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哲学论文,价值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有过深入的研究，对于它的价值也有过许多的评论。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简略的分析。
一、对中国传统哲学主要学派价值的评论
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主要学派的价值，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肯定和评论，以下分别加以评介。
其一，论儒家思想的价值
毛泽东一生对儒家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到部分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过程。毛泽东自己说过， 他少年时代读过七年孔夫子的书， 从现在保存的毛泽东1917年以前的著作来看，他在这一时期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是比较推崇的。在五四时期，毛泽东由于受“打倒孔家店”的影响，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就有比较多的批孔言论，并且认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1](368) 这种反对独断，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是与五四精神一致的。自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于孔子的评价比较客观。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仅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2](338)，而且发动了一场“评法批儒”的运动，彻底地否定了孔子。
尽管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八岁起就厌恶儒学。”[3](18) 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2](339) 但是在他一生的大部分年代里，对于孔子的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1943年月12月，毛泽东在《对刘少奇致续范亭的信的批语》中，针对刘少奇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指‘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把孔孟之道，看做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明确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他还指出：“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2](314) 1954年，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中，又指出：“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又说：“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4](345—347) 毛泽东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
毛泽东还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传统经学。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上作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他曾将其讲演提纲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回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人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5](163)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受过今文经学的影响，对于近代一些经学大家是比较了解的，加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又极力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活动，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对近代一些经学大家的“错误一面”进行批判。这表明，他对经学也是有分析的。
其二，论法家思想的价值
毛泽东一生对于法家有一种偏爱。现在保存下来的他青年时期的第一篇著作，就是1912年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所写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指出：“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1](1—2)。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抓住了法家思想的特点。在1958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2](329) 1964年与外宾的谈话时，毛泽东又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3](292) 在文化大革命的1973年，毛泽东在和杨振宁谈话时又说：“有人骂我，说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一派，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他崇尚法家。郭老对历史分期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他的《十批判书》有错误，是崇儒反法。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2](341) 毛泽东晚年对于法家的这些评论，显然都是从政治上立论的。
其三，论墨家思想的价值
1939年4月， 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说：“历史上只有禹王，他是做官的，他也耕田，手上起了泡，叫做胼胝。还有一个墨子，也是一个劳动者。他不是官，而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人家问孔先生耕地种菜怎么做？他说，不知道，去问耕田的人，去问种菜的人。墨子不同，他自己动手作桌子椅子。”[2](303) 同年，为了让延安的干部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毛泽东提议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开设中国古代哲学讲座。陈伯达将他写的《墨子哲学思想》的讲稿请毛泽东提意见。毛泽东看了之后，写信给陈伯达，对于此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5](140) 他还建议将此文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在信中还就如何准确地理解墨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分析。我们如果联系毛泽东在1937年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所作的批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那样肯定陈伯达的文章。毛泽东在读到该书有关赫拉克利特的章节时，根据其内容作了提要式的批注：赫氏的“大功，在发现了辩证法大纲。他是唯物论者，和他以前的哲学家同样，主张宇宙是水、火、气、土四种元素构成的。而他则谓火是基本的元素，这是他的唯物一元论。然而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发现万物不断变化与变化由于内在的对立斗争这两个辩证法的根本思想。”[6](220) 陈伯达的文章正是从这些方面对墨子的思想进行了分析，所以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特别关注逻辑学的讨论，他不仅对西方的逻辑感兴趣，而且想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有更多地了解。在此之前，毛泽东读过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按章氏在1939年为此书所写的自序中说，他讲逻辑是“以墨辩与逻辑杂为之”，而此书则是“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因此不仅在正文中引用了墨辩中的大量逻辑思想，而且在附录中收录了几篇有关墨辩的文章。毛泽东读过章氏的书之后认为，此书“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7](145) 因此，不仅建议将此书收入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逻辑丛刊”，而且为之写了再版前言。
其四，论道家思想的价值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讲堂录》中，就记下了“老子唯心派”[1](600) 的话。1960年8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民主人士时，与周建人谈起了哲学问题。 当时哲学界正在争论老子哲学的性质。毛泽东知道周建人写了文章，主张老子是客观唯心论。他对周建人说：“怎么会把老子哲学看作唯物论呢？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还鼓励周建人将自己的观点继续坚持下去[3](274)。这表明他是把老子划入唯心论阵营的。但是他对于道家的辩证法思想是比较肯定的。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谈到“坏事能否变成好事”时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8](793) 1958年，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提纲中写道：“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2](329) “鼓盆而歌”是庄子的故事。《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毛泽东说，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也叫喜事，叫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辩证法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还很赞赏早期道教的原始平等、自由思想。他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曾对《三国志集解》中的《张鲁传》作过一段很长的批语，其中说：“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9](144—145) 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早期道教的原始平等、自由思想是充分肯定的。
其五，论佛教思想的价值
毛泽东少年时代曾相信佛教，青年时代又受过佛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主张“心力”说和相对主义等。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对佛教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如他认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0](118) 毛泽东还将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个部分。他说：“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10](124)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批判神学。1963年月12月，他写了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他还说：“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10](129—130) 毛泽东对于佛教思想的价值认识，是颇具特色的。
二、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和命题价值的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从总体上来说，对于儒家思想不感兴趣，但是他所肯定和发挥的不少传统哲学的范畴或命题，却大都是儒家的。以下仅举几例说明之。
其一，“实事求是”命题
这个命题，是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形容作为古文经学家的河间献王刘德治经态度时所说的，即所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但是这里讲的“是”并不包含现代所说“规律”的意义在内，而是指研究古代文物、文献和制度时应该注意辨别其真假、是非、对错。它原本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所以，在中国古代，“实事求是”成了汉学家的一面旗帜。南宋的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出了一个“即物穷理”的认识论命题，这里的“理”却具有“规律”的意义在内，并且朱熹还赋予“是”以“规律”的意义。但是朱熹却没有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个命题统一起来，所以导致清代汉学家与宋学家围绕着这两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后来曾国藩为了调和两派的斗争，将这两个命题统一了起来，从而使“实事求是”这个本来是考据学的命题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而郭嵩焘等人又将这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从而为毛泽东将“实事求是”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的中国化命题奠定了思想前提。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在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又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主义的解释，从而使这个命题不仅深入广大共产党员的人心，而且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成为他们一句最熟悉的日常用语。1961年，毛泽东针对大跃进以来的失误，重提实事求是。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河北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将传统哲学的实事求是命题，改造成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这是他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最充分的肯定。
其二，“一分为二”命题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问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 ”钱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毛泽东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实，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11](198) 这大概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毛泽东用“一分为二”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最早记载。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12](498)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最早提出：“道生一，一生二。”《周易·系辞》也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说法。此后有不少哲学家提出了“一分为二”的思想。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思想虽然是对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有关“一分为二”思想的继承，但似乎更多地还是继承了儒家的观点。例如，他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当谈到“一分为二”的另一种表述“两点论”时说过：“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12](320) “一阴一阳之谓道”，出自儒家的重要经典《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可见，这段话本来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即所谓人性及其善恶的来源立论的，但毛泽东则将它改造为一个哲学方法的问题，即对立面统一的普遍性的命题。
其三，“名不正则言不顺”命题
1939年2月，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所写的《孔子哲学》一文时， 认为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5](144—145) 毛泽东的这段评语，写在他的名著《实践论》发表一年半之后。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实际上集中论述了“实”与“名”以及“名”与“事”的关系，既反对了唯理论，又反对了经验论；并且明确指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13](291) 毛泽东的上述评语，正是《实践论》中这一思想的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之所以说是“进一步的发挥”，是因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还只肯定“唯物的唯理论”有片面的真理，而否认唯心的唯理论有片面的真理。而在这段评述意见中，毛泽东既明确肯定孔子是“观念论”，即是唯心的唯理论，又明确肯定其有片面的真理性，这实际上是对他自己思想的发挥和发展。
毛泽东在上述评语还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5](145) 毛泽东对于主观能动性的这种强调，是既有理论上的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的。这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所领导的伟大抗日战争，是亟需发挥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的。
其四，“中庸”范畴
首先，毛泽东肯定中庸思想有折衷主义成分。所以他不赞成艾思奇关于“中庸思想常常就被人曲解为折衷主义，或妥协调和主义”的说法：“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6](364)
但是，毛泽东又高度肯定中庸思想在两条战线斗争中的方法论意义。他在评论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时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接着，毛泽东建议陈伯达在论文中引用《中庸》所说的“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并且认为这两段话“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毛泽东在引用了朱熹对“舜其大智”一节的注解之后说：“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指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5](145—147) 毛泽东对于“中庸”思想的这一番发挥，的确是独具特见的。
三、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认识的方法论
其一，经世致用的方法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也是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经受过这种方法的影响。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清末湖南学校的学风时说：“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明德（学堂）继起，校旨相同。”[1](643) 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学风，与我们讲的“理论联系实际”有相通的一面，但是它更多的是强调理论要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所以它的功利性特别强。强调理论功利性的好处是，使理论能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更好地发挥其战斗作用。其缺点则是容易使评价者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随意改变自己评价标准，因而难以保持理论的一贯性。毛泽东曾经说过，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毛泽东对于孔子和儒家评价的几次大变化，正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例如，1945年毛泽东在谈到他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为什么要比较多地引用孙中山时说：“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14](274—275) 这说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内战时期的丢开孙中山一样，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据匡亚明先生回忆，1942年他在延安时曾与毛泽东讨论过对孔子的评价问题，当时毛泽东“强调了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所以他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2](310—311) 这一段话也清楚地说明，“文革”时期毛泽东对于孔子“大搞批判”，也同样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其二，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在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家时，特别注意从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角度去把握他们的思想特点。例如，他肯定苏轼所说的“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的读书方法，认为“此法好。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9](48) 又如，当他读《新唐书·姚崇传》时，就批曰“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因为姚崇反对用迷信的方法对付蝗灾，而主张捕蝗；姚崇对佛教也持批判态度。所以毛泽东说“韩愈《佛骨表》祖此。”[9](237—239) 毛泽东还特别肯定孔夫子的某些辩证法思想。 他说：“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5](148) 他还说：“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14](115—116) 这种坚持用哲学的党性原则对哲学史进行分析，其好处是，充分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贡献。不足之处是容易简单化，忽视对人类认识史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规律的总结和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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