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兴盛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士人向朝廷献赋以为颂美或讽谕，在唐以前的汉魏六朝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①。唐代的献赋活动是对汉魏六朝献赋传统的延续，同时在唐代文学和政治的新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赋体与献赋又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色。初盛唐文人的献赋活动非常活跃，从帝王到朝廷文士乃至一般的文人都有献赋之作，或颂美，或讽谕，形式也较前代更为灵活多样。和中晚唐的衰落相比，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可以说是唐代士人文学活动的重要现象，也是认识唐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角度。对于这一唐代文学的重要课题，目前学界尚未见专门论述。本文以初盛唐献赋活动为研究对象，对初盛唐献赋的献纳对象、功能与效果等方面展开论述，由此对初盛唐献赋的盛况作一初步勾勒；探究献赋从初唐到盛唐在功能上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与当时政治背景和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
唐初的献赋活动，是在以太宗(627—649在位)为首的贞观君臣的倡导和规范下展开的②。太宗作为君王，既是唐初赋的重要作者③，也是当时献赋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初唐文学延续南北朝以来的文学格局，君主和王侯贵戚既是文学创作的组织者，又是重要的参与者。在这种格局中，文学与政治得到了最紧密的结合，赋体因为原本具有润饰的功能，更成为其核心文体，由此获得较大的生存空间。太宗与初唐献赋活动的关系，以及唐初赋体的兴盛，都是与上述文学格局分不开的。唐初的赋体兴盛也因此带有比较突出的官学兴盛的色彩。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所说的“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④，所指的正是这种与君主好尚和朝廷文学体制关系紧密的诗赋创作。
高祖武德四年，当时尚为藩王的李世民已经留心文治，开文学馆以揽文学之士，每日引见，讨论文典。褚亮、姚思廉、于志宁、薛收等纷至，号为十八学士⑤。太宗登基之初，即“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作《威凤赋》以赐功臣长孙无忌⑥；又隐太子事平后，赐杨琮《怀昔赋》，“申以恩意”⑦。太宗以前，帝王能作赋者不在少数，但以帝王之尊作赋以颂臣下者则绝无仅有，这大概和其经玄武门事变登基后微妙的政治形势有关，但主要还是他谦恭御下的政治哲学的表现，可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献赋。而赋体作为庙堂文学，在唐初实际的政治与文学生活中的作用，也由此得以凸显。如果说唐初文学的基本性质是以贞观君臣为中心、以雅颂为体的庙堂文学，那么太宗本人的诗赋创作则是初唐雅颂文风的开端，对当时的赋体写作和献赋活动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除赐赋臣下以示恩宠之外，太宗也时与臣下、后妃同赋，如作《小池赋》赐池主许敬宗，并诏其同作；又作《小山赋》，徐惠妃有奉和之作⑧。在殊方纳贡时，太宗更是诏令大臣献赋以为荣耀，如贞观五年，林邑国献五色鹦鹉，太宗诏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为之赋⑨；贞观九年四月，康国王屈木支遣使献狮子，太宗诏虞世南为之赋，命编之东观⑩。在太宗本人的亲自参与和积极组织下，通过上述赐赋、共赋以及诏令作赋等方式，汉魏六朝文学深厚的献赋传统得以复兴，献赋成为初唐政治与文学的重要内容。
赋与政治的渊源十分久远，《毛诗传》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11)。自汉武帝以来，帝王好赋者不少，献赋的传统也一直没有中断过。甚至可以说，帝王凡有志于建立和巩固高度统一的君主集权、留意奖拔人才者，未有不留意于献赋者。魏之三祖皆好辞赋，曹操“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12)的文采风流更是为唐人所羡称，在曹公父子的倡导下，曹魏时期的献赋活动非常活跃，为整个六朝献赋史上的一个高潮。之后的两晋时代，皇权受到士族的制衡，献赋活动可以说是消歇了。经过宋齐两代的发展和恢复，在萧梁时代又形成新的高潮。陈隋以来，献赋之事也依然史不绝书。总的来说，历代帝王都重视献赋“雍容揄扬”、“润色鸿业”的政治功能，同时也享受赋体文学所提供的传统的审美愉悦，虽然这种愉悦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太宗在赋的创作和审美方面的认识和成就或者不如三曹和萧梁父子，他对于献赋和赋体本身的看法也是个人化的，带有更明确的实用性。针对奏赋的内容和主旨，他提出了不可“文体浮华，无益劝戒”的明确要求，基本上否认了“浮华”也就是赋本身在审美上的愉悦价值，特别强调其“劝戒”的实际政治功用：
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13)
奏赋以讽谏本是自汉代以来的献赋活动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太宗的“劝戒”论渊源于此。而其近源则是隋代君臣的“惩劝”说。李锷《上书正文体》云：“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14)而这一传统一直以来都由进步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提出和推动。而在实际的献赋活动中，帝王因为他们至高无上的威权，往往成为颂美的对象。臣下所奏讽谏之赋，帝王虽也多加优容，但其心所好者无疑是颂美，这也符合一般的人情。但无论喜好还是优容，在太宗之前，尚未有帝王对赋作的功能进行导向。唯有太宗直接干预献赋活动，明确提出了劝戒的献赋观。
太宗劝戒的献赋观，尽管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有片面强调内容之嫌；但就实际的情况来说，对于贞观诗赋创作的健康发展无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对初盛唐的献赋理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谢偃《述圣赋》自言：“顾微臣之庸朽，滥叨选于词林。恒戒盈以献赋，每规过而进箴。”(15)正是对太宗劝戒的献赋观的回应。之后刘藏器(高宗时任侍御史)《对往代为刑是非策》有“诗人因赋以诫时”之语(16)，其子刘知几《史通·载文》云：“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17)显然直接继承了太宗此观点。
在太宗的倡导下，贞观时期的奏献之赋大都有具体的现实指向和明确的讽谕对象，基本杜绝了谀颂之声。如谢偃曾奉诏作《述圣赋》，又献《惟皇诫德赋》，讽谕太宗当居安思危(18)。李百药献《赞道赋》，讽太子李承乾不可“闲燕之后，嬉戏过度”，太宗以为“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赐彩物五百段”(19)。太宗幸翠微宫，崔仁师“上《清暑赋》以讽。太宗称善，赐帛五十段”(20)。
太宗劝戒的献赋观是他本人纳谏的政治理念的一部分。贞观文学的朴素清新、英华未展，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一献赋观的黜抑浮华之功。当然，太宗劝戒的献赋观主要是就史传载录而发，在朝堂理政之暇，他也会有兴趣写作或诏令陪游侍臣献上应景的赋作以怡养情性，太宗本人的《小山赋》、《小池赋》以及许敬宗《欹器赋应诏》、《掖庭山赋应诏》、《麦秋赋应诏》等作(21)，都是这类例子。此外，当时还是太子的高宗曾写作《玉华山宫铭赋》以赐东宫属官许敬宗等。此赋虽不存，但许敬宗《谢皇太子玉华山宫铭赋启》赞美其“理超辞表，意生文外。自余清拔，触类奇新，成若神化之工，光乎性道之制。盖由基天挺裕，纂圣凝离。故能迈古超前，纳卿云于度内；逾俦绝侣，括启诵于胸中”(22)，主要着眼于风格之清奇，也与“劝戒”无关。
太宗对献赋如此重视，登高能赋也就成为大臣为时所称的重要才具。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诏令天下：“有学艺优洽、文蔚翰林、政术甄明、才膺国器者，并宜知日申送。限以来年二月一日总集太山。庶令作赋掷金，不韫天庭之掞；被褐怀玉，无溺屠钓之间。务得英奇，当加不次。”(23)颜师古《策贤良问五道·第四道问》明确提出：“结发升朝，敷衽受职。开物成务，率由兹道。是以登高能赋，可列大夫；试讽籀篇，乃得为史。”(24)可见能赋乃是官方选拔人才时考量的重要内容。岑文本《龙门山三龛记》赞美左武侯大将军相州都督雍州牧魏王“朝读百篇，总九流于学海；日搞三赋，备万物于词林”(25)，也表明“能赋”是对词臣的重要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皇子时，不但皇太子李治以作赋称，太宗第十九女兰陵公主(于贞观十年受封)的幼年教育也包括作赋，所以李义府《大唐故兰陵长公主碑》有“裁箴作范，草赋开蒙。词温华瑾，文艳雕虫”(26)之语。这正表明献赋、能赋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后宫，都是格外受重视的。
初唐的献赋活动，大致可以高宗朝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此是以太宗为中心的贞观时期，后此是武后中宗时期。
高宗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司表奏皆委之武后，自是无暇顾及献赋之事。所以高宗朝的献赋活动和其他文学活动一样，相对于前后两个时期都比较寥落。见于史载的，如显庆元年(656)崔敦礼卒，于志宁所撰铭文特别称许他“赋超雅颂”(27)。崔赋不传，但既只字不提劝戒讽谕，应该是以颂美为主的。这种“雅颂”的献赋观也已悄然偏离了太宗朝的“劝戒”论。高宗朝合乎太宗“劝戒”论的献赋，惟有韦承庆献《灵台赋》以广太子李贤之志一例(28)。麟德二年(665)十月，则天皇后请封禅，高宗将东封泰山，许王李瓘献《乐九成赋》，颂美高宗“将修封禅”，“岂七十二君之足多”(29)，其实可归入武后中宗时期的文学。
永淳元年(682)，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30)。杨炯《庭菊赋》序描述了当时东宫属官杨炯、崔融、徐彦伯、刘知几等人追随裴炎、薛元超游处作赋的一次盛会：
天子幸于东都，皇储监守于武德之殿，以门下内省为左春坊。今庶子裴公所居，即黄门侍郎之厅事也，其庭有菊焉。中令薛公，昔拜琐闼，此焉游处。今兼左庶子，止于东厅。甍宇连接，洞门相向。每罢朝之后，未尝不游于斯，咏于斯，览丛菊于斯。叹其君子之德，命学士为之赋。是日也，薛凯以亲贤为洗马，田岩以幽贞为学士，高元思、张师德以至孝托后车，颜强学、沈尊行以博闻兼侍读，周琮、李宪、王祖英、曹叔文以儒术进，崔融、徐彦伯、刘知几、石抱忠以文章显，德行则许子丰，耆旧则权无二，骆
则诂训之前识，张相则老庄之后兴，并承高命，咸穷体物。小子托于吹竽之末，敢阙其词哉?(31)
从上引材料可知，高宗时与帝王、太子游处的官员僚属，无论是以“文章显”，还是“以博闻兼侍读”，或者以亲贤、幽贞、至孝、德行、耆旧、训诂、老庄见称，受命即作，都不以随时献赋为难。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杨炯曾说崇文馆中“草木咸可为赋”，崔融遂作《瓦松赋》一篇(32)。可见经太宗首倡，经过贞观二十余年的发展，唐初赋体的写作是大大地普及了。虽然高宗本人对参与、组织献赋力有未逮，但献赋作为初唐的一种传统，很自然地在朝堂内外延续下来，只是其功能逐渐从太宗朝积极有为的“劝戒”朝“体物”、“雅颂”的方向发展。从实用回归审美是符合赋体自身发展的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朝虽然是一个过渡期，却是初盛唐献赋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从则天久视到中宗景龙十数年间的献赋活动，进一步发展了高宗朝已然兴起的“雅颂”功能，一以颂美为主导。开元初，张说受诏作《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论述此阶段的文学发展云：
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33)
张说和于志宁一样，也用“雅颂”来概括当时的诗赋创作。这里的雅颂，显然指的是以颂美为主的诗赋创作。“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渊源于班固《两都赋序》对汉武帝时代献赋盛况的赞美：“抑亦《雅》《颂》之亚也……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34)而其所规模的，也正是武帝以来的以大赋润色鸿业的传统。
张说是初唐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坛领袖，他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对这时期诗赋创作风气的把握是准确的。从劝戒转向雅颂，也是初唐政治从贞观的励精图治发展到盛唐的高度繁荣所必经的。而赋体本身，在挣脱了人为的政治枷锁之后，也必然要回归其文学本性，走上太宗批评过的浮华的道路。这种从劝戒到雅颂的转向在创作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当时涌现出一大批直接颂美帝王和政治大事的赋作，如武后垂拱四年(688)明堂初成，刘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拜著作郎(35)；如意元年(692)七月望日盂兰盆节，杨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36)，又另献《老人星赋》(37)；中宗(705—710在位)神龙初，东都造服慈阁，许景先诣阙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38)；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许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39)。
当时的献赋活动，主要的中心除了帝后之外，还有东宫、太平公主和诸王、重臣。武后光宅元年(684)，陈子昂受命作《麈尾赋》，其序云：“甲子岁，天子在洛阳。时予始解褐，与秘书省正字、太子司直宗秦客置酒于金谷亭，大集宾客。酒酣，共赋座上食物，命余为《麈尾赋》焉。”(40)显然，以重臣宗秦客为中心的金谷亭雅集，是继《庭菊赋》盛会之后的又一次共赋。东宫之外，太平公主府也是重要的文学中心，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所写“召七贤，集五侯”，“宾屈、宋于珠履，引邹、枚于玳筵”(41)，正是对当时文士云集作赋的情形的真切描述。这样的活动在武后中宗时期应该是很多的。而二三友人小型的唱和更是举不胜举，如张说作《虚室赋》以示魏归仁，魏作《宴居赋》以和之(42)。
武后中宗时期献赋的繁荣，不仅包括上述朝堂之上或者侍从武后、太平公主贵游之时的献赋；而且还表现为对一般文人献赋的鼓励，虽然其具体情形已难得知。据《旧唐书·刑法志》载：“垂拱初年，令镕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后，不逞之徒或至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者。后乃令中书、门下官一人，专监其所投之状，仍责识官，然后许进封，行之至今焉。”(43)延恩匦的设立显然对尚无功名的士人的献赋是一个鼓励，后来杜甫就是由此献赋而后得以待诏集贤院的。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下，为免“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而设专门的理匦使处理后再进封朝廷，则又让那些想要通过献赋来近天颜的士子不可能犯言直谏，更进一步助长了当时朝廷“雅颂”、“体物”的风气，不利于劝戒之赋的发展。
玄宗朝(712—756)是唐代献赋活动的全盛时期。玄宗本人没有赋作传世，但从张说、韩休、徐安贞、李宙、贾登等人所赋《奉和圣制喜雨赋》等作(44)来看，他不但能赋，且与臣下有唱和。江妃有《楼东赋》(45)，则当时好赋的风气也及于后宫。玄宗在即位之初，就对献赋的讽谕功能予以肯定：“夫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谕君主。是故扬雄陈《羽猎》，马卿赋《上林》，爰自风雅，率由兹道。”(46)这里玄宗对献赋持全面肯定的态度：不仅充分肯定诗赋“讽谕君主”的积极作用，而且把因为“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为太宗所贬抑的《羽猎》、《上林》诸赋也看作是和讽谕之赋一样的风雅之作。从这里可以看出，从太宗朝偏于实用的劝戒的献赋观，到武后中宗时期偏于颂美的雅颂的献赋观，再到现在玄宗的既重视讽谕功能又不废审美，应该说，献赋理论经过初唐近百年的发展，到玄宗这里已经臻于成熟。
玄宗不但在理论上对献赋予以全面肯定，而且我们从其对奏献之赋的具体评价中也可以看到，相较于太宗偏重献赋的讽谕功能，玄宗似乎更多地强调其“体物”“浏亮”与“见情素”等方面：
得所进白乌，符彩明媚，助日扬辉，白羽翩翻，凌霜比色。况乎反哺斯重，能仁是高，对之有观，情不能已。又览所进，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披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也。今赏卿金五挺，银十挺。(玄宗《答张说进白乌赋诏》)
朕顷赐扇，聊以涤暑，卿立赋之，且见情素。词高理妙，朕详之久矣。然佳彼劲翮，方资利用，与夫弃捐箧笥，义不当也。(玄宗《答张九龄进白羽扇赋批》)(47)
张说、张九龄都是玄宗朝的重臣，二作也都非单纯的咏物之作，而是有寄托讽谕在内。尤其张说所献《白乌赋》，“恐同类之见嫉，畏不才之速谤”、“鉴深心于反哺，终报德于君亲”云云，流露出深切的忧谗畏讥之心。但玄宗两道答诏都只字未提其讽谕内容，显然其作为个人，接受得更愉快的还是颂美。这种倾向，在其统治后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天宝时玄宗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吕向奏《美人赋》以讽，忤帝，幸得张说劝解，方得承恩(48)。针对这两篇被后世认为明显有讽谕意图的赋作，他称赞张说之作“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披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又肯定张九龄之作“卿立赋之，且见情素，词高理妙”，都是从抒情体物的角度来谈的。程章灿先生《魏晋南北朝赋史》曾指出，晋代的赋论可以分为体物浏亮派与讽谏征实派，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赋的艺术特点和功能的不同方面(49)。按照这种区分方法，太宗显然属于讽谏征实派，侧重理；而玄宗虽然也认可讽谕，却应该被归入体物浏亮派，侧重情。
玄宗对献赋的全面肯定，直接促成了玄宗朝献赋的空前繁荣。尽管大多数赋作不传，但仍可从史传的零星记载中想象当时的盛况。据《旧唐书·礼仪志》：
玄宗开元十二年，文武百寮、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
(十三年十一月)壬辰，玄宗御朝觐之帐殿，大备陈布。文武百寮，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
、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50)
开元十三年的封禅是朝廷大事，在帝王百僚之外，儒生、文士上赋颂者，也可以参与此盛典，这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尚的荣耀。开元十八年(730)，“百僚及华州父老累表请上尊号内请加‘圣文’两字，并封西岳”(51)。其中亦有献赋以求西封的，如阎随侯《西岳望幸赋》就作于此时：“圣主功成，永穆羲皇之化；小臣多幸，敢献登封之书。”(52)又天宝九载三月，群臣复请封西岳，当时亦当有献赋者。杜甫《封西岳赋》应该就是作于此时(53)。虽然当时的献赋情况缺少可以征实的文献，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上述零星的例证以及开元十三年封禅时献赋的盛况加以推想，开元十八年和天宝九载群臣请封西岳时，献赋者即使不如开元十三年之盛，应该也不在少数。
上述开元、天宝年间朝廷大兴礼乐(包括封禅)的诸多举措，无疑更进一步地刺激了文士献赋颂美的热情。天宝初载，李白因献赋而为玄宗接见并待诏翰林，天宝十载，杜甫献《三大礼赋》而待诏集贤院，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李白《东武吟》：“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54)杜甫《莫相疑行》：“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55)正是夸耀昔年因献赋所获之殊遇。以情理揣之，李杜此举在当时恐怕不是个别现象，当时文人尤其是尚未授官的文人献赋以求垂顾，在初盛唐日益浓厚的献赋风气中，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就现存文献可考知的，李杜之外，初盛唐文坛上的著名作者如谢偃(与李百药并称“李诗谢赋”)、崔融、徐彦伯、卢藏用、陈子昂、杨炯、骆宾王、刘允济(当时与王勃齐名)、张九龄、张说、李邕、李华等人，都曾有献赋之举。又孟浩然《南归阻雪》“十上耻还家，裴回守归路”(56)，岑参《送祁乐归河东》中说祁乐“往年诣骊山，献赋温泉宫。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57)，綦毋潜《送章彝下第》说章彝“献赋温泉毕，无媒魏阙深”(58)，则当时文人中，像孟浩然、祁乐、章彝这样献赋而不获召见的，也应该不少。由岑、綦诗句还可知，当时献赋的方式也比较灵活，到朝廷指定的延恩匦投献是一种，也有到皇帝驻跸的“温泉”(即骊山离宫)投献的。但“温泉”戒备森严，需要有人引荐，所以稍后刘长卿《温汤客舍》诗中才有“君门献赋谁相达”(59)之叹。
盛唐献赋活动的全盛，首先是因为唐朝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的存在以及时主的提倡，此外，文人作赋风气的盛行也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庞大的作者群的存在，开元十三年封禅时“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的盛况是很难想象的。当然，若没有延恩匦的设置，大量朝堂之外的献赋之作也不可能进入玄宗的视野。朝廷设置延恩匦以鼓励献赋的办法，以及献赋者所获得的令人瞩目的殊遇，反过来又刺激了献赋活动的繁荣：“于是天下无兵百二十余载，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60)而这一作者群的成长，是和开元年间进士考试杂文试诗赋这一举措分不开的。进士试诗赋刺激了文人对赋的普遍写作，作赋从先前一小部分人才拥有的才能，成为士人欲求仕进者普遍拥有的技能，赋的写作普遍化了，技巧增加了，与此同时，赋作的内容和功能也迅速向应试和颂圣方向转变。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61)。这意味着此后不由常科仕进的文人也必须学习作赋，更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变。由此也可见，唐赋具有比较明显的官方性质，其发端、发展和全面繁荣的整个过程，都得益于帝王的提倡和朝廷的政策，并且始终是以朝廷为中心展开的。
必须强调的是，玄宗对献赋“可讽谕君主”的功能是正面肯定的，他对雅颂的提倡也基于开天时期唐王朝如日中天的兴盛，与当时朝野的风气是基本符合的。所以玄宗朝献赋活动的全盛不仅表现在献赋数量的空前增加，赋作在主题上的丰富多彩，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当时以颂美为主流的献赋活动中，依然涌现出一批以讽谕为旨的赋作。如开元十二年，王皇后被废，王
作《翠羽帐赋》讽帝(62)；前引天宝时吕向奏《美人赋》以讽岁遣花鸟使以广后宫；萧颖士忿李林甫之无礼，为《伐樱桃赋》以刺之(63)；玄宗东行河，因游畋，杜鹏举上赋以风(64)等皆是。
安史之乱以后，国事蜩螗，朝廷忙于用武，政治不复开天时期的盛况，献赋活动也随之走向衰落。这种衰落最突出的表现，是献赋活动的凋零。安史之乱后的一百五十余年中，史书见载的献赋活动不过数例而已：
1.肃宗至德初，崔倕“献赋行在。肃宗异其文，位吏部侍郎”(65)。
2.代宗朝，元载专擅奢靡，“帝尽得其状。载尝独见，帝深戒之，謷然不悛。客有赋《都卢寻橦篇》讽其危，载泣下，而不知悟”(66)。
3.德宗朝，张弘靖“献赋，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监察御史”(67)。
4.穆宗朝，李德裕见朝政“属多阴沴，尝献《大明赋》以讽”，颇蒙嘉纳(68)。
5.昭宗朝，杨夔为田
上客，“知不足亢(杨)行密，著《溺赋》以戒，不用”(69)。
汉魏六朝以来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70)。初盛唐兴盛的献赋活动在中晚唐走向衰落这一现象，是符合这一机制的。在这个机制中，高度统一的专制皇权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初盛唐政治和文化的大发展植根于统一的专制皇权，献赋活动的兴盛也植根于此。安史之乱后，不但边境长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也从内部持续威胁和削弱皇权，文人从中央朝廷散落到地方各处，皇权的向心力日益衰减，由此导致中晚唐献赋活动的衰落。
一般而言，通过献赋活动，朝廷得以吸纳人才，润色伟业，文人得以博取时誉，获得仕途上的机遇。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政治，朝廷和文人都忙于应对其所面临的巨大政治困境。在朝廷方面，好文之主固然不少，但仅限于一般的宫廷唱酬，留意献赋者则罕值其人，未尝有朝堂之上诏令作赋的，更不要说像太宗、玄宗那样不但组织献赋且有理论上的导向。另一方面，为了给国家开出救治的良方，士人的政治热情也都转向实用一途，而且中唐以后骈文随着律赋的写作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固定内容，奏献之赋中最传统的大赋更是日渐式微。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试时写作律赋，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广义上的献赋活动。但是由于这种律赋在写作上的高度程式化，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艺术上走向僵化，其性质较近于应试诗和以后的八股文。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需要另撰专文加以研究。
在初盛唐时期，随着统一专制皇权的建立和鼎盛，献赋活动也随之兴盛；而到了中晚唐，随着皇权的不断被削弱，献赋活动也随之走向了衰落。这种现象，不仅唐代如此，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当清平盛世，献赋活动比较活跃；当乱离衰世，献赋活动则走向衰落。这表明献赋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对当时的政治具有一定的依附性。正因为献赋与政治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每当朝廷求治之时，时主总会通过自己作赋、诏令臣下作赋或与臣下共赋等形式，大力鼓励献赋；而群臣也会通过献赋的方式来润色鸿业，以造成“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的局面。也正因为具备这样一种由政治上的求治到文学上奏献赋颂再到政治上“与三代同风”的认同，所以献赋传统虽然有盛有衰，却世代相传，从无断绝。但总体来看，自中唐以来，文学创作逐渐成为一种个人化的抒写，时主对文学的影响明显减弱，不再是从汉魏六朝到初盛唐时期一直具备的政治与文学紧密结合的典型性格局。后世虽然也不乏好文之主，但他们不再像初盛唐时期的君主一样，参与并组织当时的文学创作并产生巨大影响。就献赋一端而言，后世的献赋活动与君主的关系不再像初盛唐时代这样密切，虽然献赋活动一直存在，其在当时文学中的地位也不再像初盛唐时代这样重要。以此反观初盛唐的献赋活动，适可见出其文学史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参看刘青海《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②高祖朝的献赋，史书失载。考以《全唐文》，颇疑薛收《琵琶赋》(卷一三二)残篇与虞世南《琵琶赋》(卷一三八)为一时之作。薛收高祖武德七年卒，世南赋中有“惟皇御极，书轨大同。铄矣文教，康哉武功。既象舞之载设，亦夷歌之远通。乃定八音，论六乐”之语，或作于高祖登基之初。但高祖在位仅七年，朝堂上的文人也多承隋之旧，是以论初唐献赋，自太宗朝始。
③董诰等编纂《全唐文》卷四录《临层台赋》等五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48页。
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集》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1页。
⑤参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四“文学馆”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17页。
⑥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册，第2448页。
⑦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一三○《杨玚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册，第4495页。《全唐文》卷二六七严识元《潭州都督杨志本碑》：“烈考(杨)琮，皇朝秦王府库直，太宗文武圣皇帝赠《感旧赋》一道。”(第2707页)则《怀昔赋》又名《感旧赋》。
⑧《全唐文》卷九五，第979页。
⑨《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第16册，第5270页。
⑩《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第8册，第2568页。
(11)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12)张说《邺都引》，《全唐诗》卷八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册，第940页。
(13)刘肃《大唐新语》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许德楠、李鼎霞点校，第134页。
(14)逯钦立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册，第4135页。
(15)《全唐文》卷一五六，第1590页。
(16)《全唐文》卷一六三，第1670页。
(17)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154页。
(18)《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谢偃传》，第15册，第4989页。
(19)《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第8册，第2576-2577页。
(20)《旧唐书》卷七四《崔仁师传》，第8册，第2622页。
(21)《全唐文》卷一五一，第1536-1537页。
(22)《全唐文》卷一五二，第1549页。
(23)《封禅诏》，《全唐文》卷八，第99页。
(24)《全唐文》卷一四七，第1489页。
(25)《全唐文》卷一五○，第1527页。
(26)《全唐文》卷一五三，第1565页。
(27)《全唐文》卷一四五《太子少师中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上柱国固安昭公崔敦礼碑》，第1471页。
(28)《旧唐书》卷八八《韦承庆传》，第9册，第2864页。
(29)《全唐文》卷一○○，第1026页。
(30)《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第1册，第109页。
(31)《全唐文》卷一九○，第1921-1922页。
(32)崔融《瓦松赋并序》，《全唐文》卷二一七，第2191页。
(33)《全唐文》卷二二五，第2275页。
(3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四，第1册，第602页。
(35)《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刘允济传》，第15册，第5013页。
(36)《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杨炯传》，第15册，第5003页。
(37)《全唐文》卷一九○，第1922页。
(38)《新唐书》卷一二八《许景先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册，第4464页。
(39)《旧唐书》卷九四，第9册，第3006页。
(40)《全唐文》卷二○九，第2112页。
(41)《全唐文》卷二四○，第2427-2428页。
(42)《全唐文》卷二六○魏归仁《宴居赋并序》，第2638页。
(43)《旧唐书》卷五○《刑法志》，第6册，第2142-2143页。
(44)《全唐文》卷二二一、卷二九五、卷三○五、卷四○○，第2227、2985、3096、4089页。
(45)《全唐文》卷九八，第1012页。
(46)《旧唐书》卷九八《魏知古传》引玄宗手制，第9册，第3063页。
(47)玄宗二诏分别见《全唐文》卷二六、卷三七，第297、401页。
(48)吕向献赋事，见《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吕向传》，第18册，第5758页。其“忤上”事，见唐人窦皋《述书赋》注，转引自清人浦铣著，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正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49)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第五章《两晋赋(下)》第一节《理论批评双峰并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72页。
(50)《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3册，第891、900页。
(51)《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第1册，第196页。
(52)《全唐文》卷四○○，第4087页。据《旧唐书·玄宗本纪》，群臣曾两次请封西岳，一在开元十八年，一在天宝九载。阎赋中有“河东地近，领袖既得乎裴公；圯上神人，帷幄复归于张氏”。裴公在玄宗朝，当指裴耀卿。耀卿卒于天宝二年，因系该赋于开元十八年。
(53)这篇赋诸家都系在天宝十三载，主要的根据应该是篇首“上既封泰山之后，三十年间”之语，从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往后推而得出。其实系于天宝九载更合理，毕竟十三载时并无封禅之事，且杜甫对天宝后期政治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了，就个人来说，也不太可能有献赋的热情。从开元十三年到天宝九载前后二十六年，“三十年间”是举其成数。另杜甫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似亦可为旁证。
(54)《全唐诗》卷一六四，第5册，第1704页。
(55)《全唐诗》卷二二○，第7册，第2330页。
(56)《全唐诗》卷一五九，第5册，第1628页。陈贻掀《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收录于《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较早注意到孟浩然早年献赋之迹。
(57)《全唐诗》卷一九八，第6册，第2033页。
(58)《全唐诗》卷一三五，第4册，第1369页。
(59)《全唐诗》卷一五一，第5册，第1570页。
(60)独孤及《唐故朝议大夫高平郡别驾权公神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三九○，第3972页。
(61)《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第1册，第229页。
(62)《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上·玄宗王皇后传》，第11册，第3491页。
(63)《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下·萧颖士传》，第15册，第5048页。
(64)《新唐书》卷一二六《杜鸿渐传》，第14册，第4422页。
(65)《新唐书》卷一六三《崔邠传》，第16册，第5016页。
(66)《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第15册，第4713页。
(67)《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延赏传》附《张弘靖传》，第11册，第3610页。
(68)《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第14册，第4512-4513页。
(69)《新唐书》卷一八九《田传》，第17册，第5479页。
(70)对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机制的详细论述，可参看刘青海《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