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经济转轨中的失业与就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就业问题论文,五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中亚五国由于自身特有的人口与社会结构导致了劳动力大量过剩，而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轨进一步加重了失业和就业的压力。本文对中亚国家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造成的社会后果进行了初步的剖析，提出中亚各国独立后劳动人口的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其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与之相联系，产生了不少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难题阻力重重，前景不容乐观。
【关 键 词】 中亚经济转轨失业就业
地处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曾是前苏联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伴随着中亚各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劳动力过剩成为普遍受到关注的问题。由于这里经济基础薄弱，结构改造任务艰巨，生产长期在低谷中徘徊，面对失业和就业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五国政府必须应对得当，否则将直接危及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和就业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何理解失业和就业的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并不复杂。丧失劳动机会就是失业；能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就算就业。但具体分类和作数量统计时就十分复杂，因为劳动力寻找工作时的动机千差万别，制约就业的因素又多种多样，不同国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规定”什么样的人算做就业或失业，什么样的人不算就业和失业。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摩擦失业、自愿失业和不自愿失业等概念。摩擦性的失业是由于季节性的、技术性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原因造成的临时性失业；自愿失业是指劳动者不愿接受现行货币工资和现行的工作条件而引起的失业；而不自愿失业是愿意接受各种条件，但仍找不到工作。
目前的中亚国家，市场经济远未发育成熟，在许多领域还只是个“方向”。在经济活动中各国的“政府行为”多，“不正规因素”多，“即兴动作”多，即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讨论其就业和失业问题时，只能从宏观上把握，甚至需要到经济领域之外寻找出路。应该说，上述三种失业在中亚国家都存在，但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有较大的差异。如摩擦失业，由于中亚国家长期经济过于单一，结构畸形，需要作根本性调整，是全局性的，因此给就业和失业造成的影响不会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的。而自愿失业在中亚国家有自己的特征，属于这种状况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妇女，她们出于传统的家庭观念、生活习惯而放弃从业的机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取代了“经济”因素，在前苏联时期就一直存在。60年代中期前苏联政府曾作过一项社会调查，发现中亚五国城市中有近100万未就业的劳动人口，其中70 %的人是自愿留在家里的。〔1〕
至于非自愿失业，与经济转轨关系密切，与中亚五国生产迟迟不能回升，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也有直接的联系。一方面，为了鼓励竞争和私有企业的出现，必须“准备”出一支失业大军；另一方面，社会中的经济部门无法吸纳不断产生的、为数众多的失业者和新增就业人员。保持一定数量的、流动性较强的失业队伍，并不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但在中亚国家，劳动力十分丰富，后备力量充足，一旦失业，生活就没有保障，再求职又十分困难，而且失业人数越来越多，这样就会对各国政府产生一种威胁。中亚五国独立后都宣布要建立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充分就业、减少贫困、提供广泛的社会保护是其当然的内容之一。如何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和提供救济，是各国普遍遇到的一个难题。因为经济不出现增长，投入的资源不变，人为地创造就业位置会导致劳动者利益的普遍受损；提高补助金和扩大救济范围，国家财政又捉襟见肘。各国政府在处理失业和就业问题上，目前的态度并不明朗，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既必须解决，但又无力解决。中亚五国在失业问题上还有一个从旧有的经济体制中继承来的缺陷，我们把它称之为“隐蔽失业”问题。处于这种“隐蔽失业”状态的劳动者有自己的工作，实际上却长期或周期性地无法使自己的劳动能力发挥出来并得到相应的收入。城市里一些大中企业的工人，因工厂开工不足或停产，也随之“歇业”；或因工资拖欠而不愿意工作，但仍保留自己的位置。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把此定义为“在职失业”，认为它是“劳动短缺”造成的，是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出现的劳动力“储存”现象〔2〕。 中亚国家虽然已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传统的“内耗”依然保存着，即国家尚不能容许或不敢让开工不足和停产的企业倒闭，让“隐蔽失业”的工人成为完全的失业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不会鼓励提高效率，以避免“解放”出过多的劳动力。
前面我们谈到了中亚五国失业问题及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就业和失业问题严峻到何种程度，导致失业的根源何在，应采取哪些措施，未来的前景如何，已开始引起各国政府和专家们的注意。
二、劳动人口的增长状况
劳动力是人口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居民中的某个年龄组。中亚五国之所以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因为那里的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高、人口的数量增加很快。长期以来，中亚各国出生率维持在30‰左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石油输出国家之后，世界上第三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到1996年上半年哈、乌、吉、土、 塔五国居民总数分别达到1653.3万、2314.7万、454.3万、456.5万、588.5万人。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密度（乌每平方公里52人、塔41人）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3〕如果再考虑到这里自然条件较差、气候干燥、水源不足、 实际上适合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非常狭小，能接受的劳动力数量是有限的。如塔吉克斯坦90%的领土是山地，土库曼斯坦80%以上的国土被卡拉库姆沙漠所覆盖，这就造成了个别地区人口密度过大，而经济又不十分发达，势必要产生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激增等问题。
独立后中亚各国当局都认为，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继续保留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子女越多，享受到的社会福利越多。如在乌兹别克斯坦，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生第一个孩子可领取500苏姆的补助金，第二个孩子16岁前每月150 苏姆， 第三个孩子每月300苏姆。若有7个子女，可以每月得到相当于150% 最低工资的补助金。因此，各国的出生率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由于生活水平的降低、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减少而略有下降，死亡率略有上升。如乌兹别克斯坦1991年出生率和死亡率为34.5‰和6.2‰，1996年分别为32.5‰和7.5‰；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出生率为29.1‰，死亡率为6.9‰， 1996年为26‰和8.2‰。但这并没有改变中亚国家人口增长快这一趋势。 因为从人口的结构来看，中亚属典型的年轻型、增长型。如乌兹别克斯坦1991年16岁以下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49%，1995年达到49.3%；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14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婴幼儿就占居民总数的40%。在这些国家中，18—60岁成年组居民仅为总人口的40%左右。而按照世界的经验，只有成年组的比例超过60%，人口增长才会实现低水平的稳定。中亚国家年轻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增长速度不可能放慢，等待就业的劳动人口也只能是越来越多。
近年来，中亚五国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随着国家的独立、经济的转轨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给解决居民失业和就业的各种政策措施提出了新的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人口减少，农村居民增多，农业中新增劳动力大军愈益庞大。在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人口的比例由1991年的40.1%降至1996年的38.4%；吉尔吉斯坦的城市人口也由占总人口的38.2%减少为34.17 %；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种趋势也很明显。〔4 〕其原因在于：1992～1993年城市中的操俄语民族大批迁往俄罗斯等地；农村生育率大大高于城市，如乌兹别克斯坦90%的婴儿出生在农村；工业生产连年滑坡，无法把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中去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国农业中就业人口的份额不断增加并大大超出了工业中的就业比例。如土库曼斯坦农业就业人数占整个就业人口的42.9%，工业中就业人数仅占9.9%；塔吉克斯坦分别为53.17%和10.9%；吉尔吉斯坦分别是39.6%、14.6%。由于各国都出现了农业人口增加的趋向，解决农村中的就业问题显然居于一个优先的位置。
第二，主体民族在居民总数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就业问题变成能够影响族际关系的政治问题。如哈萨克斯坦1989年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39.17%，1996年已接近50%；吉尔吉斯斯坦1990年吉尔吉斯族占57%， 1996年已超过60%。造成这种状况除生育率等因素外，人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主体民族化”政策即使不加以宣扬，在各国独立后也是始终潜在着的。就业方面主体民族青年会有“优势”，难免对族际和睦与平等带来微妙的影响。
第三，就业人口的变化与人口总量的变化不成正比，劳动力过剩的现象短期内只会加剧，不会减弱。1992年到1996年，乌、吉、塔三国人口分别增长194万、6.3万和31.5万，但就业人数三国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分别减少了17.3万、6.1万和22万人。 土库曼斯坦就业人数增加10万人，但人口却猛增了75.6万人。哈萨克斯坦总人口在1992～1995年间减少28.5万人，而就业人数锐减100.6万人。因此， 中亚五国近年来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在不断激化，各国政府在保证居民就业方面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承诺。
第四，向外移民对中亚国家劳动力的“质”和“量”都造成了直接影响。中亚五国独立后，都涌动过一股移民浪潮，其主流是俄罗斯人离开中亚迁往俄。1992年和1993年哈萨克斯坦迁走的俄罗斯人超过100 万，吉尔吉斯仅1994年就有12万俄罗斯人迁走，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几乎都离开了。〔5〕近两年移民人数大量减少， 但哈萨克斯坦等地仍然比较严重。尽管移民潮持续时间不长，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首先是高质量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因为走的人中多数是有一技之长、年轻力壮的专业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医生等。其次是中亚国家的转轨失去了原有的人才优势。前苏联时期的中亚，劳动力素质较高，没有文盲。如今重新培养必要的人才，并使之达到过去的水平，在现有的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移民潮会滞缓中亚国家经济全面复苏的速度。
此外，与上述几点相联系，随着整个国家文化水平的降低，劳动人口的素养和技能也今非昔比。独立后各国十分重视对社会领域的开支，如哈萨克斯坦用于社会领域的拨款由1991年占预算支出的29.11 %增加到1995年的36.46%；〔6〕土库曼斯坦的这一比例从1992年的27.9%增加到1995年的38.5%。各种补贴的数额十分巨大，如土库曼斯坦1993年给居民发放的补助金达3亿马纳特，加之要维持耗资巨大的社会福利，各国的财政实际上难以承受，只能削减或拖欠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的计划开支。这使得这些部门的从业人员逐年减少，如土库曼斯坦科技领域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1985年为2.0%，1992年降为1.3%。其原因是工资偏低，如吉尔吉斯从事文教、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仅相当于生产性部门平均工资的65%，相当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半。〔7〕而文教部门的不景气又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另外， 中亚各高校为了创收，普遍缩减计划招生数额，增加自费生的比例，学费又非常高，如乌兹别克斯坦首都高校的自费生每年需交纳的学杂费将近800美元。这就迫使许多青年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直接到社会上就业。因此，中亚五国劳动人口增加较快，但就业困难；人数众多，但素质不高，真正能适应新型市场经济的人才很少。
三、失业的产生与解决的途径
中亚五国政府目前都承认国内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劳动人口就业的政策。从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各国的失业率并不算高，在吉尔吉斯为7.9%，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仅为0.5%。 〔8〕但统计上来的失业者仅是在共和国劳动部门登记的，而且基本上是城市居民，对情况更为严重的农村和隐蔽失业是无法精确统计的。如在就业情况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有4万多人， 但实际数字是它的几十倍。据政府的社会部门计算，1995年农村中未就业的劳动力达124.1万人。其中除有残疾和自愿选择失业的人以外， 至少有27万人有工作的愿望和条件，但无法找到工作。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隐蔽失业人口。据当地专家估计，目前乌农业中的隐蔽失业人员有83.15 万人。导致大量失业人口出现的社会经济因素在各国不尽相同，但都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
1995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工业产值分别相当于1991年的99.9%、48%、65%和35%；农业产值分别相当于89%、54%、76%和57%。乌、土两国经济下降幅度较小，失业率也相对低一些，均在0.5%以下；哈、 吉两国经济严重滑坡，失业率也就高一些，连续几年在5%左右。 生产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是造成失业的直接原因。
结构改革使部分从业人员被迫重新择业，甚至失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会使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相应的变化。在中亚由于高劳动力容量的专业化生产部门多属计划经济的产物，不适合本国资源和市场条件，需要进行转产。其结果是增加了失业人口，原因是：1.转产后往往节省大批劳动力。如乌兹别克斯坦缩小棉花种植面积，扩大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由于前者的劳动力容量大于后者，因此将使6.6～10 %的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2.一些企业停工停产使不少工人被解雇。如哈萨克斯坦因工厂不开工而被迫歇业的工人有18.04万人，其中14.9 万人得不到收入。
普遍的拖欠款现象也加速了隐蔽失业数量的增加。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生产处于衰退之中，许多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三角债”、拖欠工资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在中亚各国都有体现，塔、吉、哈三国已处于一种令人担忧的“危机”状态。到1996年7月， 吉尔吉斯拖欠款数额达90亿索姆，相当于1995年吉国内总产值的一半多，拖欠的工资、退休金等总额已超过6亿索姆；〔9〕哈萨克斯坦拖欠款总额为429.8亿坚戈， 是国内总产值的38%，87%的债务拖欠的时间超过三个月，工资、退休金和补助金等拖欠额为22.42亿坚戈，工资平均拖欠89天。 资金短缺造成许多企业开工不足，成千上万的“有工作的”工人拿不到工资（或只能得到一部分），成为隐蔽失业者。据调查，如哈萨克斯坦1996年8月， 大型企业中完全开工的有521家，部分开工的则有1096家， 工业中的隐蔽失业人数达34.5万人，占就业人数的5.1%； 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比哈萨克斯坦更为严重，工人经常几个月得不到工资，隐蔽失业率为8.4%。本来可以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的食品工业1991～1995年下降了79%，大量食品厂的工人成为在职的失业者。
目前，中亚各国都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争取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以保证社会的持续稳定。其方向是：利用市场机制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相应的法律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政府也出面有计划地安排就业。现有的对策主要包括：
首先，发展中小商业和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亚五国都扶持私人企业的发展，认为这是活跃市场、减少失业、增加生产的最佳途径之一。到1995年底，哈、乌、土、吉、塔五国在私人商业和私人工业企业中就业的人数已分别占总就业人数的22.17%、57.1%、49 %、61.6%和47.5%。根据哈萨克斯坦政府1995年12月公布的1996～1998年深化改革行动计划，将利用中小企业创造15至20万个就业工位，使现有的失业人数减少一半。〔10〕乌兹别克斯坦也制订了农村就业纲要，核心是发展农村的中小工业企业和服务业，将使39万剩余劳动力走上工作岗位。
其次，扶持加工工业和服务业，合理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亚五国开始尝试在农村和矿区兴办新企业，引进外国投资，发挥自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优势。乌兹别克斯坦1996年底合资企业已超过3000家。就业人数接近10万人。中亚国家农业产品丰富，农村中劳动力充足，具有发展加工工业的有利条件。哈萨克斯坦1996年把亚洲银行提供的1 亿美元贷款全部用于发展农业综合体。中亚五国城市商业、服务业、公共饮食业的发展，也可以接纳部分失业人员。
再次，强化劳动力市场建设，疏导劳动力的正常流动。中亚国家政府目前都对本国的失业人口进行登记，给其中难以短期内再就业的人员以失业救济金。五国都建立了一批职业介绍所，帮助失业者寻找工作。各国政府的劳动部门还根据需求情况对求职者进行上岗培训。1996年7 月，哈萨克斯坦官方登记的失业人数为25.6万人，其中接受培训的有6100人，15.46万人领取失业补助。〔11〕乌兹别克斯坦政府1996～2000 年准备培训95万人，然后通过劳动力市场安排工作。
四、对就业形势的总体评价和前景分析
失业率的高低，只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众多指标中的一个，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副产品。因此，当1996年中亚各国经济状况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已趋于“好转”时，失业问题被忽视了。但就业状况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在特定的国家和某个时期，它会对现实和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中亚国家的就业形势是严峻的，简单的理解是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形势恶化的结果。如果再考虑与失业同时存在的、关系密切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这个“小”问题是极有可能兴风作浪的。
（一）农村居民的“扩张”会造成数不清的社会问题。中亚人口中60%生活在农村，本世纪末甚至可能超过70%，而农村中真正就业的劳动力仅占其总数的一半左右。城乡差别的扩大，特别是收入上的差距悬殊，如哈萨克斯坦城市人均收入为每月3196坚戈，而农民人均月收入仅有1370坚戈，必然使无所事事的农民们不会按政府想象的那样“回归”家庭，经营自己的宅旁园地。因为这种做法不会使多数人“脱贫”，其结果只能是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一个难以控制的城市化浪潮，减弱中亚社会的抗震力。
（二）经济的缺乏秩序经常使“积极”的政策产生消极作用。近几年来中亚五国的私人中小企业大量出现，因其能“增加就业”而受到政策的扶持。但由于各国政府没能有效地管理这些企业，致使鱼目混珠，“影子经济”借机大肆泛滥。如吉尔吉斯目前注册的小企业和公司约有2万家，开业的仅有23%，其中一半还是亏损经营。 实际上这些私人企业都是在“地下”运转，国家能收到的税额仅占应缴额的30%左右。在吉居民收入构成中，工资占50%，靠出售农副产品等占30%，还有20%的来源政府无从知晓。〔12〕“影子经济”与官吏的贪赃枉法结合起来，可以钻政策的空子，使国家利益受损，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三）民族问题可以借题发挥，从而威胁国家的安定。中亚五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在一些非主体民族聚居地区失业率过高会破坏族际关系的和睦。如哈萨克斯坦全国的失业率1996年7月为3.7%，但俄罗斯人聚居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北哈萨克斯坦州、西哈萨克斯坦州等却高达5.7%～7.8%。
（四）传统意识和法规不完备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中亚土著居民属于东方民族，乡土观念强，不愿意远离故土。他们习惯上还不能接受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在农村里人们有自己缓慢的生活节奏。加之中亚各国当局不鼓励人口的流动，从而使个别地区70%以上的劳动力过剩，而某些新开发地区，如新开矿区有几万个工位却无人添补。文化传统和心理因素会制约社会的某些变化，给中亚各国解决就业，乃至经济改革制造新的难题。
（五）独特的社会组织结构决定了其就业形势的复杂性。前苏联时期虽然向中亚国家“移植”了大型工业企业和现代生活方式，但当地民族却完整地保持了旧有的社会集体，即古老的村社和部落制，而家庭是其最基本的单位。因而中亚社会的家庭一般都成员众多而且十分稳定，如乌兹别克斯坦每个农村家庭平均6.2人。 这样的社会组织和家庭中妇女只能操持家务，养育子女，是不出来工作的。六七人的大家庭只有一两个人挣钱养家，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特别是就业保障，将会使一家人陷入绝境。
（六）严重的社会犯罪状况使失业带来的危害增大。近年来，中亚五国的犯罪率上升，有组织犯罪迅速增加。由于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失业的威胁，使许多居民被迫在贫困线下挣扎。精神空虚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使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在失业率很高的吉尔吉斯，1995年同1991年相比，犯罪案件增加了一倍。〔13〕
中亚五国政府1995～1996年先后宣布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稳定生产、稳定货币的基础上，加快私有化的速度。通过私有化获得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添补国家预算支出。由于各国财政困难，又实行严厉的货币信贷政策，以克服通货膨胀，因此会压缩投资规模。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方面，人口的高增长率使等待就业的人口过度饱和，如乌兹别克斯坦每年有20多万年轻人达到就业年龄；另一方面，私有化的结果会使数十万隐蔽失业者变成真正的失业人员，等待政府出面安排。而目前各国政府的“紧缩”政策不利于扩大生产，即不可能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短期内非农业生产部门不能安置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居民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生活水平必然进一步下降，其结果会从根本上动摇改革的社会基础。若中亚的经济转轨在农村中陷于困境，将导致整个经济改革的停顿。
转轨使习惯于“充分就业”、“大锅饭”的中亚社会不得不认真面对失业的巨大压力。从未来的趋势看，政府对城市的失业会持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通过完善劳动市场，加强地区间、城市间的联系来帮助失业人员寻找工作；而对农村的失业仍会是以“自我消化”为主，让剩余劳动力流向家庭手工业、副业、服务业、运输业。这种对策虽然会产生社会分化、增加贫困人口等消极后果，但却是当前最省力、最符合“国情”的一种方式。各国当局实行这种就业政策的基础是经济会很快回升，来缓解就业带来的冲击。但由于受到国内外多种不利因素的制约，中亚五国经济发展还会有许多曲折。如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对外经济联系又有许多障碍等等。因此，中亚五国就业形势的远景不容乐观，这也注定了中亚国家的社会变革会循一条独特的轨迹缓慢地完成。中亚五国情况不一，土库曼斯坦会依靠其资源，乌兹别克斯坦有其农业优势，哈萨克斯坦借助其经济潜力，这三个国家可能在解决失业问题时从容一些。但中亚五国总的来说，面临的困难是相似的，对其经济转轨对社会造成的复杂影响必须有一个充分的估计。
注释：
〔1〕B.卡赞采夫：《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60年代中期）》， 〔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2〕〔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 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261页。
〔3〕《1995年独联体国家经济》，〔俄〕《社会与经济》1996 年第5期。
〔4〕尤·希什科夫：《土库曼斯坦经济概述》， 〔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5年第7期。
〔5〕K.列奥尼朵夫：《出路》，1997年1月28～29日〔吉〕《吉尔吉斯斯坦之声报》。
〔6〕A.内桑巴耶夫、E.阿累诺夫：《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临近21世纪的社会政治面貌》，〔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8期。
〔7〕〔吉〕《统计公报》，1996年第9期，第92—93页。
〔8〕《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社会经济状况（1—9月）》， 比什凯克1996年版，第57页。《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社会经济状况（1996 年1—6月）》，塔什干1996年版，第35页。
〔9〕《阿卡耶夫面临5个危机》，1996年7月11 日〔俄〕《实业界报》。
〔10〕《国内形势和对内对外政策基本方针》，1996年10月8 日〔哈〕《哈萨克斯坦真理报》。
〔11〕《夏天的数字……》，1996年第36期〔哈〕《亚洲—经济与生活报》。
〔12〕《生活修正统计》，1996年第32期〔哈〕《亚洲—经济与生活报》。
〔13〕《吉尔吉斯斯坦居民生活水平》，比什凯克1996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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