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成因论文,劳动力论文,体制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计划机制配置到市场机制配置有一个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相伴的转轨时期。现阶段双重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已逐渐脱离了原传统的计
划经济轨道，但距市场机制配置的改革目标模式尚有相当的距离。
双重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是计划与市场共同调节、共同发挥作用
的机制，即计划——市场机制。这种机制是除了国家按照计划直接配置劳动力资
源外，同时还通过以工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
配置劳动力。
在这种计划——市场配置模式里，传统优先发展部门、国有经济主要是计划
配置，而原先受压制部门、非国有经济的扩张所需人力资源主要来自市场配置。
由于新增劳动力资源与其他新创造资源主要配置在更有效率的部门，所以转轨时
期经济达到了高于改革前的经济增长率。
双重体制时期，由于体制摩擦及操作方面的原因等，劳动力资源计划——市
场配置机制的运行中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于下一
阶段改革思路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
一、计划机制配置部分的低效性
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否定计划机制的作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
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二者有机结合、内在统一的现实基础。但传统集权体制下的
单一指令性计划却是与市场机制不相容的。由于从原体制内产生的计划机制未完
成向指导性计划的根本转变，劳动力资源计划——市场配置模式也未能实现计划
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并不是在资源配置
的基础作用与宏观经济环境保障及调控之间的互补，而是相互脱离，把统一的劳
动力资源配置领域切割成了双轨运行的两个部分。
这种双轨运行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机制已在非国有经
济领域广泛发挥作用，而国有经济仍是计划配置为主体。其具体表现是，首先，
企业并不能根据工资率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均衡以及物质技术条件所要求的最
优劳动力数量规模来调整劳动力存量，即企业不能自主用人，不能将富余人员推
向社会。其次，不管企业人员数量、结构怎样，劳动力增量的进入企业仍主要由
计划机制决定，即企业仍然要接收一定数量的统配人员，如大中专毕业生和转业
军人等。第三，由于所有制分割和人事劳动制度的束缚，以及从固定工到合同制
由表面的转变到实质性的转变并未完成，由此造成企业劳动力缺乏流动性，缺乏
双向选择的动力与机制，最终形成企业人员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僵化。
这种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说明了计划机制配置部分的低效性。传统体制
下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由于缺乏激励机制造成的技术效率低下在国有企业依然存
在。由此造成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发展速度慢和综合经济效益差等病症。由于
发展速度缓慢，国有工业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
，纯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由８１．５６％下降到３８．２３％，
１６年下降了４３．３３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２．７１个百分点。国有企业
负债突出，资产空壳化。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为７９％，流动资产负债率高达９
９．１９％，总资产的８８％都是空壳。国有企业运营困难，亏损严重。国家统
计局一项研究报告援引的统计数字表明，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４年间，国有工业
企业历年的亏损面分别为１６％、２７．６％、２５．８％、２３％、３０．３
％和３３％。最近有关调查资料还显示，在经济增长中，国有企业只提供了２０
％的增量，而它们却占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７０％，占用了银行贷款的８０％，
这当然不是资源优化配置。
二、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劳动力市场作为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劳动力的交流
场所，而且是一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运用价值规律、对劳动力资源进行调配的
运行机制，它涉及到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
，涉及到企业招聘、支付报酬、提供劳动保护条件、福利待遇、辞退、更新职工
等诸多环节。总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实现形式。
在双重体制中，由于制度条件和历史条件的约束，劳动力资源配置模式从单
纯计划配置到计划——市场配置模式的转变，在就业领域就表现为从劳动力统包
统配到双轨就业运行格局的转变。其特点是：第一，农村劳动力分配和迁移受市
场调节。第二，城市经济中，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的劳动就业调节转入市
场轨道。第三，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仍基本恪守行政式统包统配模式。
从基本方面来看，国有经济劳动力资源的统包统配模式，包就业、包福利格
局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内部悄然兴起的“第二职业”，以及劳动力市
场的运行为一部分人才、能人跳槽疏通了渠道。因此，事实上国有经济在计划经
济的“第一职业”与“市场经济”的第二职业，多数人自愿或无奈地固守计划配
置岗位与少数人进入市场配置之间也是“双轨”运行的。
这种劳动力市场发育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双轨运行表现出以下一些问题与矛
⒈工作难找与人才难寻的并存。国有企业沉重的劳动力存量包袱已使它难于
大量吸收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事实上，近年内国有企业职工总数还呈减少的态
势，１９９５年城镇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就比上年减少１６１万人。同时，非公
有制单位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又使失业显性化。因此，就业形势的严峻就表现为就
业难，工作难找。１９９５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５２０万人，登记失业
率为２．９％。据劳动部长李伯勇称，“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将有５４００万
人需要就业，同期城镇仅能安排３８００万人就业。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城镇失
业人数将达１６００万，失业率将达７．４％。民工潮与下岗人员再就业的双重
压力对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竞争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但从企业方面看，却又存在
人才难寻与人才流失的问题。我国劳动力总体素质及结构都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
要，人才缺乏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一大基本压力。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和人才流失
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出现“人才断层，后继乏人”的现象。据北京市经委调查，近
两年内，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业务骨干流走了１／３。北京市机械局３５岁以下的
科技人员流失率达７６％。经济落后的西北地区人才外流状况被用“孔雀东南飞
”一词来概括，已是司空见惯。
⒉隐性失业与隐性在业并存。国有经济劳动力资源配置统包统配依然存在的
基本格局决定了我国隐性失业问题依然严重。据夏积智等人的研究，我国企业富
余职工约占职工总数的２—３成，到１９９４年底，我国共有城镇职工１．５亿
人，依此推算，我国富余职工总数达３０００—４５００万人。如果允许企业将
富余人员推向社会的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则至少将增加１００万人的就业压力
。此外，目前我国农村总劳力４．４６亿，扣除乡镇企业吸收的１．３亿，还有
３亿多，其中，至少还有１．３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企业大量富
余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对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城镇就
业问题的解决都增加了难度。我国除了长期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外，近年来又出
现了与此相对照的隐性在业问题。这是随着谋职的自由化、市场化以及失业保险
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出现的。具体说来，即各地都出现了那种在第一职业岗位下岗
“失业”，领取失业救济金，而实际上在其谋得的第二职业岗位已有稳定收入的
“假失业真就业者”。
⒊缺乏流动与无序流动并存。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靠劳
动力的流动性来保证的。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人员流动率尤其是专业人员
流动率是很高的。美国劳动者平均变换６次以上工作岗位，专业人员流动率则高
达１２次以上。我国由于地区分割、城乡分割、身份壁垒以及固定工资制度的限
制等，成为目前职业转换障碍的重要原因。据１９８８年的调查，有流动意向的
人为３０％，达成协议流动的仅为２—３％。我国劳动者平均一生仅流动一次。
近年来劳动力的流动性有所增大，据统计，１９９４年城镇职工的流动率为７．
８％，与发达国家两位数的流动率相比仍是较低的。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者更
缺乏流动性。但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领域却出现较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无序
流动。我国三资企业员工的年跳槽率竟高达５０％。我国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及盲
目、无序流动的主要表现是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据测算，每年外出做工的
农村劳动力超过６０００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有３０００多万人。农村劳动力
主要流向人口和劳动力本已十分密集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除积极作用外，这种
大规模的尤其是盲目无序的流动也带来不少如增加城市的负担和不稳定等消极因
素。大批青年农民的流失还导致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生产
⒋市场发育不足与宏观调控不力并存。通过改革，中国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程
度已大为提高，已初步形成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新机制。目前，全国８０％以上的
资本货物价格、８５％以上的农产品价格和９５％以上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已基本
上由市场形成。与之对照，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则是滞后的、发育不足的，并呈现
出明显的不均衡。目前全国职业介绍机构达每年约为１５００万人次提供就业服
务，其中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实现就业的城乡劳动者达９００万人次。但由于目前
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高达８０００万，上述通过职业介绍机构等较为规范的劳动
力市场实现就业的劳动者仅占流动人口总数的１２％左右。从整体上看，劳动力
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远低于其他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劳动力市场统
一性低、覆盖面窄、发育程度的不均衡，劳动力市场的有序化、组织化程度以及
服务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较低等，都反映了现有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足及与劳动
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目标的较大差距。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建设过程中都又存在着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全面建立，缺乏必要的基础、条件和强
有力的手段，致使宏观调控乏力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缺乏规范化，开办劳
动力市场的主体五花八门。其中的非法劳务介绍所（中心），常以介绍劳务为名
，从事一些非法活动，如卖淫嫖娼、聚众赌博、拐卖妇女儿童等。劳动力市场发
育中的宏观调控不力还表现在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转的有关配套措施跟不上，法制
不健全，各职能部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不到位以及户籍制度已不适应流动人口管
理需要等各方面。
三、工资机制转换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一运作形式实现的。劳动力市
场的培育，不但要求有形市场即劳动力交换场所的建设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劳动
力资源的市场运行机制的形成。培育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是促进机制转换，其中最
重要的标志有二，一是从一次分配定终身到劳动力能自由流动，二是行政安排劳
动力转变到劳动力价格机制即工资机制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起主导作用。
上一部分分析了以劳动力流动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运行，这里
主要分析工资机制的转换及运行。工资机制的转换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
工资形成机制的转换，工资由计划机制决定转变为市场机制决定；另一方面是工
资作用机制的转换，工资从单纯的按劳分配形式（实则是理论上的按劳分配形式
，事实上的生活保障形式）转变为劳动力价格形式，原与劳动力分配脱节，单纯
在生产领域起作用的激励保障机制转变为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主要作用机制。
现阶段双重体制下，从计划工资制到市场工资制的转变远未完成，而是首先
出现了双重工资制即计划——市场工资制，或者说是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这种
双轨运行的主要表现是国有经济计划工资制的仍旧存在与非国有尤其是非公有经
济的市场工资的形成。国有经济工资本身也出现了双轨运行的格局：第一职业工
资与第二职业工资的双轨运行；第一职业工资内部的以基本工资为代表的原计划
体制工资收入与以工资外收入为代表的市场化收入的双轨运行。此外，还有各种
灰色收入或非法收入的存在，更使现阶段双轨运行的工资分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
局面。
这种工资机制转换过程及其双轨运行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可以概括为
“低”与“高”、“平”与“殊”、“乱”与“统”、“死”与“活”并存。
所谓“低”与“高”并存，主要表现为职工基本工资的“低”与其他收入、
超分配收入的“高”并存。１９９１年，全民职工标准工资比１９８７年增长５
０％，而物价却增长７１％，这样低水平的基本工资完全脱离经济发展与物价上
涨情况。１９９５年居民减收面扩大，城镇居民减收面达４１％，其中因物价上
涨而减收的居民占其减收构成的第一位，说明作为居民主要稳定收入来源的职工
基本工资的“低”使其极易受到物价上涨的损害。与基本工资的“低”相对的“
高”的表现是：（１）奖金、津贴、补贴等辅助工资的高速增长。全民工业企业
辅助工资在工资总额中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４．２％提高到近年的５０％
左右，有的企业甚至成为工资结构的主体。（２）职工工资外收入快速膨胀，比
重提高。１９８５年职工工资外收入人均１７３元，１９９２年为８３３元，年
均递增２５．２％，远高于同期平均工资每年递增１２．９％的速度。（３）居
民收入增长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１９９２年城镇
居民收入８２３４．９亿元，比１９８４年１５１７．９亿元增长４．４３倍，
年均实际增长１２．５％。而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年
均增长为９．６１％。个人收入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形成全社会可支
配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局面。
所谓“平”与“殊”并存，是指工资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与高低悬殊并存
。平均主义在我国有深厚的土壤。尤其是近年来由于人们对双轨制下因机会、权
利、竞争不平等而形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大大强化了收入分配中的攀
比机制，由此既导致了工资收入总量失控和对利润的侵蚀，同时也带来了平均主
义的复归：（１）１９８５年工资改革就有着浓重的平均主义色彩，其工资制度
设计与实际运行进一步缩小了工资差别。如大学助教与教授的差距由１∶４．１
缩小为１∶１．８。（２）除基本工资部分的差距缩小外，奖金、津贴、福利等
更是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分配，且增长快。（３）脑体工资倒挂日趋严重。据国
家统计局、人事部１９９５年进行的第三次工资水平抽样调查，机关三类人员的
整体素质都高于企业相当人员，但其平均工资却比企业同类人员低１５％以上。
在攀比机制作用下平均主义复归的同时，从全社会角度看，以收入悬殊为表征的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更令人关注：（１）一些企业经营者收入畸高。据吉林省
劳动部门的统计，该省某地区１９９０年兑现承包合同的１３０户工业企业中，
１１１户企业经营者人均收入是职工人均收入的１２．７倍。（２）居民家庭收
入和财产差距悬殊。据社会学家保守的估计，目前我国年收入在５万元以上有５
００多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２％；个人家庭财产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也约有
１００余万户。但１９９３年占总体１０％的低收入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仅１１
８０元。１９９５年生活水平低于本地最低生活水平线的职工已突破１０００万
人。另据统计，占总数１％的富豪型家庭的户均年金融资产达贫困型家庭的９３
．３倍。（３）不同行业职工工资水平相差悬殊。１９９４年工资水平较高的是
：金融单位６７１２元，房地产行业６２８８元；而较低的行业是贸易３５３７
元，制造业４２８３元。金融单位比贸易业高９０％，比制造业高５７％。（４
）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１９９５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由１９
８５年的１．１５∶０．８８∶１扩大为１．４２∶０．９７∶１。其最低与最
高之比由１∶２．０４扩大为１∶２．６４。（５）权力进入经济领域强行参与
分配，获得高额非法收入。我国价格双轨制“租金”每年数千亿元，其中大部分
流入了个人私囊。（６）某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非法经营，坑蒙拐骗，偷税漏
税，在短期内暴富。个体私营企业偷漏税面高达９０％以上，每年偷漏税金额上
百亿元。（７）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１９９４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我
国家庭人均基尼系数为０．４３４３，已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０．
３至０．４之间的中等不平等程度。
所谓“乱”与“统”并存，是指脱离约束的乱分配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手
段管理并存。乱分配有各种表现：（１）不管盈利亏损，滥发各种奖金、津贴补
贴、劳务费等，造成生产发展资金向消费资金的转化。（２）集团消费转化为个
人消费，公费旅游，大吃大喝。１９９２年因吃喝、旅游而花掉的公款就已突破
１０００亿元大关。全国大中型饭店、宾馆６０．８％的营业额来自于公款请客
。（３）截留上缴利润、吃回扣等，成为个人收入。我国税收流失一年已达５０
０亿元，而国有企业的偷漏税面也高达５０％。据国家医药管理局官员透露，自
１９９０年以来，每年仅药品回扣就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６０亿元以上，大大
高于国家从医药行业征收的４０多亿元的税利。（４）行政部门的乱摊派、乱收
费、乱罚款，事业单位不计使用国有资产成本的各种创收，多转化为个人收入。
据权威人士保守估计，每年从机关事业单位各条渠道流失走的国有资产中，至少
有不下１０亿元流进了机关个人的腰包里。工资收入分配领域既存在着上述各种
隐性分配、非法分配的混乱状况，同时却又存在着国家对工资的高度集中统一管
理。“统”主要是指国家在工资分配方面固有的计划管理模式的仍然存在。在制
度工资的决定上，国家仍起着分配主体的作用。由于企业工资自我约束机制尚未
形成，对工资的宏观调控，实际上主要运用“财政否决权”控制工资增长，并且
通过银行发给的工资基金手册按月控制工资发放，对工资的管理非常严格。机关
、事业单位工资则更是仍处在传统的行政调控之下，由国家直接决定。
所谓“死”与“活”并存，是指工资分配既存在统得“死”的一面，又存在
着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活”的一面。“死”主要表现在：（１）以基本工资为
主要内容的制度工资是一种“死工资”。（２）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仍实行统得过
死的中央集权型工资管理体制，调资升级完全由国家按部就班地统一安排。（３
）工资运转机制近于僵死。１９８５年工资改革后建立的新制度，不但在制度设
计上存在着不合理处，而且不能正常运转。工资制度看管得很死，没有正常的工
资增长机制，工资管理的刚性极强。与“死”并存的“活”是指现行工资收入分
配中已出现了由国家决定转向由市场、企业决定的“活”的一面：（１）以奖金
、劳务报酬等多种形式的“活工资”与工资外收入、第二职业收入在收入结构中
的比例越来越大。（２）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以及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
，其工资形成、增长和调控开始脱离传统轨道，逐渐向市场经济工资分配机制转
变。（３）各种单位都“下海”经商办实体，进入市场，其创收活动越来越多。
（４）非公有制经济的工资收入是一种市场性的活收入。总之，“活”既包括各
种合法的“活”收入，又含有失控的非法“活”收入。用行政手段、财政办法框
住了“死”工资，却管不住制度外透明度低的灰色收入，更管不住非法的黑色收
入，所以，“死”是“统”的结果，而失控的、不规范的“活”则常是乱分配、
非法收入的原因。
四、对双轨配置机制运行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上述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矛盾与问题的成因，大致可概括为体制约束原因
、发展理论原因及改革思路原因等几方面主要原因。
（一）体制约束原因。
双重体制的约束是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这些矛盾与问题一方面是传统
旧体制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新体制成长、运行中的产物。
现存计划经济体制因素的约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滞后性及其各方面表
现。国有企业统包统配模式尚未破除，职工没有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就
业竞争力的积极性，一心依靠国家、企业的传统就业观依然存在；国有企业的机
制、活力及经济增长方面的局限性都极大地影响了其就业容量的扩大。国有经济
统包统配模式的延续还是我国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与劳动力缺乏流动性的基本原
因，并最终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足。在工资收入分配方面，现存计划经济
因素的约束导致了“低、平、统、死”的存在。计划体制下工资标准的制定、调
整，由调资升级代表的工资增长，是由国家统一安排，这种体制具有相当强的抑
制工资增长的力量。工资由国家决定并实行低工资制，国家更关注其中低级别职
工收入状况，削高补低，也就必然造成平均主义的分配。集权体制下，面对各种
问题，是用行政性文件来进行统一的调整。“统”的结果就是制度工资成为远离
按劳分配原则的死工资与工资制度不能正常运转的僵死的机制。
成长中的、发育不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因素是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无序状态的体
制原因。计划、市场体制的双重约束与摩擦，使得国有经济劳动力流不动的同时
，却又出现了非国有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劳动力的无序、盲目流动。流不动的“
死”的对方则是流动了的“乱”。国有经济第一职业岗位有效工时严重不足伴随
着第二职业的蓬勃兴起及劳动力向非国有经济的单向跳槽、流动。劳动力市场建
设离法制化、规范化目标还有较大距离，加之劳动力供求双方市场配置的要求与
宏观调控的乏力，使非法劳动力市场及“市场”外配置得以存在，并成为转轨时
期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非规范化市场配置特征。在工资分配方面，发育不全的市场
经济因素也解释了“高、殊、乱、活”的存在原因。企业扩大自主权后，工资分
配的行政约束降低了，外部法律约束还不健全，内部约束机制尚未形成，企业以
职工收入最大化为主要追求目标，这种高收入分配的结果就是对利润和国有资产
的侵蚀。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远高于计划经济岗位工资水平的各种合法、非法
市场收入，形成了高低悬殊的分配格局。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维护分配新秩序
的经济与法律手段及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成为乱分配的
体制原因。“活”是市场经济工资体制的必然要求与根本特征，但在不成熟的市
场体制下，“活”却不是规范的“活”，而是成为滋生各种分配弊端的土壤。
（二）发展理论原因。
上述矛盾与问题的存在也是转轨时期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及操作中偏差的必
然反映。由于过去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工作重心的转移并没有
自觉地用新的更切合实际的发展理论与战略取而代之，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被认为
只是赶超战略在新形势下的实现形式。但现实中，国家仍重点倾斜的国有经济、
传统优先产业的发展不如人意，而在相对较为宽松的环境下，以前受压制的部门
、产业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却异军突起。国有经济、传统产业在劳动力资源配置
及工资分配方面的计划保证制度，既使它延续了旧体制的保障职能，同时又成为
它迈向市场化道路的严重障碍，并使其运行机制难以挣脱“死”与“统”的束缚
。非国有经济及从市场风险中成长起来的产业，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及工资分配方
面，既内生出市场新体制的要求及运作行为，又进一步增强了其自身的市场竞争
力与生命力，但在调控不力的市场行为与无序竞争中却总是反复编织以“乱”为
特征的运行网络。
新时期伴随对外开放的梯度发展理论、战略与具体操作，把资源配置重点及
国家政策支持都主要倾斜到了东部与沿海。这种发展理论及实践固然看到了东部
地区较好的经济基础及地理环境，其经济的迅速发展确实起到了从沿海到内地的
推动和扩散作用，但由于忽视了中西部的资源优势，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上导致
了无序化和背离资源比较优势原则的逆向配置与流动，并且逐渐强化了东部地区
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趋势。工资收入分配中最令社会公众关
注与不安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基本根源正在于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
（三）改革思路原因。
改革思路的不明确也是出现上述诸多矛盾与问题的另一重要原因。主要表现
为改革对象、改革目标和改革进程的不够明确。
改革对象不明确是指改什么不明确。改革对象应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劳动力资
源配置方式，而我国劳动、工资体制改革的起步和进行却是把“就业难”和工资
分配的“低、平、乱、死”作为了改革对象。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旧体制的具体
表现。将旧体制运行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本身作为改革对象，企图在原体制框
架内修修补补地加以解决，是不能完成的，至多是缓解一下只因操作原因而增加
了严重性的部分。对象不明而采用的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措施，难有实效，结果是
旧病未除，新病又起。
改革目标的不明确，是指劳动力资源配置最终目标模式不明确。劳动力资源
配置的改革目标应是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
运行机制及管理制度。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经历了相当长的探索过
程，因而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目标也多年未能明确。改革总是在计划经济
与市场调节及其比例方面着眼，在“集权”与“放权”二者间做文章，并简单地
把“放权”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在没有完善的体制保证的条件下，单纯注重放
权，就形成周而复始的“治乱”循环。在把放权作为改革目标，却又把随之出现
的种种问题归之于“放”的结果后，必然在“统”与“放”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
，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及工资分配问题也就必然同时存在。
改革进程也不尽明确。改革进程应是逐步建立劳动工资新体制以代替旧体制
，向改革目标渐次推进的过程。但在改革对象、目标模式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改
革主要是“广开就业门路”、“调资”与“放权”等，其进程安排就表现出紊乱
与无序。国有经济就业容量的增长取决于受经济发展计划制约的职工人数增长指
标的控制额度，集中计划与实施的调资则取决于各年度的财力及财政安排情况。
为缓解城镇就业矛盾把扼止民工潮，清退农民工作为应急举措，用行政性手段强
行造成转移中农业劳力剩余的回流。实则为民工潮的更大浪头人为地积蓄了能量
。１９８５年企业工资套改把活工资比重从４４．１％降到了３１．５％（低于
改革初期）。这是工资改革所走的一步典型的回头路，反映了改革进程中的犹豫
五、向市场经济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转变的思路选择
当前，劳动力市场发育、就业及工资分配领域存在着如前所述的诸多问题，
有的问题社会影响面极大，并因其制约着人们对改革的态度从而影响着下一步整
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与发展，因而，人们在深化劳动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路中，
常会自然而然地就把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摆在了首要的位置。同时，采用行
政性手段去解决某些问题，既驾轻就熟，又轻易在短期内立见成效。因此，在当
前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已确立，劳动领域又呈现着一种错综复杂的新旧矛盾、问题
交织的局面下，如何推动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的转变，深化劳动制度改革，仍然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把解决劳动领域中的矛盾与问题作为主要目
的，力图用行政手段将劳动力资源配置纳入国家规定的新轨道，甚至将宏观调控
也作为一种政令统一的强制性手段来贯彻国家的配置意图。另一种思路则是以建
立市场经济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制度为目标，以市场机制作为确立劳动力资源配置
新秩序的基本手段，以宏观调控保证其正常运行。实际上，这两种思路也是我国
多年并存的“统”与“放”两种改革思路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与发展。从理论上说
，在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已确立的情况下，前一种思路不应有延续的空间与环境。
但实际上，它仍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与影响。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当前劳动力资源配置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主要原因
在于双重体制的摩擦，或者说劳动力资源配置双轨机制是其根本原因。而双重体
制及其劳动力资源双轨配置机制的一定阶段的存在，又是由于我国选择了从总体
上看成本、代价或破坏性较小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所致。但渐进式改革一定程度上
回避了一些难度较大、风险较大的关键问题所引起的副作用今天已不容忽视。因
此，应认识到，前期渐进式改革中遗留下的问题须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解决。双
轨制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市场并轨。劳动力资源双轨配置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只
有在向市场机制并轨完成后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因此，前一种改革思路固然看到了用行政性手段解决一些劳动、工资问题的
速效作用，也看到了行政性手段在规范劳动力市场、解决劳动力盲目、无序流动
及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单纯从解决某些问题的角度看，这种思
路的确有较强的针对性，但是，由于它未认清“双轨制”并存才是根源之所在，
其改革举措不能促进向市场的并轨，并且，往往还会导致向旧体制的复归，从而
延长双轨运行的时日。这种思路形式上也提向市场经济配置模式的转轨，但其具
体做法的内容实质却是与此相悖的。如它也强调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和劳动力市场
的培育，但却将其等同于有形市场的建设，或者说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建筑物的建
设和行政性的管理与收费。如在规范劳动力有序流动的“证卡合一”工作中，用
前一种思路作指导去办，又会把发放外来人员就业证、外出人员就业卡变成简单
的收费问题。实践中这种只收费只增加行政管理环节而未转换机制、促进市场化
配置的例子比比皆是。
勿庸置疑，在上述两种思路的选择中，正确的选择应是选择第二种即坚持市
场取向的改革思路，而不应在两种思路间摇摆不定。更不能因体制转轨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就走回头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对于双重体制的摩擦、碰
撞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除对症下药外，还应将其视为改革的成本与代价，应创造
条件加快改革的步伐以减少这种代价。
（本期责任编辑：刘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