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近代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3-0347-05
著名学者李达早在70余年前就曾经指出，中国社会经过洋务运动，“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1]（第392页），此后还有历史学家肯定了洋务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科学文化启蒙运动。当今史学界更视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阶梯之一。同样，近代的小说理论自鸦片战争后至洋务运动以前，与此前的小说理论批评相比变化并不大，而从洋务运动以后，则发生了明显的新变化。只是目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界通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小说的理论和创作，大致以戊戌变法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2]（第498页）对此，笔者略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把近代前期的小说理论批评再细分为1840至1860年的第一阶段（或近代初期）和1861至1898年的第二阶段（或近代中期）更合于历史实际。”“近代初期的小说理论批评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面貌，改变不大。近代中期则开始受到外来影响，逐渐更新。”[3]（第71页）显然，把近代前期小说理论批评细分为初期和中期的主要根据就是洋务运动前后小说理论批评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关于近代初期小说理论批评保留古代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此处略而不论。本文着重探讨洋务运动以后发生的新变化。
洋务运动的开端，当以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标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侵略者以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先后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首次有允许外国公使驻北京，用平等礼节等条款。这是清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改变。盖因清政府为了保持“天朝”的尊严，历来拒绝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并坚持外国使节朝见清帝或政府大员时，须行跪拜礼仪。立约后这个禁例被打破，外交事务日渐繁多。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恭亲王奕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上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分驻南京与天津，专管外交。这是清政府当局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所作的一个重大举措。
由于外交事务的日益增多，对于外交人才需求也日益增长。而当时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极为缺乏。于是与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奕謕等奏请开办同文馆，挑选八旗十三四岁以下的少年学习英、法等外国语言文字，学成后办理外交事务。稍后江苏巡抚李鸿章以上海口岸交涉事件甚多，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为由，请照北京同文馆例，在上海添设广方言馆，此后又援例在广州添设同文馆，培养承办洋务人才。
清政府的这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必然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及行为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第52页）中国古代也早有“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的说法（《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东汉何休解诂）。在洋务运动以前，人们都视洋人（当时称为“夷人”）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围非中国人的关系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5]（第33页）人们耻于和夷人打交道，更不愿意学习夷人的任何东西。在这方面，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年轻时的遭遇与心态颇具代表性。1848年，20岁的王韬还坚信“华尊夷卑”，他曾写信责备一位因家贫到上海洋人处工作的友人，谓夷人“自议款通商（按：指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订立《南京条约》后）以来，包藏祸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燕乎？”劝友人“弹长铗以归来，谢知音于海上，尚不失为佳土耳。”[6]（第4页）然而令王氏难堪的是，此后仅一年，他本人也因生计所迫，不得不到英国传教士麦都斯主持的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为此，他同样受到亲友如妻兄杨醒逋等人的非议，有的朋友甚至与他绝交。他本人也愧悔交加。直到1859年，王氏已居沪十年，接触洋人甚久，但仍在给友人的信中强调“然识者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6]（第26页）此后，王韬为了寻求个人出路，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官员，事为清廷所知，遭到通辑追捕，不得不先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内躲避，而后在英人庇护下逃往香港，与英人合作翻译中国古代经籍。他的这种完全与洋人合作的经历当然有其特殊性，然而，也实可视为时势变迁的缩影。而他后来的一段议论则揭明了实行洋务运动的政策调整对当时社会的重大影响：“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7]（卷二）。
这种观念的改变也反映在近代小说作品中，如曾朴年轻时曾在同文馆学习法文，他所作《孽海花》第二回写金汮（原型为洪钧）同治戊辰（1868年）中状元后，冯桂芬（用原型本名）对他说：“雯青，……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我却晓得去年三月，京里开了同文馆，考取聪俊子弟，学习推步及各国语言。……闻得近来同文馆学生，人人叫他洋翰林，洋举人呢。”同书第三回叙述金汮受时人议论影响，“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那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历来读书人认为最风光，“大魁天下”的状元，到了洋务运动盛行之时，也为时风所扇，向往洋务，由此也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般了。
如果说冯桂芬、王韬等人是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他们的叙述和议论未必能代表一般常人的见解，而《孽海花》之类小说作品又未免有夸饰失实之处，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一位普通士人的著作，或许他能更为客观地记述当时的社会状况。清人毛祥麟，字瑞文，号对山，监生，曾官浙江候补盐大使。其生卒年史无明文记载，据其所作《墨余录》中提供的资料推算，他大约生于1815年前后。毛氏原籍苏州，至祖父时始迁居上海。《墨余录》是毛氏所作的一本笔记，全书十六卷，初刊于同治庚午年(1870)，其中所述内容不少是关于洋务运动初起的十年间，上海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如卷之一《广方言馆》条详细叙述了上海广方言馆的创建过程、招生人数、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以及学生三年期满后的去向、待遇等，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又如卷之八《西商租地》条言及上海租界的起始，“我邑西商之租地也，始于道光壬寅（1842年），而盛于咸丰庚申（1860年）。”表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始有洋人租地造屋之举。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订立了北京条约，英、法、美等国租地更多。文中还述及租界内的畸形“繁荣”现象：“富商巨贾，于是集焉，而市斯盛地。”“南北地广十余里，洋房联络，金碧万状。其间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设肆于中，铺户鳞比，百货山积。”“戏馆大小三四十处，箫鼓喧阗，夜以继日；妓院则无地无之，更有花烟间，及广东流娼，密如栉比。”甚至租界当时已成为罪恶的根源：“……或私设赌场，窝藏匪类，以租界为逋逃渊薮。”洋人不仅在租界内为所欲为，而且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都日渐扩大。《墨余录》卷三《西商异物》条，卷之十《北城观西戏记》、卷十一《亚美利加小鸟》等条还叙述了当时刚传入的西医、西洋魔术及西洋的奇禽异物，表明当时西洋文化的传播日渐广泛，中土人士与西洋人士的交流日益增进。该书卷十六还以整整一卷的篇幅专门记载当时的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其中《机器局》条记叙，“同治丙寅（1866年）秋，李少荃（鸿章）中丞购办泰西机器，仿其制度，创局铸造枪炮。”是即后来称为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局。《志秦西机器》条共三十一则，全部取材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辑《格物入门》，介绍了蒸汽机、纺织机、轮船、潜水艇、火车、电灯、电报等新兴的科学技术，其中有的当时尚未传入中国。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不再以这些西方的事物为“奇技淫巧”而鄙薄、仇视它们，而是以肯定欣赏的笔调描述了这些技术（器物）的发明与作用。如文中述轮船“一周时可行千五百里，亦快矣哉！”又谓风雨表“能度量天气轻重，以定阴晴”。“今地势隆洼，相去甚远，知天气即由是分高下，故必神明其用，斯无不准耳！”这些资料表明由于洋务运动的推行，当时人们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不仅“师夷长技”，开办新型机器制造企业，其中有名的如前述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开办的福建船政局等，而且为了深入了解西洋各国国情及先进科学技术，他们还主张推广同文馆，或在通商大邑设立翻译机构，让学生学习西学，并集中力量翻译西书，介绍西学。翻译西书并不始于洋务派，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魏源《圣武记》）但后来因为他被清廷解职，未能终其事。洋务运动以前，王韬也在上海墨海书馆协助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过西方书籍。除《圣经》外，他们还译出了《格致新学提要》、《光学图说》、《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等书。这些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包括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声学、地学、矿学、天文学、机械学、医学等等在内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成为洋务运动翻译西书的先导。对普及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起到筚路蓝缕的作用。
洋务运动展开以后，洋务派对翻译西书更加重视。如1869年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翻译局，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等从事西书翻译。至今我国通用的不少科学名词术语，就是那时确定，沿用至今的。当然，洋务派译书的直接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因此，开头所译西书以声、光、电、化、天文、地理、兵器、机械等内容为主，如《西艺知新》、《化学鉴原》、《代数术》等。有如郑观应认为学习西方的“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学，其末也。”（《盛时危言》）但随着译书队伍的逐渐扩大，所译书籍的内容也日益广泛，由自然科学渐次及于历史、法律、商务乃至文学艺术。
为了直接了解外国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1866年，奕謕奏请派员携同文馆学生随返英休假的总税务司赫德赴英游历。赫德的文案斌椿率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此次共游历了11个国家，行程九万余里，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赴欧考察人员。斌椿返国后，著有《乘槎笔记》、《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等诗文，如实记述了各国的水陆里程、生活习俗等情况。这些著作当时就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前述毛祥麟《墨余录》卷之三以相当多的篇幅摘录了《乘槎笔记》的主要内容。同时，清廷还规定驻外使节平日皆须详细记载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情风俗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驻外官员的记载内容广泛，也由自然科学逐渐及于社会科学与语言文学。
同文馆、广方言馆的学生专门学习外语，了解外国，对当时的社会意识影响甚大。此外，早在1847年就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国留学的容闳于1855年学成归国后，1863年应曾国藩之邀投入这位地方实力派人物幕中。他在为曾国藩赴美采购大批机器，充实江南制造总局后，取得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的信任。在他的极力推动下，1872年8月，近代第一批中国官派的留学生——30名15岁左右的少年由他和另一些官员带领赴美国留学，开始了直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风气。而且4年之中，每年一批，积累起来，数量可观。此前，“闽、粤、宁波子弟亦时有赴洋学习者”（《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此后，留学人数更多。他们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里的士子，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为国人输入了新知识和新观念。留学生中有些人从事文学翻译，将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内来，如曾留学英国的伍光建先生就用简洁明快的白话翻译了大仲马的《侠隐记》（现通常译为《三个火枪手》）等诸多外国小说作品。林纾翻译作品中最著名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他和从法国归来的王寿昌合作完成的。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多种中文报刊。为了吸引读者，报纸也刊发文学作品；报馆还出版发行文学刊物。如同治十一年(1872)春，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同时创刊文学月刊《瀛寰琐记》。《申报》创刊不久，就发表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所作《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部分的译文《谈瀛小录》和美国小说家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的译文《一睡七十年》。《瀛寰琐记》月刊上则连续刊载了署名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作家利顿的长篇小说《夜与晨》前半部的译文《昕夕闲谈》。译者为此书写的《昕夕闲谈小序》、《昕夕闲谈总跋》等文标志着近代前期小说理论批评第二阶段的到来。虽然在序文里作者回顾的小说发展仍是中国古代的一贯说法：“小说之起，由来久矣。《虞初》九百，杂说之权舆；《唐代丛书》，琐记之滥觞，……”他对小说作用的认识也仍是可为人们“启发良心，惩创逸志”，“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这些都沿袭了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观点。但是，蠡勺居士也在序文里指出：“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象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然犀者也。因逐节翻译之，成为华字小说，书名《昕夕闲谈》，陆续附刊，其所以广中士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文中明确要求引进“西国名士”的著作“广中士见闻”，开阔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其中当然也包含“西国名士”关于小说的理论见解。如与序文发表同时，刊载于《申报》（1873年1月4日）的《新译英国小说》（系新书广告，未署作者，有的研究者以为亦蠡勺居士所作）也说：“据西人云，伊之小说，大足以怡悦性情，惩劝风俗。”直接借鉴了西方小说理论的成果。序文中“谁谓小说为小道哉？”的诘难更一反传统看法，实为此后提高小说地位的先声。从此，译介西方小说成为一时风气，蠡勺居士等人开创之功，诚不可没。
洋务运动以后，由于以上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翻译小说逐渐增多。较前述蠡勺居士译作《昕夕闲谈》稍后，1882年，画图新报馆印行了翻译小说《安乐家》。1888年，天津时报馆印行了张赤山编选的《海国妙喻》（《伊索寓言》）。1894年，上海广学会刊行了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的《百年一觉》，该书是美国小说家毕拉密（Edward Bellamy.1850-1898，今通译贝拉米）的空想社会主义政治小说作品。在李提摩太之前，已有署名析津所译此书在1891年底至1892年初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不过由于李提摩太名气较大，故其译本影响较为深远。1896年，上海《时务报》发表了张坤德所译4篇福尔摩斯探案，这是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1859-1930)的作品。当时柯南道尔在英国迈入文坛未久，中国出版他的译作，在当时各国中是较早的。1898年夏，林纾的一位从法国归来，通晓法语的朋友王寿昌邀他共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头，他尚未应允，后为友人热情所感，终由王寿昌口述原书内容，林纾笔录成文共同翻译完成了这部杰作。该书于次年（1899年）正月在福州刻版印行，立即引起人们注意。当时影响巨大的上海《时务报》经理汪康年见到后十分喜爱，商得林纾的同意又于当年夏天以素隐书屋名义铅印重版了此书。此本印行后，流传更为广泛，为林纾作传的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称其为“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福建通志·文苑传·林纾传》）当时与林纾齐名的另一位著名翻译家严复更赋诗赞之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这部译作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轻视西方文学的传统，使人们在看重西方的坚船利炮之后，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刮目相看了。
由于西方小说作品以及小说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小说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至1897年，严复、夏曾佑为天津《国闻报》所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议论所及，除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事件，小说作品外，也涉及了很多外国的历史事件与小说作品，表明西方传入小说作品的影响也与中国古代的小说作品一样深入人心。文章结尾写道：“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明确表示要借鉴近代欧美东瀛的做法，以小说作为开化民智、变法图强的工具。
总上所述，从1861年以后，即近代前期第二阶段或近代中期里，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卑洋、拒洋转而学洋、通洋；洋务派倡导翻译西书，使得人们了解外部世界有了可能，其中，翻译的西洋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更为人们提供了参照、借鉴的直接对象；而当时创办的如雨后春笋般的报刊则产生了对文学作品（包括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小说）的广泛需求。于是，以蠡勺居士为代表的译介欧美西籍小说的人们也开始崛起，逐渐成为一个影响日益扩大的小说理论批评派别了。
收稿日期：20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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