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两个务必”的思想及其时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领导人论文,两个务必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中，从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向全党明确提出了牢记“两个务必”的要求。这是胡锦涛在2002年底去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对坚持“两个务必”的再次强调。本文着重探讨党的三代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根据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对“两个务必”进行的深刻阐述及赋予的新内涵：毛泽东关于革命胜利前夕“两个务必”的提出及其对执政党作风建设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对“两个务必”的继承；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两个务必”的发展。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阐明党的三代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两个务必”思想的时代意义。
一、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夕关于“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重要思想武器。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伟大号召。当时，随着中国革命局势的发展，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将由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转向执掌全国政权，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面对这两大历史性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如何使全党同志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如何在执政以后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在执政条件下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党面临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对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了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当年关于“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党内所面临的三种情况。一是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1]。这“四种情绪”不仅对走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极为现实和严峻的考验，而且也是为了防止党在执政以后可能出现的骄傲自满和腐败变质的两个突出问题。革命胜利后，党内如果滋长并泛滥这些情绪，就会重走历代农民起义的老路，就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这是进城前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的。由此可见，作为执政党怎样过好执政关，“不当李自成”是当时党的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二是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提出来的。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三是鉴于革命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提出来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民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论述，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如何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从此，“两个务必”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正确指针和警示全党的响亮口号。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高度自觉性和主动性，以其特有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的战略眼光，正确对待成功与胜利，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尤其是在大浪淘沙的历史转折关头，更加警惕和防止骄傲、不求进步、贪图享受的情绪滋长。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我们党的历史和实践经验证明，以“两个务必”为重要内涵的西柏坡精神，是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它是党取得政权、赢得民心的重要保证，也是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和党风建设中仍然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对“两个务必”思想的继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我们国家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不断广泛和深化，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两个务必”不仅是警示着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更是警示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有力思想武器。
邓小平在毛泽东倡导的“两个务必”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两个务必”赋予了新的内容，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指出了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精神。他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2]。邓小平认为，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艰苦奋斗从来是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我们党的真正优势。他指出：“我们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离开了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二是阐明了艰苦奋斗是抵制腐败现象的有力武器。“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一个政党如果骄傲情绪盛行，享乐思想就会萌发，腐朽文化就会乘虚而入，腐化堕落现象就会产生，这个政党就有可能分崩离析，最终走向消亡。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注意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3]。邓小平认为，要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就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还说，我们要坚持建党几十年来最好时期的传统，就是艰苦奋斗，谨慎办事，兢兢业业。他针对改革开放之初有些干部被腐蚀的情况，提醒全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时强调指出：“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4]。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第一次重提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三是强调了领导干部要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提出：“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来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他还进一步指出：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反映我们长期以来相当地脱离群众，现在需要我们全国的干部首先是我们的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恢复起来和坚持下去。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做到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才会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的生活；也才能有效地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腐蚀，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三、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两个务必”思想的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面对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江泽民最关注的两大问题之一就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始终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他在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同时，紧紧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多次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两个务必”的重要性。1991年9月，江泽民专程来到西柏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作了重要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1年11月，他到河北考察工作时，再次要求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
江泽民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两个务必”思想的内涵给予了新的概括。
一是阐释了新形势下艰苦奋斗精神的新内涵。他认为：新时期艰苦奋斗精神应该是更高的标准和更深的层次，它应该是一种原则、一种风范和一种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这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对此，江泽民把新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概括为64字的创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64字创业精神，既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又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既凝聚了长期创业的宝贵经验，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江泽民还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上坐享其成，满脑子是金钱万能，成天贪图享乐，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军队，是毫无希望的，是没有不衰落和不垮台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我们形成了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还有新时代的孔繁森精神，等等，都是艰苦奋斗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动体现。正是依靠这些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党才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赢得了今天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
二是强调了新形势下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性。江泽民多次强调，要正确地认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给党带来的影响，清醒地认识新环境、新任务对我们党执政的影响，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他强调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必须继续发扬光大。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现在少数干部中滋长着追求享受、贪图安逸的现象，有的拿着公款搞高消费。这样干，叫群众怎么没有意见？己不正，焉能正人？玩物是要丧志的”[5]。因此，在今天坚持和发展“两个务必”，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大力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才能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才能确保党的性质永远不变，党的宗旨永远不改，党的事业永葆生机。
三是阐明了新形势下坚持“两个务必”与实践“三个代表”的内在关联。坚持“两个务必”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坚持“两个务必”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因为“两个务必”就是要求全党同志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要求全党同志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艰苦奋斗，永远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另一方面，实践“三个代表”是坚持“两个务必”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因为实践“三个代表”，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必须要坚持“两个务必”，离开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三个代表”就不能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而坚持“两个务必”又要以实践“三个代表”为目的，离开了“三个代表”，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也就失去了真正意义。因为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努力，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坚持和发展“两个务必”的思想，既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凝结我们党80多年的深刻历史经验。虽说党的三代领导人对“两个务必”的提出和阐释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但就其着眼点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是告诫和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奋发不息的精神状态。当前，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6]。因此，胡锦涛特别强调指出：“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6]。由此可见，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两个务必”的思想，对于当前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仍然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坚持做到“两个务必”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更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