祥瑞、四海升平、万方朝贡以及封禅成仙的改制情景，对他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他希望自己成为黄帝、禹、汤、周文一流的千古英主，因此他将受命改制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目标。要改制，就要寻求理论依据。因此汉武帝即位伊始，就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黄、老学派不能提供受命改制的理论，于是汉武帝不得不转向高举古代文化旗帜，以弘扬王道为己任的儒家。建元元年，准丞相卫绾所奏，以“乱国政”的罪名，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随后又议立明堂。《史记·封禅书》载：“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由于改制牵涉到许多具体的繁文缛节，绾、臧等人对此也不甚了了，因惑之余，他们向汉武帝推荐了他们的老师申公，《史记·儒林列传》载：“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这位八十多岁的宿儒由于把不准时代的脉搏，以为朝廷仍尊黄老，所以采取了符合道家精神的回答方式，结果令汉武帝君臣啼笑皆非，以至引起了一场流血斗争。《汉书·武帝纪》载：“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史记·封禅书》亦载：“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赵绾、王臧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过改制并未停止。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次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于是放手从事改制事业，并继续寻求理论指导。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提出孔子在《春秋》中制定了一王之法，等待后世圣王将它付诸实施。这个学说适应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汉武帝因此确立以春秋公羊学为汉家改制理论。由于儒家说孔子删述六经，因而连带尊儒家六经，儒学由此取代黄老而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
本文认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写于建元之间，其下限时间不会超过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应在窦太后去世之前。它的写作是以窦太后与赵绾、王臧的政治学术斗争作为直接背景。《自序》所说的“闵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应该是针对赵绾、王臧请其师申公议立明堂而言。《论六家要指》认为阴阳、儒、墨、名、法互有短长，而独全面肯定道家，这表明司马谈在这场斗争中基本上站在窦太后一边。但从司马谈引《易大传》天下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之语以及六家“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等语来看，他的态度比窦太后较为宽容。他认为法家有可取之处，由此推测他对建元元年卫绾奏罢治法、纵横之术者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司马谈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其特定原因的：他这时还比较年轻，刚从道家学者黄子处学成而步入仕途，《论六家要指》即是“习道论于黄子”的结果。从当时政治、学术力量的对比来看，其时黄老思想的统治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成果丰硕，并有汉武帝的老祖母作为最高代表人物。汉武帝即位时只有16岁，在汉家以孝为治的背景下，这位少年天子无论如何是不敢正面同老祖母较量的。所以在当时黄老思想还占上风，黄、老学说的地位高于儒家六经，学于道家的司马谈“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论六家要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仅能代表司马谈的前期思想。
元光元年以后，汉家紧锣密鼓地实施受命改制。正是在改制过程中，司马谈逐渐加深了对儒学价值的认识，完成了由道而儒的转变。转变的标志是：
第一，司马谈投身于汉家受命改制事业。受命改制是一种上应天命的宗教活动，而司马谈所典的天官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职务。汉代太史令职掌祭祀、天文星历、祥端灾异和论载等事务。在受命改制的一系列环节中，改正朔、封禅、定度制、议宗庙郊祀之礼以及观察星象祥瑞等，都是太史令必须履行的职责。司马谈参与改制，最初可能是出于职业上的关系，历时既久，则渐渐化为内心的自觉。现在可以考定的司马谈为改制作出的业绩有两项：《史记·封禅书》载：“其明年冬（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圆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同篇载次年天子郊拜太一，公卿言“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宽舒等曰：‘神灵之休，佑富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此两处“太史公”当为司马谈无疑。汉武帝一生尤好鬼神之祀，从建元至元封元年，汉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大川，身为天官的司马谈都应参与其事，而凡属对祥瑞灾异的解释，都应与司马谈有关。《史记·历书》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唐都为司马谈老师，而太史又司天文星历，按理司马谈也参与了分其天部的工作。元封元年，汉武帝经过几十年的筹备，准备正式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却因为生病而不能从行，他又急又恨，由此而使病情加重。在弥留之际，他对出使归来的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可见司马谈把汉武帝封禅看成是天大的事件，他痛恨自己的命运在作祟，他是带着最大的人生遗憾而离开人间的。投身改制，表明司马谈已经改变了他在建元期间所持的黄、老立场，而接受了儒生方士的改制学说。
谈遗嘱是他临终前夕的肺腑之言，是研究司马谈晚年思想的重要材料。这个遗嘱包括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一是尊祖意识。《自序》载其遗嘱云：“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从这些话来看，司马谈是一个具有强烈尊祖意识的人，他之典天官之职正是要恢复自己的天官家世，他对儿子的最大期望也是要发扬光大祖宗的天官事业。尊祖意识起源于早期社会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祭祖活动，后来由礼家加以刻意发挥，《仪礼》中的丧礼、祭礼多与尊祖思想有关，大、小戴《礼记》亦有许多篇章讨论尊祖问题。司马谈多参与宗庙祭礼活动，他的尊祖意识，当与长期受礼的熏陶有密切的关系。其二是孝道观念。《自序》载其遗嘱云：“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司马谈这些话并非信口说出，而是祖述儒家《孝经》之义。《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司马谈关于以周公为大孝楷模的观点，则是以《孝经》圣治第九章作为依据：“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从司马谈祖述《孝经》之旨可以看出，他对儒家所宣传的孝义有非常准确、深入的领会，他完全是以孝义叮嘱其子，希望司马迁像周公一样取其孝之大者，立功名以显父母。其三是嘱其子作《史记》上继孔子《春秋》。《自序》载：“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著述遗志，将《史记》定位于孔子《春秋》所弘扬的王道文化传统。在此之前史书远不止孔子《春秋》一种，为什么司马谈单单挑出《春秋》作为著述所取效的范本呢？这是有特定学术背景的。早在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子就提出了孔子在王道衰微的历史条件下作《春秋》明王道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认为，孔子出于对世衰道微、王纲紊乱的现实的深沉忧患，以沧海横流的巨人气魄作《春秋》，《春秋》所讲的是天子之事。《孟子·离娄下》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说《诗三百》是王道教化的产物，因为王道政治的崩坏而导致采《诗》制度的中止，而孔子的《春秋》则使中断了几百年的王道文化传统又接续上来。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明王道的说法在战国秦汉之际影响极大，儒家后学在此基础上又说孔子删述六经，完成了对孔子神圣化的过程。至汉武帝尊儒，孔子《春秋》已经取得了类似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圣经》那样崇高的地位。司马谈所接受并传给其子的正是这种儒家学说。司马谈以“获麟”作为孔子作《春秋》的契机，并以此来划分时代，这一观点则来源于春秋公羊学派。《春秋公羊传》强调了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与孔子作《春秋》的联系：“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这是说麟是仁兽，是王者出现的祥瑞。那么这个王者是谁呢？《公羊注疏》卷二十八校勘记引孔舒元《公羊传》本：“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这个王者不是别人，正是孔子这个素王。后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符瑞》中说得更清楚：“有非力之所以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获麟是孔子受命之符，孔子心知其意而作《春秋》。而在战国秦汉之际儒生看来，孔子作《春秋》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司马谈嘱其子作《史记》上继孔子《春秋》，是对这部酝酿中的巨著抱有极高的期望值，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极为崇高而又辉煌的事业理想。司马谈所说“今汉兴，海内一统”之语，也有他特定的涵义。《春秋公羊传》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这是说孔子作为素王有德无位，只好在《春秋》中制定王法等待后世圣王将它变为现实。在司马谈看来，汉武帝就是孔子当年热烈期待的那位圣王。所以司马谈决心要写一部《史记》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再现王道大业由衰而盛的历程，前有孔子《春秋》，后有司马氏《史记》，两者互为辉映相得益彰。从以上所剖析的司马谈遗嘱来看，他所传授其子的完全是儒家学说，可见在他的晚年，他已经完全转移到儒家的立场之上。
第三，司马谈以五百大运勉励其子司马迁，也是采用儒家学说。《自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关于天运五百年来一次大循环的说法亦始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下》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尽心下》又载：“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后来贾谊《新书·数宁》也说：“自禹已下五百岁而汤起，自汤已下五百余年而武王起，故圣王之起，大以五百为纪。”司马谈认为，按照天运五百年来一次大循环的模式，当时正是王者兴的时代，他希望儿子成为“王者兴”时代的“名世者”。怎样才能不负五百大运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作《史记》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即是说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来继承孔子事业，使儒家六经论载的王道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司马谈以五百大运勉励其子，可能多少受到孔子“获麟”事件的启示，孔子因获麟受命而作《春秋》，司马谈认为其子身膺五百大运而作《史记》，因此以《史记》上继孔子《春秋》，从天命上也可以找到内在的联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张丞相列传》如淳注亦云老子曾为周柱下史。司马谈心目中的《史记》不是上继柱下史老子，而是上继孔子《春秋》，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第四，司马谈对六艺解说是以儒家六经异传作为依据的。《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谈关于伏羲作《易》八卦的说法是本于《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尧舜”几句是本于《尚书·尧典》，其中“礼乐作焉”一语，是指《尧典》（今本《舜典》）中帝舜命伯夷典礼和夔典乐而言。司马谈所说的“汤武之隆，诗人歌之”，系指《诗经·商颂·玄鸟》、《长发》和《大雅·大明》等诗篇。司马谈关于《春秋》采善贬恶、褒周室的观点，是本于《春秋公羊传》所阐发的尊王思想。如《春秋·隐公元年》载：“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是形容词用作动词，肯定、赞美的意思。《春秋》赞美一统的目的是尊王，而尊王则从尊崇王者历法开始。先秦时期历法是作为王者受命于天的象征，尊崇王者历法，即表明对这个王权的承认。春秋时期由于周天子衰微，以前盛行的天子告朔制度无法施行，诸侯各有自己的历法。《春秋》尊崇周王的正朔，也就是褒周室，拥护周王朝的统治。又如《春秋·成公元年》载：“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解释说：“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而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明明是晋人或戎人打败了王师。但《公羊传》却要说“王者无敌”，给王室挽回一点面子。司马谈历举六经中歌功颂德的内容，作为他确立《史记》歌颂主题的依据。②
从这四点内容来看，司马谈后期思想由道而儒，可以说论据充分。
那么，司马谈何以完成由道而儒的转变？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汉家改制对司马谈思想转变所起的关键作用。改制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司马谈的半生事业都是与改制联系在一起。司马谈对改制态度应该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应付到积极参与的逻辑变化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司马谈所担任的史官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史官在国家祭祀活动中负有重要责任，《周礼·春官宗伯》载小史在祭礼中“奠世系，辨昭穆”，西汉无大史、小史之分，奠世系辨昭穆当由太史承担，这种职责使司马谈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和接受儒家尊祖意识与孝道观点。太史职掌的天文星历、祥瑞灾异也使司马谈相信天运的变化而认同汉家的受命改制事业。与史官有关并对司马谈影响最为深刻的当然还是孔子作《春秋》。孔子本人没有担任过史官，但是他从史学角度作《春秋》明王道，这对于身为史官的司马谈来说，当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而汉武帝改制又是以孔子《春秋》为理论依据，这无疑会帮助司马谈认识孔子巨大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加速他对孔子学说的皈依。司马谈有志于著述事业，而在他的前面，已经矗立着孔子这座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他的前进道路。因此当司马谈试图建功立业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孔子作《春秋》的伟大风范作用。而在他矢志作《史记》上继孔子《春秋》的时候，他就实际上由道家而转向儒家。
从学术渊源来看，司马谈不仅“习道论于黄子”，而且“受《易》于杨何”。《易》本为上古卜筮之书，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通过说《易》而使之成为儒家六经之一。司马谈学《易》，本是因为太史必须懂术数，但他受惠于《易》，与其说是学会了术数，倒不如说是《易传》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易传》大约完成于战国后期，这时战国士文化已经在文化、学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易传》作者从中深受鼓舞，在一统天下即将到来之际，他们充满无比的激情，刻意要做一番经天纬地的伟大事业。因此他们在说《易》时强调及时进德修业，以此拓展并提升人生境界。如《易·乾》彖辞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六爻全为阳爻，阳刚阴柔，因而《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上天运行不止，充满自强不息的精神。《易传》作者从上天刚健之德中体悟出人生应有的境界，提出人应效法天德蓬勃向上，《易传》这种刚健人生观，对于促进司马谈从黄老转到鼓舞人奋进的儒学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从司马谈转益多师、积极振兴天官家世来看，清静无为并非出于他的本心。他是一个具有强烈进取心的人，他想象丰富，感情充沛，这种情感气质也与清心寡欲的道家学说不尽相符。他当初习道论于黄子，是因为官方当时尊黄、老，这是为他步入仕途作准备。实际上他的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与他当初奉行的黄老学说，其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而当汉武帝高举改制旗帜的时候，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才有实现的可能。由于受命改制是挥手向一个旧时代告别，是膺天革命的激动人心的大事，这给司马谈发挥想象倾注激情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从他的人生追求来看，他极易从黄、老转向儒学。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也显示了由道转儒的可能性。从战国中后期到秦汉之际，学术大趋势是由分化走向整合，学术界对分裂对立的百家学说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开放心胸。司马谈吸收了这种宽容的学术精神，他在《论六家要指》中为认为六家在言治方面彼此一致，只不过论述的途径或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文章指出儒家亦有可取之处，并没有对儒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学术态度为他日后向儒家的转变留下了余地。文章又说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道家处世哲学本来就有与世推移而不凝滞于物的特点，在统治思想已经由道变儒的情况下，司马谈理所当然地要顺应时代学术大潮。因此，即使就《论六家要指》而言，司马谈也完全可能完成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
注释：
① 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春秋公羊学派倡三统循环论，但秦汉之际儒学与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合流，故此处合而言之。
② 《史记》主题经历了由歌颂到批判的深化过程，参见拙著《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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