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性资本化现象的社会转型逻辑——以女性性出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为例论文,逻辑论文,资本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2)02-0024-10
在漫长的性文明发展史中，人类从性崇拜到性角色的转变完成了性的社会认定。性崇拜是人类从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灵物崇拜和图腾崇拜转向人类自我认识的原始起点。人类从原始蒙昧无知的性崇拜中逐渐走向性角色的文化建构。性伴随人一生，也伴随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始终，无论在日常生活话语中，还是在各种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中，性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最有生命力的研究对象。人类不能放弃性的研究，是因为性不仅与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可持续繁衍密切相关，还与人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世界紧密相连。没有人可以摆脱与性的关系，从生命诞生开始就得与性共生共死，与性缠绵不绝。一些人与性的关系超越一般人群与性的自然关系，便产生了超越普通性行为和性文化而衍生的新的性行为和性文化现象，并对他人、家庭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如今，性面孔上羞涩的面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脚步而悄然消逝。人们不再一如从前那样畏惧或者羞涩于谈性，谈性色变的年代似乎已经不复存在。性几乎成为人类文明的主线，无性不成人类、无性不成社会、无性不成书、无性不成政治、无性不成生活，性不仅作为最为常见的一种谈资笑料，也逐步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一种交易、一种“资本”而存在。享誉“世界领先的社会科学教育及研究机构”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家Catherine Hakim博士曾在《欧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提出“性资本”的概念，建议把美貌、性吸引力和魅力等“性资本”增加为第四种个人资产①，使“性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并列为资本形态。当下，性的资本化不仅在女性主体中有普遍意义的表现，且在以性营生的女性性工作者(后文也称“小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性由其生理性而在社会化和社会交往中走向资本化、货币化，完全摆脱了其纯粹的生物学意义，而被深深地打上社会的烙印，性从个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结构和生物本能，渐渐演化成走上社会和市场进行交易的一种资源，被赋予市场和交往的社会学意义。性需求的客观存在、传统性活动中男人对性的主动权，使得女性更容易成为性的出卖者和提供者。性需求和性市场的对接使得性产业在供求双方的自发性调节、外界各种力量(舆论的、内心的、法制的、黑恶的、权力的、资本的、文化的等外在因素)干预中存在、博弈和发展。如今，权性、钱性、资本与性、性性交易不断扩张，性交易市场已经遍地存在，性产业业已成为一种庞大的产业，并初步形成系统的产业链条，在个别地区甚至成为支柱性产业(性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的地区，通常被称为“红灯区”)。女性性资本化何以可能?
一、社会转型与女性性出卖现象的逻辑关联
社会转型就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是社会的整体性结构转变，在我国，社会转型也即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所谓社会转型一般是指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文化以及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社会整体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系统性变迁，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化。
有学者认为，一百多年来，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有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成功通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于1956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本文看来，如果再行细分，也可以将1992年中国进入新一轮改革开放并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社会以来作为第四次的重大转型。在中国，社会转型蕴含“计划”到“市场”、“传统”到“现代”、“农业”到“工业”、“乡村”到“城市”、“单一价值观”到“多元价值观”等诸多经济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变。
综观我国娼妓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私有制和男性社会的形成是娼妓产生的重要制度和文化根源，从中可以看出社会转型对于娼妓现象的必然关联。我国娼妓的早期出现是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货币和商品交易的出现以及城市人口的增多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原始的农业经济向初期的城市经济转型的产物。我国娼妓开始组织化并形成官妓制度出现在唐代，并在之后的各个朝代中发展和变迁。唐代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唐朝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使绿宝石、胡椒、伊斯兰教等成为舶来品传入中国。正如英国赫·乔·韦尔斯所言：“第七八世纪，中国乃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之国家。其时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宗教桎梏之境，中国人民之生活已进于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舒爽之域。”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王朝，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是空前的，这一时期女性较为开放自由的婚恋和性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的性观念和社会地位，但唐朝把压迫妇女的“七出”用法律的形式写入封建大法《唐律》，“七出”即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女子违反其中之一，男性则可休妻，可见唐朝“男尊女卑”和女性奴性地位没有根本改变。高世瑜在《唐代妇女》中将唐代妇女分为后妃，宫人，公主(附郡主、县主)，贵族、宦门妇女，平民劳动妇女，商贾妇女，妓优，姬妾、家妓，奴婢，女尼、女冠、女巫等10个类别和阶层②，女性之间存在高低等级，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面发展、重大转型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为娼妓的制度化、组织化提供了必备的社会文化条件。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中，以辛亥革命为标志，在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的同时，也为中国女性的解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重视女子教育，兴办女学堂和女子学校，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公开申明赞成男女同校，北京大学成为第一个男女同校的高等院校。青楼名妓祝如椿等人认为妓女之所以“沉沦黑海”主要是由于没有文化和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因此主张先办学校，组织妓女学习文化，为以后以艺谋生、经济自立作准备，并于1912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青楼进化团，为“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③，用发动和组织妓女以义演募捐的方式筹集到的资金开办女子学校。当时一些妓女还在革命教育中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男性知识分子带头掀起的不缠足、兴女学、办女报等一系列运动成为我国近代女权运动的先声，尽管当时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没有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但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平等性别观念的形成和女性参政的步伐，1920-1930年代，上海、广州、北京等一大批女性已经有了正式职业，成为“新女性”。在上海，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与社会精英伴随的高级妓女群体(当时是主要来自江苏、上海本地和浙江等地区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妓女)逐渐衰落，高级妓女与普通妓女逐渐同化(特别是到1920年代以后，高级妓女基本成为进入旅馆接客的妓女和“高级应召女郎”)，高级妓女已不再与上流人士的休闲生活联系在一起，高级妓女的特有文化逐步随着封建旧政权的崩溃和传统上流人士的消失而毁灭。早在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政府迫于外国传教团体要求取缔“淫乱卖淫”的压力，先是给所有妓院颁发营业执照，然后逐步收回执照，结果导致了无照经营的激增④。尽管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娼妓现象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没有根本改变老鸨和娼妓之间的剥削关系和娼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大量存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发动广泛的禁娼运动，1950年代以后娼妓现象在中国公共社会空间逐步消除。而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卖淫活动卷土重来，在1990年代以后，中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使我国的“性服务产业”呈现快速发展之势，特别是在一些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娼妓现象不仅十分显现，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如老板和小姐的合作共生关系，产业规范化与网络化趋势，民间资本与权力资源联盟，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结合，地下“性产业”与其他产业联动，性出卖者户籍的多样化、身份的多元化、年龄扩展化、文化高层化和阶层内部分化趋势，性交易行为的网络化和虚拟化趋势(如网络招嫖日益增多)等。
二、价值观嬗变：从信仰缺失到生理关注
中国1978年以后开始的社会转型加速期，既是1840年开始的社会转型的延续和拓展，又具备许多新的特点：一是社会转型的目标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二是社会转型的全面系统性，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价值观念的全方位转换；三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形式是改革开放，它是区别于传统政权革命导致社会转型的由“第二次革命——改革”导致的社会转型；四是社会转型的速率大大加快，属于“急剧转型”；在具有这样特点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引发和伴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从人们的精神世界来讲，主要引发了人们价值观的混乱和迷失。价值观嬗变是社会转型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引起的核心变化。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和某种文化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价值观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价值观决定人的自我认识，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理想、信念、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的性质。价值观对于人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价值观反映人们的认知和需求状况，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及行为结果的评价和看法，因而，它从某个方面反映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人的主观认知世界。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事物的是与非、好与坏、幸福与痛苦、美与丑、善良与邪恶、值得与不值得等等的一种判断，包括对社会习俗、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的价值判断和内心感受。二是对动机有导向的作用，人们行为的动机受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价值观对动机模式有重要影响，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其动机模式不同，产生的行为也不相同，动机的目的方向受价值观的支配，只有那些经过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可取的，才能转换为行为的动机，并以此为目标引导人们的行为。就社会和群体而言，由于人员更替和环境的变化，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断变化着的，传统价值观念会不断地受到新价值观的挑战。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的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构成了价值观体系。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人的一切活动都在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但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其价值观总会与事物的价值率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价值判断的偏斜或失误。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或精神象征物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它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信仰的基础在于信仰主体对“信仰物”(信仰对象)的价值判断，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是信念的一部分，是信念最集中、最高的表现形式，是表达对“信仰物”的信服态度并一定代表着一种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的“科学”，在信仰者看来，其信仰的对象就是真理，如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虔诚的信教徒认为其信仰的宗教就是真理，而唯心主义者的邪教信奉者认为邪教就是真理。总体而言，信仰分为有神论信仰和无神论信仰，还有一种情况也是一种特有的信仰，那就是对自我存在的信仰，认为自己就是自己信仰的对象，除了自己没有值得自己信仰的存在。
当代的社会转型可以说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引起了巨大变化，精神世界不仅包括宏观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也包括微观的人的心理世界。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激烈的冲击，出现了“文化堕距”、“文化震惊”、“文化边际”、越轨亚文化不断涌现等文化现象，同时改革开放使西方等国外文化和社会思潮不断流入，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了交汇和交融，既有冲突，也有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之间的融合和改造。但这种多元的社会思潮和社会价值观碰撞，也同时引起了人们价值观选择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在多种选择面前，经历过中国传统文化洗礼的人们往往不知所措或出现迷茫。价值观念多元化、价值选择多元化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带入“多重束缚”的境地，人们的传统信仰在得不到合理论证和现实印证时开始动摇。社会思潮与人们信奉的传统信仰开始背离，人们逐步开始放弃秉持着的传统信仰，然而又找不到一种可以重新接受的新的信仰物，信仰开始迷失、摇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将建立自己的政权和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并为之团结奋斗，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空前高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仍然十分坚定，保持着“革命的斗志”。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开始多元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各种不同的杂音，传统信仰“权威”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动摇。马克斯·韦伯曾经对“权威”做过类型学上的划分，将权威分成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和合法权威，传统权威依赖于“人们对古老传统的神圣性以及实施权威的合法地位的牢固信念”，这种权威包括老年人权威、族长权威、世袭皇族权威等；感召权威以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和魅力为基础，宗教领袖常常具有这样的权威；合法权威来自于人们对正式规定的明确承认，科层制权威是合法性权威的一种典型，如果这三种权威同时存在，即为混合型权威。马克斯·韦伯同时将历史社会生活中的统治类型分为传统型、魅力型(卡里斯玛型)和法理型三类，三种统治类型虽然没有必然的历史承继关系，但是魅力型政治却是不可靠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常规化”，导向法理型或传统型的统治。借鉴马克斯·韦伯的该政治学理论，中国似乎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三种统治类型，在封建社会，世袭皇族权威延续了几千年，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魅力型统治显而易见，魅力型统治一直延续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共产党执政时期，但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不断淡出，到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时期基本宣告结束，随之中国共产党执政进入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法治和民主政治更加突出的“领导集体”阶段，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法理型统治的特点。在前两种统治类型时期，人们的信仰往往受到传统权威的影响更容易建立起来，比如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远远超脱了作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目中，当时人们对“毛主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坚定执着的。同质性社会是信仰相对单一和坚定的重要基础，信仰的单纯和坚定也是同质性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的信仰没有受到来自其他多元价值选择的干扰和多元利益选择对人性的多元化激发。社会转型打破了同质性特别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使得人们的传统信仰和传统信念开始动摇、摇摆和迷失。
在信仰迷失的早期市场经济社会，金钱容易成为人们追求的核心价值，加剧了人们精神世界的迷乱，加剧了价值观的迷惘。当今社会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如物欲横流，功利主义思潮泛滥，急功近利思想到处蔓延。信仰迷失的人们开始寻求物质享乐和及时行乐，从精神信仰迷失转到以追求感官刺激和生理享受为特征的“生理关注”，如：一些官员在贪婪欲望中开始走向堕落，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许三多”；一些大学生受到社会环境和自身价值观颓废的影响导致信仰迷失、目标缺失从而开始寻求各种感官刺激；一些退休在家和青年上班族的社区居民沉迷于养猫遛狗玩宠物，使得城市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猫叫声、狗叫声、鸟叫声声声入耳；他人事、身边事、国家事与我无关”的景象和心态；不少社会成员在以金钱作为衡量成功标准的社会物欲大潮中为了金钱和各种利益疲于奔命，遍地游走，同时在劳顿之余而又缺乏有力的精神寄托，开始寻求生理享受，追求“潇洒走一回”。从精神信仰缺失，走向生理关注是社会转型带给人们的重要价值转变。生理关注，是笔者为了说明女性性出卖、性资本化现象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表达人们对自身生理本能需求的关注和满足，如大兴吃喝风是对食欲本能的满足，大兴歌舞网聊风是对感官本能的满足，而生理本能中，性是身心感受最为深刻、在文化伦理中最具有挑战力的核心本能，成为人们生理关注的焦点。性已经成为具有性行为能力的人们最喜欢谈论、最渴求尝试、最撩动人心的生理、社会和文化话题。日常生活中，性已经成为最为常见的日常性话语(如市民家长里短中的“性”、大学生寝室夜聊里的“性”、生活骂语和语言交谈中的“性”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性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构成元素(社会转型期，出现大量反映婚外情、家庭和社会性伦理、性失范等涉“性”题材和情节的文艺作品)；在网络空间中，“性”更是铺天盖地，直接影响着所有人群，包括中小学生。上海中学生“援交事件”⑤尽管成因是多方面，但网络影响是最为重要的推手之一。男性在信仰迷失中，加剧了自己在物欲满足后的生理关注，通过用权力、金钱和资本来换取或购买性资源来达到享受的目的，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在生理关注中思考如何挖掘自己身体中性资源的交换价值，主动或在一定诱因下去和权力、金钱、资本进行满足自己意愿的交换。商业社会无疑为“性”的资源化和交换化提供了更为便利的社会条件，“性”成为一些社会成员的精神寄托和重要“信仰物”，女性的性也成为一种资本存在，性买卖和性交易现象也由此更加兴起。
三、社会流动：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在社会转型中，社会结构的调整过程主要是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的。社会流动主要指的是社会关系空间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由于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一般将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⑥。在现代社会里，职业地位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成为个人社会地位的综合性象征，直接反映和影响着人们的收入、声望和权力。社会学将狭义的社会流动通常指定为职业地位的改变。
社会流动主要取决于国家对于社会流动的政策、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社会流动从职业上来讲主要分为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和相同阶层之间的水平流动。在社会分层体系的国家或社会，社会垂直流动很少或没有，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等。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科举制等为垂直流动提供了制度条件之外，其他垂直流动的机会很少。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流动主要包括考试制度(特别是高考制度)、参军晋升、职务升迁等途径，但对于更多的农民和社会成员来说，垂直社会流动的机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缺少社会流动的社会，通常是以地缘关系或者血缘关系维系着的初级群体关系，以及固定职业人群之间的交往关系，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熟人社会”。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熟人社会”的概念⑦，用来指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核心话语。民间流行“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来表达熟人社会带来的便利。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主要依赖于契约、制度和规则，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
现代社会转型为社会流动创造了积极的社会条件。在就业制度上，改变了统分统包的局面。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刚性的职业分层结构是靠一整套“政治-身份”设置维护的，体现在户籍制、行政制、单位制、档案制等诸多方面，人们的职业获得方式由国家统一分配，大大限制了人们的自主择业的自由。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就业制度开始改革，国家逐步放开了对职业分配的控制权，市场化开始在职业配置中占有主导地位，市场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流动资源，扩大了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流动空间，同时为自我创业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机遇，社会流动在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过程中日益频繁。大学毕业生和社会成员自主择业、政府促进就业、社会组织和社区援助就业成为当前职业获得的主要途径。自由择业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跨区域就业、频繁的“跳槽”和自主创业的常态化，加剧了社会流动的发生，也促进了陌生人社会的形成。这种由于职业关系或房屋买卖原因导致居住在一个社区的人群，通常互不认识，相互缺乏联络和感情纽带。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加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整合，合理的社会流动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社会流动同时促进了性买卖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是女性性出卖现象得以存在和拓展的重要社会条件。在地缘和亲缘关系结成的初级群体社区中，除了“红杏出墙”等个别性行为越轨现象发生外，极少产生性买卖行为。因为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人们需要顾及“脸面”，“抬头不见低头见”就是表达熟人之间不能干见不得人的事情。在2003-2004年以及近年来在S市的调研中⑧，受访女性“性工作者”和性场所的老板都表示，卖淫和性服务一般不可能在熟人的环境里进行。S市除了在特别隐秘的高档场所和该市区域内异地进行的性服务有本市户籍女性以外，在其他中低档场所的性工作者几乎都是外来女性。法国安克强(Christian Herriot)研究1920-1930年代的上海娼妓现象，说明了当时上海市的娼妓主要来源于附近省份如江苏、浙江等地和本地⑨，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等原因导致社会流动受阻所致。尽管当时娼妓大多时候是合法化的存在，但他们往往还是避免遇到熟人。交通条件的不发达，使得熟人的地域圈子往往很小，因此只要转移到其他县(区)域就基本可以避免遇到熟人，以此解释那时上海市娼妓还出现较少比例的本地户籍的女性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初级关系和熟人社会的逐步解体，成为社会转型期女性性出卖现象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1990年代出现的中国沿海地区的“红灯区”以及其他省市比较广为人知的性服务场所，其主要“小姐”来源地基本均为外地。在调研中，性服务场所的老板都到外地“进货”、请人介绍外来妹等揭示了“小姐”主要来源于外地的事实。
城乡二元结构与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是女性农民工性出卖的重要社会因素。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市化，加速了农民向城市流动而成为农民工，由于现代城市特别是发达城市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建设步伐较快，需要大量建筑工人、工厂一线工人、环保人员、酒店服务人员和各种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力，农民工因势而入。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城市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发生了转变，即从严格控制转向管理和服务并重。同时，大量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政策出台，也加快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发展的进程，如推行居住证制度、综合保险制度、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制度、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以及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比如S市2006年开始实施免学费、杂费等“两免”政策)和政治平等权问题(如企业吸纳外来人员加入工会组织，外来人员子女参加所在城市统一的团队组织活动，评选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和评选人大代表等)。城市化不仅加剧了农民工进城，也加剧了陌生人社会的形成，一部分女性流动人口成为性出卖的主要力量。
四、性文化衍变：从性抑制到性宽容
调研表明，大多数性出卖女性和性越轨成员都主张“性是自己的”、“性由自己说了算”，正如青少年日常流行“我的地盘我作主”的口语。当代青少年的性自主、性自觉、性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是恋爱和婚姻自主与自决、性资源扩张倾向甚至性自由交换(包括买卖)的重要原因⑩。而这些，说明无形的性文化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力。在性资本化现象中，性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左右该现象的一个强大而无形的权力推手和重要引擎。
从初夜权、贞操观到性自决，印证了包括性文化在内的文化具有变迁性，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文化的变迁一般主要由自然条件的变化、发明和发现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引发的。社会的重大改革和重大转型是文化衍变的重要推动力。文化的衍变，必然导致包括风俗、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内的社会规范的改变，同时改变着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不同文化环境塑造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社会人。性文化是以性为主体的文化，反映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在针对性和与性有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所积淀的一切文明成果。性文化可分为物质层次、制度层次和精神层次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物质方面可包括人类与性有关的性生理、性产品和性服务用品等；制度方面包括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而规定的有关性的禁忌、法律、制度等，主要以约束和规范性的行为；精神方面可包括性的心理、审美、体验、观念、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其核心是性价值观。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性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种类伴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衍变。
中国性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性观念、习俗、行为，以及关于性的知识、文艺、道德规范和与性有关的社会制度等。中国由56个民族组成，受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有着各具民族特色的性文化。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是“三纲”和“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这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根据“天人相与”的神学观点，在先秦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总结而来的，其后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规范乃至国家观念。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汉族通行一夫一妻制婚姻，但封建士绅阶层普遍存在纳妾现象，在亲属的亲疏观上，以父系为中心，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传递香火”、“传宗接代”的头等大事，故中国古代的人口观主张“多子多福”。这种宗法制度背景下，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特别是禁锢和压迫女性的工具。自父系社会和男性社会形成以后，女性的性通常受到生理、心理、文化、风俗、族规和各种制度的束缚，处在“性压抑”的状态。女性是男人显示男性权力的工具，是男人的附属物，女性作为一种和男性相互“平衡”(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阴阳平衡”)的性根本没有和男性的性处在平衡的位置，性主动权被剥夺，本能的性需求被罪恶化、妖邪化、低贱化。中国封建性文化对女性的性的歧视直接导致长期以来“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和旧中国，女性作为娼妓的存在主要是男性社会需求和压迫的结果(营妓、官妓、家妓更是如此)，同当代女性从娼动因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调研显示，当代女性性出卖行为的自决权在不断增强，生活所迫和经济需求以外的原因在不断增加，诸如寻求刺激(如“白领”女性招嫖、跨国招嫖、色情表演等)、追求“时髦”(如网络虚拟性交易、穿越性行为等)、满足虚荣心(如上海“援交”事件等)；中国古代老鸨对娼妓主要是剥削关系，而现在老板和“小姐”的关系更多体现为“平等”、“互助”的共生关系等。
社会转型改变了传统的性文化和性观念，使女性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性臣服”转向“性自觉”，从而逐步转向“性自决”和“性自信”。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期望在不断改变，女性参政、女性在社会组织和家庭中的地位在不断提高，甚至在一定范围内的家庭中还超越了男性的地位，女性在自身性角色期望中也更倾向于独立、自主、平等和维权。社会转型也导致家庭伦理、性别伦理在发生变化，“夫为妻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父兄、从夫、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传统观念已经逐步消除，传统道德对于性特别是女性的性的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在不断解体，社会对于性和女性的性的道德边界在不断扩展、松散，社会对于性以及女性的性给予了更多的道德宽容。在社会文化和道德规范日益宽容的背景下，婚外情、婚外性行为、“三角恋”(多人同时进行的复杂的恋爱关系)、“劈腿(劈叉)”(即“脚踏两只船”，比喻一人同时和两人恋爱)、“换妻”、同性恋、老少恋、群交(多人同时性爱)、性买卖等现象层出不穷，众相丛生，已经击碎了庞大、深厚的中国传统的性规范体系。
传统性文化体系的打破，不仅解禁了女性的性束缚，也激发了女性的性主动权。同时，宽容的性文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性伦理规范、性制度约束的失范、政府教育监管的缺位导致各种“三俗”(媚俗、庸俗、低俗)性文化大肆传播，黄色淫秽文化制品肆意泛滥，直接对人们特别是价值观没有形成或者正在形成的青少年群体产生深刻的影响，青春期的性遇到性诱惑就像“干柴遇到烈火”，容易产生超越性行为规范的越轨行为。如果青少年群体在外界不良性文化和性交往环境的诱惑下，容易走上性行为的歧途。在对S市调研中，女性首次进入性服务场所主要途径是同行“小姐”介绍、老板诱使、客人引诱(如在为客人进行洗头、洗脚、保健按摩服务过程中客人使用金钱等各种手段引诱)、自我应招、受人控制(如男友迫使、黑社会控制、他人胁迫)等。据S市受访的“小姐”口述，90％以上的“小姐”都有通过网络或黄色光盘观摩过色情淫秽录像，大多数都有在网上进行“性”话题聊天的经历，聊天的内容多以“性挑逗”为主。女性性出卖的一个重要个体因素就是角色理想的驱使，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十分渴望城市生活，绝大多数农村女性都渴望通过考学、嫁人等方式进入城市成为市民，而一旦考学、嫁人无门，便通过打工的方式进城，选择在城市空间生存。当她们来到城市，就业的艰难、生活成本的昂贵、家庭成员的期望(特别是父母的期望)和家庭的负担(兄弟姊妹众多、家里有人生病等)以及身边无时不在的各种诱惑，强化了她们“挣钱容易、来钱快”的功利心和“女人要吃青春饭”的女性生活理念，在各种力量驱使下便一步步地走进“性工作者”群体。一些女孩价值观扭曲，认为“找个大款很有身份”、“有情人的女人有魅力”、“女人不坏，挣钱不快”、“要拿青春赌明天”，主动担当情人或性服务者的角色，靠出卖身体获取利益。在性文化从性压抑到性宽容的时代，开放的性文化和淡漠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容易导致性交易行为的发生和性资本化趋势，这已是不言而喻的社会事实。在性文化从性压抑走向性宽容的当下，女性的性心理认知、新价值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她们的“处女情节”已经淡化，对待“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一夜情”和性买卖的现象往往也只是给予“莞尔一笑”，表示“没有什么”、“只要喜欢就可以”、“可以理解”等(对S市H高校10名女大学生和10名男大学生访谈中的原话，共20名大学生有16名表示前述现象可以接受或理解，占80％)，表示“说不清楚”的有1名，而表示“难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有3名，占15％，对于“小姐”的访谈，则无一例外地表示“没有什么”，“就那么回事”等可以接受的话语。
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社会转型以及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流动、信仰缺失、陌生人社会的形成、性伦理失范和性道德的社会宽容、女性主体的性权力觉醒与扩张、网络化促进多维社会空间的生成为女性性资本化、女性性出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动力、文化支持、空间条件和制度默许。
注释：
①薛莉：《你动用“性资本”了吗?》，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2011年5月4日发布。
②高世瑜：《唐代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③周乐诗：《清末欢场小说里的政治》，《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
④[法]安克强、Christian Herriot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⑤2011年11月，上海闸北警方破获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大多不满18岁，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不少涉案女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并被酒店老板等社会人员所利用。援交活动主要通过网络QQ或其他联络方式完成，在援交活动中这些未成年少女通过为男性提供性服务获取零花钱或想要的生活用品，满足虚荣心。这些参加援交活动的少女大多并非家庭贫困，而是精神空虚、目标迷茫，为了寻求生理刺激和追求物质满足。资料来自百度网： http：//www.baidu.com/。
⑥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⑦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⑧参考笔者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调查资料(没有公开发表)，后文涉及S市相关调研也来自该调查资料，不再标注。
⑨[法]安克强、Christian Herriot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⑩陈荣武：《权力视角：当代城市青年婚姻形态发展态势》，《当代青年研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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