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验”的研究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途径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2-0025-07
改革开放30多年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共同构成“中国经验”。在国外当代中国研究中，中国经验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语境下，正在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而国内理论界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提出后，有关的文章和著作已不计其数。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其中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由此，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经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学术含量，是形成新概念、新范畴，进而形成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前提。本文旨在提出“中国经验”的若干学术研究途径并作一些探讨。
一、确切描述中国道路的现实过程
对过程的描述方法，属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一种，也是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时采取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p.285)列宁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的这个思想时说：“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即社会科学——引者)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2](p.44)
理论就是对现实过程中经验事实的客观描述。科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复杂过程作出描述：它是怎样兴起的，为什么会有不同于苏联模式或其他模式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何来自这个过程，以及这个理论如何影响在中国发生的这个过程，等等。
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都是对这个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理论表述，离开了“中国道路”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这些理论。尤其是，邓小平的理论探索，不是从观念出发，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他的很多论断都没有作出充分展开的论述，系统化、学理化的表述也不多，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我的东西没有什么高深的语言，只能说是对解决当前中国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3](p.1204)要正确理解邓小平的很多论断，首要条件就是对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过程的描述。
邓小平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4](p.253)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全新实践，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方针政策不断加以概括提炼和理论化，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各个部分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理论自觉的过程，都有其“实践上的生长点”。某些新政策开始采用时，人们可能并没有认识它的全部意义，甚至把它看作是形势所迫而采取的临时对策，但实践中却发生了原有理论所始料未及的新情况，从而生长出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几次重大突破，包括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和新经济政策，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理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5]这其中，广大人民的实践，包括自发的实践，成为理论创新的主要源泉。
由于人们对自己社会活动意义的不自觉，从实践上升到理论有一个时间差。理论突破的发生，来自那些越出原有理论观点的新的实践，这些实践活动的后果在未被人们认识以前都带有自发性，人们对这些实践的认知都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5](p.242)苏联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就不是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进行的，它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即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列宁从之前限制、反对农民的“自发势力”转变到承认、尊重自发力量，于是，一个利用市场机制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逐步形成。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邓小平等领导人具有非凡的个人品质，但不是先知。改革之初，目标尚不明确，理论准备极不充分，又遇到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困扰，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制定完整的改革方案，只能在“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推动改革，从而不可能完全知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要作哪些修正，不可能完全知道理论上会有哪些重大的突破。离开了具体的改革实践就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不是说邓小平一开始就为中国设计好了一套完整的改革蓝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为苏联和东欧国家设计出几百天私有化计划的一揽子方案的人更有资格被称为“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制度设计和理论概括，是在改革实践中，通过对实践经验作归纳概括、加工和提高，才形成的。要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就不能离开中国改革的实践。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样如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既有领袖人物的理论创造，但更主要的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包括自发的实践)产生的新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孕育了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首创、发现与推广，即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范例。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p.382)江泽民说：推进改革和建设的好办法，“归根到底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6](pp.637-638)胡锦涛说：“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7](p.11)非公有制经济从一开始没有被立即认同，到最终被肯定和接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最终被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由最初一些地区村民的自发行为，到被赋予法律地位，最后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在实践的推动下取得的。这些事实反映了自发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演进中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法的起源的一般规律：法本来就是对既存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认可。
经济学家科尔奈说：“中国发展最具吸引力、最具示范意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试验性。任何重大的改变通常都是先以地方性的创见出现，之后会得到较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觉得它们真的行之有效，才会向全国推广。”[8]制度创新能否成功，既与正确的制度设计有关，但同样重要的是能否尊重自发的力量，并为自发的实践提供较大的空间或机会。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给予人民实践包括自发性实践的空间越大，理论创新的空间就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越来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理论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人说现在是“理论轰炸”(指理论创新一个接一个)，其实，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理论太多，而是“理论稀缺”，即我们对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缺乏研究，没有搞清楚，更谈不上有什么创新，以致回应不了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关切或怀疑。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说，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可作同样的表述。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十七大报告没有概括，十七大前后党的文献中也一直没有明确概括。进一步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界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十七大报告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可不可以画等号？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作简略的回答：第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由方法论、价值目的、制度设计组成。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或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原则)可以从中明确概括出来。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与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画等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典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第三，“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特有”。在中国道路和理论中，既有中国自己创造的，也有从别国借鉴来的属于经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东西。因此，其一，只有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和道路创新，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中国特色”。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由，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拒绝普遍规律和普适文明，就不是真正地坚持“中国特色”。其二，如果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国情，哪怕是自己独创的，是中国一国特有的，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有些“土特产”或“中国制造”，即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创造的很多“怪东西”，[4](p.227)既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其三，即使是从别国借鉴来的，只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就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体现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借鉴别国创造的经验并与社会主义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但它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又如，依法治国、民主选举、尊重和保障人权，也都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就体现了政治文明的“中国特色”。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阐述指出了这个理论体系包含的三个理论形态，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何以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需要进一步作出科学论证，并整理成内在逻辑结构比较严密的整体。现有的三个理论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相对独立，不像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样，整理得比较清晰。比如，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整理成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相互联系的主要部分；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把列宁主义整理成历史条件、方法、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和策略、党、工作作风等九个部分；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整理成主要矛盾、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策略，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这样一套体系。对于邓小平理论，十三大概括成12条，十四大提炼为9条。以上这些整理虽各有所不足，比如，恩格斯是为了回应杜林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简约化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斯大林阐释的列宁主义体系，过于突出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没有反映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从俄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但总体上说，这些整理都遵循了理论形成的基本逻辑和规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界已有一些尝试，或把它整理成若干个要点，或整理成若干层次，等等。但这些整理都不太成功。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临着“再理论化”的问题。怎样整理出一个内部逻辑结构严整又比较简明的体系来，是目前的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恩格斯整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整理列宁主义、毛泽东整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方法来，进而运用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理中。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和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至少要研究以下两点：
第一，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脉”。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同时，马克思主义表达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要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人民性(价值追求)是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可以被称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之“脉”。“脉”即共同本质。显然，这个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其理论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而同时，它们又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价值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一要义是发展”，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本质要求加以强调，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好地同广大群众的利益直接紧密结合。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是“经济运动导向的人道目标”，[9](p.260)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10](p.34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经济运动与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统一起来，越来越体现出社会主义追求的经济运动导向的人道目标，是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回归。
第二，要研究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哪些理论上的“生长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很多理论都是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遗产中生长和发展出来的。邓小平十分赞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说他的“思路比较好”。[4](p.139)新经济政策是建立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模式的创造性尝试，为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提供了出发点。1956-1957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初步的理论探索，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提供了不少理论生长点。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1](p.300)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两个体系的理论联结，有助于澄清国际国内对中国改革开放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非议，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证。今天，中国经验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和影响，但是，国际上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对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定位、实行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产生疑虑，认为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在社会制度上脱离了社会主义，而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发展取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12]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国家》一书中认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从企业家的市场驱动的“农村中国”到政府引导的“城市中国”的变化，即从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扶助私有经济(如信贷政策大量向农村私有制经济倾斜，向农民提供贷款以帮助他们兴办乡镇企业)的企业家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转入90年代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state-led capitalism)模式。后者的典型代表是上海模式，推崇发展国有企业，以及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但真正的民营企业十分稀缺，尤其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与上海模式相反，浙江模式(特别是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13]英国学者布拉莫尔也认为，在许多方面，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资本主义(指德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引者)的可行性的认可。这一莱茵型模式在1996年以后的十年里被抛弃了。将城市和乡镇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决定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指英美市场经济模式——引者)的转型。他还认为，即使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政府——当时为了促进增长遵循着莱茵型发展方案——在关键的教育和健康领域也忽视了莱茵型资本主义的福利维度。中国转型之路并没有为小康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14]
黄亚生和布拉莫尔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发展模式变化的描述和结论并不相同，但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在向资本主义转型。事实是，我们以前照搬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脱离和淡化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中的科学体系和价值目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真正“回到”了马克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行进在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本质上是一种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又吸纳了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文明和发展模式，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生命力不竭，就在于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其经验总结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被概括为“十个结合”。
三、中国经验研究的“大历史”视野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当只局限于中国，而应有“大历史”眼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时代发展和苏联模式走向衰败的大背景下兴起的。时代主题的转换和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条件。在邓小平的语义中，中国之所以要改革，是为了要“赶上时代”；[4](p.242)而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相对于“苏联模式”而言的，就是“去苏联模式化”。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4](p.261)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正是我国从苏联模式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很多都与我们吸取苏联模式的弊端和苏东剧变的教训有关。当然，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基于国情、党情和世情的变化，在深刻总结了包括苏共在内的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执政失败下台的教训，科学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朝向建构具有普适意义的执政理念的转变和创新。科学发展观也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15](p.850)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好快结合和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符合当今世界对基于发展的反省形成的主流发展观，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都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
四、“危机—回应”研究途径
危机引发改革，在危机中推动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危机都扮演了推手的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危机，推动邓小平等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和新理论的形成。邓小平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4](p.172)“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4](p.27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和苏共垮台，是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以来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正是这场危机及形成的危机意识，使邓小平在苏联解体20多天之后发表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p.370)这场由苏联模式失败促发的危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例如，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深化对外开放，确立执政党意识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三个代表’的目的是通过提供一个包容的、有效的和反应迅速的政治领导层，从而把共产党塑造成能够无限地维持当前党政体制的执政党。”[16]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受到了启发，“中国对造成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自己的非常认真的分析。这种分析的结果是中国国内政策、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及中共的一些意识形态提法都开始得到了一定的纠正。1991-1992年中国切实深化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同时又保持了国家对经济领域各种变化的有效控制。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还加速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培养和更新体制的形成”。[17]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影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问题增多，如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区域和城乡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消极腐败现象滋长、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等。面对这些复杂的矛盾、问题或危机，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也是中国大转型的年代：一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二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两大转型都必然与“转型的危机”相伴随。就现代化转型来说，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一个充满许多矛盾、问题和危机的过程。“通往现代性的航道上到处是沉舟漏船。”[18](p.228)这些危机和问题与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的重大结构性变迁相联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及冲突，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必然现象。体制转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西方国家从自由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曾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剧变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史无前例的，是创造性的。对于这一转型，我们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非常缺乏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因为改革是新事物，而我们的知识还不够，鼻子不通，信息不灵。”[3](p.1045)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如何运作，西方经济学家也不敢说已经搞清楚了，更不要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理查德·弗里曼说：“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制度设计，经济学并没有提供令人足够信服的理论或经验知识，至于经济转型的知识就更少了。”[19](p.198)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3](p.1094)
中国是在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进行这两大历史转型的，更有特殊的难度。美国《华尔街日报》2009年10月10日在题为《中国的新文化革命》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是多么引人注目和令人畏缩。美国农业的就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4%。而有近60%的中国人以农业为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边或许看上去在某些方面像是第一世界。但农村、内陆和西部才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尝试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其重要性是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无法理解的，其复杂性应该得到认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就是在两大转型的进程中形成的。为了完成第一个转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应对信息化的挑战等目标；为了实现第二个转型，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视角还有助于我们理性认识改革以来取得的成就和当前面临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危机。
中国的两大转型还没有完成，容易发生诸多危机和问题的阶段还远未越过，未来必将面对很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如何唤起全民族的危机意识，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课题，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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