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人物历史作用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作用论文,杰出人物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莱尔曾指出，“一个时代的历史最有意义的特点是它迎接一位伟人的方式”。评价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某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诠释存在着如此失误：注重历史必然性，忽视历史偶然性。国内理论界也有人对此有同感。笔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分析历史偶然性——揭示历史必然性——说明历史偶然性，才是他的历史思想逻辑的真正甬道。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图从现时代的角度探求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客观机制；从空间上拓展对杰出人物理解的内涵；同时，对杰出人物内在素质及其历史命运给予一定的分析。本文旨在对以往原理的创新提供一条值得参考的新思路。
一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机械的历史决定论都注重历史必然性的作用。但是，两者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不是用历史必然性的结论去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而是给予历史偶然性的一定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历史必然性只能存在于人们有意志、有目的的现实历史活动中，这种活动是无数历史偶然性的总和。离开了这种活动的必然性只能是被实体化、神灵化了的逻辑泛化式存在。在评价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未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 〕不承认杰出人物及其性格在内的种种偶然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历史将变成神秘的性质。恩格斯在批评机械决定论时也指出，不可用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解释历史必然性。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他就是伪造历史。”〔2〕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的思想， 得到普列汉诺夫的进一步说明。普列汉诺夫联系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具体地考察了杰出人物的性格等偶然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指出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时期，俄奥联军在包围普军时，由于俄军统帅布图林优柔寡断，迟迟不发动进攻，致使贻误大好战机。假若布图林的性格不是优柔寡断而是坚毅果断，假若当时的俄军统帅不是布图林而是苏沃洛夫那样的名将，那未战争的结局就会不同了。因此杰出人物“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够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国家命运有时候还会由一些可说是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来决定哩。”〔3〕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偶然性的说明， 使得激烈反对唯物史观的胡克不得不承认：“普列汉诺夫是他那一辈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有光辉成就的哲学界智多星。”〔4〕
应当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虽然都注重历史偶然性的作用，但是两者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不是用一种历史偶然性去说明另一种历史偶然性，而是用历史必然性去深层说明历史偶然性。马克思揭示历史必然性其价值指向是：“说明历史偶然性。”唯物史观对评价杰出人物既不夸大偶然性作用，又不因为有了历史必然性而忽视历史偶然性的存在。以往，我们只偏重强调马克思揭示历史必然性的一面，而忽视说明历史偶然性的一面。实际上，分析历史偶然性是马克思揭示历史必然性的前提，而说明历史偶然性才是认知历史必然性的目的。历史必然性之所以能深层说明历史偶然性，这是因为历史偶然性不过是历史必然性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所表现出的事物存在与发展的趋势偏差。深层说明杰出人物的历史偶然性的作用，主要是揭示杰出人物历史活动的动因。动因与活动本身有着不同质的区别，故杰出人物受历史必然性的影响与他们所表现出的历史偶然性的偏差形式是不可替代的。唯物史观确认，人类社会有着自身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但历史必然性是通过大量的偶然事件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同样，杰出人物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也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恩格斯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了某一国家，这当然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5 〕如同杰出人物的出现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一样，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杰出人物适应历史的需要而出现，所以，他对历史的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这是必然的。但杰出人物所具备的个人特点，诸如其性格的坚强或软弱，智能的高低以及个人机遇的大小等偶然因素也都会对他的作用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二
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在哲学教科书中至少要增补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点：
第一，杰出人物是新旧文明交替时期的社会摹仿者。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从一种文明社会到另一种文明社会的过渡，它们都不是自然历史的渐进过程，而是社会主体——人的行为活动的结果。著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通过对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考察，得出了如此结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通过内部无产者（指那些自己觉得他们的身体虽然在那个社会而精神上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的人们）脱离现存文明社会以前的那个已经失去创造能力的少数统治者的行为而产生的。可是无产者这种“脱离”运动正来自人们对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杰出人物的摹仿。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为什么离不开对少数杰出人物的摹仿行为呢？应当看到，一个社会只有在同时出现了这些原创性的行为和愿意接受的态度时，这个社会才能是一个新文明的社会。事实上，第二个条件比第一个更难做到。没有新文明化的社会其原因主要不是缺少杰出个人，而是由于它们缺少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即个人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的优越性，而多数人也没有准备去追随他们的行为摹仿者。实际上任何文明社会的发展，总会历史地提出一个十分矛盾的命题，即发展意味着人类共同体的精神觉醒，而少数杰出人物的觉醒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变为多数人的觉醒，它决定了文明能否发展或快速发展的性质。所以，汤因比指出：“如果把那些没有创造性的一般人提高到富有创造性的拓荒者的水平，如果想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利用人类的简单摹仿的本能是不可能的”。〔6〕可见， 一切新文明的生长都离不开富有创造性的杰出人物，而他们的任务是双重的：第一，完成他们的启示或发现，不论属于什么性质。第二，把他们新属的社会改变方向领到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中来。从理论上说，此改变方向的过程只能通过外部摹仿的方法来实现。
值的提出的是，作为社会摹仿者的杰出人物往往是以“恶”的历史行为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在文明发展的新旧交替时期，新生事物，新的观念和思想，新的道德原则对于固守旧传统的人来说，常被视为“恶”的行为和意念。历史正是在这种“背叛”中前进的。这种“恶”的思想闪电正是杰出人物射向旧世界的有力武器。同时，这种武器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一些杰出人物的悲剧。要么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倒下，或则在春寒中死去。所以，黑格尔反对把一般俗人的道德标尺应用在伟大的事业上，是有着深刻意义的。
第二，杰出人物的个人品格、素质等，对历史事变有着深刻影响，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列宁曾指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7 〕古今中外每次历史大事件无不同杰出人物的个人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活动使每个历史事件具有特殊的外观。美国学者菲德烈·亚当·伍德详细考察了西欧从十一世纪到法国大革命为止这期间的所有君主，并按这些君主的个人品格与他们的国家发展情况作了对比分析。他把统治者分为三个品类—强有力的、软弱的、普通的。又把他们的国家情况也分为三类—繁荣的，衰落的，或两者都无明显征象的。将统治者的性格按智力特征分为上智，下愚，或中庸。通过比较，他得出了结论：“帝王们影响了历史；何况，从十一到十九世纪，帝王们影响欧洲的历史十分巨大，帝王们的性格和其国家情况的相互作用至少大概r＝0.6”。〔8〕这种比较分析虽不见得科学，但从中可以看出，杰出人物的个人品格和素质对历史事变是有深刻影响的，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杰出人物尽管能决定着历史事件的面貌，并不等于决定整个历史的发展总进程。因为这些人物的才能和性格虽能使历史发展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短暂曲折或跳跃，却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第三，思想界、文化界和科技界的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精神启动者。这一点以往的教科书强调并不够。杰出人物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特别是，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为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影响更不可低估。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思想界的杰出人物为社会发展提供锐利的精神批判武器，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开辟了意识形态的道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正是由培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拉美特利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为之大造舆论的，没有他们对封建意识形态的猛烈批判，这场革命是难以想象的。其二，文化界的杰出人物为历史发展提供了时代精神的直觉，促使人们用新颖眼光去观察世界的生命底蕴。人类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杰出的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这些文化界的泰斗，曾在他们各自活动范围内对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三，科技界的杰出人物为历史的发展，提供探索自然的理性触角及其改变自然与社会的知识工具。科学技术的发明与运用，不仅对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9〕总之， 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属于历史上杰出人物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历史的作用方式具有某种无形的、潜在的特点，但在历史的功勋簿上是不可磨灭的。
三
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受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左右。有关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以往理论界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仅就杰出人物自身主体因素的问题谈点看法。笔者以为，杰出人物自身内在的特殊素质是他们得以发挥历史作用的重要因素。这种素质表现为：杰出人物有着不断打破自身相对定在的欲望和能力。长期以来，我们在这方面讲客观因素多，讲主观因素少，实际上它使我们在批判个人神秘主义同时把自己引向更深的神秘主义。杰出人物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从哲学上说，他们有着永不安分的生命之流的向上冲力和绵延。马克思说：“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10〕精神的主体只有不断战胜自身和外在物质的力量，才能有精神应有的创造和归宿。
杰出人物是如何打破自身相对定在的呢？科学的怀疑精神列为其首。这当然不是指排斥一切、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精神，而是本着科学的态度对客体进行辩证否定性的思考。这种思维方式表现为对事物不作绝对肯定的判断，以便易于见到事物之间的否定推移、转化的辩证实质。从而克服认识的表象性，片面性。除了有理性的怀疑精神之外还应当有无畏的批判精神，批判传统、批判权威、批判自我。哲学的批判与政治的批判含义截然不同，它意指对认识客体的分析和研究。分析可以使思维引向更深层领域，使意识的触角更接近客体的内在本质。马克思把批判精神理解为：“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性的理解。”〔11〕在思想史上，狄德罗、伏尔泰对宗教意识形态的批判；康德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哥白尼对地心说的批判；赖尔对灾变论的批判；达尔文对物种不变论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以说明批判精神是杰出人物参预历史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在素质。杰出人物之所以比普通人更具有打破自身相对定在的能力还因为他们有着深遂的洞察现实、预见未来的能力。列宁曾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在他看来，善于预见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当前事物中发现未来事物的萌芽，是先进的社会活动家、杰出人物具有的最重要的品格。与此相关，杰出人物还是超越性的自我实现者。他们被特定的时代创造出来，又往往超越这个时代，超越他们所生存的社会氛围。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人格心理模式上把普通人与杰出人物区别开来。在他看来，普通人与杰出人物都是心理上的自我实现者，但普通人没有超越性的体验，杰出人物具备了超越性素质，他们是超越性体验的自我实现者，简称“高峰者”（peakers ）。他们受超越动机所驱使，总是具有同启迪、顿悟相伴随的高峰体验。这种体验可以改变他们对以往世界及其对自身的看法。超越性的自我实现者正是通过上述心理优势，战胜自我，战胜外部环境，在历史舞台上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
当然，杰出人物的思想一旦偏离社会发展的方向，丧失自身主体的优势因素，便将失去应有的历史正向作用。通常人们很少提及杰出人物的“灵魂早逝”问题。事实上，它是构成评判杰出人物功过是非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杰出人物的肉体死亡走在“灵魂死亡”之前，在人们的心中，他虽死犹生；有的则相反，其“灵魂死亡”走在肉体死亡之前，在人们的心中，他虽生犹死。为什么一些杰出人物出现灵魂早逝现象？原因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适应不了新的时代精神。昔日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现实性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发展，已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但这些昔日的英雄其思想观念并没跟着变化，从而失去了影响广大群众灵魂的魔力。于是，上一代文明建构的成功者便成为下一代文明建构的障碍者。这种悲剧的自我原因在于一些杰出人物由于历史的成功而成为自身偶象的崇拜者。这就必然会使自己脱离社会，远离他的伙伴们的生活。可见，杰出人物一旦脱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管他昔日对历史有过多大的贡献，他都会成为新的历史发展的绊脚石。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如果杰出人物的观念和愿望竞与社会的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竞与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那末这种杰出人物就会变成为无用之物”。〔12〕
注释：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506—507页。
〔2〕〔11〕同上，第2卷第598、218页。
〔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59、361页。
〔4〕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第57—58页。
〔6〕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273页。
〔7〕《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8〕伍德：《帝王的影响》第35页，1913年纽约英文版。
〔9〕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6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6页。
〔12〕《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下）第2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