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安[1]2003年在《中国区域利益冲突及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参与大量相关课题实践和对收集大量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基础上，论文对我国区域经济运行中的区域利益冲突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论文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入手展开如下的叁部分内容研究： 第一部分是“区域利益冲突成因机理研究”。论文对区域利益的内涵重新进行界定，并对区域利益相关者中的区域企业、区域集团、区域政府等行为模式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区域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成因，前者包括争夺产业利益的重复建设、原料大战、市场封锁和地方保护；后者则包括制度非均衡安排的“先行者利益”与垂直分工的“双重利益损失”矛盾、区域要素收益率差异的“放大效应”和“抑制效应”、区域经济系统配置资源差异、区域人力资本差异、区域差距拉大后的利益失衡。在以上基础上分析和讨论区域利益冲突内在机制的理论模型。最后又从方法论角度对区域利益冲突的多方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 第二部分是“化解区域利益冲突实现区际协调发展的规律性探讨”。论文从理论分析概括和实践经验验证两方面对冲突与协调规律探讨。理论部分，着重从区域利益冲突的必然性与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出发，通过区域分工贸易、生产要素流动、区际产业转移等方面深入分析，初步揭示了区际利益冲突与协调规律。实证部分通过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各国区域发展的历史演进、经验教训以及目前的发展现状，对上述规律进行了相应考证。 第叁部分是“区域利益冲突化解与协调发展的路径研究”。首先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协调发展实质的重新认识，并结合政策协调效应构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模式。其次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机制要求为依据，同时兼顾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性因素，提出了化解区域经济利益冲突与协调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即通过重新构建我国东中西条状异质经济区划的两级调控框架、强化双重开放下的市场导向、提高要素收益率、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等举措，来实现欠发达区域的利益增进，从而达到区域间动态平衡式协同发展。最后对中西部地区实现利益增进的双重战略优势与战略选择进行了专题研究。对中西部所具备的战略优势进行分析，提出了中西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路径及支撑点。 最后，对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扼要总结，并提出今后进一步研究方向。
吕康银[2]2004年在《区域开放动力机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国内区域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区域经济利益为逻辑起点，以区域开放中空间地理因素的作用为主要研究线索，运用国际贸易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区域分工与开放中的利益得失机制，以及分工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区域冲突与区域经济差距，提出协调区域经济利益的制度手段，并以区域经营战略实现开放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第一章是对有关区域分工与开放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与评述。劳动地域分工理论、考虑运费后的产业区位指向性理论及带来节约和创新的产业集聚理论，从地理学角度说明区域分工的空间表现状态。古典经济学中的比较利益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及现代贸易理论揭示区域分工中的经济利益。两个学科从不同视角论证了分工与开放的原因与发展规律。但理论发展与区域开放实践要求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更加重视空间因素的作用，在地理空间环境的条件下探讨区域分工与开放的经济机制。第二章主要论证了中国区域分工利益实现与分配的经济机制。首先，区域分工可以带来区域经济利益的增进及区域福利水平的提高，这是微观经济机制的作用。区域发展实践也证明越开放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再者，从产业层次来看，一方面，分工与区域利益的实现是通过区域产业结构的利益互动机制实现的；另一方面，区域分工利益的实现是通过产业集聚机制来实现的。另外，由于市场机制的存在，区域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区域竞争，区域竞争的实质就是实现区域利益的最大化。区域间企业的竞争，由于考虑到空间因素，使得企业的垄断因素增强，企业竞争很难实现最优均衡；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围绕市场、资源、政策等诸多方面展开，各区域以独立决策参与竞争，也常常会使结果均衡在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从竞争与分工的关系来看，区域竞争与区域分工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经济增长机制，二者的相互作用成就了区域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到国内扭曲现象的存在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分工会带来利益分配的不均，甚至造成区域利益损失及区域贫困化增长现象。因此，区域分工与开放带来了利益，也带来了发展中的争论。第叁章根据对分工带来的区域分配不均及区域发展差距的分析，提出<WP=4>如何实现区域利益平衡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为资本和技术在比较优势决定中的作用加强，中国区域分工的主导类型已经完成向资本－技术型分工的转换，加之国内区域分工因素的绝对差异，并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要素在区际间单向流动的趋势，引起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的分工利益获得不同，因而形成较大的差距，造成了区域冲突的频发与升级。区域经济冲突可能来自于不发达区域的地方保护，也可能来自于发达区域的竞争与调整。区域冲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加剧了经济波动，对微观经济的影响是造成了企业的低效率，并在中观层次上形成了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而协调分工中的区域矛盾，市场机制是一种基本的协调制度，但在市场缺陷与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干预就必然成为另外一种重要的协调制度。其中中央政府运用政策和法律等手段成为实现区域协调的管理保障，区域政府作为区域利益代表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的核心主体。由于区域产品的生产存在着“囚徒困境”，区域经济行为具有外部性，区域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成为理性的必然选择。区域经济合作能够促进区域利益改进、制度创新及区域交易成本的节约，必然缓解区域矛盾，减少区域冲突。区域经济合作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成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第四章论述了市场机制条件下的区域经营观。开放的区域进行区域经济合作谋求的是协调的区际关系中的自身的发展。随着国内区域竞争的加剧，区域政府开始以区域主体形式参与到区域竞争中，而每一个区域作为市场中的独立个体，日益呈现出公司化发展趋势，因此区域经营就是政府对经济系统实施企业化的发展战略，谋求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区域市场失灵理论、区域经济系统及其自组织理论及波特的钻石体系说，从理论上阐述对区域进行经营的必要。从区域要素的角度经营就是培育区域内生比较优势；从企业角度经营，就是构建区域企业网络；实施区域开放中的协商机制是政府对区域经营的制度创新。总之，区域经营会带来区域利益的改善，区域信用的创造和区域功能的提升。
郭向宇[3]2011年在《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冲突的形成机理及调控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该城市群目前正面临着区域冲突及区域协调的挑战,区域发展的种种重大问题和矛盾在“区域冲突”这一主题下交织与渗透。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出现城市内部严重的交通拥挤、边缘区土地低效利用、农田与生态林地丧失、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同时,该城市群内部在地方经济发展、产业选择、环境治理等方面存在一系列不协调现象,城市内部各功能分区的区域竞争十分激烈,区域冲突对该区域的整体功能及其安全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通过区域冲突的理论分析和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冲突产生的现实基础分析,表明区域冲突主要包括了区域经济冲突、区域生态冲突、区域社会冲突、区域复合冲突。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冲突实质是城市群不协调发展的一种表现,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城市群区域系统及区域内部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环境系统、资源系统的相互协调发展水平,进而探讨区域冲突的形成机理。根据区域冲突在地域特征上的表征和结构上的特点,可以把区域冲突的地域调控模式划分为相邻区域协调模式、非相邻区域协调模式以及多维空间协调模式叁种模式。其中多维空间协调模式主要包括了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协调模式、通道发展型轴带模式、流域开发型廊道模式以及行政协调整合调控模式。
程进[4]2013年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全球化发展,人类活动的空间联系不断加强,空间冲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区域发展中存在的空间剥夺、资源开发冲突、经济利益冲突和环境问题冲突等诸多不协调问题,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关注同一层级不同区域或群体之间基于自身利益,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而产生的一种水平方向上的矛盾和不协调关系,忽视了垂直方向上不同层级利益主体之间在具有相同利益目标条件下的空间冲突问题。我国地域辽阔,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实地调研工作难度较大,加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性,社会发展问题敏感,使得国内区域冲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空间冲突研究严重不足。此外,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多为民族人口集中分布之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较大,地区空间冲突相对较多,和谐稳定发展问题突出,急需因应之策。因此,探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不同层级主体间的空间冲突问题,无论是对丰富以分析空间关系为己任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还是对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实地调研和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区域冲突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形成机理和类型特征,并结合实证资料,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的类型、表现形式、形成机理和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我国西部的空间冲突主要表现为发生在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层级行为主体之间的冲突矛盾。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高层级行为主体主导的外部援助方式在地方推行过程中,与地方行为主体产生的各种矛盾和不协调关系。由于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其社会经济发展依赖外部支持,而独特的地域民族宗教文化和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决定了地方发展环境对外部扰动具有敏感性,使得具有共同发展目标的地方层级行为主体与外部高层级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了空间冲突矛盾。这种空间冲突的根源是地方传统的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外部世俗文化的冲突,并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这有别于现有的同一层级区域冲突相关研究。第二,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内生因素包括地方生态因素、经济因素和宗教文化因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较差,加上居民大多信奉藏传佛教,对外部干预敏感性强；其次,外生因素包括全球化和区域空间层级关系。全球化指世界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治理的共同性,其本质是通过同化力,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空间尺度的顺利流通。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区域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从区域空间层级关系来看,我国“自上而下”分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州、县、乡镇等多个行政管理层次。中央制订的政策措施有时并不能完全适合某个低层级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由于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态和宗教文化环境具有地域独特性,当上级行政主体制定的政策措施不太符合地方情况而强行实施时,就容易产生空间冲突矛盾。第叁,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上级和地方层级等行为主体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等领域的不同,可以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分为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和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等叁种不同类型。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空间冲突主要表现为高层级行为主体主导的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变迁和生态治理领域政策措施的地方不适应性,或实施效果不理想带来的冲突和矛盾。第四,空间冲突的治理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由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笔者认为,仅依靠单一的地方力量或外部力量很难有效地治理空间冲突,空间冲突的治理与协调需要从构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入手。在治理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过程中,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注重发挥地方力量的积极作用,充分尊重、保留一些尊重自然、关注生态的优良文化传统习俗,充分发挥寺院等宗教群体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管理的积极作用,将宗教群体纳入到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轨道,实现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管理方式的互补互动,引导地方当地藏族居民逐步接受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改进和完善外部援助方式和内容,将投资重点由当前的基础项目建设逐步转移到人才和文化交流的财政支持,建立以外部提供资金、内部决策重心下移、多管理层级合作的新型区际联动机制,提高投资项目、政策措施与当地州情、民情的有机联系,进而大幅度提升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能力和水平。
满强[5]2011年在《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在我国表现的尤为突出。由于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制度文化等要素禀赋不同,叁大地带之间,省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均衡。在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成为“主流”发展价值追求的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和理论方法出发,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开发演化理论、外部性理论、博弈论等相关理论,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和特征,对协调发展的阶段进行划分。分析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制度问题,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从主体功能区划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与生态两分工引发的区域问题,预测主体功能区划的区域协调功能,揭示主体功能区划下区域协调难点。以辽宁省为实证区域,对辽宁省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定量与定性评价,透视辽宁省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基础上,探讨辽宁省区域协调发展难点,构建辽宁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协调机制。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讨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及其发展特征,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阶段划分,并梳理了相关基础理论。第二章主要构建了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分析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关系及其演化,指出了生态和经济之间两难权衡;分析区域之间经济关联、生态环境影响以及区域关系的表现形式;分析得出区域要协调发展必须坚持非损他、公正、合作、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原则;在分析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构建了分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第叁章侧面研究主体功能区划与区域协调发展。回顾了主体功能区划的提出背景,内涵、作用机制及其政策导向,研究基于生态与经济两分工引发的区域问题,预测了主体功能区划的区域协调功能并指出区划下区域协调发展难点。第四章对辽宁省区域发展问题进行透视。分析了辽宁省区域发展特征,得出辽宁省区域竞争力差异显着,区域空间结构“双核“极化明显;进一步分析了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侧重从主体功能区划角度谈辽宁省区域协调发展。在借鉴前人区划的基础上分析了四类主体功能区发展难点及其协调难点,提出促进辽宁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协调发展机制。
李新安[6]2004年在《区域经济利益冲突及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进展考察》文中认为区域经济利益冲突和协调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区域经济行为。但从国内外来看,对区域经济利益的冲突和协调发展的关系研究都相对薄弱,有待突破和创新。当前,应以市场经济法则要求为依据,以国际环境趋势为宏观背景,努力突破一些传统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设计,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发展思路和政策指向。
周雅颂[7]2009年在《东西部区域利益失衡矫正机制中的政府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旨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西部大开发”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渐凸现,其中最重要的矛盾问题就是区域利益严重失衡——生态失衡和资源失衡(主要体现在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和人才资源这叁个方面),这两大区域利益失衡问题加大了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区域不公正,严重地迟滞了西部地区发展。要解决区域利益失衡问题,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力量。只有中央政府充分发挥其维护区域公平与稳定、协调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矫正区域利益失衡、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本文以“西电东送”为典型实例,通过对政府理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理论的研究分析,以及对“西电东送”利益失衡问题的实证调研,分析、总结并归纳出“西电东送”四大利益失衡现状。通过对“西电东送”区域利益失衡成因的分析,得出现阶段中央政府矫正区域利益失衡的作用存在明显不足、制度供给作用远未发挥、政府对区域问题的管制存在被俘获和政策有偏好等结论。根据该结论,通过规范政府矫正区域利益失衡的原则,从体制改革、制度供给、建立相应协调机制和补偿机制等方面,构建“西电东送”利益矫正机制。并尝试性的对东西部区域利益的生态失衡和资源失衡的其他方面问题,构建相应的利益矫正机制。
程永林[8]2006年在《区域整合、制度绩效与利益协调》文中指出本文作为对策性研究，文章以问题为中心，本着国家利益和地区合理利益的研究导向，侧重从中国研究的视角来展开课题的论证，试图厘清泛珠叁角区域与东盟之间两个不同类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间的合作与竞争问题，进而探求在CAFTA框架下，解决泛珠叁角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以及实施路径问题。泛珠叁角区域是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大致对等的经济区域，也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影响深远的国内区域组织。当前泛珠整合是所属地区参与CAFTA建设能够获取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改进。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研究泛珠叁角区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区域合作问题，无疑将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实质支撑和必要合作平台，更是加快泛珠叁角区域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衔接进程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战略形势发生改变时，泛珠叁角地区和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只是双方的一个选项，而可能不是最优选项。在考察泛珠与东盟未来区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为双方继续开展合作问题的关键。在双方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共有信念的缺位意味着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预期，自我实施机制的缺失要求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制度的规模递增效应，机会主义行为的滥觞导致需要审慎构建自由贸易区的行动集团，并应建立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在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能否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合，谋求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相互融通，探讨跨国界区域经济合作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途径与战略前景，探索目前国内区域合作与国际区域合作的战略衔接，谋求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和发展进路，这是本课题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问题分析的思路，文章从战略层面和技术层面来提出和分析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认为推进泛珠和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其中问题的关键是利益协调问题，战略层面主要是政府和市场层面的利益协调问题，而技术层面主要是借助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需求分析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协调来解决地区公共治理问题。
田禾[9]2007年在《区域互动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一个客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不例外。本文以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为逻辑起点，以区域互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轴线，通过对我国区域互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及非均衡成因的探讨，指出了我国区域互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构建了适合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提出了解决我国区域互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第一部分，第1．2两章。对区域的定义、区域互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就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现阶段阻碍我国区域互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倾斜；现行的行政体制导制的区域壁垒；非均衡的财政政策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第二部分，第3．4两章。建立了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指标体系：从区域基础条件、宏观政策及制度条件、要素的流动与收益、区域经济结构以及政府主导体制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造成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原因，并分别对两个发达国家——美国和英国，两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和印度的区域互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和微观策略进行了分析。两类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对我国区域互动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借鉴意义。第叁部分，第5．6．7叁章。首先用耗散结构理论，对区域经济系统的特征和演化特点进行分析，提出对区域经济系统加以必要的控制，使系统处于低熵状态，向有序结构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社会向健康、有序、和谐的方向发展。然后，从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4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提出了建立与中西区域经济互动区、市场干预型、政府干预型几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式，从宏观上构建了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最后提出了四大机制相辅相承、互为补充，构成推动我国区域互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体系，从微观上提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具体措施，并提出了以长江经济带为轴线，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为研究对象；以梯度转移等理论为依据，推动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构想。文章最后，对所取得的成果和创新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刘书明[10]2013年在《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域中,跨行政区政府合作是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而引起各国学者广泛关注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明显加快,给各国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复杂变化,各国政府都在进行适应性转变,并且进行了各种层次、方式和模式的跨行政区合作,正在从根本上塑造着政府治理的价值、运作、责任和结果。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不同行政区划的政府通过彼此间积极务实的合作,以应对单一政府部门或机构难以应对的复杂多变的公共事务；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组织中，打破政府科层制的垄断以提升公共组织绩效,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尤以欧盟各国政府合作最为典型,也最为值得学习与借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随着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地方政府所面对的不再是单一行政区域或单一行政部门所能够独立应对和分散解决的公共问题,更多的则是跨地区、跨部门的具高度外溢性和辐射性的区域公共问题。强化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促进政府功能的有效整合和部门资源的共享,以合作实现共赢,最大限度地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整体绩效,已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因此,在社会转型中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无论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同样给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保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维持和扩大政府合法性基础,提高政府回应性与责任性,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各种原因,区域自然和历史条件,如地理环境、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交通运输、人口结构、产业特色、发展基础、分工模式等,与行政区划和行政管辖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且受这种客观规律的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需要突破一切人为的体制性的障碍才能持续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超越了行政区划界限,要求在不同的省、市之间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组织和分配生产要素,形成了跨越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但是从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划都不完全一致,经济区往往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要求从更为宽广的地域空间范围来审视区域整体发展,实现区域内的合理分工协作与联动协调发展。区域之间能否形成和建立协调的经济关系,实现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相互协作,对区域经济格局形成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行政区域以特定辖区为载体、以行政层级为依托、以属地管辖为原则的管理特点,使得政府的行政管辖权仅限于特定的地域范围之内。行政区划导致的市场条块分割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与阻力。同时,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大量跨行政区的区域公共问题出现,而地方政府的单边行动对此类问题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如何创新政府合作治理机制,消除行政壁垒,实现跨行政区域合作治理,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009年6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正式获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成立,解决了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由于无核心经济区所导致重点不突出的矛盾与问题,有利于形成支撑和带动西部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有利于优化和构建区域合作开放发展的新格局,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关中一天水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内各级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逐渐向毗邻行政区域外溢、渗透和延伸,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无界化的发展趋势。区域公共问题的渗透性、外溢性与辐射性的特点,超出单一地方政府的能力域限,地方政府单边治理模式已力不从心。构建针对区域性公共问题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环境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实际构成来看,该经济区横跨陕西与甘肃省两个省份,包括陕西省的7个市(区)和甘肃省的1个市。整体而言,关中一天水经济区为处于西部内陆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国家级经济区,同时又是发展实力极不平衡的典型的“7+1”构成模式,陕西省以及经济区涉及的西安等7市(区)发展潜力普遍高于甘肃省以及天水市。无论是从区位条件还是从发展状况来看,都具有不同于长叁角、珠叁角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国家级经济区。就区域合作这一主题而言,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只是两省之间发展实力较为悬殊部分市区之间的合作,而非陕甘两省之间的全面合作。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中政府合作具有不同于国内其他经济区发展中政府合作的特点,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整体落后、发展差距大且非全面合作叁个方面。因此,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以该经济区为例分析和研究政府合作问题,对于探索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跨省区政府合作模式与机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论文围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政府合作两个主题进行系统的文献述评后,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政府合作机制基础理论阐释基础上,分析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区域差异分析与区域协调度测度。运用锡尔指标及方法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区域发展差异及其演变趋势进行科学分析与预测；运用区域经济一社会一人口一资源一环境综合系统协调度测度方法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各主要城市协调度进行测度,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政府合作目标科学具体。同时基于产业关联在政府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2个主要产业进行产业关联分析。为加强陕西与甘肃两省合作进而推动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地方政府合作找到产业依据。通过投资环境评价,以政府合作改善区域整体投资环境,拓宽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领域。重点分析目前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的现实依据、主要领域、方式以及加强合作的对策。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的实证研究。最后以治理理论为指导,就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中政府跨区域合作治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同时构建了“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跨省区政府合作模型与机制,并对于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合作治理中行政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政府合作开始成为经济区发展中重要问题。区域政府合作在完善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机制,应对区域公共事务治理失灵,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关中一天水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政府合作意识逐步增强,区域政府合作方式多样,合作成效逐渐显现。但是存在着行政区域分割、利益协调困难；合作时间晚；合作领域相对单一；合作体系不完善、合作机制不健全；合作稳定性差等诸多问题。因此,建议进一步提高区域政府合作意识、完善区域机制,拓宽区域合作领域,创新区域合作方式以实现区域合作持续推进。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现实,地方政府在共同利益和认同基础上的实现跨省区合作,针对不同层次、类型的区域公共问题,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等混合机制,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以实现区域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将是区域治理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中国区域利益冲突及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D]. 李新安. 河海大学. 2003
[2]. 区域开放动力机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吕康银.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3].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冲突的形成机理及调控模式研究[D]. 郭向宇.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4]. 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D]. 程进.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5].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D]. 满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6]. 区域经济利益冲突及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进展考察[J]. 李新安.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2004
[7]. 东西部区域利益失衡矫正机制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周雅颂. 贵州大学. 2009
[8]. 区域整合、制度绩效与利益协调[D]. 程永林. 暨南大学. 2006
[9]. 区域互动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田禾.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10]. 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研究[D]. 刘书明. 兰州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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