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资源约束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可持续论文,资本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1）05—0074—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其关键因素无疑是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提高，突出表现为工业部门的规模扩张和生产率的提升。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规模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即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显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特征，表现为中国重工业和投资品工业在整体工业部门比重的持续上升，以及工业部门相对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升。
愈趋强化的资本深化增长模式，受到学术界、决策机构和媒体舆论的关注。不少学者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或认为这种资本深化增长模式背离比较优势原则，势必面对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制约，是低效率的[1][2]；或认为这种重工业化模式显现高资源消耗特征，是不可持续的[3][4]。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资本深化的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是来自金融部门的运作背离了市场原则，势必导致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5]。
本文试图根据工业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议题，对中国改革期间工业化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经济增长效率特性进行分析比较，来探讨中国工业化在两种增长模式下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并试图从内生体制效率和外部资源约束等角度对当前资本深化模式的可持续性做一个合理性评价。
一、资本深化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发展水平。在70年代的改革初期，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处于一个较高水平；80、90年代，中国经济步入平稳的高速增长阶段，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8％①，90年代达9.3％；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2001—2008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0.5％。像中国经济这样，能够在遭遇80、90年代祸及广泛非西方世界的三次经济危机，和遭遇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依然保持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
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相对应的是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率达年平均11.2％，远高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5.2％）。8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维持在11.1％水平，90年代上升至13.7％，进入新世纪仍保持10.8％的发展水平。这段时期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都超过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中国工业化进程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至少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与战后半个世纪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普遍经验，即“工业产出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趋于上升，工业增长与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是十分合拍的，这在发展文献上曾被概括为“卡尔多典型现实”[6]。
正如图1所示，在1978—2008年期间②，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工业部门对整体经济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全要素生产率都远大于1，说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远高于整体经济的平均水平。而且在整个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期，工业相对整体经济的相对生产率保持不断上升，显示出工业部门相对整体经济有更高的生产率提升速度。
进一步观察工业部门对整体经济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曲线可以发现，以不变价格产值计算的相对生产率曲线始终远高于以当年价格产值计算的曲线，反映了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透过相对价格变动向非工业部门转移，从而推动了整体经济增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在持续扩
图1 工业部门对整体经济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全要素生产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有关资料整理而得。
注：Y＝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其组成部分，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L＝总就业人数。其中带有*号的值为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值，下标i代表工业部门。大，意味着这种对整体经济的推动作用愈趋强化（见图1）。③
图1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条相对生产率曲线，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3年后的最近几年表现为下降倾向，而在整个90年代，这三条相对生产率曲线都表现出上扬趋势。这种相对生产率的变动规律与中国特定的经济增长路径特征是十分相符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来推动。这种体现中国资源配置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转移，对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然有消极影响。因为新加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主要是非熟练技术工人，劳动力的迅速扩张必然对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施加下降压力，从而促成图1中三条曲线的同步下降。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显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特征，表现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曲线与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曲线差距的持续扩大。根据后凯恩斯主义对“工业化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研究的相关文献，这一时期生产率进步的根源在于需求因素和特定体制的配合[7]。
在需求方面，透过产业结构的演化可以检视需求在增长和生产率进步方面的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重制造业的大幅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机械制造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机械制造业[8]。正是这些机械工业作为主要力量，带动整体工业部门透过价格机制促进非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与机械制造业膨胀相对应的是相对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有力支撑了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因此，20世纪80年代增长路径的主要支撑因素可归结为：以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为特征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以及以一系列大规模机械制造业膨胀为特征的日益显现的动态规模效益[9]。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收入分配格局的平均化程度愈趋减弱，原有的积累体系趋于瓦解，一条新的增长路径逐步形成。在20世纪90年代，这条新的增长路径是以资本深化和大型企业的扩张为特征。作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已经从消费需求转变为投资需求。对应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不是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规模效益的同时改进，而是确立了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亦即确立了动态规模效益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与此相对应的产业结构演化特征表现为重工业和投资业的比重持续上升。
自2003年以来，中国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有了新的特征：一方面，传统主导型制造业开始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转化，即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流动也在加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表现出20世纪80年代模式的某种程度上的复归，即增长动力来自于动态规模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双重提升。两者的区别是，前期的动态规模效益是以“资本广化”为特征，而后期遵循的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确立的“资本深化”的路径。此对图1的三条曲线表现出20世纪80年代的相同特征，即出现同步下降趋势。
表1根据徐现祥（1990）[10]的劳动结构效应分析法对1978—2008年间（除1990年外④）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配置效率情况作了一个简单分析⑤。从表1可以看出，1979—1989年间和2003—2008年间的劳动配置效率明显高于1991—2002年间。这种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动趋势与图1相对生产率变动所反映出的配置效率特征是一致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确立的这种“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可行性和合理性。[11]就可行性而言，消费需求的增长放缓使得经济增长转而依赖投资需求，也就是必须依循“生产投资品以生产投资品”的增长模式，而消费需求放缓是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就合理性而言，工业部门、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的经济绩效呈现出较强的集体学习效应和动态规模效应，能够作为这种资本深化模式的主要承载者。
二、中国经济增长动态规模效益的实证检验
根据经济学文献的卡尔多—维尔顿定律，生产率与产出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原因包括“边干边学”效应、专业分工深化、需求诱导技术创新投资等，一般被概括为动态规模效益，据此可以用以下数式对中国的经验进行分析：
式中，Q为产出水平，x为生产率水平；顶上的黑点代表的是求该变量的增长率。下面将运用式（1）来检测中国经济1978—2008年间的工业与非工业，以及工业内部的国企与非国企的动态规模效率特征。分析结果见表2的第2、3列。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工业部门还是非工业部门、国企还是非国企，β值都为正。这意味着在各部门都存在动态规模效益。具体各部门对照而言，工业部门的β值小于非工业部门β值，国有部门的β值大于非国有部门β值。
表3给出了产出增长率序列与生产率增长率序列或相互关系的ADF单位根检测结果。其结果显示，工业部门、非工业部门以及非国有企业的产出增长率序列和生产率增长率序列都满足I（0）过程，即都是平稳的；而对于国有部门来说，其产出增长率序列符合I（0）过程，而生产率增长率序列满足I（1）过程，而两者回归的残差序列满足I（0）过程。这些单位根检测结果说明，这四个部门的回归结果都是可信的。
为更好地检测工业与非工业、国企与非国企的动态规模效率的长期关系，进而考察对应序列的短期调整关系和相应的体制效率特性，可构造以下恩格尔—格兰杰纠偏模型：
就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而言，回归结果表明：工业部门的c值小于非工业部门，这个结果似乎并不支持工业部门比非工业部门有更强的动态规模效益的卡尔多—维尔顿定律假说。这实际上正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增长方式：在改革的前半期，工业化采取的是“资本广化”而不是“资本深化”的模式，总体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熟练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来推动。就b值而言，工业部门略高于非工业部门，且非工业部门的b值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略高于非工业部门。
而对于工业内部的国企与非国企而言，国企的c值显著高于非国企；而b值明显低于非国企，且国企的b值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由于国企更具有长期刚性的制度导向，因而更能产生动态规模效率，而面对短期波动的自我调整能力则显得相对较弱。
为更好地说明工业与非工业、国企与非国企b和c对应系数的显著性差异，可构造如下统计量来进行检验：
总的说来，不论是工业还是非工业，国企还是非国企都显示出较强的长期的动态规模效率。而且在工业内部，国企比非国企具有更强的动态规模收益。然而同时也显现出国企面对市场波动的短期调整能力比非国企相对较弱。这是由于国企具有相对较强的制度刚性，因而缺乏较强的市场导向。这一特性与近年来资本深化的增长路径是十分吻合的。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与可持续性讨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深化增长模式在面对内生制约方面，其可持续性有赖于动态规模效益的获取，关键取决于需求增长与长期导向的经济体制相协调。以上分析表明，迄今为止的发展显示出经济体制环境与需求增长还是相配合的。但要促使这种配合关系长期维持下去，必须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克服市场的需求制约。除内生制约因素外，中国经济增长还必须面对一些外生因素如资源或社会条件之类的制约。这些制约在世纪之交这几年来已表露无遗，未来可能会愈趋严重。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已呈现出震惊世界的资源消耗特性。从国内角度看，有关指标如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种种矿产品、或经济增长的矿产品消耗弹性，都是呈现大幅度上升的势态。从国际对比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所消耗的各种初级产品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节节上升，以增量比重衡量更是惊人，同时净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的比重同样节节上升。尽管中国目前能源的自给率较高，但主要原因是中国部分初级能源如煤炭等的生产和出口量大部分年份都保持着上升势头，但工业发展对国际市场稀缺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等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攀升（表5）。
目前中国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2004年中国共耗用石油3.14亿吨，进口原油1.17亿吨，占世界贸易量的6.3％。至2009年，中国耗用石油逾4亿吨，净进口原油约2亿吨，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53.6％[12]。这意味着中国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远远说不上资源供应充裕。事实上，中国工业生产对国际市场稀缺能源的依赖态势正日趋严峻，这种势态已经导致了工业生产的进口成本日益高昂，甚至还引发了引人触目的国际摩擦。资源制约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甚至文化、政治、外交的一大难题。
中国学界有论者认为，高资源消耗是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体现，是重工业化的逻辑必然，也就是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无可避免代价。诚然，高资源消耗确是当前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并不是资本深化的逻辑结果。图2反映了资本－产出增量比与能源消费－产出增量比5年移动平均的对比关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资本深化在大多数年份与高能源消耗是呈正相关关系。中国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产出增量比一直上升，说明中国经济进入资本深化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与之对应的是，2000年以前，单位产出能耗呈下降趋势，说明在资本深化初期，资本深化的技术特性还是能有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新世纪的前几年，能耗－产出增量比也随着资本－产出增量比一路攀升，说明进入新世纪以后，资源消耗与资本深化愈趋同步，而且有趋于严重的迹象。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国，而从使用能源的结构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应比美国更为严重。据有关方面统计，2007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了美国。[13]不论是从面对的国际环境压力来看，还是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将是当前“十二五”期间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任务。
诚然，就现实情况而言，当前高能耗增长模式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就合理性而言，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仍然是以重工业为主导，并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投入来推动。而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自然也避免不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居民住房建设，期间都需要大量的水泥、钢铁等材料，这些都是高耗能产业，
图2 资本－产出增量比与能源消费－产出增量比（5年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注：dk＝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dy＝当年GDP－上年GDP（dk和GDP皆折算为1978年价格）；de＝当年能源消费总量－上年能源消费总量（能量单位以标准煤计算）。这是高能耗消费模式的合理方面。不合理方面，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过程的种种失误或局部利益干扰了优化规划之外，在现有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消费模式也是很有问题，最突出表现为特大型城市的人口和空间规模过度膨胀，以及对美国式“私人汽车加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模式的热衷和依赖。要克服这些问题，将资源消耗降至合理的界线内，不仅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赖于全社会对消费模式的调节和政治文化条件的转变。
四、结语
本文从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因入手，得出近年来的资本深化对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动态规模效益，因而就其内生制约而言具有可持续性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分析资本深化经济增长路径的体制和结构基础，从中得出的发现是，动态规模效益得以实现的条件，是本土企业必须在严苛的国际化竞争中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这也是动态规模效益得以促成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外生制约的角度看，本文进而探讨了增长路径与资源消耗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种制约因素取决于特定历史中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任其自由发展是不可能自动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不用说创建一条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从这些探讨结果中得出本文的政策结论，概言之就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政府还必须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必须代表社会利益调节大型企业集团的运作、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就业机会的创建、推动资源节约型消费模式的形成，为创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基础。
收稿日期：2011—03—28
注释：
① 文中数据除有特别说明外，皆为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推算结果。
② 中国经济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2009年的宏观经济指标出现某些异常。为分析的连贯性，本文对2009年数据不予考虑。
③ 卢荻（2005）曾用工业相对非工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概念，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卡尔多－维尔顿定律”特征，本文试图对这一方法进行拓展，尝试从生产率进步和资本深化两个方面对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的意义做进一步的解读。
④ 由于1990年劳动就业统计口径的变动，该年就业增长率失真，故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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