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安妮[1]2014年在《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研究（1937年-1945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综合运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政治学的生态分析方法、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方法,对1937年至1945年的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状况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把握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状况,本文对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前的农民政治参与状况进行了历史考察。首先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前这一地区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以表明陕甘宁地区农民对政治的消极态度,主要是农民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不全是因为农民本身的顺从或冷漠。本文认为,在传统的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以外,他们仅能以偶发性的、曲折隐晦的、非法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要求,难以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相提并论；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尤其是传播了民主共和观念、自由平等观念、法治观念以及独立、自尊、自信的个性意识,使陕甘宁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由于各地成立的革命政权很快被北洋军阀所窃取,尤其辛亥革命对于环境封闭的甘宁地区农民社会生活的冲击很小,故辛亥革命爆发后社会变动时期这一地区农民政治参与仍是有限的；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陕甘宁农民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为目的,组织农民协会,掌握乡村政权,参与国家政治事务。革命性是中共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同过去的农民起义的根本不同所在,也是大革命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斗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新时期,相继建立的陕甘边和陕北苏维埃政权,不仅给予广大劳动人民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也为农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多种途径,农民参政积极性日益高涨,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共处于非法地位,陕甘宁苏区农民的政治参与依然较为有限。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边区成为中共独立施政的合法区域。其外部免受日军直接入侵,内部减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边区农村开始呈现出相对和平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在边区多数县中共产党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并存,部分乡村政权仍把持在地主豪绅手中,同时,作为抗战的总后方,边区不断遭受来自日军和国民党所扶持的汉奸土匪的侵扰,这些是影响边区民主政权巩固和农村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作为抗战主体力量的农民群众也表现出对于中共政权的怀疑和观望态度,这是边区政府成立初期边区农村社会呈现的较为复杂的政治生态。基于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边区民众的政治参与,试图以此来调动民众的抗战热情和积极性,使边区大多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产生最大限度的信赖和认同,并同国民党展开合法斗争、逐渐动摇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若干动员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政策和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下,边区农民通过参加选举运动、参加政权、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各种民众团体和群众组织、参加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抗日战争和边区的建设中去。这一时期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既有以政权建设为中心的参与,也有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参与；既有对国家政治层面事务的参与,也有对基层政治事务的参与；既有时事政治的了解和讨论,也有国家政治事务管理的实践；既有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关注,也有对干部群体的监督,农民参与内容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为了对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状况有更直观、清晰地了解,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两次选举运动为例,对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实践展开进一步分析,就边区农民在选举准备环节、选举大会上、参议会上的政治参与情况作了详细的阐述,再现边区农民参加选举的生动情形。在重点考察农民参加乡选的同时,对农民在区、县级乃至边区一级的选举情况也作了一定的阐述,这是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较为少见的。相较于第一次选举运动,以落实“叁叁制”为内容的第二次选举运动更加强调对选举各个环节的贯彻落实,在民主的实践中更贴近农民的实际,更加注重对农民的民主锻炼和政治教育,故民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都得到较大的提高。这不仅表明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表明,只要政府真正给予人民以民主,施以深入的民主教育,人民是会运用民主的。那么,如何评价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本文从对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量的评估和质的评估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对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量的评估。陕甘宁边区农民无论是在参与人数上、还是在参与范围上都较以往大为扩展；另一方面,对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质的评估。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不仅有效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保卫边区,保障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存在、巩固和发展,深刻影响了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提高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推动了农民自身解放。在这里,本文特别分析了不同阶层农民的政治参与态度。同时本文也指出,边区落后的经济文化水平、囿于抗战前提下的民主政治及不健全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效果。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表现出同其他历史时期、其他根据地不同的的政治参与特点,主要体现为：第一,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是一种全面的、多层次的政治参与；第二,陕甘宁边区农民在中共动员下围绕两种政权的政治参与；第叁,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以合法参与为主要形态；第四,陕甘宁边区农民参与具有一定的策略性。陕甘宁边区在整合不同阶层农民利益、注重动员以唤醒农民参政意识、探索协商民主以扩大农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方面成效显着,对于我们今天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张瑞岚[2]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师凤莲[3]2010年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男女不平等是一种古老的历史存在。在男权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基本没有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资格。自近代以来,在民主、平等、自由旗帜的引领下,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的群体意识逐渐觉醒,她们在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发出了向男性统治的政治领域进军的呐喊,“女权主义”一时甚至成为衡量男性绅士风度的标尺。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女性都有了和男性同样的政治参与权。在西方一些国家,女政治家甚至占了内阁的半壁江山,她们挥舞长袖,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和男性一起引领风骚。中国自古就有“巾帼不让须眉”的传统,但在男权文化和男权统治更为突出的中国封建时代,女性对政治的参与仅限于诸如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之类凤毛麟角的个案,且总难摆脱“后宫干政”的魔咒。中国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发出参政议政的呼吁并付诸行动是在近代西方民主平等思想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解放妇女、赋予妇女平等的政治权利作为己任,发动、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提高妇女的政治和法律地位,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以男女平等作为立法原则之一,明确规定了女性的各项权利,使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得到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一段时期,“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曾响彻中国大地,“半边天”也一度成了中国妇女的代名词,1995年,男女平等更进一步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参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妇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女性政治参与表面上的风光无限难掩其实际上的尴尬境地。与男女平等理念的真正实现以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中国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实际参与水平、参与规模、参与途径等都还存在很多问题。在民主参与方面,女性群体的政治冷漠是一种普遍现象,突出表现为女性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较低；不参与和消极参与的程度较高：女性参与基层选举和竞选的比率较低；以信访、听证等其他形式参与的女性比较少。在权力参与方面,女性的参与情况也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一是近30年来,中国女性的权力参与有所停滞并时有回落,这种状况突出表现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政党参与及基层权力机构中的性别构成上；二是参与的比例较低且结构不合理,无论是与男性相比,还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参政的女性相比,无论是在立法、行政、司法机构,还是在政党、社会团体等组织里,无论是在高层决策机构还是在村级事务管理机构中,中国女性权力参与的比例都比较低且结构不合理。那么,在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的当代中国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两性的社会差异不是由生理差别天然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是在社会的制度安排中后天形成的。由此观之,问题的原因除了女性自身的因素,即自身综合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偏低外,还有外部社会原因,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的制约。公民参与政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女性也不例外。但和男性相比,女性要承担繁重的生育任务和主要的家务劳动,其就业状况和经济收入水平普遍较差。二是制度和机制的局限。在中国,关于促进女性参政的法律法规和机制尚不健全,人们对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随意性也相当大。叁是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国家本位”、“官本位”倾向不鼓励民众参与,有助于造就一个政治冷漠的大众阶层；从性别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男权文化,它贬低女性的价值,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同时将女性排斥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参与上的男女平等不仅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针对上述中国女性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我们理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积极推进当代中国的女性政治参与。首先,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社会性别主流化乃是当今国际社会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而采取的一个普遍性战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根本途径之一。其次,消除经济领域中就业的性别歧视,推进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才能真正为妇女参政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第叁,构建先进性别文化,促进教育的性别公平。性别平等问题是性别文化反思与建构的核心问题,先进性别文化的构建,可以为女性政治参与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促进教育的性别公平,是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比例有积极的作用。第四,提高女性的组织化程度,发挥妇女组织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政治参与水平就越高。为此,当前应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妇女组织、特别是各级妇联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各阶层女性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总之,没有女性对政治的充分参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将是一句空话。展望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发展前景,总的来看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性别意识的普及和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中国女性政治参与必将走出徘徊并稳步上升；同时,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障碍的存在,中国女性政治参与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以及性别平等的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
徐锋[4]2004年在《政治参与发展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文中指出政党是联系公共权力与社会的桥梁，政党的性质与功能决定了它必须把公众的偏好变成自己的政策。政策是执政党执政的关键环节，因为执政党是通过政策来掌握公共权力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因此，政策水平高不高，政策产品好不好关系到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执政党政策水平的高下及其政策产品的优劣取决于它的政策制定。政策制定是执政党面临纷繁芜杂的政治情境与社会问题时，决定自己是否作为、怎样作为以及如何阐述自身选择的重要政治过程、认识过程和机制过程。为了实现政治、认识和机制这叁个过程的有机统一，政策制定必须符合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要求，这关系到执政党最终的政策产品是否与时代同步、与百姓同心，因而关系到政策在施行中的效率与效益。执政党政治上的成功是因为自己自觉地制定和推行了保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策，执政党政治的衰朽则是因为自己不自觉地制定和推行了侵害、限制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策。民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政治前途，而民心的根本就是生存与发展这一出于人性考虑的最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维护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为了巩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并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理念和政策活动，使自己的政策制定更科学、更民主，使自己的政策总是能够与时俱进。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党正面临一个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以及这个市民社会广泛而坚定的政治参与要求。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已经是有雄厚社会资源基础、有明确利益要约的主动的、公民的、有序的和有效的实参与，这使我国政治生活的主体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也使我们党的政策行为发生相应变化。传统的政党政府几乎垄断全部公共事务的历史行将结束。我国政党政府与市民及其团体组织这两方面的政治主体之间将逐渐发展起一种要约与承诺的契约关系、谈判与再谈判的治理关系。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结果，是不以人们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另一方面，面对市民社会政治参与的发展，我们政策制定中长期存在的革命党思维惯性、为民作主包办专制遗存、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权力运作的非正式性、党政不分权责不分、缺乏灵敏高效的纠错机制等等非现代、不科学的东西越发凸现出来。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我们党及时将社会偏好转化成自己的政策的努力。必须革新我们党的政策制定。首先是要规范政策制定的过程，切实达成并优化政策制定过程中执政党与社会的互动交流。具体有以下问题：1、在政策问题认定和政策议程确立方面既要保
方来武[5]2015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研究》文中认为政治参与本来是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本文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方向上选取这个题目,是因为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理念,需要探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本文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经验,侧重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以如何实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目标导向,以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存在的问题、面临的风险以及原因,以期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对策和建议。公民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现象和标志,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发展而自然出现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民政治参与既是公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正如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1)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下的重点热点,而如何认识公民政治参与,如何以公民政治参与为突破口,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2)本文认为,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最基本的思路是弄清“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它有什么价值,它从哪里来,它到哪里去”等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不是无本之本、无源之水,有其理论的来源、历史的发展轨迹,着眼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当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导向,如何实现人家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本文先是定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强调了公民政治参与原则及价值意义等,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回顾和分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演进,回答了“从哪里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如何在动态中继续发展完善的问题,具体分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可能的风险、发展的条件及方向等方面,回答了“怎么走”、“到哪里去”的问题。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由六章组成。导论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选题的缘由,从时代背景、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出发,阐释了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二是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的已有研究成果,国外的有些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国内的研究在内容上和范式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叁是阐明了研究的创新点和困难所在;四是简述本文研究的意义,认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道路,显得意义重大;五是本文的研究理论工具及研究方法,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理论联系实践,运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研究公民政治参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一章先从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与原则出发,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话语体系奠定基础。在定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相关概念时,通过比较中西方学者对政治参与的含义界定,深化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解和认识,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有重要启示,本文借鉴其合理成分,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涵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和界定;在讨论政治参与主体时,对公民、群众、人民等主体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述公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科学性;为了更好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下谈论公民政治参与,本章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必须坚持的几个基本原则,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等,强调我们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道路,把握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及功能。从为什么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视角着手,分别从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价值及其具体功能两个层次回答了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认为公民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并对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功能方面,主要阐述了公民政治参与对提升政治透明度、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五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及功能,才能增强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叁章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演进。虽然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理论与实践是由西方发源而来的,其实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有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前身——群众运动,虽然两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但都注重发挥群众或公民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性作用,在这点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了更好的追踪溯源,本章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中国共产党对公民政治参与理论的相关论述,并对公民政治参与在我国的历史演进及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的空间,离不开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外部条件的综合影响,启示我们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在与未来。第四章重点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现状与问题。首先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几个基本制度做了论述,不同层次的参与制度,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参与职能;然后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指出了现阶段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的叁个新特征,同时分析了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着不平衡、流于形式等问题。最后,对导致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出现问题的成因,如经济、社会等因素进行了归纳,认为公民政治参与发展不完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时代性,不能急于求成。第五章,为了区别公民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突出其政治性,本章主要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可能或已经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针对性阐述。从公民政治参与的国内外经验来看,公民政治参与具有“政治参与爆炸”、“群体性事件频发”等政治风险,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然后提出我们应该科学认识公民政治参与的风险,对公民政治参与在我国的发展应进行科学的认识、评估,遵守规避风险的原则,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理性、有序地发展。第六章重点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发展公民政治参与,不能照搬西方的理念和实践。首先强调要清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思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原则、以发展协商民主为方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参与道路;其次要积极创造、优化公民政治参与发展所需要的有利条件,主要有物质条件、制度条件、技术条件等;最后,论述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道路,结合党的相关文献精神,围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层次、领域两个角度出发,论述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可能路径选择,寄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以最低的代价成本、最灵活的实践策略积极、稳妥、有效地发展。结语部分是对本文主要内容的归纳和提炼。本文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稳步推进,面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不断多元化,参与的层次和领域将不断深入,人民当家作主也有了更多的空间和内容,因此,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时候,我们既不能灰暗一片,满眼问题,也不能主观超前,一厢情愿,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本文能做的就是在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基础上,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做一些尝试性的研究。
王鹏[6]2016年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因而党的建设的任务也就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组织体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把自身锻造成为富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是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关、人民军队、人民群众以及各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把自身建设建设成为受人民拥戴的执政党。本论文立足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深入分析党的自身建设过程和局部执政行为,揭示党的发展与局部执政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里纯洁组织和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基本经验,探究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本论文共分为以下六章：(一)绪论。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此过程中必将面临各种风险和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党的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的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两次转变,而党领导的政权建设也经历了苏维埃政权、抗H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叁种政权形态,积累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极为丰富,总结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无疑将有助于推动今天的伟大社会实践。绪论部分还阐述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二)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本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党建学说和列宁党建理论两个部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原则,然后分别对中央苏区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与局部执政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旨在使本课题的研究置于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叁)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考察。本部分首先梳理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脉络,分析和阐释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从而为研究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提供现实的分析背景。(四)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组织体系的完善。本部分首先从历史脉络分析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德才兼备干部队伍的培养以及模范党员队伍建设的过程,阐明党的组织体系的成熟首先是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实现的。然后,本部分论述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和监督体系创新的过程,阐明党内政治的制度化,有助于党的首脑、干部和党员形成统一的整体。(五)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建理论的成熟。本部分首先对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然后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式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系统阐述、叁大优良作风的高度概括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提出等五个方面展示了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突出成果,进而阐述了党建理论的发展与党建实践的之间的关系。(六)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本部分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对于“微型国家”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权问题展开论述。论文首先理清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过程中党、政、军、群之间关系,并且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党的组织力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过程。论文提出党在局部执政过程中着重提升了以下儿种能力：执掌政权的能力、领导统一战线的能力、领导人民军队的能力、动员社会的能力以及对外交往的能力。由于党的领导能力首先体现为一种综合能力,即党统领各方的能力,因而论文在这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通过对上述能力提升过程的分析,揭示党的组织力量的发展、党的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之间的内在关系。(七)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本部分总结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创立了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体系；造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型；培育出不朽的延安精神。在此基础上,论文最后总结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而为探寻执政环境中党的建设规律提供有益借鉴。
张毓辉[7]2016年在《乡村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群众路线为立党之基。在建国以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农村地区历来是我们党重点关注与服务的重要领域。随着乡村治理进程的不断加深,加快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政治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的理念主张宗旨的重要途径,是组织与发动全党全民积极投身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依靠,是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夯实执政基础的重要保证。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强化中国共产党团结与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推动乡村社会建设发展的领导地位,增强党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与控制,进而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均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建国以来乡村治理背景下党的农村政治传播体系的建构与运行过程为考察对象,利用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作为研究范式,通过对农村政治传播机制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党的政治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诸要素的分析,力图揭示出建国以来乡村治理背景下党的农村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及其对社会整合与政治认同的影响,试图为完善与创新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传播实践建言献策。本文从以下方面展开：绪论部分论述了本研究缘起,指出现有政党政治传播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治传播内容,如党的宗旨、主张、政策等,而对党的传播体系本身的研究仍显不足,在此基础上对现有乡村治理与政治传播实践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第一章概述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的相关概念与传播机制,提出要从政治传播的层面上实现对信息的正确处理,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控制和传播时,必须要与背后的权力配置和运行体系相结合,关键点在于传播的形式与过程,在对其进行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对传播体系的渠道、方式、途径和手段等进行细化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体系的渠道、方式等要素,包括党内组织传播、媒介传播与以运动化治理为特征的行动传播。第二章分别通过对转型前后乡村治理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传播历史演进进行梳理,认为农村地区治理实践的变迁与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演进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乡村治理的实践形式决定了党的政治传播形式与内容,党的政治传播实践又体现出对乡村治理实践的发展演进的反向调整与动态适应的过程。第叁章分别分析了党的农村政治传播系统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传播的效果效能方面因素的特殊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与普通传播主体相比,政治传播主体在权力特质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党各级组织,在行使权力和管理社会事务方面具有强大的权威。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总体政治传播内容会受到各个党的各级组织特定政策的影响,呈现出动态调整性。而农民对农村政治生活的兴趣与其自身的政治素质又成为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效果的重要制约因素。第四章系统总结了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机制及其机理。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机制主要依靠由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及传播受众所组成的传播体系来有效运行。传播主体即党的各级组织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内部的沟通与控制,会影响传播内容的选择与加工、传播渠道的使用及传播受众的接收效果。第五章分析了当前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所面临的局限与挑战,包含两方面因素：当前乡村治理现状与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所面临的困境。经济发展薄弱、乡村文化贫瘠、制度建设不完善、利益表达不通畅,这些都是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党的农村政治传播同样存在传播主体薄弱、传播渠道不畅、传播信息受限等问题。第六章针对当前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所面临的困难,结合乡村治理实践现状,从完善内部运行机制与加强制度建设两方面提出了优化与提升党的农村政治传播的具体措施。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进行创新性探讨：一是跳出传统政党政治传播研究框架,将中国共产党传统的讲、传、帮、带等形式的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宣讲宣教方式纳入政党政治传播研究范畴,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机制中的渠道架构。二是以乡村治理为背景探讨党的政治传播体系,突破政党政治传播研究的一般视角,重点关注乡村治理实践与党的政治传播双向互动联系。叁是在乡村治理为背景的政治传播研究中,对比政府与非政府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这一主线,在传播主体上进行细化与规范,进一步明确乡村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与目标。四是创新政党政治传播理论评价体系,与西方以执政权夺取为目标的政党政治传播相对,从执政目标、理念与主张的角度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传播体系是否贯彻了党的农村政策路线、方针要求,是否体现出党的性质宗旨,对于夯实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朱常柏[8]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救助包容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基尼系数高达0.529,位居最不公平国家行列。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并存的城市贫困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已经给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造成了重重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救助理论,在汲取我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采取了有力措施,逐步建立起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大大缓解了城市贫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到“共享发展”理念,城市社会救助的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城市社会救助行为、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以及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但是由于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偏低,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城市居民众多,贫困人群生活质量低下,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依然脆弱,城市社会救助重生计轻发展的制度缺陷致使社会救助包容性缺失,救助效果差强人意。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为理论前提,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社会救助方面包容性程度,以及遵行科学发展观,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依托构建完善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以增强其包容性。力争立足学科前沿,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运用发展经济学、社会保障学、历史与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国际比较与国内比较相结合、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本课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包容性增长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增长的最新理念,它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贫富分化和显着不平等已经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下,由亚洲开发银行及相关国际组织倡导的最新增长理论。目前包容性增长理论已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作为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指导思想,并嵌入到减贫的具体政策措施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社会福利项目,特别是社会救助项目,一方面由全民化向目标化发展,把社会救助与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协调起来,提高了社会救助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另一方面,社会救助已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由选择模式向普遍模式发展,社会救助包容性特征日益增强。先进国家社会救助实践充分表明,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一种新型发展理念,更是制定社会政策必须秉承的价值取向,它所包含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以及包容社会各阶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也为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社会救助要想取得良好效应,就必须探寻贫困发生的机制,增强制度包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贫困既有个人摆脱贫困的能力欠缺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变迁中的结构性因素,还有社会转型中的政策缺位政策不完善等原因。这就为社会救助政策干预找到了逻辑起点：即通过实施包容性增长策略,一方面促进经济快速有效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发展成果,实现益贫式增长,另一方面制定更加包容的社会政策,消除社会排斥增强社会融合,提升贫困者的人力资本,提高社会服务的公平性,为整个经济社会有机和谐发展提供持续的人力支撑和向好的人文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社会救助理念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无暇顾及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只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功能,重点建设的社保项目也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直到城市贫困充分显现,城市社会救助才真正进入决策视野。1997年提出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救助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但是仍然停留在作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的工具性认识层面。1999年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颁布,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城市社会救助政策的重新认识,并开始逐步完善包括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救助政策。随着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效率增长与社会不公平等突出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同时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作出回应,分配原则也由此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至此,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政策受到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与全面,尤其注重对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这种全面且科学的认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集中表述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成为改善民生福祉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的认识突破了传统窠臼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的路径选择至少包括实施益贫式社会救助政策,提高贫困人群收入水平,消除物质贫困；遵循发展型社会救助原则,提升贫困者自救能力,消除能力贫困；秉承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实现权利包容和机会平等,消除权利贫困。城市贫困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甚至是个巨大进步。城市发展在于包容,而非排斥。包容性增长式城市社会救助的政策指向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增大劳动收入比例；提高城市社会救助的去商品化程度；现有城市社会救助政策要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形成多方力量参与治理贫困的格局,有效缓解城市贫困。唯此,才能切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
王飞[9]2017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文中指出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传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时代的进步,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也前所未有地显现了既有政治传播的缺陷和不足,促使我们面对挑战而积极应对挑战,通过改进政治传播的方式,努力把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提升到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匹配、与人类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梳理概括,也存在着传播的难题亟待破解。本文围绕前述缘由,尝试从理论背景,历史演进,主要任务,难题及破解理路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和论述,努力构建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认识模型。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论证了政治传播在政党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现了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演进中的规律,论证了新闻信息和媒介意见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列宁创造性地阐述了党报的党性原则问题,将个人言论自由问题与遵守党的纪律问题结合起来,指出了衡量党报党性原则的标准就在于党纲、党章、党的策略决议和组织经验四个方面。他还提出,政治传播不是无目的的灌输,而是有针对性的灌输,这种"针对性"主要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自发性"问题,它需要传播媒介发挥榜样引导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将政治传播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赋予了政治传播中国化的含义,即对内宣布和对外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立了适合于国情的面向不同大众的分层传播组织,形成了以报纸、期刊为主要载体,以红军政治传播为辅助手段的特色传播网络,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打赢和国民党的宣传战争奠定了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反转。建国以后,党继续强化运用党报等新闻宣传工具,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的形势,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形成了从宣传鼓动、新闻报道到创新融合这样的传播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逐渐表现为政治理论传播、政党和国家形象塑造、动员和沟通民众叁大形态。面对着媒介融合改变了我国传媒业既有的传播格局和生存方式,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与冲突,迫切需要新型主流媒体担负起价值沟通与共识达成的桥梁职能。党通过聚焦政治任务,培养传播精英人才实现传播主体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党媒新版图的构建也在逐步形成,对外传播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媒介公信力不断回归,舆论引导力得到强化。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政治传播受众普及化、年轻化、群体化和网络化的转变,适时地作出了调整,使党的政治传播观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实现了有效对接。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西方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愈加明显,如何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需要政治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主要体现在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的互动不够,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还不能完全适应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提出的新要求。破解目前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困境,应从受众对事物真相的需求、对改进叙事方式的需求、对重塑媒介话语的需求、对参与传播过程的需求出发,做到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相结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念,增强传播效果的关注度、认同度。同时,也要科学地认识政治传播自身的规律,特别是它的核心——政治信息传受规律,探索传播途径从单一的组织、人际到组织、人际与新兴媒介的结合,推动政治传播主体从单一的政党主体到中国共产党主导、社会主体补充,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乃至个体作为主体的政治传播功能,使其成为与政党互补且良性互动的政治传播主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完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中,我们应以勇于革新的态度,改革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治传播,改变现有对外政治传播覆盖面缺漏和势能弱化的情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人类政治文明形成共振的着力点,强化对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准诠释与传播。
闫辰[10]2015年在《现代国家治理视野下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与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正当性和国家治理能力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转化机制，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现实需要。在既有政治体系框架内，实现中共执政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变革是适应这一需要的有效路径。这是因为，以“责任”、“透明度”和“回应性”为导向推动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优化，可以为构建更有效、更具合法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能够减轻中共面临的“多元竞选性民主选举”的改革压力，以及规避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共执政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变革，既关系到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部权力组织结构和职能关系的变化，又关系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功能”转型。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制约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功能发挥的制度性问题，不仅源于执政党决策机制本身的结构和运行的种种“顽疾”，又源于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优化还不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规范要求。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既有研究所涉及到的研究变量都是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一个侧面，通过何种分析框架综合全面的解读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形成变革的因果逻辑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将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融入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宏观环境中考察，并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规范要求出发探讨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优化，不仅可以清晰地勾勒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演进变革的因果逻辑，而且也能够提出更合理的策略措施优化执政党的决策机制，使之适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基于这一研究旨趣，本文从中国现代化路径转换入手，剖析中国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变迁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以“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为“宏观结构—制度背景”，解释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变革的因果逻辑，分析其内在结构和过程运行的特点变化，并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规范性要求出发，以“开放式决策”实践经验为现实参照，从“结构—过程”两个维度出发探讨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优化的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1]. 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研究（1937年-1945年）[D]. 杨安妮. 武汉大学. 2014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3]. 社会性别视角下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D]. 师凤莲. 山东大学. 2010
[4]. 政治参与发展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D]. 徐锋.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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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D]. 王鹏. 西北大学. 2016
[7]. 乡村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传播研究[D]. 张毓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救助包容性研究[D]. 朱常柏. 扬州大学. 2016
[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D]. 王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现代国家治理视野下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与优化[D]. 闫辰. 吉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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