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共同体孕育形成时期的讨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共同体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满族史的研究中，有关满族共同体孕育形成时期的经济论著颇丰，几乎众口一辞的是这一历史阶段内其经济生活有农业、牧业、渔猎、采集、家庭饲养、商贸及手工业等。诚然，这一历史时期内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的社会经济确实如此，这已然定论。但是，另外一些内容，自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完全可与农业、牧业、采集等并肩而论的内容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是讳莫如深，这便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讨赏。
讨赏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几乎未曾离之须臾的重要支柱之一。这一问题笔者耿耿于怀数年，颇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故将一家言抛于世，求有识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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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共同体孕育形成时期的讨赏，承自其先世女真人。其中之一即是公开的直言不讳的讨赏。例如，《明实录》穆宗隆庆五年（1571）八月条内有“海西属夷，不时求索衣粮，重累各堡，乞将三万库商税监课免解广宁，以为抚赏费。”的记载。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丙申（1596）正月丁酉条载：“往在戊子（1588年，明万历16年——笔者）年间，你国（即建州女真——笔者）地方饥馑，饿殍相望。你类之归顺，望哺于满浦者，日以数千计。我国各馈酒食，且给米盐。”同书辛丑（1601年，明万历29年）十月丁亥条又载：“时西方失稔，虏地尤甚。老酋遣人来言于满浦曰：‘我境年凶如此，明春难以生活。闻朝鲜多有蓄积云，幸相赈救’云云。兵使李箕宾驰启曰：‘往年胡地失稔，故去春胡人之取食满浦者，日数千人，仅以支过。今年比往年尤甚，明年之胡人取食满浦者，必加于上年’”同书《光海君日记》九年（1617年，明万历45年，后金天命2年）二月戊申条也载：“且言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且赤身乞食，其情虽似可矜，而桀骜之心有同饥鹰，在我防备之道，不可小缓，而赠给杂物，亦不可不预为算定。”
从《明实录》隆庆五年八月的有关女真人“不时求索衣粮”的记载看，向明朝的讨赏不是偶然为之之事，否则不会“重累各堡”而需“三万库商税监课”以为“抚赏”。此时，女真人正处在“诸国纷乱”，“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占，甚至兄弟自残，强陵弱众暴寡，争夺无已时”[①]的多事之秋，正常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因而缺衣少食势在难免，讨赏便成为自然，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事实上，落后的女真人向明朝的讨赏并非始于此时，如《明实录》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二月乙已条就有“海西、毛怜、建州诸夷，时到边乞讨盐米等物，宜于广宁卫库给银置买，无得科扰军士”的记载。显然，这种形式的讨赏，是公开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到了万历末年努尔哈赤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各部落时，女真与明朝的关系逐渐交恶，故而讨赏的对象开始有所转移。总的来说，在满族共同体孕育形成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除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外，天灾又助纣为虐，使本来就已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更加雪上加霜。讨赏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便应运而至，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支柱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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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朝贡赏活动中的讨赏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又一形式。女真与明廷之间的贡赏活动始于明永乐元年（1403）。据《明实录》记载：“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贡马三十匹。置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余为卫镇抚、千户、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②]这便是明与女真之间贡赏活动之始。
女真所居之地域不同，贡物亦不尽相同。“建州、兀者等卫所（海西女真——笔者）的贡物为马、失剌孙（舍利孙）、貂鼠皮、金钱豹皮等；乞列迷的贡物有海青、大鹰、皂雕、白兔、黑狐、貂鼠、阿胶、黑兔等；北山野人的贡物则有海豹皮、海骡皮、海獾皮、殳角（海象牙）、鲂须、好剌（各色鹿）等。”[③]贡物以马居首位，故《明实录》中贡马的记载俯拾即是。
女真人进上贡物后，明廷则回给赏赐和赐宴款待。赏赐有规定，明《万历会典》的记载是：“都督每人赏彩缎四表里、折钞绢二匹；都指挥每人彩缎二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各织金纻丝衣一套；指挥每人彩缎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素纻丝衣一套。以上靴袜各一双。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每人折衣彩缎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奏事来者每人纻丝衣二件、彩缎一表里、折钞绢一匹、靴袜各一双。”“回赐，进过马每匹彩缎二表里、折钞绢一匹；貂鼠皮每四个，生绢一匹，零者每个布一匹。”[④]当然，不同历史时期内的赏和赐也不尽相同。例如《明实录》正统十一年春正月癸巳条的记载则是：“建州右卫都督凡察男阿哈达奏：同兀者卫都督剌塔男阿的纳，建州卫都督李满住男亦的哈来朝，人赐纻丝衣三件，彩缎二表里，今所赐视前少彩缎表里一，乞足之。上命礼部稽例以闻，尚书胡溁等言，旧例：野人朝贡，人赏彩缎一表里，纻丝衣二件。”[⑤]
除依照规定赏赐外，例外的加赏也屡见不鲜。例如，“毛怜等卫掌卫事都督同知猛哥不花等进马”，“赐毛怜等卫掌卫事都督猛哥不花等八十五人等钞、彩币、绢布有差”，“加赐猛哥不花金织纻丝衣一袭。”“建州左等卫都督董山、肥河卫都督孛里格入贡，如例给赏外，复乞银器、玉带、蟒龙衣帽。礼部奏请量赐，以慰夷情。上命人与大红膝襕衣并大帽”。“弗提卫都督答知录、亦把哈及呕罕河卫都督尚古各来贡，赐宴并衣服、彩缎等物有差。三人复各陈父祖以来多效劳边塞，乞加赏赍，命赐答知录蟒衣，亦把哈及尚古金带、冠帽各一事。”[⑥]这也是一种公开的讨赏。
明廷与女真人之间的贡赏活动或一岁一次或三岁一次，双方各怀心腹事，各有付出各有所获。在贡赏活动中，明廷付出的是重金。“番僧人及女直夷人例应一岁及三岁入贡者，不下五千四百人，赏赐彩币不下五千五百余匹。”“国初，海西、建州二夷朝贡，例：每岁一次，每贡以千五百人计，每次赏赍供应之费以钜万计。盖于厚往薄来之中，默寓抬夷来远之道。后各夷惯一进贡，往来熟视内地情弊，而又有积猾伴送，与彼交通，多方拨置，巧立乾鞭、车、靴、袜各项名色，分外需索，驿递数苦迫勒，居民间被荼毒，其为中国之患甚矣。”[⑦]
明廷付出了贡物之值复加以丰厚的抚赏，实是不惜千万重金贿于女真人者，是在欲求得东北边陲的一方安宁，这一点明廷直言不讳。例如，明英宗朱祁在建州卫都督佥事李满住等奏报“本卫指挥克苦等久逃高丽潜住，去岁带领男妇二百二十余口回卫，甚是饥馑，乞加赈恤”一事时，就曾谕示户部：“柔远人乃治天下之大经也，况克苦等久亡他国，今忽慕义回还，可不赈恤乎？速令辽东都司量拨粮、米给济。”朱祁又说：“女直自开国以来，役属中国，一旦失之，是撤我辽海藩篱，唇亡齿寒，不可不虑。”明宪宗朱见深更是一针见血的对董山等说：“尔之先世僻居荒落，后为部落所逼，远来投顺，我祖宗怜尔失所，赐与近地方，使尔住牧，设立卫分，除授官职，父死子代，世世不绝。自尔祖父以来，或边方效劳，或岁时进贡，朝廷升赏宴劳俱有定例，我之所以加恩于尔者，不为不厚，而尔之所以享有室家之乐、官爵之荣，数十年间部落莫不听尔之约束，邻封不敢辄加以兵，是谁之赐欤？尔等正宜尽心竭力，为我藩屏，以报大恩。”[⑧]
明廷之统辖女真，其术有二。一是武力讨之，一是羁縻之策。这诫如《明实录》万历十七年九月辛亥条所说：“初授建州夷酋为都督佥事。蓟辽督抚按张国彦、顾养谦、徐元议照属夷之为我藩篱旧矣，制驭之策不出乎抚剿恩威，顾抚剿恩威之所加，在得其要领而已。所谓要领者，在因其势，用其强，加之赏赍，假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封疆可无虞也。”[⑨]其中羁縻之策又可分成二个层次，一是于女真之地遍设卫所，“皆锡印置官，官虽多寡不一，皆其酋长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间亦以野人之向正者为都指挥、都督统之，为我藩屏。”[⑩]二是通过贡赏活动和马市贸易中的“抚赏”，以重金笼络女真之心使其感恩图报安于边陲。
在贡赏活动中，女真人除长途跋涉外别无所失，而获得的是对女真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十分丰厚的物资收入。首先，明朝对女真所贡之马、貂皮等土产方物均回给其值，例如：
“女直野人头目咬纳等三百人来朝贡马，命咬纳等为木兰河卫指挥、千百户、镇抚，赏赍有差，仍酬其马值。”
“时董山与李古纳哈、纳郎哈等听抚来朝，已降旨省谕及赐之宴……既而给赐马值并袭衣、彩币如例。”
“赏给女直夷人金缎、衣服、靴袜等物，并马价折赏银两。”
“海西哈儿等卫女直夷人都指挥等官价龙哈等二百八十二员贡马，赏赍如例，仍给本色马价。”[(11)]
以上四例，其时间分别为永乐九年、成化三年、万历元年和四年，证明了有明一代的贡赏活动中均回给女真人马价，实是定例。
所贡之马回给马价，其他方物亦如是，例如：
“辽东自在、安乐二州鞑官指挥贾你等来朝贡方物，赐钞及袭衣，所贡物悉厚直酬之。”
“初有谕旨外夷勿贡珍珠，今建州左卫、毛怜卫复贡珍珠，宜还之。上以夷人远来，意在规利，其姑收之，而酬以直。”[(12)]
其次，除所贡马匹等土产方物取回其值外，女真更得到了极为可观的赏物，这在前面已然述及。正是这些赏赐的刺激，才使得贡赏活动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继续下去，直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此时已是后金天命三年。次年八月，努尔哈赤兵灭海西女真中坚的叶赫部，海西女真不复存在。旋即后金与明酣战，贡赏活动自然完成其历史使命。
丰厚的赏赐是贡赏活动存在的基石。这一结论的得出，笔者出自有据：
“行在礼部尚书胡溁奏，辽东野人女直进贡珍珠至京，每人赏彩缎一表里、绢五匹，珍珠每二颗赏绢一匹，此朝廷柔远人之盛意也。近者往往将蚌壳磨成，并黄暗黑色细碎不堪珍珠络绎进送赴京，惟务希求赏赐……”
不难看出，为贪恋赏赐，女真一改昔时纯朴之风者大有人在，唯利是图。
“行在兵部奏，兀良哈及鞑靼女直人等来朝贡者，进马或三五匹，动辄三四十人，有回至中途复来者。”
以贡马为由行取赏之实，不能不说是女真人的普遍心理，也是赏赐之诱惑了。
“建州右卫都督凡察男阿哈达奏，同兀者卫都督剌塔男阿的纳、建州卫都督李满住男亦的哈来朝，人赐纻丝衣三件、彩缎二表里，今所赐视前少彩缎表里一，乞足之。上命礼部稽例以闻，尚书胡溁等言，旧例：野人朝贡，人赏彩缎一表里、纻丝衣二件。正统九年阿哈达系凡察男初来朝贡，奏加赏彩缎二表里、纻丝衣三件。今阿哈达等复来朝贡，欲增赏如初来例，难允。上曰：外夷赏赐，朝廷已有定制，今尔礼部乃任意增损，以启彼狼贪之心，罪本难容，姑曲宥尔，自后宜悉如旧，毋得擅有增损。”
不难看出，女直之朝贡实为讨赏而已，且多多宜善。
“礼部尚书邹千等奏：天顺年间，因建州等卫野人女直来朝日众，供给浩繁，敕令一年一次来朝，其数不过五十人。其后本部复会官议，建州、毛怜等四卫每卫岁不过百人，海西兀者等卫每卫岁不过四五十人，已经通行遵守。然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处女直人等进贡到者已有一千八百三十二员名，未到者尚多，供给愈难。”
“命限建州等卫夷人入贡各数。建州卫都指挥孛哈答等乞增入贡人数，事下礼部议，以成化六年以前各卫入贡者岁不过八九百人，至八年以后增至千二百余矣。乞照先年议定之数验收入贡，从之。”[(13)]
入贡人数与年俱增是女真人贪恋赏赐的主要原因。因人数的增加明廷难负赏赐的重荷，故而三令五申限定入贡人数。
贡赏活动中的抚赏，是女真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正是因为如此，女真人十分重视和依赖这种赏赐。如果明朝方面稍有怠慢或未满足其所求，女真人则兵临界边恣意抢掠以示威，女真人自己也不讳言。例如，《明实录》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条载：“时海西虏酋纠建州三卫寇叆阳，言：往年受朝廷厚遇，今无故添一官人伴送我行，饮食之如犬豕，禁制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诚然，明代女真不时寇犯界边抢掠，其原因有种种，并非只因贡赏活动受挫而起衅。但因不能如愿受赏而反目犯边，确是其中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明朝也不避讳，如《明实录》成化十四年十二月甲午条就说：“盖辽东祸起自海西马牛，撒赤哈等数人，或因不得官职敕书或欲入贡被守关指挥等官索钱诟辱。”不得官职敕书即难进京朝贡受赏，故结怨。女真本向来是受赏者，岂能被索钱物，故而反目成仇，起兵犯边。这是可证明贡赏活动受阻是女真兴兵骚扰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此原因而论之，女真确实把明朝的赏赐——施舍看做是其经济生活的重要来源之一，对这种唾手可得之物恋恋而不能舍。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但因各种原因明廷不再赏赐——施舍之时，便诉诸武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强行讨赏，一种以乱边相威胁的讨赏。
至满族共同体孕育形成时期，讨赏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相当的比重，仍然未能摆脱通过贡赏活动行讨赏之实的窠臼。如果从明万历元年（1573）算起，亦即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的前十年，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46年内，尽管女真内部、女真与明朝之间的战事频频，但贡赏活动仍在时断时续的进行。在这46年中共进行贡赏活动凡142次，其中有人数记载的共80次，累计11112人次。尤其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赤忙里偷闲亲赴明都朝贡讨赏。努尔哈赤进京达七次之多，即明万历18、21、25、26、29、36、39年各一次。舒尔哈赤进京三次，即万历23、25、36年各一次。[(14)]这充分证明讨赏在是时仍是颇为重要的，努尔哈赤也给予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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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马市贸易中明廷对女真人的“抚赏”，也是女真人在与明朝经济交往领域内的又一讨赏形式。
明代的马市贸易始于永乐初年。永乐三年三月癸卯明成祖朱棣谕兵部：“福余卫指挥使喃不花等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今天气向热，虏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候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次年，“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15)]马市贸易自此始。
马市以易马为主，辅以其他。先是，“缘边胡寇窃发不时，骑士乏马操备，辽东行太仆寺旧所易朝鲜马二千六百余匹，请以给军，从之。”[(16)]至是，与女真易马用之。但出自实施羁縻政策之需，不但“善价易之”，且又给来市贸易的女真人等以马价外的“抚赏”，以结其心。而女真则心安理得的受之，有时甚至公开讨赏，这与贡赏活动中的赏赐同出一辙。
关于马价及抚赏之规定，《辽东志》卷三《兵食志》的记载尽详：
“定价上上马，绢8匹，布12匹。上马，绢4匹，布6匹。中马，绢3匹，布5匹。下马，绢2匹、布4匹。驹，绢1匹，布3匹。其立市，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十年，令辽东缺马官军听于各市照例收买。十五年，重定辽东互市马价。上上马一匹，米5石，布绢各5匹。中马。米3石，布绢各3匹。下马，米2石，布绢各2匹。驹，米1石，布2匹。正统十四年，革朵颜三卫互市。成化十四年，奏准辽东马市，听海西并朵颜三卫夷人买卖。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广宁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十六日至二十日一次。各夷将马匹货物赴官验放，入市交易。不许通事人等将各夷侮弄、亏少马价、及偷盗货物，亦不许拨置夷人以失物为由诈编财物。敢有擅放夷人入城及纵容无货人入市，有货者在内过宿，规取小利，透漏边情，违者俱问，发两广烟瘴地面充军，遇赦不宥。按会典，一抚赏海西朝京都督每名牛一只，大果桌一张。都指挥每名羊一只，大果桌一张。一供给海西买卖都督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三张，酒三壶。都指挥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一张，酒一壶。一部落每四名猪肉一斤，酒一壶。一赏赐传报夷情夷人白中布二匹，桌面两张，酒二壶。一抚赏三卫买卖鞑子，大头儿每名袄子一件，锅一口，靴袜一双，青红布三匹，米三斗，大果桌面半张。一零赏三卫鞑子，每名布一匹，米一斗，兀堵酥一双，靴一双，锅一口，每四名果桌一张。”
“抚赏。大抵辽土诸夷部落，性多贪吝，故我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朝贡互市，皆有抚赏外，又有沿边报事及近边住牧，换盐米讨酒食，夷人旧规，守堡官量处抚待。”[(17)]
明正统朝以后，建州女真聚居浑河上游苏子河及浑江一带，绕道赴开原马市贸易实诸多不便。天顺八年夏四月乙未敕谕开抚顺马市：“遇有建州等卫女直到边，须令从抚顺关口进入，仍于抚顺城往来交易。”自是又开抚顺马市。
马市贸易双方各有所求，诚如方孔照在《全边略记·辽东略》中所引言：“马易盐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战之具。”及《辽夷略》书中所写“诸酋利吾市赏，便我市易，我之布帛锅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而彼马牛毡革非与我市则无所售。”明朝在马市贸易中得到的是“攻战之具”——军马，而女真在市易中所得是日常之所必需，诸如米盐布帛锅铧等，这对女真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如此，女真首领王兀堂才“愿以儿子为质”请开宽奠市易，“易盐米布匹”。[(18)]正因为如此。女真人才很是恋恋不舍市易。在市易中女真常被轻侮愚弄，如《建州闻见录》中所录：“抚顺关市时，例于日晡开场，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近遗失。”为此，明廷也屡有诸如要“善价易之”、“不许通事人等将各夷侮弄、亏少马价”、“禁戢士卒勿扰之”[(19)]等禁令。但女真在市易中仍处于不平等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女真有时也曾罢市，但未敢彻底绝市。考其原因除上述女真恋市以易生活必须品外，再就是贪恋市易中的抚赏，与贪恋贡赏活动中的赏赐一样。
满族共同体孕育形成时期市易的抚赏依然如故，仍然在接受明廷的施舍，这种施舍绝非是真诚的友善的对落后女真人的援助，而是以羁縻为宗旨的对女真的统治。女真贪恋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施舍，是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决定的，因而这与赏赐一样也是一种变相的讨赏。不过这种讨赏对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却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试举例证明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内在市易过程讨赏对其经济的重要作用：
明万历六年（1578）
初九日 赏新安关进入买卖夷人莽金草困等158名，共用银12两9钱。
客平花缎18匹，用银12两6钱；客驴1头用银3钱；官白中布24匹；官小红布34匹；官小蓝布20匹；官锅59口。
××日 赏新安关进入买卖夷人把兔等20名，告讨官白中布4匹。
……进入买卖夷人打奈等89名，共用银…驴2头，用银1两5分；平花缎10匹，用银7两；官白中布30匹；官红布10匹；官蓝布25匹；官锅26口。
……赏盘46个，连酒，用银8钱7分4厘；果桌70张，连酒，用银4两9钱；客平花缎119匹，用银83两8钱；客金缎3匹，用银4两2钱；银牌3面，重9钱；宗帽3顶，用银9钱；
带3条，用银9钱；靴袜各3双，用银6钱；锡碗3个，用银9钱；牛4只，用银1两4钱；驴2头，用银6钱5分；答话猪肉20斤，用银2钱8分5厘6毫；酒20壶，用银1钱3分3厘3毫；官锅233口……袄子4件；官白中布69匹……官蓝布27匹……
万历六年七月起，至八月二十二日止，共用过银111两6钱2分5厘9毫。
……新安关进入买卖夷人王小四等300名，共用银口十九两九钱……282匹；锅1448口。
赏新安关进入买卖夷人准卜哈等257名，共用银61两3钱6分1厘9毫。
…新安关买卖夷人往吉纳等男妇650名口，共……百十六两七分六厘9毫。
赏新安关进入买卖夷人打谷大巴卜等男妇2237名口，用银207两8分5厘9毫。
赏新安关买卖夷人阿刺寨等男妇1132名口，共用银184两8分7厘9毫。
…安关进入买卖夷人伯言等923名，共用银一口五两二钱二分二厘九毫。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内开，抚赏进入新安关、镇北关、广顺关市易之女真人的情形是：接受抚赏共3022人次，铧子11件，官锅169口，盐3230斤，平花缎60匹，官红中布17匹，官白中布196匹，官蓝中布6匹，蓝改机布10匹，牛30头，驴1头，羊21头，猪2口，猪肉690斤4两，酒436壶，柴1车，炭27包，许纸2050张。
以上引例出自《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此档案为辽宁档案馆珍藏。因这部分档案严重残缺不全，又名之为《明代辽东残档》，引文中“……”即为残缺部分。从这些残缺未全的引文中，仍可看出是时抚赏女真人的物品主要是布帛、铁锅、铧子、牛只和食盐等。因不胜其繁故未再引用抚顺市易抚赏情形，实际上抚顺关市的抚赏与开原的情形大同小异。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东残档》中不时有“告讨”一词出现，即讨赏了。
以上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明代女真人，特别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满族共同体孕育形成时期在与明朝的贡赏活动与市易中的赏赐与抚赏概貌。姑且不论明朝方面羁縻政策的得失，仅就女真人而言，不论是贡赏活动抑或市易，之所以不辞千辛万苦乐此不疲地世代进行下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廷方面施舍的颇为丰厚的赏赐和抚赏。而这些赏赐和抚赏之物多为布帛衣服、铁器、食盐等，是女真社会十分匮乏的不可离之须臾的必需品，可谓投其所好了。诚如《辽夷略》中所言，这些东西是“诸酋所恋恋而不能舍者也。”因此，女真人如鱼逐水的寻求赏赐与抚赏，有时甚至以武力扰边相威胁，这与公开讨赏同出一源，只不过形式相异而已。是时明人所言女真“惟务希求赏赐”、“彼狼贪之心”、“络绎不绝，动以千计，彼所贪得者宴赏之优厚”等语，虽有偏颇之嫌，倒也不失真实。说寻求赏赐与抚赏是一种讨赏形式并非言过其实。显而易见，满族共同体孕育形成时期不同形式的讨赏，是以女真首领为首而进行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其经济不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经济落后的产物之一，也是其社会经济的有力支柱之一。这一经济支柱对女真社会的发展大有裨益，对满族共同体的最后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诚然，在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内，女真社会已然步入了“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旱田诸种无不有之”的农耕时代，且有“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成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的牧业及“擅貂、参、海珠之利”[(20)]的狩猎采集业，这些无一不是女真人的社会经济支柱。然而，女真地处山区，虽有“土地肥沃，禾谷甚茂”之处，但总的来说是“其地颇硗瘠”，加之较为落后的生产技术，农业收成之薄可想而知，“粮料时苦不给”[(21)]乃是情理之中。再者，满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连年战争对农业、畜牧、狩猎、采集、市易等的深重影响，复辅之自然灾害的肆虐，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大有捉襟见肘之窘态。是故，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讨赏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经济的极为重要的补充手段之一和强有力的支柱之一，成为以首领为首进行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满族共同体迅速形成的催化剂之一。
讨赏，是特殊历史时期内的特殊产物。
注释：
①《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8页，台湾华文书局本
②《〈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第24页，以下简称《女真史料选》，辽宁大学历史系本
③④孙进己、张璇如等：《女真史》第175——17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⑤⑥⑦⑧⑨《女真史料选》第一册第178、77、262页，第二册第6、60、142页，第一册169、187、272页，第二册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