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宗三信仰的起源与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起源论文,时期论文,宗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3)05-0023-07
民间信仰中水神信仰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尤其是天妃、龙王等神灵广受关注，而对明清时期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宗三神，其研究成果则较少。明《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中仅有一幅宗三神的画像，文字部分缺失①；《道藏》中《搜神记》卷三目录为“晏公，宗三舍人，杨四将军，水府”，正文“晏公”后却是“洋子江三水府”②，宗三与杨四将军均未提及。现今较为全面收录民间神灵的《中国民间诸神》③也无相关资料。有关方志的记载也是寥寥数语，大多仅言及庙宇地点。目前，仅余少平《宗三考》④一文对之进行了相关考证。该文从《双槐岁钞》开始追溯宗三的源起，认为宗三由邪神逐渐向正神转变，分析了宗三与晏公被混淆并进入到妈祖体系中；并展开对汉口和上犹两地宗三庙的个案研究。受资料所限，余文研究有待深入与厘清。本文爬梳大量史料，对宗三神的起源与流变进行系统梳理；对宗三庙的地域分布加以勾画，试析其分布特点及原因。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正之。
一、宗三信仰的起源
宗三原型为行船的缆绳，该神发轫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就笔者所见，宗三最早见于明永乐时曾任户部尚书的夏原吉所著《一统肇基录》：
癸卯秋八月，遇友谅于彭蠡湖之康郎山，友谅以巨舰连锁为阵……郭威襄英请以火攻，上命常开平遇春与郭宣武子兴帅众，以轻舠载火纵焚伪平章舟，溺，敌将张定边中流矢，走。……旬有五日，友谅食乏，出江求战，遇春复用前法，烧之。敌兵奔溃，追北数十里，与酣战，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胶于沙，不动。上拔剑斩鬃索，仰天言曰：“如我有天下，分舟当得脱。”索忽如龙形，扶舟而出。及陈氏平，上立庙致祭，封为鬃三爷爷斩为三段，故云。至今过彭蠡湖者，立鬃三爷爷则风浪无阻⑤。
由此可知，鬃三得名于鬃索被斩为三段。鬃为马、猪等畜类颈上的长毛，因舟索多以棕毛捆扎而成，鬃、棕在制绳时互用，故“鬃三”后多写作“棕三”，因指代鬼神，作为姓氏，又作“宗三”⑥。这里的鄱阳湖之战是朱元璋统一全国的关键之战，“陈友谅围南昌八十余日，上命诸将解庐州之围，亲督舟师二十余万往援之，进次湖口。……丁亥，遇于康郎山。……友谅骁将张定边奋前，欲犯上舟，舟适胶沙。常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退。俞通海来援，舟骤进水涌，上舟遂脱。”⑦该战十分激烈，加上朱元璋困于湖中，因此夏原吉所载是在一定史实基础上附会而成。其实，了解夏原吉的身世就可以明晰他的用意。其“以乡荐入太学，选入禁中书制诰。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俨然。太祖诇而异之，擢户部主事。”⑧还曾上《进太祖高皇帝实录表》⑨以歌颂太祖一统江山之功绩。故夏原吉载此故事的政治意图昭然若揭，一方面宣示太祖是真龙天子，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与皇帝联系表明宗三身份的正统性。但官方记载难觅踪影，仅限于像夏原吉这样的士大夫的笔记小说中。总之，宗三较早是以相助明太祖的正面形象出现，为保“风浪无阻”的水神。
宗三神迹缘起与其神功卓著有关。万历时期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第98回讲述了宗三的身世：“‘原日委是一条棕缆，在天师船上出身，自从天师下海去后，小神兄弟三人在这洋子江上福国泽民，有大功于世，故此上帝命我等为神。’天师道：‘你只是一条棕缆，怎么又是兄弟三人？’三个齐齐的说道：‘原本是一胞胎生下来，却是三兄弟，合之为一，分之则为三。’……‘因是棕缆，得姓为宗。因是兄弟三人，顺序儿排着去，故此就叫做宗一、宗二、宗三。’”⑩第100回曰：“‘去时有个天妃娘娘天灯领路，来时有宗家三兄弟顺风相送，俱乞圣恩裁答。’……二位元帅上言，请敕建天妃宫、宗家三兄弟庙、白鳝王庙以昭灵贶。奉圣旨：是。后来静海禅寺建于仪凤门外，天妃宫、宗三庙、白鳝庙，俱建于龙江之上。”(11)小说中，宗三为兄弟三人，源于郑和船上掉落的棕缆，因在长江上福国泽民被封为神，还助郑和行船。奉旨建庙说明宗三地位较高，与官方相联系，同夏原吉所载有共通之处，但时间、地点、人物等具体情节皆发生了变化。万历时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建庙与宗三神灵异相助国家大事的主题相关，这也是早期民众纷纷建庙的原因。
早期宗三庇佑水上交通的正面形象在地方上有所反映。弘治四年(1491)南京高淳县在城西北十七里建立了宗三庙(12)，是较早记载宗三神建庙的县，这与当地石臼湖的环境有关。石臼湖物产丰富，但水面广阔，易成洪流，加之夏秋季节风大浪高，常易覆船。“行船跑马三分命”，当地忌讳“沉”、“翻”等行船不利字词，这反映了石臼湖行船条件较为凶险。而“洪武初年(胭脂)冈为河，导湖水会秦淮河入于江，以便苏、常、松、浙粮运赴南京”，水上交通地位十分重要，但“今淤浅，夏秋水盛，可通小舟”(13)，且“(高)淳地纳诸郡之流”(14)，水沙变幻对交通不利。这种环境使得当地居民迫切需要寻求心理上的慰藉，拜祭宗三神便成为当地重要的习俗。随着时间流逝，在宗三信仰基础上，当地出现了水神“宗八公”。宗八公，名魏铨，也称“魏宗八”，生活于弘治、正德年间，“(魏铨)临池见水中有人以手招之，后经石臼湖溺死，求其尸不得。母孔氏叩之巫，巫降曰：‘吾宗三神也，留尔子为八弟耳，尸当自出。’……(铨)季弟铣有女，铨卒时尚未诞，后见铨，谓曰：‘何不祀我？’……家人遂绘像祀之。”(15)因宗三神收魏铨为八弟，当地称之为宗八公。乾隆和民国年间高淳县志对此均有记载(16)。因与当地魏姓家族结合，宗八公神迹被不断放大。当地传说，弘治十六年(1503)，宗八公担任解粮官，在由长江运粮至应天府途中遭遇巨大风浪，在其祷告后即风平浪静，后宗八公在求神处投水自尽，尸体被两白鱼运至石臼湖，人们便立像祭祀他。由宗八公形象可窥探早期宗三庙建立缘由。因石臼湖特殊的自然环境，当地民众一直较为崇敬水神，以作心灵寄托。宗三神与宗八公皆是在当地民众期冀航行平安的心理下出现并传播的。
望江县的宗三神也是安定江水之神。早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至隆庆五年(1571)，该县急水镇就建有靖江王祠(17)。靖江王为宗三封号，康熙《望江县志》载：“宗三庙，一曰靖江水神”(18)，庙依神号命名，靖江王祠即宗三庙。另外，明管绍宁《赐诚堂文集》载崇祯十七年(1644)弘光政权因张太后从河南平安到达南京，加封宗三等沿路水神：“原敕封宗三静江王今加封惠祐宗三静江王。”(19)说明宗三封号静(靖)江王确有其事。弘光政权短命而亡，此次加封几无影响。虽然仅有望江县保留靖江王祠，但该祠名贯一方，靖江王宗三神位较高，是明中后期宗三神有功于地方、少有的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地方之一。
二、宗三形象的异化与基本定型
明初宗三助战明太祖，保佑人们水上交通安全，这种形象在明后期及相关地方都有所表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宗三形象逐渐发生变化。明黄瑜在《双槐岁钞》中云：“天顺初元(1457)，予计偕北上，经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才灵异，当具牲醴求神福者。问之，扣齿摇首不敢言。既望奠后，乃言曰：‘昔圣主之鏖战伪汉也，有棕毛巨缆，分判为三，岁久化为蛟龙，宗一、宗二飞腾而去，独其季弟淹留在此，每蜿蜒波涛中，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辄有祸败。或化为丈夫，题诗作谶，后无不验。’予大不然之。后告往南监，再经其地，则妖已熄矣。时都昌孔知县韶文镛者……乃往验之……一巨木岁久为水草交络，真若鳞鬣然，笑曰：‘宗三秀才乃汝耶！’命左右秉炬焚之，了无他异。”(20)宗三来源的背景没有改变，形象却发生较大异化。首先，“三”的涵义由原斩为三段变成三者中最小的“季弟”。其次，最大的变化在于棕缆并未襄助太祖，且从“神”转变成“妖”，“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辄有祸败”，可知宗三在民间的形象同明初已大不相同。
16世纪初叶成书的《庚巳编》中宗三又有所异化。“棕三舍人者，棕缆也。太祖御舟师败陈友谅于鄱阳湖，死者数十万。返还，委棕缆于湖，冤魂凭之，遂能为妖。舟人必祭，否则有覆溺之患。”(21)首先，并未提及“三”的含义，但名为“棕三舍人”，反映影响力有所提升，而且这一称号基本被后世所沿袭。另外，不像《双槐岁钞》中“岁久化为蛟龙”的棕缆，宗三变成冤魂附集之物，“遂能为妖”，变成厉鬼，形象进一步恶化，同最初所载相差更远。同时代郎瑛所著《续巳编》中的宗三与《庚巳编》所述几乎一致(22)。
16世纪后半期的谢肇淛曰：“江河之神多祀萧公、晏公，此皆著威灵，应受朝廷敕封者。……金陵有宗舍人，相传太祖战鄱阳时一棕缆也，鬼凭之耳。”(23)此“宗舍人”的形象同《庚巳编》、《续巳编》所载基本相同，这一时期宗三应是以厉鬼形象出现并传播的。至隆庆、万历时，望江、当涂和江宁等县已建有宗三庙，高淳又新建一庙，可见宗三神影响范围有所扩展。
成书于17世纪初的《露书》云：“太祖往在蠡湖，风作缆缺，令兵士各捐少发集成三缆，后弃于湖，久乃作怪，今江船所祀鬃三秀才是也。”(24)此处宗三的来源与上述不同，是士兵头发所制之缆，虽未言及冤魂附集，但仍为恶神，形象没有较大变化。成书于天启之前的《名山藏》对“棕三舍人”的介绍稍有不一，“过(鄱阳)湖，浮尸蠢蠢，(吴)公(即朱元璋)叹曰：‘噫，士为我死。’复之以棕缆三投之湖，魂之凭者能为厉，神其缆曰棕三舍人，舟行祷焉。”(25)但此处宗三显然为无名厉鬼，与前述相差无几。另外，道光《遵义府志》记载了万历时期方伎鲁一冲收服缆妖的故事：“渝州江中有棕缆成妖，时掀波翻浪为患，一冲以法收贮长安寺中”(26)，棕缆成妖应是万历时民众熟知的故事。崇祯年间吕毖所载的“棕三舍人”仍为不祭则有覆溺之患的厉鬼(27)。由此可见明后期棕缆成妖一说已在长江一带盛行。
明清之际是宗三神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安徽东流、繁昌、婺源(今属江西)和无为等县都已建有宗三庙，其影响区域大大扩展，而且宗三形象基本定型。从宗三庙分布表可知，方志中相关记载较少且多为妖。明末黄景昉《国史唯疑》曰：“彭蠡湖每风雨波涛，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传为缆精，过客辄祀之。偶旱涸，验乃巨木，岁久为荇藻所络，若鳞介然。于是都昌令孔镛举焚之，怪遂绝。一说国初破伪汉，湖中浮尸蠢蠢，太祖命以棕缆投之，三复之，魄凭为厉，因神其缆曰宗三舍人。”(28)黄氏可能受《双槐岁钞》和《名山藏》的影响，两种说法并存。但这里无疑揭示出鄱阳湖因诸江交汇，发洪水时有大量漂浮物汇聚，后枯为朽木、杂物，这为宗三信仰形成提供了前提。而同时期张岱《石匮书》所载“棕三舍人”与《名山藏》一致，仍为厉鬼(29)。明清之际查继佐《罪惟录》曰：“癸卯太祖战鄱阳，敌众见我阵上空中数万兵衣绛衣助战，有帜书‘萧王’二字。又棕缆沉河者三，久为厉，后封为棕三舍人。”(30)前述灭妖有功的都昌县令孔镛“有异政，县濒彭蠡湖，相传湖有神物棕三舍者，太祖时战舰征友谅时棕缆也，蜿蜒如虬龙，能起风涛覆人舟，舟人望见辄祀之。”(31)这里宗三形象仍无多大变化。与之前多数记载中棕缆为朱元璋方所投不同，方以智《物理小识》认为众魂所凭的缆绳宗三是陈友谅败将所掷(32)。稍晚的褚人获在《坚瓠集》中引《双槐岁钞》载有宗三秀才，形象仍为“缆精”(33)。康熙末年的姚之骃在《元明事类钞》中引《续巳编》，宗三仍为“能溺人舟”的妖怪(34)。这也可见南明弘光政权加封宗三水神影响不大。
清中期赵翼《棕三舍人歌》曰：“鄱湖有神曰棕三舍人，相传明太祖大战鄱阳时，败舰有棕缆落水，为战血所凝，遂著灵异。过者必祀焉，否则有风浪之骇。事见《庚巳编》，余过湖口，询之榜人，言颇合。”(35)可见此时宗三为“妖”的传说仍占主流，最初的形象早已不见，只是棕缆为哪方所弃，记载有所不同。《棕三舍人歌》云：“生自栟闾死左蠡，传是鄱阳大战时，断舰飘来没于此。……毅魄能兼万鬼雄，长身讵许群龙食。噫嘻乎！舍人既不能……克敌归来蒙奖敕。又不能入康郎庙中享牢醴……徒然抱忠沦九渊，固宜冤愤气填臆。……毋怪灵旗飒沓日，来往常作掀天怒涛黑。”(36)宗三“不能入康郎庙中享牢醴”，应未获官方认可，且常常兴风作浪。另外，袁枚道：“鄱阳湖客舟遇风，常有黑缆如龙，扑舟而来，舟必损伤，号‘缆将军’。年年致祭。雍正十年大旱，湖水干处，有朽缆横卧沙上。农人斫而烧之，涎尽血出。从此，‘缆将军’不复作祟，而舵工亦不复致祭矣。”(37)这与《双槐岁钞》的记载相似，“缆将军”当为“宗三”。缆精被灭，民众不复祭拜，显然民众视宗三为祸害。可见，清中后期相关记载中宗三形象基本为负面。但需注意的是，《瞥记》(38)与《铸鼎余闻》(39)两书对宗三的介绍都提及了《一统肇基录》。最初的记载到清中后期始被提及，这可能同书籍的流传有关，此说在宗三体系中不占主流。
从以上分析可知，明中后期宗三逐渐发生变异，从“岁久化为蛟龙”的棕缆进一步恶化为冤魂所附的厉鬼，明末清初时后者基本占据主流。而且除《铸鼎余闻》、《瞥记》外，清代相关记载中，宗三基本为成妖的缆索。因此，宗三形象流传到清朝已基本定型为“妖”。
综上所述，宗三信仰肇迹于鄱阳湖，源于朱元璋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宗三”最初得名于鬃索斩为三段，但代表整体还是第三，记载各有不同。称号由最初的“鬃三爷爷”到“宗三秀才”，后“宗(棕)三舍人”较普遍。随着时间推移，在流传过程中故事逐渐异化，由化身龙形助战太祖、保佑航行的水神演变为冤魂凭附之物、不祭则有“覆溺之患”的厉鬼。虽最初的正神形象在相关地区有所反映，政府也曾封赐为“静江王”，但厉鬼形象更为人们熟知。从文献记载来看，宗三信仰形成于明初，明中后期异化，明清之际其形象基本定型。
三、宗三庙宇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祠庙是神明信仰展开的空间，这里既有有形的建筑空间，也存在一个由信仰活动而形成的无形的社会空间(40)。庙宇是民众祭拜场所，是信仰的载体，也是一种信仰影响力的基本地域标志。故宗三庙宇的分布(见表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信仰的地域空间，此处拟进一步探析其分布特点及形成原因。
说明：除康熙《高淳县志》外，标有页码的方志均为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由上表可知，宗三庙基本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于安徽沿江府县。一种信仰的形成与传播同区域的自然以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某地方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41)，民众某种心理的形成肯定与当地环境有关。宗三信仰起源于鄱阳湖有着深厚的地理基础。鄱阳湖位于皖赣鄂三省交界处，襟江带湖，为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而因自然原因，湖区成为大风较为集中区域(42)，另外老爷庙附近水域有“中国百慕大”之称。风大浪高，翻船事故较多。赵翼也曰：“我过湖口归江东，正值高浪摩青穹”(43)，所以“至今过彭蠡湖者，立鬃三爷爷”。该地水神信仰众多，与当地自然环境不无关系。
沿长江及支流传播是宗三神扩展的基本特征。建有庙宇的武汉、安庆、芜湖等地都是沿江重要城市，为交通要道。“汉口自明以来，久为巨镇”(44)，万历时汉正街渐成贸易中心，且“汉口渡六，一设宗三庙”(45)，显然该庙的建立与水上交通及贸易有关。芜湖“扼中江之冲，南通宣歙，北达安庐，贾客往来，帆樯栉比，皖江巨镇莫大乎此”(46)；“风帆贾泊往来吴楚者，道所必经(东流)，虽弹丸末邑，实南北之襟喉，江汉之门户也。”(47)另外，这些地区“其俗信鬼神，好淫祀”(48)。自然环境方面，长江下游有些河段航行较为不便。长江鄱阳湖口至镇扬段，属分叉型河型，河滩众多，一些河段江面相当狭窄(49)，覆舟事件不断。从各地建庙地点来看，基本处于险滩与水势变化较大的地段。望江吉水镇，因其所濒河段狭窄，水流湍急，吉水原称“急水”，东流、繁昌等县宗三庙所建之地莫不如此。这种交通要道与水运条件不利的矛盾为宗三神的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
另外，宗三信仰的盛行同明代粮长制度有一定的关联。南宋时经济重心已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时期江南和两湖地区成为全国粮食的重要输出地。古代“四大米市”也基本位于此地区。据梁方仲先生研究，从现存史料看来，明代在南北两直隶、浙江、湖广、江西、福建等省是实行过粮长制度的(50)。粮长制度在明朝并不系统，或设或罢，实行最为严格、时间最长的是江南地区。这些地区运送粮食到京城，长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因送粮民夫众多，长江中下游航行安全又时常得不到保障，宗三神便成为民众寻求平安的心灵寄托。上述高淳县宗八公押运粮食的传说应该与粮长制度有一定联系。
当然，该信仰也传播到周边地区。溯赣江而上沿桃江至信丰县，宗三庙在当地的建立极有可能是船户、商人等沿赣江将宗三神带到该地区。婺源县居鄱阳湖水系乐安江畔，宗三庙的建立应同商人及水上交通密切相关。“婺居徽、饶间，山多田少……走上(饶)则水路险峻……走休(宁)则陆路崎岖”(51)，人多地少使得大量民众外出经商，当地多山，交通极为不便，安全得不到保障。这种自然、人文环境极大便利了宗三的传播与发展。
宗三神在相关地区神职范围有所扩大。芜湖县宗三庙位于扁担河口，今庙已毁。如前所述，芜湖为“皖江巨镇”，是江南商贸的重要中转地，水运交通发达，宗三在当地的传播有着深厚的基础。随着时间推移，原有祭祀目的逐渐淡化，但宗三司职水上安全的神职仍有保留。随着造船、航行技术的进步，民众对于宗三的信奉逐渐削弱。宗三的神职逐渐发生改变，至民国时，同春耕联系紧密，“正月十五日打桩验水”。农业是我国传统社会的根本，将水神宗三与民众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这无疑大大有助于该信仰的传播。
宗三信仰传播地域较远的江西上犹县，康熙、乾隆、道光三朝县志均没有宗三庙的记载，其建庙时间应较晚，以致好事者将宗三神与洞庭湖水府相混淆。社溪镇宗三庙位于赣江支流童子江与龙江(今寺下河与紫阳河)交汇处，建庙与水运密切相关。《重修宗三庙记》(52)记载宗三神多次显灵，非常受民众敬重。后宗三的神职不断扩大，成为地方保护神。现每年正月庙会民众仍前往拜祭祈福，已成为当地重要民俗。
余少平《宗三考》一文提到道教正一派《请水科仪》中的宗三。如前所述，道教虽初将之纳入其神统，但后来因宗三为厉鬼而删，宗氏三兄弟应是后世道家根据相关记载增加附会而成。该文还谈到赵翼《檐曝杂记》的记载，认为民间传说将宗三与晏公混淆。其实，朱元璋时期进行了造神运动，水神萧公、晏公等便是在这一时期得到敕封并广泛传播的，鄱阳湖水神众多，由棕绳无法判断该神与宗三有关联；且赵翼《棕三舍人歌》明确指出宗三的来源，同晏公有明显区别，两者被混淆的可能性不大。另外，文中由妈祖收服晏公的法器是“纤绳”，进一步推测出宗三纳入到妈祖传说中。凭“绳”推断宗三进入到妈祖信仰体系中，这一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
宗三信仰影响范围多限于起源地周围，没有在较大范围内扩展，溯其原因，首先，没有人格化或人格化不成功是其难以扩展的重要原因。相关记载宗三多集中于物，很少与人联系起来，缺乏亲和力。虽然望江县将之附会成明靖江王朱守谦(53)，高淳县出现“宗八公”，但两者影响都较有限，这极大限制了其传播。其次，宗三神虽有“静江王”合法身份，但史料少见，其封号在地方也难寻踪迹，仅在望江县等有所孑遗。弘光政权虽加封宗三，但值明清更替，影响甚微。反而“缆精”厉鬼形象大行其道，正统性身份荡然无存，得不到地方的支持而发展受限。再次，宗三的厉鬼形象不利于它的传播。虽然最初人们祭拜宗三为保“风浪无阻”，但后走向了反面，乡民迫于无奈只好献祭于它，无功德于民，香火自然不旺。后世记载中也多以厉鬼形象出现，民众对此等恶神必定是唯恐避之不及。最后，宗三信仰毕竟仅限于心理层面，受自然环境所限，覆舟事件时有发生，宗三神不太昭显灵异，舟民对之信奉的程度随之降低。因此宗三信仰影响范围有限，没有广泛传播至更广大的区域。
①《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卷3《宗三舍人》，《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1辑第4册，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188—189页。
②《搜神记》卷3，《道藏》第3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273页。
③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余少平：《宗三考》，收于《第二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成都，第498—513页。
⑤(明)夏原吉：《一统肇基录》，《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16册，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32页。
⑥为方便叙述，除引用原文外，其他皆作“宗三”。
⑦(明)陈建：《皇明通纪》卷2《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龙凤九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9页。
⑧《明史》卷149《夏原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50页。
⑨(明)夏原吉：《夏忠靖公集》卷1《进太祖高皇帝实录表》，《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3页。
⑩(明)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第98回《水族各神圣来参宗家三兄弟发圣》，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9—1100页。
(11)(明)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第100回《奉圣旨颁赏各官奉圣旨建立祠庙》，第1114—1116页。
(12)民国《高淳县志》卷14《寺观志》。但康熙《高淳县志》卷5《建置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2册，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载正德五年在县西十里建有宗三庙，是否为一庙，有待考证。
(13)嘉靖《高淳县志》卷1《山川》，《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4)乾隆《高淳县志》卷24《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第89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5)康熙《高淳县志》卷25《杂志》，第246页。
(16)乾隆《高淳县志》卷25《摭轶》，第256页；民国《高淳县志》卷28《摭轶》。
(17)(明)谢元：《靖江祠记》，载于康熙《望江县志》卷12《艺文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20册，第994页。
(18)康熙《望江县志》卷7《祠祀》，第915页。
(19)(明)管绍宁：《赐诚堂文集》卷5《奏疏·加封水神疏》，《四库未收书辑刊》6辑第2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20)(明)黄瑜：《双槐岁钞》卷7《彭蠡缆精》，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7—138页。
(21)(明)陆粲：《庚巳编》卷10《棕三舍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4页。
(22)(明)郎瑛：《续巳编》，《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6册，第447—448页。
(23)(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5《事部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5页。
(24)(明)姚旅：《露书》卷14《异篇中》，《续修四库全书》第11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1页。
(25)(明)何乔远：《名山藏》卷44《天驱记》，《续修四库全书》第426册，第359页。
(26)道光《遵义府志》卷38《列传六·方伎》，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842页。
(27)(明)吕毖：《明朝小史》卷2《洪武纪》，《玄览堂丛书》初辑第19册，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年版，第129页。
(28)(明)黄景昉：《国史唯疑》卷1《洪武建文》，《续修四库全书》第432册，第15页。
(29)(明)张岱：《石匮书》第3册，卷216《群雄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页。
(30)(明)查继佐：《罪惟录》志卷3《五行志》，《续修四库全书》第321册，第322页。《罪惟录》作“肃王”，应为“萧王”，即水神萧公，参见(明)吕毖：《明朝小史》卷1《洪武纪》，第17页。
(31)(明)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0《理学诸臣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22册，第407页。
(32)(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12《神鬼方术类》，《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87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05页。
(33)(清)褚人获：《坚瓠集》广集卷6《宗三秀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版，第1066页。
(34)(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20《神鬼门》，《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93册，第111页。
(35)(36)(清)赵翼：《瓯北集》卷20《棕三舍人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20—421页。
(37)(清)袁枚：《子不语》卷18《缆将军失势》，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08页。
(38)(清)梁玉绳：《瞥记》卷3《瞥记三：史》，《续修四库全书》第1157册，第31页。
(39)(清)姚福均：《铸鼎余闻》卷4，《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初辑第20册，第410页。
(40)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4页。
(42)参见朱海虹、张本等：《鄱阳湖——水文·生物·沉积·湿地·开发整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9页。
(43)(清)赵翼：《瓯北集》卷20《棕三舍人歌》，第421页。
(44)道光《汉口丛谈》卷2，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65页。
(4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28《汉阳府部·汇考二》。
(46)民国《芜湖县志·序》，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页。
(47)乾隆《东流县志·序》，台湾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48)《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86页。
(49)参见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0—111页。
(50)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1页。
(51)康熙《婺源县志》卷2《疆域·风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页。
(52)光绪《上犹县志》卷16《艺文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1—1325页。
(53)乾隆《望江县志》卷2《地理·祠庙》，台湾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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