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元帅与前南斯拉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斯拉夫论文,元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前南斯拉夫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铁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人民军队，为人民不惜赴汤蹈火，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解放了祖国，成为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在战后和平建设的日子里，铁托团结全党和各族人民，战胜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铁托热爱人民，他既伟大，又平凡。他的伟大，在于他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永远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铁托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他鼓励青少年培养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和广泛的兴趣，引导人民追求美好而文明的生活。他的一生对前南斯拉夫的历史、政治生活和外交政策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铁托于1892年5月25日诞生在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学成钳工手艺之后，曾先后在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捷克、德国和维也纳当过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铁托是克罗地亚25兵团的一名战士，在喀尔巴阡地区的俄罗斯前线，在同哥萨克—吉尔吉斯骑兵师的一次交战中身负重伤被俘。先是长期住在医院里，后来被遣送到乌拉尔山东部的俘虏营。他在那里学会了俄语，能阅读俄国的书刊，从而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宗旨有所了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逃出了战俘营，来到彼得堡，参加了七月示威游行。他还曾试图逃往芬兰，但未成功，被押往西伯利亚，途中逃往鄂木斯克，参加了国际赤卫军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铁托回到了于1918年建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该王国自1929年起称为南斯拉夫）。回国后，他在萨格勒布当工人，参加当时的工人运动，组织地下共产党活动。铁托和他的家庭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他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夭折。1927年他开始担任地下斗争的领导职务。1928年被判处五年监禁。服刑期满后，他被驱赶回自己的家乡，且受到当局的监视。1937年底他开始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
鉴于法西斯国家日益嚣张的侵略气焰，南共致力于动员和组织南各族人民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主张建立一个能处理国内民族矛盾的救国政府。1941年4月6日，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军队入侵南斯拉夫，战前的南斯拉夫政府和国王逃亡国外，占领者企图通过恐怖政策实行对南的统治。他们建立集中营，进行大规模流放，扶植卖国政府，残酷迫害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共产党，还建立了一个以法西斯分子阿·帕维利奇为首的“克罗地亚独立国”。1941年5月南共宣布共产党是唯一领导南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力量，并成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被任命为统帅。在铁托领导下普遍开展了武装斗争，1941年建立了无产者第一旅，解放了1/5的领土，当时在铁托领导下的8万名游击队战士牵制了51万德、意等国军队和15万伪军。在解放区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1942年由最高司令部指挥的南斯拉夫解放军和游击队共有15万人，抗击着63万侵略军和30万伪军。解放区面积由占全国领土的1/5发展到2/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土地进行过许多激烈的战斗：1942年的科扎拉山战役和1943年上半年的余雷特瓦战役和苏捷斯卡战役都是十分著名的。由铁托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1943年春，盟国司令部派遣了英国军事小组和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建立了联系。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采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宣布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全国反法西斯人民委员会为全国最高执行机构。建立了临时政府，会上通过了确定南斯拉夫以联邦制为原则的决议，从法律上肯定了反法西斯的成果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这次会议上铁托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的军衔。1943年敌人集中了53万侵略军和39万伪军向解放区进攻，其高潮是1944年5月对德尔瓦尔的空袭，敌人忘图一举摧毁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机构，遭到了失败。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盟国决定承认南斯拉夫人民军。1945年11月29日，在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宣言。
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进行了四年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解放了全国，建立了民族平等的南斯拉夫联邦。南斯拉夫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17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1%，与波兰和前苏联一样的，是损失最大的国家，也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贡献最大的三个欧洲国家之一。
1948年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一致拥护下，铁托坚决并成功地反对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情报局企图限制南斯拉夫主权的粗暴行径。当国家中央集权制成为发展经济的障碍和开始助长官僚主义的时候，铁托于1950年倡导在企业中实行工人自治，后来工人自治发展成为社会自治。
南斯拉夫各族在平等基础上团结起来并不断加强一致性也是铁托的伟大创举。
铁托是全民族防御思想的倡导者，根据这一思想，保卫国家不只是正规军的职责，也是全体劳动者的义务。一旦发生战争，全体劳动者立即成为战士，组织并进行地方防御，以此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
铁托是不参加任何集团的不结盟主义的创始人。他倡导并且身体力行地贯彻了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和民主的原则，他是不结盟国家团结、合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使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股重要的道义和政治力量，并对国际事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保卫和平、促进平等合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的、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在世界上的地位，铁托访问了很多国家，同时作为东道主，也接待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杰出的政治人物。他参加过许多为寻求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而举行的国际会议。作为现代世界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对全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铁托于1980年5月4日逝世。来自全世界128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有122个国家代表团、68个政党代表团、4个解放运动组织的代表团、9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和6个其他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中有3位国家元首、4位国王、8位国家副主席、6位王子、22位总理、11位国民议会议长、12位副总理和47位外交部长。
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流行的看法认为，东欧剧变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但是，前南斯拉夫国家解体，使在与斯大林模式对抗中产生的自治制度消亡，让人们颇为困惑。曾一度显现出相当的活力，为世界所瞩目的体制，最终也归于失败，原因何在？追其根源，不能不说与铁托的政治经济理论有关。纵观前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和今天的这种局面，实难为贤者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前南斯拉夫是个农业国，生产力相当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解放初期，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表现在所有制方面，就是全面推行国民经济全盘国有化。1948年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决议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对抗，进而导致前南斯拉夫与斯大林模式的决裂。他们批判了斯大林经济模式的两个主要部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体制。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初期，铁托就大刀阔斧地将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
社会所有制是自治经济模式的基础，由于所有制的变革，企业实行工人自治，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调动了工人劳动积极性，同时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逐步扩大，使整个经济出现了活力。到1978年，前南斯拉夫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社会生产每年增长6.2%，与1947年相比，1977年社会生产总值增加了15倍，农业生产增加了2.5倍。参加农业生产的人数由77%降到30%。
但是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年代里，虽然前南斯拉夫在改革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进行过各种尝试，然而经济发展速度却持续下降，到了80年代就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长期得不到控制，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威胁到社会经济的稳定。
铁托去世后，前南斯拉夫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以及后来的政局变化和联邦的解体，除了东欧剧变等外部因素外，应该说，主要原因是自治制度的失败。
现代商品经济要求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生产资料的产权必须明确，这样，商品生产者才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和自我约束的机制。按照前南斯拉夫的观点，社会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任何个人、集体或团体，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属于所有劳动者。用他们的话来说：社会财富“既属于每一个人又不属于某一个人”，其特征就是没有所有制的体现者，它是真正的“无主所有制”。
这种“无主所有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权利有人争享，责任无人承担。前南斯拉夫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劳动者通过参加联合劳动，即可取得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权利，从而取得决定自己的劳动、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的自治权利，同时也要承担对整个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很显然，宪法确立了在使用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方面的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但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由于法律只注重规定企业和工人在管理生产资料和分配劳动成果等方面应享有的权利，对他们因享受这些权利而应担负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则没有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从而导致企业在经济生产中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当要求享受各种权利时，他们把生产资料看成是自己的；而当需要履行社会义务时，特别是在经营失误或亏损的情况下，需要承担经济责任时，他们就把生产资料看成是社会的。从理论上说，社会所有制企业是自治性质的，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实际情况是，企业负盈不负亏。长期以来，前南斯拉夫大批社会所有制企业严重亏损，到1989年，亏损面达1/8，而真正因亏损倒闭的企业却廖廖无几，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手段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
其次，强调消费忽视积累，社会资产不能增值。社会所有制企业在确定分配比例关系时，缺乏自我约束的机制，企业和工人往往只注重短期效益，忽视企业的发展后劲，结果导致企业积累很低，助长了企业“多分少留”的倾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前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商品经济的，认为不仅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但是他们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理由是，如果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将沦为雇佣。
在前南斯拉夫，根据社会所有制的性质，强调按劳分配的纯洁性，只承认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占有劳动成果的唯一基础。一般地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里，应该建立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着分配关系的结构，这意味着必须打破按劳分配的一统格局，允许按资分配等其他形式的存在。前南斯拉夫长期限制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发展，不允许企业以集资的办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更反对推行股份制，因此资金来源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和向国外借款。前南斯拉夫居民手中积有大量的闲散资金，这主要是国民收入超量分配的结果，还有境外侨民寄回的外汇收入。他们既不能进行投资，将庞大的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又不愿意将资金存入银行，因为银行利率一般低于通货膨胀率，于是居民的资金只能冲击商品市场。
投资资金不足，迫使前南斯拉夫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中偏爱外国贷款，忽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原因同样是“外国投资会剥削本国工人”。由于对外借贷缺乏宏观控制，借贷结构不合理，以及使用贷款效果差等原因，前南斯拉夫的净外债从1970年的23.5亿美元猛增到1980年的173亿美元。后来国际资本市场的高利率，更加重了前南斯拉夫的债务负担，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前南斯拉夫很早就意识到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于50年代初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自动建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市场固然起着主导的调节作用，但国家的调控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前南斯拉夫取消指令性计划后，实际上，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并未减少，只不过是权力下放到各共和国，从而大大消弱了联邦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职能，丧失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中央银行成为协调机构，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税收政策更是各行其是，就连全国的铁路系统也被分割，统一的市场为行政割据所取代。
经济上的失败，导致前南斯拉夫解体，分裂成为五个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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