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之“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居民消费论文,收入论文,农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关系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内需求不足问题，既不是政府投资不足，也不是城镇居民消费不足，而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这是中国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特征。我国有9亿多农民，占全国总人口70％，然而至今未能成为“经济发展依靠国民消费[1]（P4）”的主导力量；农民在取得经济资源及其收入方面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逻辑上必然成为造成内需不足的“强势群体”。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不是“三农”本身，而是由于“三农”的存在造成的内需不足。农村居民本应是消费的主体，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成为“经济发展依靠国民消费”的主力军。
1.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水平总体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同步增长。1978—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加到6280.0元，增长了18.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由133.6元增加到2253.40元，增长了16.8倍；生活消费支出城镇居民由313.4元增加到4998.1元，增长了近16倍，农村居民也由116元增加到1587.23元，增长近13倍。（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增长率见下表1）。与城镇相比，农村居民在1978—1984年人均纯收入和消费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经过了80年代中期以前的高增长之后，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且二者都落后于城镇，有时还出现停滞的情形。例如1989年—1991年人均纯收入与消费实际增长率只有1.93％和0.04％，1997年——1999年消费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人均纯收入增长也较缓慢。
表1 1978—2000年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历年《统计年鉴》（根据《统计年鉴》资料并根据消费物价指数折算后得出）
2.农村居民消费与其收入关系之悖论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将越来越小。因此，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用以解释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是前者小于后者。从国内研究资料看，也似乎证实了这个观点。
例如赵新顺在《经济体制改革》（第四期）著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绩效分析及评价》中，将1985—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农村、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到方程式[2]：
Y[，总消费]=1.6043X[，农村收入]+0.370X[，城镇收入]
（8.0404）（2.360）
该方程式表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1.6043，即其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043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370，即其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只能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370个百分点。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城镇。然而，根据我们搜集的近期资料，通过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尤其是中低收入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仅不大于城镇居民，甚至还会出现“边际消费倾向负数”的结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年资料，通过对比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与可支配收入水平，我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1997——2000年都小于城镇，甚至连续两年出现负数（见表2）。
表2 1996——2000年城市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倾向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同时通过统计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进行比较也发现，近几年，各地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都很低。1998，1999年连续两年中低收入地区的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都出现了负数，甚至2000年中等收入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仍是负数。（见表3）
表3 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消费支出和边际消费倾向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1年）
高收入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江苏；中高收入地区包括：福建、辽宁、山东、河北、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西、海南；中收入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河南、安徽、山西、四川、宁夏、重庆、新疆；低收入地区包括：贵州、云南、西藏、青海、甘肃。
由此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但近年来，他们收入水平在缓慢增长的同时，消费水平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多少，有的甚至出现了不增反降的趋势，我们把这种现象暂且称为“消费与收入的关系之悖论”。
二、关于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关系之悖论的理论解释和现实分析
对于以上提出的“悖论”，我们试图运用弗里德曼收入——消费模型加以解释，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进一步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实际问题。
1.弗里德曼模型解释
从理论上说，农村居民的消费与收入水平和物价指数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理性的消费者对收入和物价指数有很强的预期。但是通过对近几年农村居民消费情况统计分析发现，物价指数和收入水平对其消费水平变化的影响程度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里我们采用弗里德曼对数模型，选取有关农民消费（C[，t]）、收入（Y[，t]）和价格指数（P[，t]）等经济变量，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985——2000年）中的数据资料，通过回归计算得到下列方程式：
所以：①农村居民消费对持久收入的敏感性较强，弹性为0.8247，即两者的相关程度高。②对暂时收入的敏感性较弱，弹性为0.1256。③现期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的变化。
2.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现实分析
当前农村居民消费有以下特点：一是消费需求中用于生存之需的实物性消费（自给性消费）比重较大。这里所说的实物性消费主要是指用于满足裹腹之需的食物和用于食物储备的消费，这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消费需求。农民日常生活的食物基本上来源于自给自足的农副产品。据统计：1985年、1990年、1995年、1999年、2000年农民实物性消费的比重分别为38.7％、35.9％、34.4％、27.4％、28.7％，这说明自给自足性消费仍是他们消费的主要形式。二是农村居民的货币性消费（这里是指通过产品的交换，获取货币之后，用其购买消费品的消费）主要是购买生活必需品，如食品、住房、教育费用等[5]。基于以上两点，正如上文回归方程所揭示，当前的物价水平等非收入因素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并不大。
不过，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变化与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的变化关系比较密切，尤其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后得出，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的变化与同期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11，而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为0.13，说明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的变化对其实际消费水平变化的影响大于消费品价格水平对其实际消费水平变化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农产品收入视为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无疑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产生极大影响。当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前低收入阶层农村居民购买消费品的支出主要还是来自农产品的收入，其货币收入基本来源于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因而在这一阶层居民中，存在着所谓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吉芬现象”[5]（P67-68）之现实表现，即：作为低档消费品的农产品价格长期低水平且渐近下降，农民消费因为农产品价格降低而使其替代消费其他正常商品的替代效应小于因农产品价格下降而使收入下降引起的收入效应，造成了农民消费自产的农副产品占其总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农副产品的收成是一定量的，如果用于自己消费农副产品所占的比重较大，用于出售的农副产品比重必然减少，同时农副产品价格始终低迷，而作为基本上依靠出售农副产品换来货币收入所得支付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这部分居民来说，其货币收入量非常之少，因而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货币支出比例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当前农村居民货币支出消费的预期却在不断增强，因为当一个人对其一生的持久收入水平的估计在下降，必然导致他的消费水平降低。农村居民之所以有此预期，是因为当前农副产品的价格已经较长时期走低且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也在逐渐弱化，同时我国加入WTO之后，国外的农副产品将不可避免涌入中国市场，对国内农产品也将产生“挤出效应”。另外，这几年农村居民用于子女教育费用、婚嫁费用以及祖辈、父辈的医疗保健、丧葬费用的预期也在逐渐增加（这与城市有很大区别），而且农村除了有限的社会救济和社会抚恤以外，遇到的诸如地震、洪水等不可抗力风险基本上靠家庭提供保证，在收入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他们必然储蓄一部分持久收入和大部分暂时性收入，用于抵御各种不可预料的风险，甚至“饿着肚子存钱”[7]（P196）。这样，其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这就造成了边际消费倾向呈负数的现象，与边际消费倾向理论相悖，改变了理论上居民消费函数的固有路径。
如图1所示，理论上居民的消费与收入呈正比例关系，其消费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并且曲线斜率越来越小的曲线AB，它表明居民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曲线是由BD和DA两条曲线组成（如图2），曲线BD向右下方倾斜（这是边际消费倾向呈负数），最低点D是农村居民生存之最低消费点，在这点处收入明显大于消费。过这点之后，消费曲线DA与理论消费曲线没有区别。（其中45°倾斜线表示收入与消费相等的点集合）
图1 理论上居民消费函数曲线
图2 农民消费函数曲线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是：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同步增长，且随着收入的变化而上下波动，明显表现出收入决定消费的规律，尤其是持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而作为持久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产品价格水平长期偏低，使得持久收入的不稳定性和下滑趋向明显增强，必然影响农村居民现期的消费行为。2.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日益理性化，风险预期增强。已从“无风险预期”向“风险预期”的消费行为转变。目前由于受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不乐观的影响，农村居民即期消费紧缩倾向明显，生活消费实际增长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附表1 1990-2000年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暂时收入、消费倾向 单位：元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因此，如何稳定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尤其是持久收入水平，形成合理的收入和消费差距以提高农村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是制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政策的重要出发点，是刺激内需、扩大消费的新思路。为此，除继续对农村实行倾斜扶持政策、培育农村市场、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稳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信心，是启动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关键措施，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