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家与艺术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市场经济论文,艺术家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市场经济与文学艺术、与作家、艺术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近来讨论得很多的热点。市场经济使得原先在计划经济下活得非常光辉的人感到危险。中国的情况特殊，中国有300余个文学刊物， 这是世界奇迹。同时中国的作家也特别的多，这些作家都由政府发工资，归入干部队伍，任何人想对此提出怀疑，就会遭到迎头痛击。我有一次被上海《文学报》记者问到：作家全部养起来好不好？没办法不回答，我只好说：不好。立刻有几个作家跳起来，以为我要抢他们的饭碗，说：敢情你有部长级待遇，你不用担心。还有一点，我甚至觉得中国的文学刊物太多，全世界哪儿有这么多人在评论文学的？这也是我与现在很多人观点不同之处。说什么市场经济冲击了文学，文学进入低谷了，我怎么老觉得没进入低谷，这么多的作家每天在写长篇，不用上班，包括我。
陶：我注意到最近一、二年严肃文学，包括严肃的学术著作的发行量有回升。那些靠花里胡哨的书名或广告、或低级刺激的内容而发行几十万几百万的现象似乎有所遏制。最近一篇文章讲到北京书摊上的几个变化，一是言情武侠渐渐失宠；二是内容低俗的“乡土文学”滞销；三是危言耸听、煽情挑逗的书名广告难以促销；四是学术著作开始摆上书摊。这些变化都是文学和文化活动渐渐正常化的迹象。另外一则消息说，去年图书的一大特点是重版书的比例上升很多。而这些重版书大多是经典名著或至少是品味较高。在书摊上你可以看到，不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长销不衰，而且当代作家（如余华、苏童、刘恒、刘震云、王安忆、林白、陈染、毕淑敏、徐坤等）的作品也销路不错。这些都是严肃文学而不是通俗文学更不是文化垃圾。所以我觉得95年开始图书市场正趋于正常化、正规化。当然回到过去严肃文学一花独放的年代的确是不可能了，但那本身是文化一元化的产物，不值得留恋。今后的发展趋势如果不是文化垃圾或低俗的大众文化的一花独放，而是各种文学类型的百花齐放或接近百花齐放（有些花放得多些大些），也就是相当不错了。中国人的文化需求也是需要慢慢调节才能趋于正常化、健康化的，尤其是我们以前失调得太严重了，几十年见不到言情武侠，一放开后，胃口失调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几年我觉得调节得好多了。
王：不过，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严肃文学刊物或作品的数量还是要减少一些，但减少一些不见得是坏事。中国为什么文学刊物多？原因之一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但实际上刊物与行政区域不应挂钩。好的刊物是全国性的，《收获》不仅是上海的，《钟山》也不仅是江苏的。反过来《读书》也不是什么中央的，不过是三联书店办的一个刊物。
陶：需要多少文学刊物及文化机构，不能全凭政治“作主”，只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而不考虑市场的需要。应该说在这方面市场的信息是最权威的，市场最清楚。除了市场，哪个领导人能够科学地、有根据地说我们需要多少文学刊物、文学机构？当然市场的信息虽然反映了文化的需求，但是这个需求本身不见得不需要引导。过分的贬低市场无视市场，或过分的神话市场都不足取。所以知识分子与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不能一点没有，但这个干预的目的及它的合法性在于优化市场而不是取消市场。所以这与那种以消灭市场为目的的干预是不同的。
王：现在还是计划模式，文学刊物的多少是从宣传工作的需要出发的，每个省都有宣传部门，不办刊物还行？而办了以后就成为一个共同体。包括我的一些好朋友，都认为文学刊物不能停，因为多少人要靠它吃饭。所以中国的改革非常的难。它变成了社会稳定的因素，不管合理不合理。我看过基辛格的一个小册子，是60年代的，书名忘了，内容是分析苏联的。他讲苏联垮不了，因为苏联有几个制度。一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与苏维埃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很有凝聚力；二是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后者完全有理由使苏联的知识分子相信，在苏联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更有保障的生活条件。苏联有各种奖金，如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人民演员、功勋演员。演员在苏联比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国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科学家、作家也是如此。我们现在讲了许多苏联政府残酷迫害作家的事，但你想想，在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享受到的尊荣，在资本主义国家连做梦也想象不到。我在保加利亚的时候，听人讲保加利亚的作协与安全部为了争一块黑海边上的地而把官司打到日夫科夫那里，日批：当然给作协。所以连安全部都要怕作协。还有一个例子，说一位作家写了一首诗讽刺日夫科夫，日请他到黑海的一个修养地一起疗养、打猎一个多月，使得这个作家痛哭流涕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日是多么英明伟大、有人情味的人，个真正的人，到处写文章歌颂他。刚才我说的那些好朋友，如果被蒋介石与汪精卫请到庐山的话，大约也会如此。这表明，日夫科夫也好，蒋介石也好，可以用国家的力量而不考虑市场，人为的养作家艺术家。
计划经济的国家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可以消灭，或基本消灭一切通俗文艺的样式，因此单是从形式上讲，社会主义国家是严肃文艺的天堂。
陶：不过有些通俗文艺还是很发达的，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之类。
王：那是通俗宣传，我说的通俗文艺是指满足人的欲望的文艺。
陶：对，从这个意义上界定“通俗文艺”就比较清楚了，至少是能够自圆其说了。也就是说，您说的通俗文艺不只是从形式上着眼的，与通俗宣传、通俗教育无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许多把当前的大众文化与革命的大众文化、把当前的世俗文化与历史上的世俗文化进行机械类比的做法是不准确的。
王：从49年到66年这17年中，有人统计， 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170多部，一年约10部。
陶：现在一年出版几部？
王：500多部。所以那时候的这10几部几乎本本畅销。
陶：当然，不畅销倒是不正常的，因为没有竞争，是垄断性的。它并不能反映市场的需要、读者的需要，也不能反映文学界的真实水平，只能说是反映了意识形态的需要。
王：所以难的只是过政治关。只要过了政治关，出版了，绝对的畅销。我记得60年时出版了《红岩》，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但是人们排长队买这本书。现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回顾他们的光辉历史，总提“三红”（《红日》、《红岩》、《红旗谱》）、两“创”（《创业史》、《李自成》即“李闯王”）。这些书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所以那时的作家一部长篇就可以买一个四合院。这样，如果只用西方语言，讲共产政权如何迫害作家，就忽略了共产政权所给予作家的优良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为它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钱学森如果在美国，不过一大学教授，杨振宁又如何？美国还活着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就有四、五位，但是得奖后还得去教书。中国现在幸亏没有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如果有一个，只要政治上大致过得去，他所享受到的种种荣华富贵，比在美国不知高出多少倍。
话扯远了，回到基辛格，他说对这些都不能轻估，当时苏联那么多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文学家，基本上是拥护苏联的，当然基辛格的判断也有片面与失误，没有看到矛盾。但是他讲的有一些，绝对是有道理的。
陶：文化事业国家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高度重视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信奉斗争哲学的国家，它的文化、艺术、学术一定也是一元的。所以文化学术与知识分子绝对是没有自由的、受到高度的限制。我曾经在《东方》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变迁。我感到解放后十七年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实际上是很高的，这里的高低是从其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而言的。虽然人文知识分子不断地成为批判的靶子，但是同时又有一批一批的人文知识分子进入权力的中心。这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现。受到重用当然是表明你的重要，受到批判也同样是表明你的重要（在他们的心目中），不然花那么大的力气来批你干什么？所以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过于居于社会的中心是由于他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紧密，而其代价则是丧失自己的独立的立场和人格。你与权力高度整合，你的地位固然显赫，但是代价是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力；而一旦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疏远或分离了。但在知识分子变得相对独立，自由度加大的同时，又失去了他的中心地位，被边缘化了。既要进入权力中心，又要保持独立性，似乎很难，有些知识分子原先在中心坐惯了（哪怕是作为批判的中心），现在没人理睬很不舒服。当然，头脑清醒一些的则陷于一种矛盾：既想保持中心，又不依附于政治。那么是否可能获得这种意义上的中心？非政治化的中心？这可以探讨。不能否认，在今天，文化活动相对于经济、商业活动显得相对地不重要了，知识分子相对于新兴的商人企业家而言，是边缘化了。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世俗化社会情形恐怕只能如此。我也希望知识分子的地位更高、文化活动更受到社会的重视。但是我不希望通过回到从前那种与政治权力的整合关系而改变现在的所谓边缘化的处境，那样的话，倒还不如安于边缘。
当然文学关心政治乃至因此而获得轰动效应也并不都是坏事。政治也分种种。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是关乎国家民族及社会重大问题的活动，如反腐倡廉，那么文学的政治关怀依然是需要的，现在还有不少艺术是因此而受到欢迎的，如《苍天在上》。但是关心政治和与政治权力高度整合不是一回事。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依然可以关心政治。但是一般来说，一个被整合到政治权力中去的知识分子，就不太容易有作为真正知识分子的独立的（不同于政府的）政治立场了。同样一种被国家化了的文学艺术，就不太可能坚持民间本位的立场。所以文学的国家化是绝对不可取的。如果有朝一日，文学再度变成中心，也不应是由于它的再度国家化。
王：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美国对于文学的态度。美国朋友对我说，我们就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关心文学，我们这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你问他们最不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文学。对同性恋都要比对文学关心得多，因为同性恋中有一大堆的社会问题、政策法律问题。所以如果完全西方化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肯定又会越来越走向左倾。现在许多老作家老诗人对现实十分气愤，牢骚满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作品征订数太低，出版不了。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是很无情的。
陶：对于那些在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人来说，市场经济的确很无情，尤其是对于那些传统社会中被认为是好人、现在看来也还是好人的人来说，市场经济也很无情。市场的逻辑不认人的好坏，而只认人的能干。它把效率的尺度放在道德的尺度之上。市场主导的社会是能人的天堂而不是好人的天堂。如果能人与好人能是同一个人，能统一，当然最好。但是在现实中常常不是这样。怎么办？伦理主导的农业社会是品质（好人）比能力（能人）吃香，而在现代社会，则倒了一个个儿。这也是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的一种表现。问题是如何掌握好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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