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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吴地通俗文坛佳作迭出，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别树一帜，独领风骚。这固然是吴地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所孕育的硕果，然而，民间女子文化消费需求的上升，刺激了市井文士的创作才思和民间出版界的经销热情，在供需双方无意识的配合下，吴地通俗文坛的作品成批上市，虽良莠夹杂，然而终究开拓出古典文学作品的新天地。
一.民间妇女文化消费增长的原因
1.民间妇女文化素质的相对提高
明清两朝的吴地社会，虽有其一定的区域特色，却不可能突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总框架，普通女子没有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客观条件，也就休谈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然而，为了巩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需要对女子灌输“三从四德”等道德观念，让部分上层女子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以便阅读、背诵《列女传》、《女诫》等书籍，从而规范女子的思想与行为。封建统治者让少量女子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其主观愿望是让女子心悦诚服地受缚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这一举措产生的附加值是王朝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女子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要想将她们的兴趣和思想完全局限于《列女传》、《女诫》这一狭隘的思维空间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知识女性涉足诗文词章，乃至通俗文坛，也是社会发展多样性的必然趋势。
明清时期的吴地，因其优渥的经济条件和浓郁的文化氛围，让部分女子受益于文化知识熏陶的客观条件较为成熟，并逐渐成为时风。究其原因，一是如前所述，与封建宣传舆论相一致，向女子灌输传统伦理纲常；二是以培养家族中的才女为荣，封建文士总是赞赏推崇有才华的女子，而决不会去欣赏愚昧无知的贤妇；三是知识女子对于教育下一代有着不可估量的潜能，欲想延续本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知识优势，提高女子的文化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明清时期的吴地，无论是精于棋琴书画的闺秀，还是粗通文墨的淑女，均有明显的增加。
首先，文化世家大族对女子进行家传的文化教育，出现了少量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如明代吴江才女沈宜修和她的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苏州女词人徐灿；清代常熟女诗人席佩兰，苏州女诗人金纤纤；明末苏州女画家文俶……。其文学艺术作品均能驻足于男性文坛，受到文人雅士的齐口赞颂。
其次，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儒士家庭对女儿辈也悉心家授诗文词作，涌现了一批不甘示弱的女子。她们的文学作品虽不能挤占文坛的一席之地，却也得让文学大家点头首肯。例如，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就记述了这类民间才女。明代华亭张儒人王氏，名凤娴，有诗才，其“女引元，名文姝；引庆，名媚姝；皆工翰藻。母子自相倡和，有《焚余草》、《双燕遗音》行于世”（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第73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明代昆山顾茂俭的妹妹“甚有才情。尝赋春日诗，何元朗曰：‘可置《玉台新咏》中’。”（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第744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然而能在史书典籍中留下芳名的女子毕竟是极少数，一方面是因为能够接受家传知识教育的女子数量不多，另一方面还需具备一定的才气和灵感，才能脱颖而出。所以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的女子中大部分处于能诵读诗词章句的一般水平，而创作才能平平。在史书的字里行间，也能找到这类女子的踪迹。如明代苏州文士文徵明的姑姑“少受学家庭，通《孝经》、《语》、《孟》及小学诸书，皆能成诵。与人言必举古训，行必践之……教子女必以道义，不为妍嫌婉恋之态”（注：文徵明《文徵明集》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明代松江府推官王镗之母“……少聪朗，受学家庭，通经史大义，勤约婉顺，钟爱于父祖”（注：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严氏母“生而朗润，慧解灵通，纂纫剪制，不习而能。女红之余，略涉文史，通《女诫》诸书”（注：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吴地这一批才女和知识女子层的存在，不会是空中楼阁，应是建立在一批具有初等文化水平女子的基础之上的，她们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即在这批才女的背后，拥有一批粗通文墨的女子群体，她们与集思创作无缘，却能浏览书籍，以消闲解愁。限于她们的知识水准偏低，对于阅读艰涩深奥的伦理书籍既难深入理解，又对其说教内容颇感枯燥乏味，所以她们的阅读兴趣往往留驻于通俗文学和戏曲剧本的欣赏。因通俗文学作品的文句浅显，阅读轻松，内容涉猎广泛，读来尤为情趣盎然。从1967年上海市嘉定县城东公社发掘的明代宣昶古墓里，其妻的随葬品中有众多的明刻说唱本，足见当时女子对通俗文学的爱好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以至在阴间也离不开这一精神享受（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347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逮至清朝此风更盛。弹词《天雨花》和《再生缘》尚未完稿，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女子阅读群体的形成，大大拓展了通俗文学服务的范围。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出版的主要书籍如四书五经、各类史学著作和诗词文集等均以男性为主要读者对象，而唯有通俗文学的登场，在占有男性读者的同时，又赢得了一批女子读者，这一优势是其他书籍著作所无法比拟的，所以通俗文学的问世虽迟，但其发展势头之迅猛，是其他各类书籍难以企及的。
2.民间女子文化消费增长的动因
明清吴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民纷纷弃农从商，涌向城镇谋财求利，吴地数千户、上万户的繁华市镇不在少数。如松江府的朱泾镇以大宗棉布交易为主，明中叶镇上“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成为“走两浙达两京”的要津（注：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卷一疆域志·因革。）。据不完全统计，清朝乾隆年间，苏州府吴江的市镇居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五（注：王林弟《明清吴江市镇研究》，载《东南文化》1989年增刊。）。市镇上聚居的女市民中也有一部分参与了手工劳作和商业活动。集居于市镇的市民逐步改变呆滞寡闻的生活常规，富有开放性和进取性，需要有本阶层的文化消费，以调节做工经商的紧张节奏。市民的文化消费呈现出多样化、新颖化的特色。节庆名目繁多，不仅有传统的崇祀习俗，而且增添了市民自身需要的节日庆典。如正月初五日为五路财神生日，主要是市镇的牙行铺肆以及依赖生意谋利的各色人等祈求发财的佳日。同时各类节庆规模宏大，市镇的富庶又使传统的祭祀活动转化为娱乐活动。据《清嘉录》所载，元宵灯节、祭城隍、端午龙船等节俗都有持续几天的热闹场面，搭台演戏，士女倾室往观。在这节庆娱乐活动中，市镇妇女妆扮一新，踊跃参加，更增添了祥和欢乐的气氛。史载：“龙船市妇女出游为最盛，船价亦增数倍。小户妇女，多雇小快船，自备肴馔，载以俱往。豪民富室率赁灯船，罗袂藻水，脂香涨川，女从如云……”（注：顾禄《桐桥倚棹录》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吴地民间文化消费需求的上升，节庆佳日的热闹繁华，刺激了戏剧表演的兴盛，更吸引了众多妇女外出观赏。但节庆娱乐活动的文化消费是定期进行的，难以满足市民经常性的文化消费需求，因此浏览剧本、阅读小说便成为市民日常偏爱的文化消费内容。正是在这新颖的市井文化氛围中，通俗小说、戏剧剧本、弹词唱本恰好迎合了女市民每日消遣的需求，男女读者群的存在，形成了通俗文学生存发展的市场。
二.女子文化消费需求对通俗文学的促进作用
1.女子读者群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服务对象
明清吴地逐渐形成的女子读者群体和视听群体，成为通俗文学创作者新的用武之地。部分落第文士为了迎合女子对小说、戏曲、评弹的爱好，纷纷另辟蹊径，构思写就新作。开始，这些作品的内容还是围绕以宣扬封建道德观念为主题而展开的。往往以古代人物故事为蓝本，穿插了个人的创作意图，渗入符合吴地民众心理、风俗和爱好的内容，编著出为女子厚爱的畅销书。如前文所述，上海市嘉定县明代古墓中出土的说唱本，内容有历史人物事迹《花关索传》、《薛平贵跨海征辽》；有包公断案的故事《仁宗认母传》、《断曹国舅公案传》；还有宣扬佛教因果报应的故事《莺哥行孝义传》、《开宗义富贵孝义传》等（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380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所编内容往往与正史出入较大，断章取义，只要可读性强、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即可。但总体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封建宣传舆论口径还是一致的。
然而随着通俗文学的日臻成熟和市场占有率的日趋扩大，便开始突破封建伦理说教的框架。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销售量，获取更多的实利，通俗文学的创作渐渐偏离封建宣传舆论的轨道，对历史人物描述的断章取义转向重新塑造，巧加伪饰，随意杜撰，以至于对“晋王休徵、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注：叶盛：《水东日记》第21页，中华书局1980年。）。而《西厢记》之类的言情小说，因备受女子的青睐，发行量更大，“如《西厢记》、《碧云騢》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捄欤”（注：叶盛：《水东日记》第3页，中华书局1980年。）。是故，时人抨击通俗文学的作者们为了迎合妇女的文化需求，竞相出版通俗文学以达获利的目的。“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注：叶盛：《水东日记》第3页，中华书局1980年。）将通俗小说比喻为《女通鉴》，足见通俗小说占有相当数量的女子读者。
吴地女子读者群的特点：首先，女子读者数量多。粗通文墨者闲来披阅诸书，而目不识丁者请人读讲，或聆听艺人演唱。《列朝诗集小传》中载，王行幼时为药铺店员，白日市药，“迨晚，为主妪演说，稗官词话，背诵至数十本”（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第101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更多的女子则乐于听赏艺人说唱，“世传盲词中有《白蛇传》，虽妇人、女子皆知之”（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132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陶贞怀的《天雨花》完稿后，首先在女子中传抄阅读，《天雨花》原序中说：“别本在清河张氏嫂、莒城张氏嫂、同里蒋氏姐、高氏姐、管氏妹，并多传钞讹脱。身后，庶将此本，丁宁太夫人，寄往清河。”（注：陶贞怀《天雨花》原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陶贞怀是梁溪（今无锡市）人，《天雨花》搁笔不久，已传抄至同里（今苏州市吴江县），可见传阅速度之快。陈端生《再生缘》的创作更为成功，尚未完稿已遍传城镇乡间。她在《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中写道：“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由是下决心欲将《再生缘》终篇：“重翻旧稿增新稿，再理长篇续短篇。”（注：陈端生《再生缘》第六十五回，中州书画社1982年。）
其次，知识女子阅读通俗文学作品的数量多。常熟女子姚素珪自言：“余每女红之暇，灯烛之前，取览弹词雅调不下百余。”（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227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天雨花》第二十五回中有如下的描写：
（婉贞道）：“那几件衣服首饰我也不稀罕，只这一箱子书文是我所爱，带了去吧。”……正说时，见两个仆妇，抬了一只箱子进来。夫人便问那里来的？答道：“是三小姐的书籍。”左公问女是何书史？婉贞答道：“不过是几部弹词、小说、传奇等类而已。”左公便命开箱取来观看。仆妇们开了箱子，一部部堆在桌上。左公翻开题目一一观看，见那些弹词唱本，离不了月下偷期，蓝桥密约；至小说传奇，亦不过是佳人才子，爱貌怜才之说居多。”（注：陶贞怀《天雨花》第二十五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
虽是弹词中的描述，也足见当时知识女性爱书胜过珠宝衣饰，将通俗文学作品珍藏阅读，乃至作为死后的随葬品。
通俗文学有如此面广量大的女子读者市场，不能不引起书坊商行经营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抢占这一出版市场。明朝胡应麟说：“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书肆中经销的小说有《三言》、《二拍》、《隋唐两朝志士传》、《列国志传》、《封神演义》等，且有各类杂书。“吴中廛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所谓‘门事’，皆闺中儿女子之所唱说也……”（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388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苏州出版的通俗文学之多之精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
2.女子对通俗文学创作与传播的直接参与
民间女子对通俗文学的广泛涉猎，更增添了她们的欣赏情趣，部分女子开始从被动的接受者转为主动的创作者，从单纯的评价进入反映主观意识的构思与著述。她们在大量涉猎通俗文学作品后，对这些作品的内容、文风和创作意境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清代苏州女子宋淑吉在弹词《再造天》卷首序中写道：“予幼处闺中，颇耽柔翰；长归吴里，谨事频繁。或有余闲，难亲典籍；偶因沉寂，览及弹词。大多才子佳人，神仙梦寐，间有忠孝节义，亦平淡无奇，皆不足讽刺人心，勉励世道，味同嚼蜡，阅不终篇。惟侯香叶夫人手订弹词四种，而续《再生缘》一编，其心思笔力，更出于三种之上。”（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215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她们对于通俗文学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不因自己是女子就妄自菲薄，勇于涉足通俗文学的创作，在这新的文学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吴地女子中最早钟情于戏曲创作的当数明代吴江才女叶小纨，她精于曲律，写就杂剧《鸳鸯梦》以寄托对去世姐妹的哀情。该剧为悼念逝去的亲人而作，沉痛悱恻，甚具真情，词意动人。故其舅父、明代戏曲家沈自征说：“词曲盛于元，未闻擅能闺秀者。惠绸（叶小纨字）出其俊才，补从来闺秀所未有。”（注：江民繁、王瑞芳《中国历代才女小传》第29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但该剧内容偏狭，剧情单调，故流传不广，然终究为知识女子开了通俗文学创作的先河。
延至明末及清代，吴地女子的创作热情主要倾注于弹词领域。她们深知弹词虽不登大雅之堂，却是闺秀民女不可缺少的文化佳品。弹词“虽不足以当大雅韵士之一盼，而香闺绣阁中展卷披吟，亦未始非春花秋月遣兴消闲之一助也……”（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225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因此热衷于弹词创作者不乏其人，如无锡女子陶贞怀创作了弹词《天雨花》，杭州女子陈端生谱写了弹词名作《再生缘》，苏州女子藕裳（姓氏不详）创作了弹词《子虚记》，常州女子程蕙英写就弹词《凤双飞》，松江民女朱素仙创作了弹词《玉连环》……由于弹词作品具有传阅和说唱两种功能，所以这些作品广为流传，社会影响面较大。
明末至清中叶，吴地女子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尚带有个人情感的宣泄，自我哀怨的排遣，其目的也仅仅是为了给闺阁秀女和田妇村姑消闲解愁之用。而清末的女子受到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开始意识到部分通俗文学客观上有利于启发和引导女子思想观念的更新，可以达到教育女子的良好愿望，“今日通行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如《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安邦志》、《定国志》等，作者未必无迎合社会风俗之意，以求取悦于人。然人之读之者，目濡耳染，日累月积，酝酿组织而成今日妇女如此之思想者，皆此等书之力也，故实可谓之妇女教科书。”（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407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通俗文学内容的优劣，可直接影响妇女的思想意识和人生价值观，是故，吴地的有识之士对通俗文学的创作引起重视，在创作弹词时，有意识地渗入了教育妇女的内容。弹词《笔生花》的原序中写道：“弹词一道，由稗官、野史、杂剧、院本而降，似无足贵，然古人立意甚深。稗官、野史、杂剧、院本，未必人人博览而群观也，不若弹词，雅俗共赏，高下咸宜。流传闺阁，可以教导人家儿女，意甚盛也。”（注：邱心如《笔生花》原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弹词《二十世纪女界文明灯弹词》弁言中明言：“方今社会，无论何等人，均竞尚弹词小说。以沪上论，不下数百处，而弹词尤为妇女所信用。往往履舄交错，笑语相闻，而隅座者唱开场，则肃然无一哗者——既毕，口讲指划，津津乐道之，甚或形诸梦寐，其感人之深如此……故改良弹词，不啻编一女学教科书。我友心青君新著《二十世纪女界文明灯弹词》，笔力雄健，以为女界黑暗之导，统天下女子而一炉冶之，其益较女学教科书尤大。”（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94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清末始建女子新式学堂，且不说学校之数量极少，就是开办了女学，入学的女学生也寥寥可数，其社会影响面是有限的。而女子对于弹词小说的嗜好，由来已久，通过通俗文学的传播，向女子灌输新思想，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确是一条另辟蹊径的新路。清末革命志士秋瑾虽崇尚近代女学，但也肯定了弹词的传播有着新式学堂无法替代的教育功能。她写道：“……每痛我女同胞，坠落黑暗地狱，如醉如梦，不识不知。虽有女学堂，而解来入校求学者，研究自由以扩张女权者，尚寥寥无几……虽有各种书籍，各种权利，各种幸福，苦文字不能索解，未由得门而入。窥女界无尽之藏，相与享受完全之功果也，余乃谱以弹词，写以俗语，逐演出女子社会之恶习，及一切痛苦耻辱。欲使读者触目惊心，爽然自失，奋然自振，务使出黑暗而登文明，为我女界放大光明，脱离奴隶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英雄……”（注：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第328～329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为此，秋瑾悉心著述弹词《精卫石》。延续至三十年代，弹词在市井妇女中的教育作用还颇大，郑振铎说：“弹词在今日（指二三十年代），在民间占的势力还极大。一般的妇女们和不大识字的男人们，他们不会知道秦皇、汉武，不会知道魏徵、宋濂，不会知道杜甫、李白，但他们没有不知道方卿、唐伯虎，没有不知道左仪贞、孟丽君的。那些弹词作家们所创造的人物已在民间留极大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了。”（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第348页，上海书店1984年。）之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女学的普及，通俗文学的这一功能渐趋消退，在人们的记忆中也逐步淡化。
回首沉思，在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交替之际，文化领域中通俗文学的发展和兴盛离不开民间女子读者群；而通俗文学的广泛传播又对闺秀民女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既给我国的文坛增色添彩，又给封建专制统治高压下的妇女以一隅文化乐土，从而为吴地的文化圈加了一层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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