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难的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增收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农民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但与此同时，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诸多因素仍重重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和尖锐，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毫无疑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推进，随着加入WTO，农业应该奋勇自保，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为此，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民增收难的若干重大因素，并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
（一）
严格意义上说，本文所说的农民应是限制在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对增收难中的农民作这一界定，有利于准确的定位，并据以寻找瞄准和解决问题的目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民增收难的重大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分工不发达，市场化程度低，交换力量薄弱，价格比较劣势凸现，经济效益低下。
经济学理论认为，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前提。我国现阶段的农业从总体上来说尚停留在简单分工阶段，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尚未建立。在长时期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大部分用于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交换处于边缘、零碎的状态；既无规模交换的要求，又无规模交换的实力。农村商品交换率只占30%。从品种和质量上看，能够提供给市场的农产品品种单调、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和深加工日益强烈的需求。
随着农产品短缺历史的结束，农业由过去受资源约束向既受资源约束又受供求约束转变。而国外优质廉价的粮食等农产品的大量进入，使国内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更为突出，农产品价格下滑无法避免。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扬又带来了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投入产出间在价格方面表现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比较效益明显减少。下表为浙江省上虞市松厦镇水稻种植经济效益的显示表，比较明显地反映了上述问题。
附表二：上虞市松厦镇水稻种植经济收益表（估算）
稻作名称亩产量（公斤） 价格（元/公斤） 亩收入（元） 净收入（亩收入
减去成本支出，
单位：元/亩）
早稻 440.00
1.08475.20 85.20
连晚 450.00
1.12504.00 79.00
单晚 500.00
1.12575.00 108.00
平均 461.30
518.06 90.73
（二）传统农业土地制度和组织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难以有效对接，造成农业竞争力不足、规模效益无法有效实现，孕生农业诸多难题。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我国农业仍以小规模的农户家庭为经营主体，生产和经营呈耗散型和细碎化结构，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合一，投融资能力十分低下。据资料显示，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平均耕地4.35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巴西的1/13、法国的1/48、英国的1/41、美国的1/230、加拿大的1/376、澳大利亚的1/4060。全国有2.38亿家农户，差不多就是2亿多个农业生产单位，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太小。这种传统的土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已经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一是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主体与现代化大生产所要求采取的生产手段和方式的矛盾，使得播种、翻耕、管理、收获各个环节无法采取先进的手段和方式。二是小农经济的投融资能力与现代化农业的投融资要求相矛盾。如1999年，在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中，农业贷款仅占5%。农户新增投资用于农业的比重也明显偏低，甚至有下降趋势，如1994年到1997年，我国来源于农户的资金下降了近1.6%。同时资金呈逆向流动。有资料显示，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资金仅1998年就达1361亿元，相当于当年农业创造的GDP的9.4%，这种投资递减的趋势严重威胁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三是众多小规模的家庭农户的信息获取利用能力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信息要求相矛盾，经常出现的信息不对称极易造成生产的同步调整行为，而趋同化又带来市场上的卖难问题，加剧了结构性的过剩。四是众多分散的交易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高与农产品本身低下的利润空间的矛盾突出。
（三）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小，农业保护程度弱，而劳动力本身又严重过剩，流动渠道阻塞，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各种负担有增无减。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采取了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政策来扶持城市工业的发展，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提供了我国巨大的资本原始积累，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现农民占有的资源除了人均2.07亩耕地的承包权外，几无其它生产要素可言。这与某些垄断部门人均资源占有使用和利益分享的差距十分悬殊。在长期计划经济中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的结果使农民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农民难以得到增收所迫切需要的资金、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的强力支撑。与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程度相差更远。如1994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从政府获得的补贴高达2.2万美元，80年代，美国、加拿大、欧共体等国对农业生产是平均补贴等值的25%-50%，芬兰、日本、挪威是补贴等值的70%。我国农业生产者补贴值一直为负值，如1982年为-12.7，1992年为-8.5，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从农业部门发生的净资源转移为1400亿元，是该时期政府对农业部门的财政转移支付的10多倍。
发展经济学先驱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指出：一元是传统农业，二元是现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现代部门的不断扩长和传统部门的不断缩小，直到传统部门也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所代替。但此理论的四个假设条件均遇到重重障碍。一是就业和转移。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国有企业为摆脱困境而实施的减员增效措施，现代部门扩张过程中的吸纳效应收缩而挤出效应放大。199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5%，人口大量滞留农村，人地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传统部门观念和制度的变化，由于前述因素也无法有效实现。三是二者之间的贸易促进传统部门效率提高，由于贸易中的价格剪刀差也难以达到。四是公用设施的分享，由于投资的递减和资金的逆流也很难办到。因此城乡的二元结构仍很坚固，融合十分缓慢。
农民增收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存在。据农业部的测算，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为1.52亿人，这还不包括隐性失业人口，而且每年将产生800万个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人口增加及耕地减少，这个问题将更加尖锐。农业劳动力流动受阻的因素既有城市的问题，也有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更有观念和制度上的问题。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壁垒政策尽管有所松动但尚未彻底消除。即使流到城市去的人口，也因为一个小小的户口本而低人一等，子女的上学困难等问题依然无法解决。二种户籍制度所含盖的利益差距在诸多方面得到体现，如城市户口可以在城里优先找到待遇较高的工作，享受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享受教育、娱乐等各种补偿性福利待遇等。农民离全方位地享受“国民待遇”还相差甚远。
与此同时，由于乡镇、村级机构的急剧膨胀，超编现象普遍。而绝大多数的乡镇村干部的工资福利要自筹解决，有的就转嫁到农民头上，再加上多种税费的上缴，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有些乡村干部凭借对土地的划拨和发包权、农村基础设施的支配权及行政职能进行自身利益的扩张，产生多种“寻租”行为，使农民的负担有增无减。
（四）低下的农民自身素质、低下的机械化水平、低下的科技贡献率、低下的农产品附加值，造成农业总体生产能力不高。
农民的素质总体上十分低下。据对浙江省上虞市较发达乡镇松厦镇的调查统计，在种植业劳动力12367人中，文盲650人，占5.3%；半文盲1450人，占11.7%；小学程度4580人，占37.1%；初中程度4990人，占40.3%；高中程度694人，占5.6%；大专程度3人，占0.2%。这种文化水平低、专业技术缺乏的现状，既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使农民即使在农业领域无事可干的情况下也很难在非农部门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最多也只能是苦脏累的一些临时性工作。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仍以人畜劳动为主，使用的是“1007”工具，即一根扁担、二只粪桶、一把锄头，机械化程度不高，科学的应用很少，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只有35%左右。1994年我国每个劳动力一年生产的谷物量仅为1194公斤，是美国的1/84，加拿大的1/111。从养活人口看，1988年美国一个农民养75人，荷兰122人，丹麦160人，而我国至今还是一个人养活一个人。
根据经济学对产品需求弹性的分类，农产品属于需求弹性小的产品，受价格的影响小。比如大米一元钱一斤的时候，一天消费一斤粮食，等到0.5元一斤的时候也吃不掉三斤。所以如果仅仅销售初级农产品，一旦供给增加，需求保持相对稳定，市场就会饱和，价格就会下跌。而我国初级农产品多，深加工农产品少，产业链短，附加值小。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不到农业产值的80%，而发达国家都是3倍以上。我国农产品加工程度只有20%-30%，实际上等于削减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也因此影响利润空间的拓展。
（二）
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必须在一个互相依赖、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系统中寻求解决的思路。现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如下一些思考。
一、深化分工，推动农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建立和完善以要素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
农民增收的核心是变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要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农民的分工分业，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交换的规模和力量。要积极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使农村市场结构体系中的主体结构呈现现代农场、农业龙头企业、专业户、农村经纪组织、家庭承包户等多元化的格局；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农村市场结构，在大力培育各类农产品商品市场的同时，着重培育和发展农村金融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土地流转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这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的关键问题。无论是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建设等，都离不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现在有的农民有致富的项目，但搞不到资金、无法获得相应的技术和人才、缺少及时的有效的对称的信息，最后只能画饼充饥。所以，农村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要构建农村市场的空间结构，一方面发展好地区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另一方面抓住加入WTO的机会，开拓国际市场，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和合作。
二、启动土地流转机制，吸纳工商资本的进入，构造现代农场制度。
现代农场作为一个法人实体，既有信贷优势，为解决资金瓶颈奠定了基础，又可以集聚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减少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风险，极大降低农业交易成本，而且可以科学合理整合各种生产要素，树立整体品牌形象，统一开拓市场。现代农场制度，是充分实现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农民、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农业的理想载体和组织模式。
因此，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而非行政强制，鼓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进入农业产业，鼓励工商资本和其他多种资本进入农业产业，鼓励跨地区甚至跨国的资本进入农业产业，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农业企业。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也可以技术、设备、资金入股，成为股民，同时根据企业和农民双向选择并优先录用的原则，农民成为企业的职工。这样，农民既是股民，按股分红，又参加企业的劳动，领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当然，为了保障农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必须定一条底级，即当企业破产时，也不能破了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而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依然回到农民手中，不因为企业经营原因而丧失对土地的最终使用权。
三、改革宏观管理体制，加大支持保护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市场经济的某些缺陷和农业比较利益低弱质性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须给予农业以必要的支持和保护。要根据工业化初期农民付出的代价和利益的牺牲的实际情况，适当给予必要的补偿。要根据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逐年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特别是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力度。要坚定积极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这是从法律和体制上解放农民负担重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必须依法征收，不得以其它任何名目乱收费。同时要改革乡镇机构，精简人员，提高效率。要改革农业信贷投入机制，建立农业发展基金，采取贴息办法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农业。要用有效方法遏制农用工业品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要建立新的农业补贴制度，将过去用于经营、消费的补贴逐步向生产者转移。随着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跌荡起伏，政府可考虑通过财政拨款方式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
四、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尽快建立农业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增收难问题单凭农业自身已无法根本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与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有紧密的连带关系。使更多的农民从第一产业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让更多的农民从仅仅依靠狭小的土地资源生活转变到投身更为广阔的世界，这就必须实施内外联动战略。所谓内外联动战略，就是要使第一产业的“挤出效应”与第二、三产业的“吸纳效应”相互呼应，改变和扭转目前膨胀的“挤出效应”与萎缩的“吸纳效应”不相对称的严重现象。而开通“挤”与“吸”的路径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现行的户籍制度。要进一步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向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转变。应本着世贸组织“国民待遇”的原则，消除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地方规定，建立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在宏观调控下由市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有效配置。同时，农村各级组织要通过各种培训和教育形式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从而为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条件。要进一步创造农民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的政策环境，允许农民在就业、收益等问题上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要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使农民也能够享受相关待遇。
发展小城镇建设，是充分发挥“吸纳效应”的又一重要途径。小城镇要以产业为支撑，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形成产业拉动——要素集聚——服务发达的良性循环，既繁荣小城镇的经济文化，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而办好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都不失为放大“吸纳效应”的重要渠道。
五、对农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拉长农业产业链，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针对当前农村经济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矛盾突出的实际情况，必须下决心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二、三产业步伐；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加快林牧副渔发展步伐；优化农业产品结构，加快优质产品发展步伐。要大力开发名、特、优、稀、新的农产品，积极实施“精品”、“名牌”战略。要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的深加工水平，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新型生产经营形式。它通过横向和纵向的专业化分工来实现农业产业的系列化和有序重组。这种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组织方式和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所形成的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是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也是农民取得实质性经济利益的重要渠道。在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要密切关注二个问题。一是注意保护好农民的正当利益，建立好能妥善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完善的机制。二是注意维护以购销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契约的严肃性，强化以法办事的观念。
六、全面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实现农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
要推动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发展，切实地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必须走“科教兴农”的路子，高度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农业中的科技含量，突破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等外延扩张来实现农产品增加、技术对农业增长贡献率很低、资源有效利用不足、浪费严重、质量和效率不高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要通过多种教育培训形式，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和时代要求的农业人才并从整体上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农民吸纳和驾驭农业科技的能力。
总之，近几年许多地方的农民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加入WTO农业将面临严重的冲击，形势不容我们去作盲目的乐观。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更需要有“狼来了”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此时此刻，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上也要与时俱进，以改革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千方百计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