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理理解降低经济增长率的基础上制定财政政策_经济增长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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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增长率2012-2014年连续三年下调至7%的水平，2015年又降至6.9%，“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比“十一五”时期下调1.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换档期。“十三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底线为6.5%，为改革后“五年”计划期的最低点。但从2016年上半年情况看，实现这一目标值并非易事。目前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的换档成为全球瞩目的议题之一。对经济增长换档的评价事关财政政策选择。评价中国经济增长换档应保持理性，切忌过度悲观或盲目乐观。所谓保持理性，就是从规律性角度去解释现象，并基于此制定财政政策。

      一、当前经济增长率下调属于正常波动

      经济增长率波动性下调是世界各国普遍现象。统计数据表明，从长周期角度看，经济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率势必下调。

      人类社会的经济规模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经济体经济规模普遍扩张了几十倍，详见表1。

      

      从表1可见，1950-2014年间美国GDP增长了58倍，日本扩张最快，增长了230倍。其次是法国增长了98倍。美国扩张倍数少，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该国大发横财，经济规模扩张造成基数大，而日本和欧洲国家的经济体系则受到摧毁性冲击造成基数低。但应看到，二战后各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波动性。从1951-2014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总体趋势是小幅下调。上世纪50-70年代，发达经济体经历了从繁荣到萧条过程，详见表2。

      

      从表2可见，上世纪60年代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黄金期，及至70年代各国走向低潮。其中，美国和法国比较平稳，全距均为1.3，日本波动幅度最大，全距均为6。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发达经济体基本每十年有一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率普遍下调。其中，美国上世纪80和90年代维持了年均4%的增长率，2000年后年均增长率降至不足3%水平。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年均经济增长率降至不足5%，90年代再下调至3%左右，及至2000年后降到了低于2%的水平。特别是2008年之后，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不到2%，日本不到1%，欧元区各年增长率甚至为负数。

      新兴经济体也有类似现象。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的经济波动幅度更强烈，上世纪60年代的全距达11个百分点，70年代达14个百分点，80年代和90年代相对平稳，2000年至今全距为6个百分点。总体看，二战后印度经济也是十年有一个周期。上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的经济周期为期基本上同样是十年。90年代经济增长率从负转正，2001-2009年经济增长率从5.2%升至8.5%，又降至-7.8%。

      值得注意的是：当一国GDP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时，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美国GDP1971年突破1万亿美元，从此后年度经济增长率最高为5.8%(1972年)，日本GDP规模1980年突破1万亿美元。此后年度经济增长率最高为7.1%(1988年)，其余年份平均仅为4%左右。欧洲经济大国GDP在上世纪90年代突破1万亿美元，如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最高值相应也回调至不足6%。印度在2000年后GDP突破1万亿美元后平均经济增长率下行至6%的水平。俄罗斯2000年后GDP突破1万亿美元，经济增长率下行趋势渐强，2014年仅为0.6%。特别是当GDP突破2万亿美元之后，年度经济增长率一般就都在2%左右。比如，欧元区国家2000年后年均增长率甚至不到2%。比如与日本比，日本GDP突破2万亿美元之后的年均增长率水平比过去下调接近4个百分点。美国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平稳增长，在GDP规模突破10万亿美元之后，年均增长率水平下移至2%，比上世纪各个十年相差1-2个百分点，但与欧、日相比波动幅度小。

      改革后，我国经济同样处于波动性增长势态。基本格局是每十年有一个经济周期。上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率从5%升至15%，又回落到4%。90年代从3.9%升至14%回落到7.6%。2000年前十年从8%升至14%回落到10%。2011-2015年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总体看，在35年的增长过程中各个周期的振幅逐步减弱，2011年后经济增长率平稳性明显增强，这与发达经济体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都是规模波动性扩张，年度增长率逐步下调。然而应当指出，相比发达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波动有两个特征：一是高位波动。中国经济是在10%左右波动，而发达经济体经济是在5%左右波动。进一步说，当前我们所说的保持中高速增长数值是6%-10%区间，这是我国改革后纵向对比经验值。其中，中速增长数值比发达经济体的高增长数值还高。如美国，二战后经济增长率最高值为6.2%(1965年)。再如法国，二战后经济增长率最高值为7.4%(1960年)，同我国2014年的数值相同，但这一数值是中国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二是中国经济波动幅度低。特别是近五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下调不过2个百分点，而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长率普遍下调了3个百分点(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增长)。尤为突出的是中国GDP在2004年突破2万亿美元之后仍然保持年均8%的增速，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可说是奇迹。

      显然，对比国际情况，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调属于正常波动。但现在国际出现了经济危机论，认为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从实证分析角度看，这种说法实属偏颇之词。经济危机是经济深度下调，突出表现是产出大幅萎缩和失业率大幅上升。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曾出现过多轮经济危机，其中最为深重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当时美国工业生产下降46%，机床制造下降87%、生铁下降79.4%、汽车下降94.6%、采煤下降40.9%，13万多企业倒闭，失业人数达1283万，占劳动人口比重高达25%。此间，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32.9%，煤产量下降36.7%，生铁下降30.5%，钢产量下降47.2%，造船量下降88.2%，失业工人达到41万。当前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近年来部分主要工业品产量是增加的，只是增幅下降。2015年原油产量增长1.5%，汽车增长3.3%，集成电路增长7.1%。农业方面主要农产品产量增势不减，如粮食、棉花、茶叶、水产品等。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的水平上，城镇失业人数占城镇人口比重仅为1.2%。这足以说明中国并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如此，事实上当今发达经济体也没有出现经济危机，只能说是出现了经济衰退。因为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并不大，比如2014年相比2000年(当时西方国家经济普遍向好)，美国下降1.7个百分点，欧元区下降2.7个百分点，日本下降2.4个百分点。纵向看，近两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与1974-1975年的情况类似。当时国际上出现了石油危机，发达经济体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繁荣走向了萧条，如美国经济甚至出现了0.9个百分点的负增长(1974)，日本、英国也如此。而西方理论界和各国政府并没有认定那个时期是经济危机时期。总体看，二战后发达经济体虽存有周期性经济波动，但波动幅度已远低于工业化形成时期和工业化后期。

      既然如此，真正值得深思的反倒是为什么国际上会出现危机论。进一步讲，近年来国际上的论调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比如，西方国家既倡导保护环境控制能耗，又大呼新兴经济体应出台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让新兴经济体承担两相排斥的责任，仿佛一切问题都出现在新兴经济体身上。仔细分析，可说西方国家实质上是在借全球经济下调之机设“套”，这个“套”就是通过舆论造势，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走上经济危机恐慌症，进而采取大水漫灌式刺激政策，把经济推上粗放式高增长轨道，最终既达到使西方国家仍旧过着同新兴经济输入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并廉价进口新兴经济体的货物和劳务的日子。同时，还让新兴经济体陷入深度债务危机及乃至恶性通货膨胀境地的效果。实践表明，这个“套”现在已经见成效。目前，全球经济格局中西方国家地位稳固。2010-2013年人均GDP美国增长10%、德国增长10.8%、英国增长10.8%、澳大利亚增长30%，而同期巴西增长2%、南非增长-8.4%，全球GDP总额中高收入国家占比从70.8%降67.35%，仅下调了3.5个百分点，其主要成因是中国GDP占比提高幅度较大。但是，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定价优势、规则制定优势、金融优势不降反升。在政策方面，西方国家高呼刺激经济，实际上只是释放了一些货币，其他都是有利于本国经济领潮世界的结构性措施，如提升制造业水平、加快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等，而且财政政策又在收紧。反过来，一些新兴经济体跟着西方国家释放货币，结果是货币快速贬值。经济增长率下调，失业率上升，突出者为巴西，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3.8%，失业率6.9%，消费价格上涨12%。事实上，中国现在也患上了危机恐惧症，采用了强力刺激经济思路。比如，减税增支型高强度积极财政政策。这虽然把经济托在了7%左右的水平，但也出现了货币贬值和高杠杆率问题。可见，冷静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调现象是理性选择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经济危机论”是误导政策制定的思想武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会下调？

      肯定经济增长率下调属于正常现象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由经济自由下行。要看到经济过度下行与“四个全面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冲突的。政府有必要运用政策手段稳增长。但这需要对经济增长率下调的原因有一个清醒、全面的认识。

      经济增长率下调虽然属于阶段性现象，但绝非仅是短期性问题所使然，深层次要素配置问题和制度问题是更为重要的成因。具体分析，这类成因有三点：

      (一)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日趋尖锐

      经济增长本质上就是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由此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极限就是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极限。经济持续增长过程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不断调整资源利用方式、调低环境污染系数的过程。从2010年起，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2014年是日本的两倍。但人均GDP仍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15年为8000美元，低于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不足美国的七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一，德国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说，中国经济增长还有空间。但严峻的现实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目前中国的人均水资源、森林覆盖率、湿地面积等均低于世界平均数，但污染排放量位居各国前列，每万美元GDP能耗位居各国前列，超过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等新兴经济体，是美国的1.5倍、日本和德国的两倍。虽然从199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控制能耗，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单位GDP能耗从1990-2013年已下降60%。但由于GDP总量增长了31倍，能源消耗总量还是增长了36倍。201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859万吨。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不到20%。这种背景条件下，高投入型经济增长可说无空间，经济增长放缓的最直接原因是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

      (二)有效需求扩张阶段性相对饱合

      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有效需求。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增长过程就是有效需求不断释放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货币释放—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增长—经济增长。上世纪90年代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年均20%多，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到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达16%，经济增长率年均近10%。2000年后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率不足17%。城镇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10%，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已降至14%。2011-2015年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率下调至13%，经济增长率不足8%，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仍保持13.8%，超过“十五”、“九五”时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已不足8%。

      这一高增长过程是主要工农业消费品有效需求轮番扩张过程。1980-2015年粮食产量从3.2亿吨增至6.2亿吨，油料从769万吨增至3537万吨，水果从679万吨增至2.73亿吨，蔬菜产量1995年为2.57亿吨，2015年达到7.83亿吨。农产品产出扩张高峰期是1980-2010年，其后相对稳定下来。农业扩张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基础性支撑作用。农业扩张的主导原因是13.6亿人的生存资料需求的升级。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不断兴起新的消费增长点，拉动着中国经济高潮迭起。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日用工业品消费升级换代时期，当时货币供应量从不足1万亿增至11.98万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477元增至5854元。同期，家用电冰箱产量从4.9万台增至1210万台、房间空调器从1.3万台增至1337万台、彩电从3.2万台增至4262万台。这段时期，中国完成了家电消费的普及化。2000年后中国消费需求再次升级换代，信息产品、汽车、住房成为新兴消费热点。2000-2012年手机产量从5247万部增至11.8亿部、微型计算机产量从672万台增至3.18亿台，轿车产量从60.7万辆增至1077万辆，住宅施工面积从18亿平方米增至33.5亿平方米。这种世所仅有的大幅扩张把中国经济再度推上了年均10%的增速。其背景是市场化改革加速扩大了消费释放空间，比如住房商品化和加入世贸组织。

      然而，应当看到，消费扩张是有阶段性顶点的。历经20年多年的扩张，大部分工农业产品消费都达到了顶点。截至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彩电、空调、洗衣机及基本普及率都已达100%。农村居民家庭彩电普及率为116%，电冰箱82%，洗衣机为78.8%。同时，全国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为224.8部，计算机为55.5台，城镇居民家用汽车普及率已达30%，农村家庭摩托车普及率高达67.55%。2000-2015年住宅竣工面积累计已达241.4亿平方米。全国人均为17.75平方米。中国目前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但从消费水平实际上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人均GDP 1万美元时的水平。在农产品方面，大部分产品从2013年起就进入了产出量稳定状态。如粮食、油料、糖料、水果、蔬菜、水产品、肉猪出栏头数等。这种消费扩张停滞导源于农产品消费的生理限制和人口老龄化。

      显然，以往居民投资额大的消费热点已大幅降温，新的投资额大的消费热点正处于成长状态。这使中国经济失去了10%以上增速的基本支撑力。

      (三)以货币供给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突出特点是依靠货币扩张来拉动。上世纪90年代M2占GDP比重在80%-110%之间，2000-2010年升至130%-170%，2015年则已达200%，为国际高水平。中国M2占GDP比重如此高，根本原因有三点：一是市场化范围逐步扩大，需要货币供给扩张来对接；二是产出规模和流通规模大，需要货币供给扩张来支撑；三是政策刺激。前期当经济增长率下行时，我们就大幅释放货币。比如，1991年M2增长26.5%，2009年M2增长28.5%。当经济增长处于高峰时也靠货币供给大幅扩张来维持，如1994年34.5%，2005年17.6%。然而，必须看到，这种做法实际上已把中国引入了通货膨胀境地。目前中国的消费物价上涨率看起来不高，但价格与收入对比已表明中国是高物价国家。比如，中国职工年平均工资2015年虽已达6.2万元，但仍不足以买一辆中低档汽车(10万元)，月平均工资5000元仅够买200斤猪肉。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如果我们再大幅释放货币，极易形成名义价格上涨反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局面。因为大部分商品已供过于求。西方国家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过滞胀局面。正因此，这些国家后来一直没有依靠货币供给扩张来刺激经济。近年来他们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商品供过于求的背景下政策效果很小。近两年我国持续下调利率，但贷款增速下调，经济增长率回升乏力，这说明我国已落入流动性陷阱。显然，我国靠货币供给扩张刺激经济的路走到了尽头。

      三、如何优化财政政策？

      为刺激经济增长，从2008年年底起，我国采用了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1998年那一次持续5年，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到现在已9个年头，“十三五”时期还会继续采行。二是力度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减税增支。9年减税约3万多亿，赤字累加总约8万多亿。2016年预算赤字2.18万亿，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赤字总额的3倍多。

      应该看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稳增长起到了支撑作用。目前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已近14%，这对消费扩张起到了托底作用，使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资本形成贡献率成为趋势性现象。同时，政府投资的增长也带了总体投资增长。但必须指出，财政政策绝对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高速经济增长是内生需求扩张所致，政策只能起顺势助推作用。进一步说，既然当前经济增长率下调属于正常波动，并没有带来失业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持续强刺激。我们确定财政政策不能以挽救经济为出发点，而应是以稳定经济为出发点。所谓稳定经济，是指避免经济过度下行。直白说，就中国经济规模而言，经济增长率能稳定在5%就是奇迹。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空间绝不能按人均GDP算账。那样会把中国引入长时间高强度刺激经济歧途。简单算账就可说明大道理。假如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境地，中国GDP就是2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中国的要素状况如资源、技术等根本支撑不起来。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5万美元水平，那么，GDP就是69万亿美元，相当于2014年全球GDP的80%。这意味着全球的投入产出基本都要在中国完成，怎么可能呢？

      所以，制定财政政策首先要科学明确基点。这个基点应该是发挥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由此，似可从如下三方面完善财政政策。

      (一)降低赤字率

      2015-2016年两年赤字增长率连续高达30%。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已达2.18万亿。近四年来赤字增长率大大超过税收增长率，2016年赤字增长率已相当于税收增长率的十倍，为改革后的顶点。比较西方国家，他们的赤字增长率高峰期时不超过20%。

      此外，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我国的赤字统计不全面。按照预算法，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不得打赤字，只有一般公共预算可以打赤字，国债弥补中央赤字，地方政府一般债弥补地方赤字。地方政府专项债对应有收益的建设性项目筹资，可用与项目性质相关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来偿债。表面上看，专项债与赤字无关，仔细分析却不然。因为专项债作为项目融资手段实际上就是透支了政府性基金收入。本质上是形成了当期政府性基金收支缺口。这样，地方政府赤字就分为了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赤字两类。按这一口径算账，我国赤字率已超过3%的警戒线。进一步说，2016年赤字率为3%，是按一般公共预算赤字2.18万亿来计算的。如果把地方政府专项债和数万亿地方政府置换债考虑进来，中国2016年的全口径赤字率至少为5%。

      中国全口径赤字率如此高，既有长期制度性成因，也有短期政策性成因。就前者而言，发债是为了保福利增长。近年来重点民生项目支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城乡社区事务等增长率都高达20%。2016年减税5000亿，主要是营改增和小微企业减税、车购税减税。美国和英国减税期的减税都没有中国力度大，年度减税不超过3000亿。我国2016年减税5000亿，相当于自动下调税收增长率4个百分点。西方国家减税是分几年减，而且主要减所得税。中国的减税力度可说世界之最。2017年减税规模会超过5000亿，因为2017年是12个月实行营改增制度。中国是投资拉动型经济，营改增推出来以后固定资产投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会放大减税效应。

      未来赤字增长压力非常大。中国财政支出已陷入一个很艰难的境地，面临三重压力：一是福利水平要提升。二是稳增长调结构都要增支。大量的PPP基金要注入资金，产业结构调整要注入资金，如建立产业基金和化解产能过剩。过去压缩了财政的投资职能，现在投资占比又回升了。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财政供养人员成本不断上升，公务员工资增长，加入社会保险需要投入，事业单位改革推出绩效工资还要增支。因此，赤字增加势所必然。

      必须看到，持续8年的高强度财政政策已把中国财政逼入了风险叠加期。突出表现是：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导致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上升，目前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利息占比已达12%。这个数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方国家高负债危机中的标志就是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超过10%。

      此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债务依存度居高不下。如果把置换债加进来，2015年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债务依存度已近30%(不考虑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

      显然，中国确实要考虑把控制财政风险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来。为此，应压缩财政支出扩张，重点是减少投资性支出，确实把有限的投资性支出用于补短板，起引领作用。同时，控制减税力度。要清醒地认识到企业成本上升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致，政府税费绝非主要成因。

      (二)协调推进税制改革为企业创造公平环境

      税制改革的核心是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本轮税制改革具有扇面推进特征，集中表现在改革的税种多。目前人们往往关注某一税种如何改，而忽略了改革的协调性。事实上，多税种同时改革能否放大正效应，关键是改革的协调性如何。因为多税种改革并进会发生政策目标同一性和税基切分冲突两个问题。比如，现在同时推进资源税、消费税和环境税三个税种改革，这三项改革的政策目标都是节能环保，究竟那个税种侧重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自然成为必须划清的功能界限。同时，这三个税种的改革又都是企业税制改革，究竟如何平衡税负又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极易给企业造成超额负担，从而削弱企业国际竞争力。再如，增值税改革，全面实施营改增后不同行业的增值税税负率差距反而拉大，这是新的不公平，需要通过继续推进改革来化解。

      目前应重点研究解决两大协调推进税制改革问题。

      首先，协调消费税改革和资源税改革推进。资源税和消费税两者都有促进绿色发展功能，但切入点不一样。资源税是对生产经营主体的资源开采利用行为课税，直接效应是把这些主体的负外部性内化为经济负担，进而约束资源耗费。消费税是对部分商品消费行为课税，进而控制污染或抑制奢侈性消费。从税基角度看，两者都属流转税。由于所有消费税应税商品的生产都要耗费资源，资源税和消费税就有了上下游关系。目前我国全面启动了资源税改革，实际上也就是增加了消费税应税商品生产的资源耗费成本。这对如何调整消费税税率应该说影响较大。因为约束资源耗费税负和控制污染税负两者要相互平衡，两者同步抬高企业难以承受。资源税改革本质上会使资源耗费税负额随物价上升而上升，商品流转时会向下转嫁税负。这实际上是对消费税税率提高空间的压缩。所以，改革消费税时不应单纯考虑通过提高税率来实现绿色发展目标。进一步说，在资源税已经改为从价计征的条件下，消费税改革的着力点更应放在课税环节后移上。在选择后移环节时，至为重要的是考虑税收征管可行性。当我们完成了消费税环节后移时，也就真正把资源开发和资源消费两者的税收约束连成了线。如果消费税扩大征收范围能与资源税互动，那么，这条线的绿色发展效应就更加突出。但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是尽可能避免对同一商品同时征收资源税和消费税。进一步说，消费税征收范围不宜扩大到水资源和有色金属制成品。

      其次，尽快研究推出简并增值税税率改革。本轮营改增增加了11%和6%两档税率。这样，中国就形成了四档增值税率并存格局，四档税率实际上意味着行业实际税负率差距拉大。目前，制造业实行17%的税率，因而行业实际税负率在10%左右水平，而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实行6%的税率，实际税负率不超过4%，实行11%税率的行业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不动产转让等实际税负率不超过6%。这种状况本质上不利于公平竞争，极易形成新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误导资源配置，特别是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为此，应简并税率。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可把增值税税率归为两档，把大部分产品归入标准税率，把日用消费品如粮食、蔬菜、日用工业品等归入低税率。这样，既能保持税负均衡，又可稳定消费并对冲生活用品如食品价格刚性上涨压力。

      (三)扩大转移支出扶持中等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前期经济功能转换过程中，中等收入阶层对住房、通讯产品、汽车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托底作用。后期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依然要依托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扩张来实现。因此，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应充分考虑如何扶持中等收入阶层。应该看到，财政支出向低收入阶层倾斜拉动的是基本生活资料消费扩张，而向中等收入倾斜则可以既拉动中高端消费又拉动投资。扶持中等收入阶层可采取扩大转移性支出手段。具体讲，各级财政在财力可承受限度内，可加大购房补贴、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人才引进补贴、企业高等教育劳动力就业培训投入等。

      (四)培育养老产业

      从2005年起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就已突破1亿，2015年超过了1.4亿，60岁以上人口总数已过2亿。这说明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消费需求结构转变并会引致出新的投资增长点。由此可说，养老产业是中国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综合看，相比欧洲、日本，中国的养老产业潜势巨大。其原因有三点：一是人口数量多。及至202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预计将突3亿，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三倍、欧洲总人口的60%，美国人口总数；二是在中国的居民储蓄中，老龄人口储蓄比重高，因而消费支出扩张空间大；三是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老龄人口对社会养老事业发展的依赖度更为强烈。

      养老产业点多面广，涉及房地产、家政服务、商业、社区服务、保健、旅游等行业。同时，中国的养老产业起步晚、散乱粗放。目前很多企业虽然认识到了养老产业有前景，但尚未从市场细分化角度找到切入点。各级政府在对如何培育养老产业方面也未做到政策精准化，财政政策方面更是薄弱。为此，有必要研究推出系统的培育养老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从我国国情特征看，这一政策体系似可包括如下几点：一是降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成本。如对养老院建设用地减征土地出让金和契税；二是增加社区养老服务政府购买投入。具体包括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特殊关爱、社区养老服务站建设和运营、老人公共安全、老人健康保护等服务的购买。应明确地方政府必须把增加这些投入列入支出结构调整规划；三是增加养老服务就业培训投入。具体包括建立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专业、老人家政服务培训、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照料培训、老人安全保护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四是对老年人旅行团营业收入减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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