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的中国哲学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语境论文,哲学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7)02-0005-06
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自身经历了先秦百家之学，秦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三家之学，宋元明清理学和近代新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但在现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哲学为哲学，又经历了“照着讲”、“跟着讲”、“接着讲”的阶段。在当前中、西、马之学的冲突融合而和合中，我们不是对着讲，而是比着讲、参着讲、化着讲，讲自己，也就是说化“洋魂西话”为“中魂汉话”。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一、中国哲学的语境和中国哲学的形式
我们要突破“洋魂西话”对“中魂汉话”的遮蔽，重新发现“中魂汉话”，重建中国哲学的形式。中国哲学实是中国的哲学，它不是西洋的哲学，所以它必须具有中魂。中魂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和方法。汉语是中国哲学表现的一种载体、工具和方式。在这里，“中魂汉话”不是胡言乱语，而是正言正语。
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中魂汉话”到底是什么？
1.中国哲学是为道屡迁，为变所适的，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在不断适应时代需要和发展中演化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在与本土的、外来的各种文化的融突中，不断吸收内外文化来充实、完满自己的体系。所以，它在为变所适过程中，就化解了当时时代的冲突，并且取得一定的体认，也就是一种觉解(佛教讲佛者觉也，觉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智慧)。当代人类面临着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五大冲突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它所带来的是五大危机，即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信仰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对此五大冲突、五大危机的体认和觉解，并化体认觉解为智慧，就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式的方便法门。这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被世界哲学界所认同的一种有效途径。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所面临的冲突，说明中国哲学如果要自己讲、讲自己，就必须要把自己中国哲学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搞清楚。中国哲学到底是不是一种哲学？东西方哲学界就存在不同的认识。从黑格尔到德里达，就持否定态度，2001年德里达到中国来讲学，他仍然讲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尽管德里达讲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贬低中国思想的意思，但是他在讲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设定了一个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德里达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思想中对哲学已有他自己的标准和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哲学都搞不清楚，那只有照着别人讲，连比着讲都不太可能。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实际上是一种“知己”，“知己”也就是为了更好的“知彼”，在知己知彼的互动当中，才能够化彼为己，转彼之智慧为己之智慧，以发展中国的哲学，也更能够认清自己的哲学。
譬如说在唐代，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提出了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但是唐代300年到宋初的60-70年之间，儒释道三教如何融合？如何兼容并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兼容并蓄用现代话语表达是讲综合。20世纪80年代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时候，也提出这个问题，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这样4种方法。我还补充了一点，中西即体即用，非体非用。还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诠释，儒学第三期发展，以及综合创新等等。这些文化整合的方法同唐代儒释道三教所遇到的兼容并蓄的方法是类似的。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是中、西、马融突而和合的问题，也可以讲是中西文化怎么样综合创新的问题。唐代300年并没有把三教文化融合起来，也没有把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到实处，安顿下来，为什么？一是没有“知己”的自觉，人们被佛学深邃的般若智慧所遮蔽；二是时代风气之弊，一流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地学佛，或应科举而重诗文，所以涌现出一批伟大的佛学家和诗人、文学家，但没有融突而和合三教的伟大的哲学家；三是中国哲学没有找到可以安顿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的新的核心话题，而无法超越原有的哲学核心话题，只能接着讲性情话题。
2.我们今天讲中国哲学自己讲的时候，必须认真了解、研究西方的哲学。怎样才能把中西马这三者的融突和合落实下来？为什么要安顿下来？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整合方法的背后都有一只无形之手，这个无形之手就是价值观。每个人和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不一样，那么对问题的判断就完全不一样。譬如批判的继承，到底批判什么？继承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受每个人和每个时代价值观的支配。过去我们曾要打倒孔老二，现在我们看到孔子思想中还有合理的东西。“五四运动”和“文革”的价值观和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有着截然不同的改变，我们对儒家的认识也可能不一样。所以要批判什么？继承什么？随着人和时代的不同，就有不同的判断。
程朱他们之所以能够把儒释道三教融突而和合起来，是因为他们在出入佛道中返诸《六经》，换言之，在出入佛道中，发现了中国哲学的自我。出入佛道，尽究其说是知彼，发现自我是知己。知己知彼才能自己讲。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二字实际上在《庄子》中就有，在《礼记·乐记》中就讲到天理和人欲的关系问题。大程之所以讲“‘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他并不是说这个词过去没有，而是说他找道了化解当时社会、人生的冲突，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即用“天理”来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把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实到“天理”这个核心话题上。
鉴于我们跟西方哲学频繁的对话中，对话、交流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先要明确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哲学搞清楚，所以我提出要自己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哲学？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哲学？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和普适性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应该进一步搞清楚。中国哲学实际上是“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把他者的哲学和自己的哲学平等对待的。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西方哲学是强势哲学，我们是弱势哲学。
我记得1988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那时东京大学还有一个中国哲学研究室，后来就取消了，改成中国社会思想研究室。这也可以看出中国中学的弱势地位和西方不承认中国有哲学的现象，所以西方大学哲学系当中根本不讲中国哲学，甚至讲印度哲学的时候也不讲中国哲学，把中国思想放在东亚系里面讲。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怎样和西方哲学对话？也就是说在西方不承认中国有哲学的情况下，我们和西方哲学对话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对话就处在非哲学或者异哲学的地位。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哲学，认识中国哲学的个性、特点、风格、神韵，以及中国哲学个性、特殊性与世界哲学共性、普遍性的关系，这样才能比较好的与西方哲学对话。我为什么提出中国哲学语境下的中国哲学自己讲？自己讲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哲学。有些人可能误解为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就是排斥西方哲学。自己讲，讲自己是基于我们要更好地跟西方哲学对话。为此必须把自己的哲学建构好，这样才有平等对话的资格。现在不是汉语淡出的时候，应该汉语汉说，也就是中魂中说。
3.中国哲学在洋魂西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用洋魂取代中魂，以西语取代汉语，以西规排斥中规，以西理来否定中理。搞得中国哲学只能洋魂西说，中魂中说被边缘化，甚至被遮蔽，所以逐渐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沦为洋魂西话的注脚，甚至削脚适履的照着洋魂西话讲，说明西魂西话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本身丧失了合法性和主体性，所以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
如果中国哲学的中魂都丧失掉了，那中华民族的哲学也就丧失了本来的性质、价值和方法，也就失去了中国哲学本来的面目。没有中国灵魂的中国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吗？现代以来，我们为了适合于西魂西话，把蕴涵中魂汉话的中国哲学的文本基因打散。如把朱熹哲学思想按照条块分割开来，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等几大块将其分解。也就是说，把我们中国哲学按照西方哲学之所谓哲学的东西选出来，然后装进西方哲学的框架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的灵魂、精髓就没有了。就像《庄子·应帝王》里讲的，北海和南海之帝按照人的样子把中央之帝浑沌凿成七窍的时候，浑沌也就死掉了。如果把中国哲学按照西方哲学之谓哲学来装配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灵魂也就死了。
二、中国哲学语境下如何讲中国哲学的形式
1.在中国哲学语境下，哲学的中魂就是中国哲学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天与人、有与无、理与气；价值观念、精神家园、终极关怀，以及哲学致思的途径、路向、特点、性质。以此来界定中国哲学之谓哲学。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讲过，西方关于哲学的定义从来就不是一定的，每个人根据自己哲学及对哲学的理解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因此，中国哲学也可以以自己五千年来哲学的演化加以规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胡适和冯友兰依照西方哲学之谓哲学开拓了中国哲学这样一个学科，本来中国哲学没有成为一个学科，胡适、冯友兰使中国哲学成为一个学科，这是具有开创之功的。他们对哲学下的定义不一样，这就说明西方哲学本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的定义，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定义，没有一个一致的标准。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遵照西方哲学的某一定义，来讲中国哲学，为什么我们不能根据中国哲学的实际自己下定义？
20世纪以来，就中国来说，大概有4种哲学的定义：谢无量是第一个作《中国哲学史》(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他以中国哲学的内容来定义，说中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九流就是九家，都是中国哲学所包含的。六艺是“儒家之秘要，哲学之统综”。他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基本上以传统儒家的史观来写哲学史。
第二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时值五四运动前夕，所以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冯友兰教授在听了胡适的讲课以后，觉得耳目一新，对他的影响很大。胡适此书一出来，在当时具有轰动效应。他给哲学下的定义是这样说的，“哲学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他把哲学的统一定义基本上否定了，“没有一定的”，就是说每个人可以有个人的定义。他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他是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为指导来下这个定义的，他讲的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人生切要的问题就是哲学。这跟古希腊哲学的定义就不太一样。
第三是冯友兰，他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讲，“哲学一名词在西洋有甚久的历史，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的定义亦各不相同。”胡适说从没有一定的，冯友兰讲哲学的定义也是各不相同的。他说：“为方便起见，兹先述普通所认为哲学之内容，知其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而哲学一名词之正式的定义，亦无需另举矣。”知道哲学的内容，就知道哲学的定义是什么。哲学的内容是什么？他说按照西洋哲学来看，第一是宇宙论，是对于世界的道理；第二是人生论，对于人生的道理；第三是知识论，对于知识的道理。即哲学就是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
第四种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这样说，“九·一八前后十年左右，有希望的青年都受此思潮影响，翻译过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籍充斥坊间，占据了一般青年的思想。”从1931年以后，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中国青年当中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当时认为是新思想、新知识，大家都倾向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石岑作《中国哲学十讲》（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他认为应以什么是物质的回答来决定哲学的性质，也就是以精神和物质来划分唯心和唯物，他按照这样的划分来讲中国哲学。他还认为中国的儒家提出十足的唯心论，这与其以“拥护封建组织为职责”相适应。当时李石岑提出按照唯心唯物讲中国哲学。
范寿康当时在武汉大学讲《中国哲学史通论》（开明书店1936年出版）。他在《绪论》中认为，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讲，所谓生产诸力及生产诸关系，可以说是两种最根本最一般的对立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社会发展看作是这两个对立物斗争的历程，这样才能对社会发展有所理解。所以唯物论根本要旨，是主张我们的意识，乃是外界的存在加以反映而成的。他是以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来讲哲学。
以上4种哲学的定义，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就不一样，今天我们何必要拘泥于西方哲学的定义？如果拘泥于西方哲学定义，也不符合胡适和冯友兰的意思。根据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和中国哲学的实际，我把它定义为：“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体贴有体悟、反思、反省的意思，名指概念，字义是指对概念、范畴的解释。道的道是指一种道理、原理的所当然的所以然之故。
2.中国哲学语境下，怎么讲中国哲学的形式。换言之，中国哲学在其大化流行中，是如何唯变所适的，在当代语境下建构中国哲学的形式，需要探索、掌握五千年来中国哲学的游戏规则。是遵循哪些游戏规则？这对于现在中国哲学自己讲，中国哲学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哲学基本上经过了从先秦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样几个阶段。中国理论思维形态的转化，大概是300-500年之间，它的转化有这样几个规律性的东西：
一是核心话题的转变。每个时期的核心话题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说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体现。先秦时期的核心话题是讲道，天道、地道、人道，三才之道，这是当时各家都探讨的问题。不管是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是老子的《道德经》，墨子、韩非都讲道。道是一个核心话题。道分天道、地道、人道。到了两汉的时期，董仲舒专门作了一篇文章，叫做《王道通三》。三才之道在《周易》上是三横，代表天、地、人。王道通三，王字把三横贯穿起来。这篇文章反映了一个问题，这时候的核心话题是天人问题，对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我们过去有个误解，认为是神学唯心论，其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用意是非常深刻的。中国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的制度底下，怎样限制王权，也就是说怎么样监控王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皇帝当时的权力很大，谁去监督他？董仲舒说有天，以天的权威来限制王权，皇帝作为天子，应听从天父。所以他提出天人感应论。皇帝如果第一次干坏事，天就要警告他；第二次再做坏事，用灾异警告他；如果第三次还不改正，天要惩罚他，这个皇帝就要下台。他是用天的权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所以他提出天是人的曾祖父，这样的思想也包含了当时中国的祖宗崇拜的宗教信仰。这时期不管是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是后来王充尽管反对董仲舒，但是他也作《天论》，这时候的核心话题是天人关系问题。魏晋时期，核心话题是有无问题，它与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相联系。到了隋唐的时期，核心话题是佛性，你能不能成佛，怎样成佛，成佛的根据是什么，是有情有性还是无情有性，引申为性情问题。到宋明理学时期，核心话题是天理，探讨理气心性问题，这是核心话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核心话题是要变的，但现代新儒家的核心话题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没有变。冯友兰讲的很明确，他的《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理气问题。熊十力、牟宗三这一派基本是接着陆、王讲，讲心性问题，他们的核心话题依然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话题随着时代的变化，体现每个时代的精神，现代新儒家已不能体现当代的时代精神。
二是诠释文本的转换。每次核心话题的变化，诠释的文本随之而变。过去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我主编的《性》中，我提出了“和合解释学”，当时我就讲诠释文本的问题。每个时期核心话题所依傍的诠释文本都不一样。我们知道先秦是《五经》，充当当时所依据的诠释文本。特别是《周易》，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开启了儒道墨，孔子研究《周易》，韦编三绝，《易》中的《归藏》对道家影响很大，《连山》开启了墨家。
两汉时期，董仲舒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公羊春秋学》。当时汉武帝召集文学贤良之士，包括《书》博士、《诗》博士这些人，他提出了很多问题，要他们回答。汉武帝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是当时时代所面临的冲突，怎样化解这些冲突，当时《诗》博士、《书》博士并没有解决。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作为诠释文本，撰写了《天人三策》，化解了汉武帝所提出的问题和面临的冲突。
魏晋时期是“三玄”，诠释文本就是《老子》、《庄子》、《周易》。到了隋唐的时候，其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佛经，不管是《华严经》、《楞伽经》、《法华经》，基本是佛教经典。宋明理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四书》，《四书》在唐代并没有这个称谓，宋明理学家把《论语》、《孟子》和从《札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合为《四书》，现代新儒家的诠释文本也是《四书》，没有变。冯友兰讲的新理学这一派是从《论语》、《孟子》到《大学》，牟宗三讲的新心学这一派是从《论语》、《孟子》到《中庸》。尽管牟宗三他们把朱熹看作别子为宗，陆王是正宗，但其基本诠释文本并没有变化。
三是人文语境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文语境是变化的。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冲突和社会需要，要化解的时代冲突不一样，语境也不一样，其所建构出来的理论思维形态亦不一样。
根据中国哲学自己对自己哲学所下的定义和中国哲学转生的三条游戏规则，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的中国语境下，中国哲学应该怎么讲，讲什么。显然，我们现在和20世纪30、40年代救亡图存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也同牟宗三、唐君毅50年代在香港“花果飘零”的情况大相径庭。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哲学应该心怀世界，以全人类的视野，在新的理论思维指导下，讲出自己的新形式来。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必须适应当代的需要，以中国哲学的生命智慧和智能创造，化解当代人类的冲突和危机，来提出我们的新思维、新哲学。
在当代，中国学人不能仅仅看到中国自己，而应该以全人类的思维，以全球的意识来关照人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全人类所共同遇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人类的观念、全球的观念来构建中国的哲学。也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够在世界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哲学才能走向世界。能不能走向世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情，需要取得世界同仁和世界哲学家的认同，取得他们的认同，就需要我们自己的实力，我们自己需要拿出真正的东西来，这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承认。
三、中国语境下的中国哲学形式是什么
1.根据当代中华民族的人文语境变化的状况，依据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它的游戏规则就是核心话题的转换、诠释文本的转变以及人类语境的转化。按照这个规则，在中国哲学的当代氛围中，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化解人类五大冲突和危机的理论思维体系？我提出了“和合学”的理论思维体系。我的这种体系还不完善，希望大家提出更好的设想。
“和合学”是我生命的体验。它与我生命的心路历程紧密相联系，我从15岁参加工作，经历了土改、剿匪、反霸、镇反、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以及粮食统购统销、三大改造运动等，在农村与农民“三同”了6年。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干部可以考大学。当时大学排名是人、北、清、师，所以就考人大。人大是单独招生，考不上还可以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我是浙江人，先到杭州考人大，然后回到温州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统一考试前两天报纸公布人大录取名单，结果我被录取了。56年入大学，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下乡搞人民公社化，59年“反右倾”，“双反交心”、“红专辩论”，64年下乡参加四清运动，65年下农村半工半读，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生命是从斗争中过来的，我也不时成为斗争对象，1951年，我16岁时被怀疑参加了“托派”组织，就过起了天天被斗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生活，后来平反是因为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所以我体会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会带来中国的富强。
“和合学”是对中国哲学智慧思维的体认。在目前，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转变。国际格局也从冷战到后冷战的转化。在国际国内形势的转变下，我们又遇到了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以及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这给我们提出了思考问题的空间。怎样化解？我便从中国哲学丰富的资源中，寻求化解的理念和原理。我依据我长期从事中国哲学教学的体认，撰写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我把中国哲学概念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发现了“和合”概念是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是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最有魅力的概念；可以把中、西、马的融突创新，安顿在“合和”这个核心话题上。
中国哲学家都有这么一个历程，很多哲学家都是从中国哲学出发的。胡适先写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也先写《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然后才写《新理学》、《新事论》、《新原道》等“贞元之际六书”，经历了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过程。后来冯契也走这个路子，他先写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然后再写他的“智慧三论”。只有通中国哲学，而又通西、马，才能和合创新，建构中国新的理论思维体系。
2.“和合学”是什么？我在“和合学”中建构了3个世界。按照我的《新人学导论》的思想，把卡西尔的“人是符号的动物”加以否定，提出了我对人的新的规定，即“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从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出发，建构了3个世界。3个世界也是根据《周易》的天、地、人三才来建构的。一是和合生存世界，就是地的世界，是人类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精神的生存环境，生存的环境怎样，这个世界也就怎样，我们要求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更好的世界，这是第一个世界；二是和合意义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是追求有意义的，意义世界就是价值世界，这是第二个世界；第三个世界是和合可能世界，就是天的世界，这是一个理想世界，或终极精神境界。
在每一个世界中，我提出两个概念，和合生存世界中是境和理的概念；在和合意义世界中提出性和命的概念；在和合可能世界中提出道与和的概念。在每个世界中有八维，构成了四十八个概念。3个世界最终要达到人和、天和，人乐、天乐，天人共和乐的世界。世界各个宗教在其终极世界上都是殊途同归的，也是理一分殊的，所以天人共和乐的世界实际上也是各个宗教的终极境界，不管是基督教的天国，还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儒教的大同世界或道教的神仙世界，在那个世界中都是没有杀人的战争，也没有说谎、偷盗、奸淫的世界，是富裕、快乐、幸福、和谐、和乐的世界。
3.“和合学”提出了化解人类当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五大原理：第一是和生原理，中国讲和实生物，人、社会、心灵、国家、民族、文明，都是生命体，自然也是生命体，所以应该是和生，大家共同生长。所以日本人提共生的思想。共生必须有一个条件，要和谐，所以称和生；第二是和处原理，和而不同地相处；第三是和立原理，就是己欲立而立人；第四是和达原理，己欲达而达人；第五是和爱原理，也就是说要普遍的爱，儒教讲泛爱众，基督教讲博爱，佛教讲慈悲等等，爱是基础，是出发点，只有爱人类，才能为人类造福。
(根据录音整理)
标签：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冯友兰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和合文化论文; 哲学家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四书论文; 董仲舒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