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失落：经济发展中分化的国民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意识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社会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社会环境（包括制度）、社会成员、生产要素和科技水平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虽然不必如过去那样过分强调人的因素，但人毕竟是重要的。
社会成员是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创造者和遵守者，是生产要素之一的供给者，又是社会观念和意识的滋生原体和载体。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除了重视物的现代化外，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将很难实现。因此，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现代意识，并且在改革进程中培养国民对变革的认同意识，是尤其必需的。
改革开放使国人长期被禁抑的逐利之心敝开，争利之意勃兴。社会经济大潮开始涌动，经济之树果实累累。市场经济在使国人滋生浓重逐利意识的同时，把原先在传统体制下长期形成的统一的国民意识和观念打得粉碎！在经济大潮中，有人为暴发而狂喜，有人因赤贫而悲哀，有人进取成功而兴奋，有人失败落伍生怨恨……。这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十分正常的，人没有七情六欲，就不成为活生生的人；社会成员如没有这些情欲，市场经济如何运转？无形之手如何挥动？
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国民意识同样如此。例如，在逐利情欲高涨的反面，极易产生愤恨和妒嫉之心。这是一把双刃剑，即能使妒嫉者产生追上和超过被妒嫉对象的内容：富有、地位、好运等等的动力，又可能产生毁坏被妒嫉对象，把其拉成与己平起平坐、或不如自己而后快的含头。更可怕的是，可能产生毁坏滋生妒嫉内容的环境和机制。
二
在世界各国，维系国民的认同感都被视为十分重要，它是保证一个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而当一项大的社会政策和行动能取得国民共识并成为社会主导意识时，它就极具成功的可能。
在传统体制下，人们的利益追求受到严格抑制，全盘计划模式使由利益不同而自然产生的意识分岐就无从谈起，代之以一种靠长期思想灌输而形成的、以政府导向为主的社会意识。特别在经济方面，人民生活严重依赖国家，国家是人民的衣食父母，人民与国家息息相关。这种意识似乎是统一的、强大的、稳定的，俨然一副社会共识的架势。但实质上是虚弱的，禁不起现实的碰撞，不堪金钱的冲击。这种意识是虚幻的，它可能在一时激起人们的情绪，但缺乏长期持久的推动能量。
在目前，我们必须正视物质利益对个人意识及社会共识的形式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法回避利益多元化所催生的社会意识分化及多元化。这种状况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影响在于：
1.当各种意识在力量上不向上下时，那未，社会经济在力量均等的社会意识的互相冲突中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
2.在多元化的意识中，如一方处于明显的优势，具有国民共识的意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种共识是正确的，就将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但如果是负面的，则情况不妙，社会动乱因素急剧加大，经济发展将遭受重大挫折。
三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十分注意培养积极的国民共识，它是改革发展的保护神。
有时候，海外华人对祖国的高度热爱情绪使我们感到震动，连一些国人也自叹不如。何也？这是因为海外华人与祖国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有的只是强烈的民族感情，根的情结和对祖国光辉灿烂文明历史的骄傲。当看到祖国整体的发展和强大时，那种挥之不去的归属感就会油然而生。
而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活动于其中，与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千差万别的直接经济关系。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成员之间差别的扩大，如贫富分化、就业状况、地区间差别、个人奋斗的成功和失败等等，都导致对社会的种种不同看法。
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及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是一律绝对有害的事情。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使国民意识充分的一致，从而形成高效的共识，矛盾和差别总是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扫除了平均主义的温床，承认差别，承认利益多元化，也就自然会产生意识的多元化和冲突，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相互冲突的意识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在体制及政策措施方面的缺陷或问题。当社会大多数人支持某一政策时，它可以直观地说明这一政策深入人心，颇具有效性；而当社会意识和观念对这一政策争执不下时，说明这种政策是利害参半的，它在使一部分人在这种政策下获得利益时，可能损害或相对不利于另一部分社会成员；而当某一政策开始遭受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疑问时，就很清楚地表明这一政策对社会的损害。
一个社会在大转变的时候，使其政策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的转变是制度的转变，制席的转变必须靠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认可才能推行下去，并在这基础上逐渐确立起正统的地位。靠强力去推行某种政策可能一时得程，但不能担保其会长期维持和确立，并往往呈悲剧性结果。被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认可的政策具有绝大的震慑协力和生命力，这是任何其它力量所无法比拟的。
四
目前社会意识中颇有争议的是贫富分化问题，它又关联到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不同看法。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富有内涵的政策。让一部分什么人先富起来？怎么富？能容忍的富裕程度有多大？等等。对此前提不清楚，对政策有疑惑是正常的，但能富起来总是好的。
随着农村改革及乡镇企业发展后农村的富裕；城市企业在政策放松后职工收入的提高；贫困地区在搞活政策下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勃起；在全民经商、大办公司热下职员、官员阶层收入的增加等等，一时间似乎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全民富起来了。以这一政策为导向的各项改革措施当然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拥护。
在一轮使全民兴高采烈的补偿性的致富热过后，收入拉开了档次，贫富之间扩大了差距。富的真富起来了，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而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致富步伐则越来越滞重，其中不少人在利益方面感到明显受损。“马太效应”在中国应验了吗？社会意识对此分岐随之尖锐。
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全力认同发展、致富，但强烈不认同目前盛行的致富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几年市场经济的薰淘下，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习惯于收入分化和贫富差距了。社会对这现象开始出现认同趋向，但这种认同是严格建立在机企均筹、手段合法的基础上的。
然而举目四顾，目前富起来的大多是权势者，他们靠权钱交易而致富，靠窃取国家资财而致富；富起来的很多是不法之徒，靠玩蒙拐骗、假冒伪劣而致富。那些在反贪和打假中落马的不都是富裕者吗？目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义，这当然导致社会意识的强烈反应。
这种不认同，已如前面指出的，反映了改革中的缺陷。时至今日，政府机构仍强烈地干预着经济活动，插手于具体经济事务，其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弊病；一些企业经营者、基层领导钻国有资产管理上大门敝开的漏洞，利用职务上的优势把其轻易转化成私有金钱的滋生；一些人甩出金钱的诱惑，勾搭上权力的路子，也使金钱的增殖之快是如此不可思议。以上现象在目前中国的致富途径中，已很难用“支流”来形容了。据统计，1994年在反腐败中，共审理案件12多万件，处分人员13万多，其中是处级以上干部有3257人，不少人更是身居高位。另据上海总工会的调查，企业职工对部分企业领导与职工收入的悬殊、特别是对那些身陷困境中的企业领导继续大把捞钱致富表示出强烈不满和愤恨。这些问题如继续恶化，将极大地挫伤社会大众的积极情绪，并危害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大业。同时留下的教训之一是，必须有合理的导向来贯彻政策的始终，否则，手段的卑劣或忽视对政策实施的手段的规范将使具有光芒的良好政策失色。
五
中国的改革极其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既推动改革，又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由于社会认同感基本上出自利益关系，因此在改革中必须十分关注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失。
改革从本质上讲，是构造机会均等的致富机制，在这机制下自然表现出来的必须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它社会成员紧紧跟上。而绝对避免形成一种垄断的、小部分人致富的环境，避免形成一种特殊环境而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其它人则致富无门，或利益受损。
中国的百姓是善良的，也是坚毅的。当他们理解和看到某一政策的正确性时，他们会默默地作出牺牲去耕耘未来的收获。因此，政策、乃至改革推行的手段、方法必须赢得百姓的赞同和共识，关键在利益方面。首先，不使利益分化和差距的根源存在于体制之中！如果这种差距产生于非体制原因：如个人能力、工作勤奋程度、机遇等等，社会大多数成员会接受这一事实；其次，使社会成员的收益能随整体发展而不断提高，而不是持续的差距拉大。
在以上情况下，社会对各种利益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容忍程度将极大的提高，这就使改革得以在一个宽松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加速进行。不然的话，社会容忍程度将大大下降，并呈现出动荡的征兆，改革也就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蹒跚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