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学的个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个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文学死了，有人为它作过“哀悼”；苏联文学还活着，它的一些作品还在再版、还在流传。作为一段逝去的文学历史，有些中外研究者很想给它盖棺论定，但依我看，由于资料、方法、评价标准等等问题，恐怕仍会众说纷纭，难下“定论”。
我作为苏联文学的一般研究者，自知无力从总体上评价历时七十多年的苏联文学，我只能就我所接触到的苏联文学，谈几点粗浅的思考。之所以说“粗浅”是因为我涉猎的苏联文学作品虽说不能算少，但毕竟有限，因此我的思考必然受我的视野所限。其次，这里的“思考”指的只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不涉及任何总体的评价，充其量只是我视野中的苏联文学留给我的印象，以及目前我对这些印象的想法。
德·符·马尔科夫指出：“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过程中的位置是以它给予历史渐进的文学发展的贡献程度来衡量的。”①因此我认为，在总体评价苏联文学之先，不妨以世界文学为参照系，找出苏联文学的个性：它与同时代的他国文学有什么不同？它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什么早先没有的新东西？至于对这些“不同”与“新东西”的评价，是第二步的问题，中国研究者可以依据自己确立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我接触苏联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猎的作品与文论基本上属于三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初——笼统地算作斯大林时期——为苏联当局所推崇的作品。对这类作品的评价，现在议论纷纷，即如在俄罗斯本国，近几年对《金星英雄》之类的获奖作品，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然而，就客观现象而言，这时期的苏联文学确实给世界文学提供了早先没有的“新东西”。这就是：文学和政治的紧密结合。
苏联当时的统治阶层对文学的期待是：要求文学成为一种追求政治功利的工具。把文学视作为某种工具，文学追求某种目的，这在苏联文学之前的世界文学中并不新鲜，而且，是文学，总有目的，或为消遣、或为人生、或为革命……即使声称不追求目的，为文学而文学，其实这也是一种目的。以“工具论”套之，中国古代就提出过“文以载道”。但这些都是个别人、个别流派的一种主张，并没有成为带强制性的全社会的规范。当然，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对文学也并非没有规范，统治阶层对作家与作品实行禁锢、批判、惩罚等等事件，在世界各国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几乎全因为这些作家与作品不利于神权或政权，触犯了什么戒律，似乎还没有哪一国的统治阶层明确提出过，文学必须追求某种政治功利，必须为统治阶层所确定的事业服务，必须具有某个政党的党性。
这段时期的苏联文学，其“工具论”有如下特点：1.它是由统治阶层公开、明确地提出的，并且有相应的组织措施监督它的实施。2.它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全社会的规范。当时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②一是“根本方法”，二是“要求”，三是“必须”，这就表明这种规范具有强制性和唯一性。作家必须按照这种规范去描写他所面对的生活，必须肩负以“社会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进行教育的任务。
追求政治功利导致了这段时期苏联文学的另外两个特点，即：国家理性与禁欲色彩。在追求政治功利的影响下，文学不再是个人的事业，而成了国家的一个集体事业。苏联作家一般都具有很强的使命意识，他们追求按统治阶层既定的规范去创作，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题材、特别是作家的思想政治倾向（不管是显露的还是隐蔽的），都必须十分理性。甚至在人物塑造上也是如此。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颇多“理想人物”，在我看来，这些“理想人物”不同于传统的浪漫主义作品中的人物，他们不纯粹是作家个人想象的产物，而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按照规范塑造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理性的产物。
在当时统治阶层的规范影响下，文学同时也成了与作家个人命运有关的事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作家常常会按既定规范去修改、甚至多次修改自己已出版的作品，这些修改是十分理性的：它主要不是出于完善艺术的目的，而是为了保证其思想政治倾向符合“要求”。《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等作品的修改就是典型例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所接触到的这段时期的作家作品大部分是真诚的，这绝不象是瞒和骗的文学，这是因为当时对文学的期待和规范，并没有完全脱离当时整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思想观念，因此不能说这时期的苏联文学中体现出来的理性是违背作家本意的，恰恰相反，作家往往大多积极予以认同。但这毕竟是作家在狂热信仰下认为的自己的理性，而且同世界文学中的理性主义时代相比，这种理性所服从的是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它具有单一性。我找不到合适的表达，姑且称之为国家的理性。
这时期苏联文学的禁欲色彩是十分明显的。但这又与通常理解的禁欲有所不同：它并不绝对排斥人性、人情与人欲的描写，而是把它们消溶在政治之中，也可以说，这种禁欲具有从一性。在当时，社会主题是一个凝聚力，不论撷取什么题材、选取什么角度、采用什么形式，焦点都集中在社会问题上，排斥一切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只有社会幸福的主题，几乎没有个人幸福的主题，因为只有社会的解放才能带来个人的解放。
值得指出的是，这时期苏联文学中的政治功利、国家理性与禁欲色彩，对本国同时代人确实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激励他们去献身于统治阶层所确定的事业。这类作品通过译介进入我国之后，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今天如何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它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早先没有的新现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可以成为统治阶层为达到某种政治功利的工具，并且在特定时期特定制度下，完全可以产生期望的效果。
我接触苏联文学的第二阶段，主要是所谓的“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其中包括近几年开禁的一些二十年代的作品。应该承认，这些作品与斯大林时期的规范是格格不入的，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非清一色。但它们留给我一个奇特的印象：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学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学，依然与政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很多作家的创作都在跟着统治阶层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同步变化。赫鲁晓夫掀起了反斯大林的热潮，于是便出现了一大批对斯大林从平视到俯视的作品，出现了以《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首的所谓“集中营文学”。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于是便大量涌现所谓“反思”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对前一时期的“反叛”，不可能不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痛苦与矛盾的过程。既然苏联作家无法超脱于社会与政治之外、只能在社会与政治之内来描写生活，那么无论这种描写在多大程度上“反叛”了自身的传统，我们仍可发现这种“反叛”行为与“反叛”的对象之间保持着内在联系。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包括苏联解体后文学中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模仿、对传统的宗教神秘主义的挖掘，我都看不出对世界文学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倒是二十年代左右的形式主义文论及其实验作品，确实给世界文学吹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风。可惜我们对此还重视不够，认为这仅是众多文学思潮中的一股细流，没有充分探究它的影响作用。
在寻找苏联文学个性的时候，我们不能撇开它的“内容”，因为文学反映本民族的历史愈丰富，它给予世界文学的贡献就愈大。苏联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而总体上讲，苏联文学继承了革命前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强调文学反映生活的。
我接触苏联文学的第一阶段，阅读的文学作品大多描写苏联社会的“光明面”，苏维埃人的高尚品质和乐观主义；第二阶段阅读的作品大多描写苏联社会的“阴暗面”，非英雄化的人物。究竟哪一类作品“真实”，恐怕又是众说纷纭的事。我认为无论强调哪一类都是片面的，因为部分真实不是真实，也许只有把所谓的“光明面”与“阴暗面”结合在一起，才能相对全面地看出苏联这段历史在文学中的曲折反映。
我们以往对“历史”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由此总结出的某些规律。现在不少人认为，历史就是各个不同阶段的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在历史著作和其他学科的著作中多有记载，文学也是它的一种重要的反映，而且是生动、具体的反映。这种反映当然不是普通镜子式的，即使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也绝不等同于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曾被斥责为“粉饰生活”，上文提到的“理想人物”，显然也不是真实的写照。我甚至认为，那些“阴暗面”的描写也必定有脱离真实的成分。但是，作家为什么对现实生活作这样的理解或歪曲，为什么对现实生活作这样的加工，其本身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人民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文学的“内容”，在世界文学中也具有鲜明的个性。
以上就是我对苏联文学的个性的几点看法。
注释：
①德·符·马尔科夫：《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见其专著《斯拉夫文学的比较研究》，莫斯科俄文版，1973年，第21页。
②《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