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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4－0001－18
1962年8月中国作协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也称大连会议），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事件。下面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几份材料。它们是：会议发言记录（摘录），会议组织者和主持人邵荃麟、侯金镜在“文革”发生后，于1966年下半年撰写的“交代材料”，同时，在对上述材料的注释时，也引用其他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
“文革”开始后，邵荃麟、侯金镜等以“走资派”、“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的性质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但是，邵、侯的材料，对事实的讲述采取相对冷静、“客观”的态度，其有较高可信性：这不仅是语言、文体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可供参照的叙述，对此有所证实。本文采取将材料加以简单编排，对某些部分加入批注的方式，是试图“复现”事件的某些细节，在“历史”的“必然”中见识“偶然”，以此增加对“当代”（“十七年”）文学权力机制运作的了解，也进一步认识这个时期文学界纠结并引发冲突的问题的症结。
下面摘引的材料需要注释的语句（包括人名，概念等），用黑体标示。
一 起因
大连会议全称为“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持，于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关于这次会议的起因，侯金镜① 的“交代材料”称：
（一）1962年秋天刘白羽就计划要召开几个创作会议（包括短篇小说、诗歌、军事题材等）。这计划是在“文艺十条”和5月、7月旧中宣部召开的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制定的。其目的是为贯彻“文艺十条”及两次黑会的精神是没有问题的。②
（二）1962年6月，作协党组就确定夏天在大连开这个会。在这之前，邵荃麟找过周扬和林默涵。邵荃麟传达过周扬的话，我记得是，周扬说，“现在国内经济困难更严重了”，“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周扬又提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方针。这个黑方针，后来写在作协1962年一年半的计划中。
大连会议之前，邵荃麟也找过林默涵。邵荃麟说在刘白羽家里碰到林默涵几次。这一年4月见到林默涵时，林说，困难还没过去。在七千人大会时，林默涵在小组会上发言，批评文艺工作中的“简单粗暴”。林默涵还强调作协要搞创作讨论会，还要做团结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工作。③
（三）6月，黑党组确定要开大连会议。这时候我和邵荃麟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邵荃麟自1961年就一再宣传“农民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对党的政策不满意，抵抗，不把粮食拿出来”，表露了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反对态度，也就是他在大连会议上讲的：“农民要单干，就是因为对于国家保障他的利益不放心。”
约在1962年5月，邵荃麟听了陈云在国务院部委党组书记的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就神色不安，忧心忡忡。会下他向我说过好几次，“情况严重，要加强团结，同渡难关”。
（四）通过谈文学创作，我和邵荃麟在反动的文艺观点上达到一致。……邵荃麟提出，要反对短篇小说的浮夸风和粉饰现实（指歌颂大跃进作品），要强调现实主义，写农民在集体化中改造的困难等。邵荃麟提出写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够，揭露矛盾不够，因而“战斗性”也就不够。这一方面是要揭露“阴暗面”，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另一方面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这些话都是在1962年5月到7月，在讨论《文艺报》工作，讨论59到61年三年短篇小说选，或在邵荃麟家里谈话时谈的，而且这些话都不止谈一次。④
邵荃麟的“交代材料”：
1962年4月，我从青岛养病回来后，不久就去看周扬。当时我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中，心境极其阴暗，对三面红旗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怀疑。我告诉他，现在一些作家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不敢写人民内部矛盾，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像马烽、李准等都很少写短篇了，刊物感到组稿很困难。这个问题很值得专门讨论一下。……
这次谈话完全符合我的思想。虽然这时我还没有具体考虑开创作会议的计划，但这次谈话却为后来召开大连会议的意图打下了初步基础。
根据我当时思想状况和周扬、林默涵的谈话，又和党组同志交换了意见于是我就起草了一个“1962年至63年一年半工作计划”，和一个“作协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的草案，提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十六字方针。在计划中，拟定了要开一系列的创作座谈会。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的计划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作协一年半工作计划初步拟定后，由我同严文井去向周扬汇报。周扬完全同意。我告诉他准备夏季先开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以讨论如何反映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他也赞成。⑤
7月间，我又去看他一次。这时大连会议已经有了个初步计划，想听听他的意见。我把关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主要矛盾看法告诉了他，并说，这种矛盾反映在农民思想意识上就是集体主义与小农思想的矛盾。小农思想是个大问题。赵树理、李准、马烽等许多小说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周扬却认为主要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其实内容都是一样，即党与群众的矛盾，所以我也吸收了他的意见。
我也向他谈了写人物的问题。我说我最近看了一百多篇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特别感觉人物的类型很少，有些千篇一律。⑥ 我说不通过人物多样化，只讲题材多样化是不能解决问题。八条⑦ 中既然讲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为什么不能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呢？……周扬对我的意见表示同意。
我去大连前几天，因刘白羽患病，我到他家去看他。林默涵也在那里。出来后，我们两人在院子里，我告诉他拟讨论的项目，即侯金镜拟定的四项议程，他表示赞成。
我和周扬，林默涵谈话后，曾几次找了赵树理、马烽等谈农村形势和创作上如何反映的问题。
听了周扬、林默涵和赵树理等的谈话，我自己又从《内部参考》、《宣教动态》⑧ 等内部刊物上看到一些反面的或片面性的关于农村情况的材料，这时我对三面红旗，从动摇、怀疑发展到对立的情绪，并且和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系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
二 座谈会准备
侯金镜材料：
（五）对于大连会议的策划和准备工作
甲 去大连之前，7月初，在邵荃麟家里邵和我就商量定，在会上，
1，讨论怎样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⑨ 就是写所谓国家、集体、个人的矛盾……
2，讨论怎样描写克服困难，实际上是讨论写揭露阴暗面的作品。
3，在会上要“发扬民主，解除顾虑”，在一段时间先谈谈农村形势和情况。实际上就是发动到会者对总路线、三面红旗发泄不满情绪并进行攻击。
乙 准备了两篇作品对会议做“启发”和“示范”。邵荃麟提出《赖大嫂》，做“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作为所谓当时“党和人民群众矛盾”的一个标本；我提供了《“老坚决”外传》作为写“顶风人物”（就是反党“英雄”）的标本。⑩
丙 邵荃麟带了几本有反面材料的《宣教动态》，到会上给大家传阅。他拿给我看，我也同意传阅……这几份《宣教动态》也是对会议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起煽风点火的作用的。
三 参加人选
侯金镜材料：
丁 拉茅盾来一起参与大连黑会的领导
1，邵荃麟……拉茅盾来参加会，事先有个组织准备，这就是《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其中规定加大书记处的权力，加大第一书记，也就是茅盾的权力。邵荃麟事先和周扬商定好所谓改进作协工作的新精神，贯彻周扬“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修正主义方针。这文件是在1962年4月由邵荃麟口授提纲，我写第一遍稿，然后又由邵荃麟修改两三次，才提交党组会讨论通过，又提交书记处讨论通过（我估计这文件一定经过林默涵看过，否则不会拿到书记处讨论的）。这个文件发表在《作家通讯》上，企图影响各分会的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有这个文件，大连会议就一定得拉茅盾参加，一定得和茅盾共同“领导”这个会了。(11)
2，邵荃麟在去大连之前，找过茅盾。因为茅盾要去大连休养，才确定会在大连开的。
3，茅盾在参加大连会议之前，曾参加裁军会议的代表团，曾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茅盾向苏修讨好，吹捧二十二大，附和苏修分子苏尔科夫，攻击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的森纳那亚克。(12) 他不和中国代表团任何人商量就同意苏尔科夫的倡议，举行亚非作家会见会，目的是攻击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这是向苏修投降，出卖亚非进步作家的罪行。因此，陈毅副总理决定取消他赴朝代表团团长的资格（这情况，是在大连会议中邵荃麟找周扬谈茅盾情况，我才知道的）。但邵荃麟仍拉他来参加会。这就使大连会议形成了一个有右派民主人士参与的党内外反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反革命统一战线。
（六）参加大连会议人选的策划
准备大连会议的时候，邵荃麟和我商定，参加会的人先以北方的作家为主（否则人会太多），以后再开南方作家的会。(13) 参加会议的名单是我开出，交给邵荃麟确定的。后来有一个变化，是原确定山西有马烽，山西文联换成了束为。后来在大连临时确定方冰参加（因方冰在大连工作，是地方文化方面的“主人”）。但是把这些牛鬼蛇神凑在一起，在邵荃麟和我是有一个共同的动机的：
一个赵树理。他在1961年写了《实干家潘永福》，我曾写文章吹捧。1959年他因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受了批判。到1960年底以后，邵荃麟和我都有为赵树理翻案的思想。(14) 同时认为赵树理“了解农村”，让他在会上多谈谈农村的情况（就是放毒）。也为了“鼓励”赵树理再多写些《实干家潘永福》式的作品。在大连会议开始时的一两天，邵荃麟向我说，“老赵对农村问题有很多好见解，他懂得农村，要他多谈谈”。明知道赵树理的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还叫我去动员他，明明是怂恿他放毒，鼓励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二是选择山西作家，(15) 这是因为他们在1960年向刘白羽叫嚷过“无法区别共产主义风格和共产风，小说没法写”：又说创作时心理紧张，不敢写。同时他们也熟悉农村情况。这样才找他们参加会，要解除他们的紧张心理，大胆“揭露”生活中的“问题”。（侯金镜另一份材料写道：“1960年10月去太原，主要休养，也搜集反党材料，与马烽、西戎等谈话。马烽、束为说，‘共产主义风格与共产风没法区别，作品不好写’。我看他们有顾虑，没有深谈。马烽还说，‘过去写的作品不能看了，觉得对不起农民’。这些，邵荃麟、张光年都知道。”）
三是选择李准。他过去是写英雄人物的，在群众中影响很大。那么，要他参加会，影响他来写“人民内部矛盾”和“克服困难”的作品。同时他也了解农村。事实上也是“鼓励”他写毒草。
四是康濯。他是个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16) 可是仍然选择他来参加会。原因是他在徐水“左”右翻了几个跟斗，所以“了解”问题一定多。
以上情况，虽然邵和我都没有摊开来谈，但内心里这些想法都是共同的。因为我提出的名单，邵荃麟没有提过任何一点不同的意见。
四 周扬与会议
会议从8月2日开到16日，每天上午半天；下午晚上休息。在茅盾的开场白之后，邵荃麟对会议议题等作了长篇发言。
侯金镜材料：
会议开始时，（一）邵荃麟向党员作家说明，茅盾是书记处第一书记，请大家发言时不要有顾虑。（二）邵荃麟又宣布“三不主义”……邵荃麟在会前也向赵树理打过气，鼓励他做反党的发言。
周扬到大连时间比较晚，大概是8月7、8日才到的。（一）第一次邵荃麟和我找周扬，主要是邵荃麟谈茅盾出国时所犯的政治错误，商议怎样处理的问题。周扬说最好是由总理或陈总找茅盾谈一次话。然后邵荃麟向他汇报会上讨论农村形势的情况，举了赵树理、李准、西戎、李束为谈的农村情况作例子。周扬说，好嘛，作家开会不要只谈创作，也要议论议论国家的大事情，互相之间通通气，交流交流。这些黑话，也就又鼓励了我们开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会）的勇气。（二）第二天，邵荃麟和我找周扬，向周扬汇报讨论创作问题的情况。这次向周扬提出大家反应写当前生活作品的困难，如“共产主义和共产风如何区别”，“写批评缺点的作品行不行”，“这一段时间具体政策变化比较大，不好写”等等。周扬只着重谈了一个问题，就是“投鼠忌器”，这就是鼓励大家写批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又提到不要用文学作品反映具体政策。然后周扬约定在会上讲话的时间，然后他就在会上做了那篇非常反动的讲话。(17)
邵荃麟的材料：
会议具体计划主要是四项议程：1，先让作家们谈谈农村形势；2，如何反映农村人民内部矛盾……而以写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其次是开会方式，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出帽子，不抓辫子），让大家敞开心来交谈。
会议期间有个临时的核心组作为领导。由我，侯金镜，陈笑雨（《人民日报》），李曙光（中宣部文艺处）四人组成。
会议开始时，周扬从沈阳知道后，即在安波陪同下赶到大连来。第二天，我和侯金镜去汇报，主要谈会议准备如何开，以及我讲话的要点。在谈到创作问题时，我记得还是谈到中间人物的。……在他讲话之前，我和侯金镜又去汇报了一次。在他离开大连那天，我们到车站去送他，他又叮嘱我要办内部刊物。(18)
五 讲话和发言摘录
这次会议的发言记录十分详细；记录人为唐达成和涂光群。(19) 赵树理在会上的发言（包括插话）已经整理公开发表，见《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文集》出版说明称，“我们在编辑时除极个别的错字加以改正外，一般未作变动”。(20) 对照原记录稿，这个说明是可信的。但收录也并不很完整。下面摘录的是部分发言，主要涉及农村形势和相关创作问题。虽然赵树理发言已发表，但他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发言者之一，故仍摘引其中一些部分，也包括部分《赵树理文集》中收录的。
（一）邵荃麟的三次讲话
作为会议主持人，邵荃麟除了零星插话之外，有三次讲话，分别是8月2日、8月7日和会议结束时的8月14日。这三次讲话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中，被编排在一起，没有加以区分，只在最后注明“1962年8月”的时间。(21) 在这三次讲话中，有关文学创作问题，邵荃麟特别关注题材、人物的多样化，强调要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写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这样才有现实深度，也才有“战斗性”。下面这些话针对当时创作问题而发，它们后来反复被征引加以批判：
回避矛盾不可能现实主义，没有现实主义为基础，也谈不到浪漫主义。（8月2日讲话）
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入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8月2日讲话）
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8月14日讲话）
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无论萌芽也好，大量存在的也好，必需是在生活土壤中产生出来的……（8月14日讲话）
（二）会议部分发言摘要
1962年8月2日
邵荃麟、侯金镜都认为赵树理了解农村，就鼓动他在会上多谈。因此，8月2日在邵荃麟讲话之后，赵树理有长篇发言。
赵树理：（认为农村的浮夸风从1953年就已经开始）统购以后，对子愈贴愈窄，以后三个门贴一个对子，结果窗纸也糊不上，只好补补，只过眼前了。他们说是劳改队，日子愈过愈困难。过年，洋火买不上。一个县城，十味药，十有八成买不到，当归也买不到。这是58年以后，（东西）愈来愈少，少得不像话。分了钱，只能买包花椒面，人把日子过成这样，就没有情绪生产。
……钱，农民也是要的，还是要买些东西。60年过年，是二两红糖，四两海带，几个门窗分几张纸，一户半斤煤油，两包洋火，有的农民因为半斤煤油闹分家。农民是觉得所有生产资料入了社，没钱就向社里要。说你账上没钱了，他不管。过去中农户有时能省也省一点，现在不了，也不省，说用就用，没有就借，就成超支户，几年也还不清。劳力少的，本来要省点，现在他就不了。别人买什么，他也买什么。有时超过一两百块钱。劳力少的过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就跟国家要，劳力多的过的是社会主义生活。
我们说话舌头软。麦子快成熟了，公社去核产，核算了，到收秋后，还不叫分配，还要到社里批再分，结果大量瞒产……
西戎：今年不同，层层隐瞒，层层抗拒，但粮食在，社会财富在。
赵树理：顶风(22) 也是自然的。……顶风的，他受很大批评，但是他说不少理由。如果他是勤勤恳恳建设社会主义，他总是要顶的。软顶硬顶，能顶多少顶多少。因为要收豆子，有的地方把锅子搬到工地上去，不去也不行，孩子回来没饭吃，他就哭了。这些干部是怎么想的呢？怎么能把锅子也搬了呢？孩子也不管了。刮“五风”，有些是顶不住，顶多少也好。这些不顶的干部也助长了政策上的毛病。
物资保证没有，光凭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辛辛苦苦一年，过年过不成，那是说不过去的。你搞油坊吗，东西在那里，他挨点饿也放心，否则他就没意思。最缺的是穿，吃的东西，马马虎虎过得去，穿有时过不去。土布现在农民又织起来了，不织过不去。
茅盾：粗碗也不够。
赵树理：盖小高炉，做耐火砖去了。锅，晋东南还可以买，北京要开证明。
茅盾：60年要买个鸡毛掸子不容易，因为扫风箱去了。
赵树理：扫帚也没人做了。
茅盾：国产打火机，香港有的是。
荃麟：民主生活怎么样？
方冰：那是上面指定的，大家举手。
赵树理：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实在难说得具体。不说电灯电话，也没得说的。有些人留恋过去，一度发财，一度倒运。只想发财的，他看见有些中农变富农，富农变地主，他有实例。我们有的人乱说一通。过去农民打算十年，一辈子总有个打算，现在不知道打算。只能原则上说，也不解决问题。机械化也不知道适用不适用，没有个盼头。
集体化优越性，整五风整掉了，不敢讲了。……现在这种统购，只和集体联系，不和私人见面，所以他感不到卖粮的需要，只和大队要。过去要花钱就卖粮，现在不够吃就怨大队卖得多了。可是不想自己花钱是哪里来，这个问题重要解决一下。
1962年8月3日
康濯：中国农村情况不同，要求的程度不会完全一样。而我们那时（指58年）一般化的对待就不对。农民有两面性，那时是颇狂热的，很难避免些问题。问题更严重的是59年反右倾以后，那时狂热性更大了，主要的不是农民而是我们干部。
……老区有不少队是顶住风了的。平山县有个队老去争取蓝旗，使人不太注意，还有个队是“鼓足干劲，力争下游”。总的说，情况是60年最坏，下乡简直没有法子。农民总的说思想情况还是不稳定的。有四条原因。头一条农民搞不清楚这几年为什么这样干。有个农民很相信党，引老区土改的例子，那时有的阶级划不下来，农民很不稳定，二三年才稳定下来。聪明人不太恐慌是相信党的政策的。现在聪明人又向农民做解释了。但到60年没有一个聪明人能解释这个问题，连他的牢骚也特别多。第二个原因是破坏力太大，农业恢复非常慢，恢复不了。……有很多老区老是缓不过来，人饿死病死，往外逃荒要饭的非常多，使好点的地区也不稳定。第三个原因，国家城市和机关干部加在农民头上的包袱，我们国家还没有主动卸掉……
茅盾：那时是暴发户心理。
荃麟：这是工农业矛盾。
康濯：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有些引起农民反感的，就是城市。自由市场有些农民是报复心理，碰到你漫天要价。第四个原因，有些政策老定不下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矛盾，我们离摸透还差得远得很。
赵树理：农民不是需要什么计划什么，城市要什么就得有什么，不管农民剩不剩下来。
康濯：这几年一搞都没有马列主义，要农村干部怎么办？现在是巩固集体，至于少数地方搞些单干，包产到户，要根据具体情况看。
李准：同意老赵说的五风是结果不是原因。河南原来基础很差，搞了五六个城市，工业，都是平地搞起来。三门峡，平顶山，鹤岗，洛阳，郑州，光这些我们就吃不消的。……还有农村问题不是从58年开始，高级社批判小脚女人以前，信阳有一个小社，我很相信。可是一来高级社搞七八十户，我思想不通，这里面有夹生，走直路一步登天。部分农户很难说是自愿。
现在河南市场比较开放，比较宽……单干问题——包产到户呼声高。这条光明大道很不好找，如果能找到问题就解决了。究竟日子怎么过，怎么打算想不出来。老农民光安排寿衣寿材，这个现象不好。土改以后好，盖了一阵房子，妇女弄几件衣服。现在不弄点钱的都想占点东西，钱花掉算完成任务。
茅盾：浮夸过火了。
李准：确实，有破灭之感。一般县干部究竟对集体的信心怎样可以测量一下。有一个县干部讲共产主义没有进去以前，还是应留个资本主义尾巴，有作用。
西戎：那几年下去回来情绪不佳，一脑袋问题，觉得问题很大很严重。我们讲优越性他们讲看不见……讲是不是把土地借给农民几年，等社会财富增加了，到那时干什么都行，现在吃饱饭是重要问题。
1962年8月5日
赵树理：现在是不是我们建设的低潮？低潮是过去了，五风的十二级台风是过去了，只剩点风尾巴。……这几年不管怎么过，有的抖起精神过了，有的哭哭啼啼过了，好也罢，坏也罢，有问题过得去的是多数。过不去的局部地区只好单干了，但在全国说不上主流。韧性的英雄，如老坚决、实干家，(23) 不是太少数。抗风是各种形式的，因为这些人他没有脱离群众。58年后，我那个大队增加了两驾大车，开一座油坊，养了蜂，建设一所小学校，这都落下了。外债是借了些，但是抵得住的。产量除60年少数减产，没减产的是大部分，对集体基本上是依靠的。……对模范县是好帮助还没有完全过去。模范不能学习，就是因为某些领导的帮助坏了。从55年后我是有这经验，不写模范了，因为模范都是布置叫我们看的。咱们下去生活最好不要看模范，写模范村。领导生产现在有一个现象，瞒产是层层往上堵。在过去是往上夸，但谁夸得多谁的负担重。
周立波：自留地很重要，是农民的保健站。我们国家不能都包下来，就得靠自留地。赖大嫂这样的人物相当坏，但是相当大量存在着的。她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我们也要从实际生活出发，不要凭幻想，不要把它理想化。我个人喜欢农民，但不能理想化。
邵荃麟：电影中把农村写得吃饺子，穿得好，农民反映如何？
赵树理：非常反对。有个戏写公社怎么好，到处挨骂。
邵荃麟：马烽同志过去写农村写得很好，现在又怕写阴沉了。
周立波：（写内部矛盾的问题）看准了，看清了，从实际出发，写出来，一定会有人反对的。《山乡巨变》中一个党员不够水平，我写的时候就准备听到“有这样的人吗”。果然听到了，这就要顶住，不顶住就不行。
赵树理：……现在情况好转了，但究竟靠得住靠不住，这是他们考虑的。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24)，走50里就要带粮票。我想到农村一个是粮食，一个是日用品，这几年大概还是可以写的。但现在写，为什么可以不写这些呢？怎么避得开？我常常一想就碰墙。(25)
李准：土改出了一批作品，合作化初级社又出了一批作品，现在不好写。原来是嘲笑对象，“60条”一下来，感到这里面也是该肯定的，就觉得难写了。
赵树理：就做一个人物的生活记录来写行吗？到村里去问农民经几年生活怎样，好像那一段都不好写。我们自己也生活过，自己写自己是不是代表了真正的生活呢？好像也不好写。
侯金镜：过去写的正面人物出了问题，原来被嘲笑的人物领了护照。写起来就困难了。(26)
韶华：党校放些电影，反映大跃进，大家一看就哄笑起来。
黎之：现在是不是写一批顶风人物，老字号的呢？
茅盾：我们现在也不从政策出发，还是从生活出发，写它的侧面。写侧面不一定回过去60年怎么样，只写现在的一面。比如农民对自留地很热情，好像保健站，但是对社的态度又不同。这样写行不行呢？
我这次到莫斯科，说到食品，鸡，鸡蛋蔬菜，猪，主要是自由市场弄出来的。搞了四十年，农业也还是这样。他们留的地和小家禽范围是很大的……
赵树理：集体和个人的矛盾，斗争还是多的。比如山西，每村总有那么几个落后的人，他比较消沉。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威信，农民也不听他们的。……农民现在定自留地，自留地打得比集体分的还多，对社的地就没兴趣了。
邵荃麟：集体生产优越性，过去合作化是好写的，因为明显的。现在经过这几年，集体的优越性就好像不大看得见了，就不好写了。
赵树理：现在克服五风，集体化也不讲了，我们说优越性，农民会问，增多了，粮食是不是我们的呢？过去党员轰轰烈烈，现在正经话都不说了。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先把党员组织起来去干，这还好办。去写，就容易带上主观主义色彩。
1962年8月6日
束为：那时是吃了兴奋剂，现在吃了副泻药，浮热下去了，真正的热情还没起来。不仅是作家，群众也只起了一部分。
公社化的结果，从现象上不如高级社，初级社时活跃。现在是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了。……在农村的一部分社员中，自留地要比社里地重要得多。从思想上这似乎又是向后退了步。从过去看是发展的，小集体到大集体，分红到不分红。现在农民想单干的不少，问题变得又转回来了。好像和写高级社时那样，甚至还不如。
西戎：有的村劳力跑光了，一个村只剩下三两人，怎么行呢？
束为：我想集体化要坚持，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一是自留地多留，可以开荒，也可以借地，这样情绪也许会好些。我们大概总是以为中国农民觉悟最高，可是不想到他们还是留恋单干的。
赵树理：他不种集体地是因为粮食不归他，征购多。精神负担过重。到农村一谈是吃饱吃不饱，自留地多和少……（58年）那时是严肃的，正经的，不是有什么坏心的。王大炮(27) 要在麦地里扎篱笆，我看也不是王大炮决定的，责任归他也说不过去的。
邵荃麟：人民大多数是好人，但也有思想意识确实很坏。干部也是两头小，中间大，百分之百的英雄少。蜕化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少。最大多数的是有缺点，弱点，每人有自己一本账。这样一些人，工作中也是这样，党内也是如此。
1962年8月8日
康濯：这几年还是一个工农业发展比例的矛盾，没有找出建设规律。为什么刮起五风来呢？我想农业社会主义很严重，列宁批判这是一种反动的理论，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反映在外面干部思想上。
农村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应该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在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暂时把这个矛盾退到次要地位。社会主义思想与农民实际要求的矛盾单纯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不科学的，正因为发生这个矛盾，就要解决问题。现在的措施，允许单干，也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与以前不同，我们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单干的，特殊的地区和情况又允许单干。……单干也不是过去的重复，而是有新的内容。
短篇小说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映问题的小说，如《乡下奇人》(28) 等。但都还是轻微的讽刺。我觉得重要的是写出沉痛的教训，要写出没有掌握好社会主义规律，空想，碰壁，怎么认识。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教训，开始时是认识不清，后来才逐渐清楚。这也是沉痛的。喜剧要，正剧要，悲剧也可以要。
邵荃麟：悲剧也可以得出积极的效果。……应该写的是沉痛的教训，复杂的矛盾。
胡采：(29) 现在的生活是麻烦，我们自己又有急躁情绪，这与作家的革命责任心也有关。但作家光这样不行，问题是要对这复杂的生活，做出正确的评价，不能增加混乱。（……认为大跃进时期的一些作品问题主要是自然主义）把自然形态的搬上来，人物，性格都不管。同样写大跃进，也可以不一样。比如《严重的时刻》，《新结识的伙伴》，(30) 现在还是优秀作品。（有的作家）脑子里太多的是生活里原来的东西，消极的东西，而没有跳出来。一定要跳出来，改造，选择。因此我觉得（有的作品）把生活看得太实了，浪漫主义少了些。《实干家潘永福》是很朴素的，但老赵我还是觉得太实了些，甚至《套不住的手》，五百年前农民也是如此。今天的劳动人民有什么新的精神面貌，揭示得不够。
李准：我觉得这里（指《套不住的手》）还是有新的内容，看见了一个老农的心。
康濯：批评界对老赵作品评价不够。不够高。大跃进时，我犯了很多错误，浮夸，(31) 他很冷静，而且热情很高。他是写老老实实，正是提醒人。
胡采：老赵是从当时实际出发，是起作用的。对劳动中的精神面貌写得还不够。
陈笑雨：他对人物的社会主义精神，新的劳动态度还是指出与过去的不同的。
胡采：关于主要矛盾……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集体单干，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因此总要以集体，国家的观点教育人民，就是让农民发家致富，也要指出具体道路，要与社会主义思想挂钩。看问题，也不应是从自己亲身感受的角度看，应看到宽广些，这些，对生活的评价就全面些。即使是较严重地区，也要加以区别。王大炮式的也有二种，一种是满腔热情，一种是明知错的，胡搞。老坚决也有二种，有顶风的，也有保守的。……什么是主流，这也还是比较明确的。借地也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
李准：写短篇小说，生活中退到什么地步？我觉得退到初级社那么大，办那么大，可以使农民富裕，丰产，这是我看见的，再退我就不写……还有工农业步调问题，这个教训是千金难买的。
1962年8月11日
侯金镜：文学艺术队伍的精神状态，从这个会上也反映出来，是一个缩影……足够估计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力量是结实的，坚韧的。从创作方法看，是不是客观主义呢？我想生活一方面是浮夸，一方面是矛盾在暴露。59年我下去，看见逐鹿老农民，气就很大，连粪也都不拾了。这方面作品并没有反映出来，只有浮夸的东西得到反映。把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做了曲解，把人物拔高到离开了现实基础。(32)
邵荃麟：是对理想主义错误的理解。
侯金镜：这里是现实主义问题。不把现实主义作基础，这几年的变化是对两结合的误解，以为浪漫主义可以离开现实主义的基础。……我觉得没有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有浪漫主义，有现实主义就可能有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趋势，是包含在其中，而不是游离之外，不是抛弃某种落后现象，创造一种仙境。
邵荃麟：前几年是不清醒，发热。
侯金镜：不清醒，反映到创作方法，某些理论家又把它理论化，又用这种片面的观点去观察。在困难中，在观察等待（中），是会产生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加强战斗性的路子。过去作品只是表现，鼓动，影响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少。
老赵说自己是自然主义的，我是不同意的。老赵同志是对生活有自己的思考的。《小二黑结婚》是提出了封建，“搬石头”也写了小说反对。《三里湾》也是这样思想上的鲜明，艺术很高的。……这两年，他感到难写，后来，又写了《实干家潘永福》。我又化名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不要算作小说来读，有个读法问题。(33) 我们写英雄，只有神采飞扬，英雄人物其实也是多种多样，有冲锋，有脚踏实地干的。他是大家不注意时，他写了这样一篇，是有战斗性的针对性的。
赵树理：我也是不敢正面写，在边边上写一下。
侯金镜：他写这些，有生活目的，思想目的……思想目的战斗性很强的。写轰轰烈烈的青年队也许是老赵不能的。杜鹏程式的用政论办法来加以表达，恐怕也是老赵不能的。各有一路。但这并不妨碍老赵成为语言艺术家。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写“户”，(34) 他说旧的东西，看清楚了，但是新的东西还没掌握住，需要下去搞一阵，抓住了再写，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需要善于运用目前这种条件，会使我们作品发挥更大的战斗性现实性。
胡采：……金镜同志谈茹志鹃的文章(35) 我就有这个意见。像老赵，茅盾风格再变是比较困难的，茹志鹃年青作家就不一定。汶石也是如此，别人说他微笑看生活，他不同意，憋着劲写了《严重的时刻》。风格与作家的思想美学观是有关的，绝对化是不行的。
侯金镜：当时有人认为茹志鹃这样写是小资产，一种是认为没出息。我是要否定这种说法。
李准：这两篇是不是有浪漫主义？我觉得还是有的。
胡采：当年看《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冲击力量是大的，像“潘永福”。“套不住的手”就少些。(36)
赵树理：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写法有些想法。“小二黑”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写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好像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怎么给时代以影响？有些作品是民主革命，还没到社会主义革命。写生产，也还是由集体主义的鼓舞。《套不住的手》这个老头要写社会主义的鼓舞，或写或讲，总觉得不自然……
六 批判
8月16日的最后一次会上，邵荃麟说：
我们这个会总结大家的意见，给书记处（按指中国作协书记处）汇报一下，写出一个总结出来。……会结束后，当然也不是全部发表，《文艺报》本来想搞个报道，《人民日报》也发一个简单消息，产生一点社会效果。(37) 发表形式不一定具体指名了，记录也扼要，回去研究一下。
对“大连会议”和“写‘中间人物’”大规模批判，始于1964年的六七月，也就是在毛泽东1963和1964年发表关于文学艺术两个批示，中国作协开始“整风”的时候。但在大连会议结束不久的当年，由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出，中宣部发现政治形势骤变，就赶忙从会议记录中抽走周扬的讲话，随后调去会议记录。(38) 作协内部也有了相应动作。
侯金镜的“交代材料”写到：
大连会议开过之后，林默涵假批判
真包庇地“批评”了“中间人物”。邵荃麟打电话给我，怒气冲冲地说：“要是这样，以后学术问题就不能提，不能讨论了。”(39)
大连会议以后，他让我起草关于大连会议的假报告。假报告有两遍稿。第一稿在1962年9月写成，是我写初稿，邵荃麟改的。拿在党组会上讨论。这遍稿突出所谓创作的“革命性强，现实性不够”，突出了写中间人物等。在讨论时，张天翼同意所谓“革命性强，现实性不够”的提法。但张光年因听到林默涵的假“批评”，就表示不同意这个假报告。最后这个假报告被否决。
10月又写第二遍稿。写之前，邵荃麟对我说，“大连会议也没有反对写英雄人物，这次稿里要突出写英雄人物和两结合创作方法；关于国家、集体、个人的矛盾要突出阶级斗争”。这些话是要掩盖大连会议的反革命性质，而突出文艺问题；在文艺问题上也要掩盖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质。我说：“关于‘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要如实反映，不然就不对了。”这也是黑话，意思是要把问题全部掩盖住是不行的。
我把第二遍稿写出后，送给邵荃麟。不久，邵荃麟在一个上午，约十点钟左右叫我去他家里。他已经在草稿上做了几大段修改，要我看，并提出意见。改稿上的字迹很乱，我看的时候，邵荃麟又要我在上午一定找人抄出来，下午送去打印。我就匆忙看了一遍，未提出意见，就回大楼找人抄写去了。邵荃麟的改稿，主要是大改了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和提法。
这遍稿，我记得并未开党组会讨论，只将打印稿送严文井、张光年、张天翼看。他们都说“没意见了”，然后就将假报告送旧中宣部。
这一个报告：
1，掩盖了大连会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实质；反而说会是健康的，作家们对农村形势、克服困难是有信心的；
2，掩盖住文艺问题方面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反动实质，并且不加任何批判地提出“中间人物”；
3，掩盖住周扬、茅盾、邵荃麟、侯金镜的反动发言，反而说周扬的讲话是好的，并且在假报告中引用了周扬“所见，所感，所信”和“写一百零八年”的反动言论；
4，掩盖住到会的一批牛鬼蛇神的反动发言。
总起来说，这个假报告掩盖了大连黑会的滔天罪行。
但这个报告送旧中宣部以后，也被阎王殿压住没有任何下文。在1964年假整风时候，也未听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中的任何一个人提到这个假报告。
侯金镜的另一份材料称：
1964年假“整风”开始的时候，邵荃麟要找我谈谈。经过刘白羽同意，(40) 我到邵荃麟家里。在我谈到大连会议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问题的时候，邵荃麟听了很不高兴，马上斥责我说：“你不要听到别人讲了，你就乱说，哪里是什么修正主义！”（这次谈话的详细情况，当时我曾写过材料给刘白羽）邵荃麟的说法是（交代材料）：
1964年初，毛主席批示第一次下达时，政治局找我们去开会，我仍然未在党组作自我检查……徐平羽从上海参加华东话剧会演后回来，向周扬汇报了柯庆施同志对北京文艺界的一些批评（也包括对《文艺报》的张葆辛的批评），这才由周扬找了文化部文联各协的人到他家里去开会……要文联各协三天内向他交一检查报告。于是就匆匆忙忙由我自己写了一个“工作检查”，说是“认识不清，方向不明，贯彻不力”，“提出写中间人物，贬低了写英雄人物的重大任务”等，在党组会上通过一下，就在第三天送给周扬。这次假整风（64年4月）……对大连会议上写“中间人物”问题，只是轻描淡写承认一下是“右倾”的表现，而对整个会议则根本未作批判。这是我对毛主席第一次批示再一次的顽抗。在写这次假报告前，并由我和严文井到林默涵家里汇报一次，林默涵认为我“承认”了“右倾”也就可以了。(41)
七 落幕
邵荃麟“文革”中被捕入狱，1971年6月10日病逝于狱中。1979年9月20日，在北京为邵荃麟召开追悼会。这时，“历史”颠倒了过来，邵荃麟被改称为“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已经复出的周扬代表中国文联、作协致悼词，其中对大连会议和邵荃麟作了这样的重新评价：“1962年，荃麟同志在大连主持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会议’，是研究文艺创作如何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多次发言，阐释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对于促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年参加大连会议的黎之，对1964年中宣部和作协开会“帮助”、批判邵荃麟，后来有这样的记述：
邵荃麟20岁就参加了共产党。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之一（他是建党五年之后的1926年入党）。长期担任宣传、文艺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教育处长，国务院文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50年代初期即到作家协会负责全面工作。文艺界的同志都知道他是坚持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努力把党的文艺事业办好。他同文艺界的上下级关系也很好，合作也默契。为什么这样不讲情理地批判他，是令人百思不得一解的。记得侯金镜沉思了半天，说：他同他们（指文艺领导人）合作得很好。他得罪了谁？……(42)
“帮助”会开了多次，我看到邵荃麟这位老前辈心情那样沉重，我也感到压抑。我……望着这位前辈，望着他那瘦弱的身躯，一下子想到他翻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好像由英文翻译的，我存有1943年的文光书店版）。当时自知这是“不健康的情绪”，未敢深想。有一次，会议结束后，我随他一起出来，陪他站在文联大楼前等他的车子。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黎之同志，你应该帮助我。我听了心头一阵酸楚，几乎流下泪来。我望着这位善良的父辈，不知说什么好。……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这是诀别……（《文坛风云录》第353－354页）
2011年4－5月抄录，注释
收稿日期：2011－05－25
注释：
① 侯金镜（1920－1971），文艺批评家。1938年到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毕业后在根据地和军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54年起到《文艺报》，任副主编。也担任中国作协文艺创作研究室主任等职。著有《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在“十七年”文艺界反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和反教条主义的夹缝中，小心细致地致力于文学创作艺术质量的提高和作家个性的培育。1959—1961年，由他组织的有王西彦（细言）、魏金枝、洁泯等参加的关于茹志鹃作品的讨论，是“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深入涉及作家创作个性、风格的讨论。我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说，“在对作家作品的讨论中，这是当时质量最高、最显示水平的一次”（124页）。“文革”初，因为私下说林彪是“政治小丑”，1968年被揭发而成为“现行反革命”。1971年8月8日，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时脑溢血猝死，年仅51岁。
② 刘白羽当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失误，60年代初，中共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文艺界也开始从1958年的狂热中“退却”，包括召开多次调整、纠正“左倾”的会议，发表《题材问题》的《文艺报》专论，制定并通过《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指导性文件等。“意见”1961年5月初稿共十条，故称“文艺十条”，定稿时改订为八条，简称“文艺八条”。其核心内容为处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创作主体、题材、风格等方面，为文学的“自律”留出较多空间。
③ “七千人大会”指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林默涵（1913－2008）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及出版，也是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因为中国作协直属中宣部领导，故有邵荃麟在召开大连会议之前，找过周扬、林默涵，他们也发表“指导性”意见的这些情况。
④ 中国作协主持编选的全国文学创作年度选本，最早是1953.9—1955.12的选本，出版于1956年，分别有短篇小说、诗、散文特写、独幕剧、儿童文学等文类。从1956年起到1958年，逐年出版年度选本。1959年由于政治、文学形势的变化暂停编选。1961年中国作协计划恢复，确定先出版1959－1961年的三年合编本，以后仍逐年编选。后来只出版了“1959－1961散文特写选”（周立波主编）一种，其他文类选本均流产。
⑤ 这里的“党组”，指中国作协党组，邵荃麟当时任党组书记，刘白羽任副书记。党组成员还有张天翼、严文井、张光年等。关于最早提出召开包括大连会议在内的创作会议者，这里的说法与侯金镜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座谈会的召开，讨论问题，都是与周扬、林默涵交换过，并得到他们认同的。他们与邵荃麟对形势的估计，和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判断，也没有什么不同。
⑥ “看了一百多篇”委实让人感动。在“十七年”中，邵荃麟等的身份已不仅是作家、批评家，其多层角色中，更重要是文化官员。不过，其对文学事业的执着，学识和艺术感觉的水准，努力在有限空间里争取文学的理想前景的焦虑和责任心，这些绝不是今天高度官僚化的文化官员可以相提并论的。
⑦ 指中国作协通过的“文艺八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⑧ 《内部参考》为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为中宣部主办的内部刊物。它们供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了解那些不让普通百姓知情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刊登不在公开报刊发表的文章。当时均属党内机密文件。
⑨ 所谓写“内部矛盾”，这是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创作经常涉及的所谓揭露“黑暗面”，“写真实”等问题。距离1962年最近的一次重提，是1959年《长江文艺》针对“大跃进”期间文艺创作公式化，无冲突论倾向提出的反省，发表了《文艺要描写矛盾斗争》（于黑丁），《文学作品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胡青坡），《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赵寻）等文章。但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1960年第4期《文艺报》刊发了许道琦（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驳于黑丁关于文学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谬论》的批判文章。
⑩ 《赖大嫂》，短篇小说，西戎著。原载《人民文学》1962年第7期，收入西戎小说集《丰产记》（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农村落后妇女及其转变。这个短篇在后来“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中，被看作是写“中间人物”的“标本”。邵荃麟的“标本”的说法，来自1964年批判《赖大嫂》的一篇文章：《“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紫兮，《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老坚决”外传》，作者张庆田，原载《河北文学》1962年第7期。写“大跃进”期间，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农村基层干部对浮夸风的抵制。“老坚决”是这个人物的绰号。
在这个期间，邵荃麟一直使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的说法，并未使用“党和人民群众矛盾”。侯金镜这里的概括，倒是更接近周扬当时提出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后面这个归纳，在那种环境中，显然更容易被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
(11) 茅盾是中国作协主席，但他是非党作家，在中国作协的机构中其实没有实权，权力核心是作协党组。这种机制及其运作方式，既体现在作协日常工作，更体现在开展的运动中。如1957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事件的策划与实施（参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的相关章节）。茅盾自然也明白他的位置。他在80年代曾感谢地写道，“作协第二次会议时的报告，我起草后，经过荃麟同志的详细修改，这才定稿的。……批判胡风思想时的文章，我的第一稿请他看后，他觉得没有抓住要点，对我作了详细的解释。于是我据以写第二稿，他看了很满意，说……可以送出去了”（见《邵荃麟评论选集》代序《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4页）。因茅盾暑期的行踪而决定会议召开地点的说法，为茅盾本人证实：“大连会议是邵荃麟同志知道我打算到大连度暑期，因而就我的方便，把会议地址决定在大连。”（亦见《邵荃麟评论选集》代序）
(12)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于1950年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是二战后由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发起的民间组织，与社会主义阵营关系密切，甚至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外围组织”。该组织成员均为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因此，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由茅盾担任。该组织后来为苏联所控制。中苏关系的紧张和破裂，也在这个“民间组织”中得到反映。代表团团员有王力、金仲华、朱子奇等。周恩来指定王力为茅盾起草发言稿。在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苏联被看作修正主义，但矛盾尚未公开化的时候，茅盾的发言和其他表现，被认为是软弱，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批评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做法“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今天看这个事件，也会让人感觉让“书生”介入他不明究竟的“政治”中的尴尬。苏尔科夫（1899—1983），苏联诗人。1959年起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一书记。森纳那亚克，斯里兰卡作家，当时任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秘书长。他在分裂的中苏之间，持靠拢中国的立场。
(13) 大连会议参加者除邵荃麟、茅盾、侯金镜外，有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方冰、陈笑雨、胡采、李曙光（黎之）等。原定有刘澍德，但因故没有出席。陈笑雨（1917—1966），杂文家，文学评论家。50年代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大连会议期间任《人民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被批斗受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水自尽，年49岁。李曙光，笔名黎之。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处任职。参加会议的短篇小说作家确以北方作家为主（周立波、刘澍德等属“南方”作家）。其实在“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主要成就以“北方”（晋陕冀豫：指作家主要生活，和小说取材地域）作家为主：这表现了“当代”农村小说与“解放区”小说之间在表现地域和艺术风格上的延续关系。
(14) 《实干家潘永福》刊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写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从抗日战争到1960年的先进事迹，突出他“实干”的精神和行事风格：在有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上，“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忽略过去”。这是针对“大跃进”浮夸风所作的侧面针砭。侯金镜在1961年第5期的《文艺报》上，以笔名撰文推荐，称它“从密切地联系群众，求实精神，一切从调查研究出发的实事求是作风等方面来为潘永福立传”；“用事实本身作证，越朴实，越真切，越能达到它的教育目的”（卞易：《实干家潘永福》）。
“为赵树理翻案”：赵树理在1957年，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为当时的农村政策违背，破坏农业生产规律而忧虑，多次写信、写文章向高层领导揭露农村存在问题，并提出政策上的建议，如1959年给邵荃麟的信，1959年给《红旗》杂志写的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等。因为对“大跃进”的浮夸风，对公社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的质疑，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在中国作协内部受到批判。情况详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相关章节。邵荃麟在这次会议的讲话（8月7日）中说，“在现实性方面，我们的有些作品也达到相当的深度，有些作家对农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有深刻的认识。会上对赵树理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老赵创作的估计不足，这说明老赵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周扬1980年为《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写的序中说，“1959年，我们党内发生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赵树理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曾为此受到了一些同志对他的不公正评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耿耿于怀，同批判过他的同志还是和睦相处。1962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座谈会上，我曾为此称赞了赵树理同志这种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同志的态度。”
(15) 侯金镜这里说的“山西作家”可能并没有更多涵义。但是，在“十七年”，“山西作家”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政治观等方面，具有某种“流派”的内涵。60年代初，在“浪漫主义”退潮，“现实主义”受到重视的时候，强调创作的现实深度和对生活矛盾揭示的邵荃麟、侯金镜，重视“山西作家”有充分理由。那时，农村题材小说作家存在艺术倾向不同的“群体”，一是赵树理、马烽等的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的陕西作家。他们在表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前者更重视生活的“本来样态”，重视乡土传统的继承，艺术方法也更多接受“本土”小说资源；后者则强调理想、浪漫精神、英雄主义，概括时代精神、历史本质的抱负。这在柳青《创业史》、杜鹏程和王汶石的短篇中可以看到。
(16) 康濯（1920－1991），湖南湘阴人。1938年去延安进鲁艺学习。50－60年代，任《文艺报》编委，作协书记处书记，河北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有短篇《我的两家房东》，中篇《水滴石穿》，长篇《东方红》等。对康濯在批判萧也牧、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反右，和“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中的表现，存在一些争议。他的忽左忽右为批评者所指责。不过，侯金镜使用“臭名昭著”的这个词，应当不是大连会议那个时间他的感受，而是“文革”期间不得已追随当时暴力化语言标准语言时的产物。康濯1958年，以河北省文联副主席身份在徐水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当年，他撰写了二十多篇通讯（结集为《毛主席来到了徐水》），渲染、报导徐水创办人民公社、全民皆兵、实行供给制、创办大学、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高产卫星”、大炼钢铁、成立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及各界名人视察徐水的种种情况，其中，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毛主席来到了徐水》等最为著名。在徐水成为全国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旗帜”的宣传中，康濯起到重要作用。
(17) 周扬作“非常反动”的讲话，是在8月10日上午。讲话的记录稿全文，收入《周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首都革命文艺造反总部、文化部机关延安红旗总团、首都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合编，1967年5月内部印行）。目前收入《周扬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上的《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记录稿做了许多改动。最大改动是删去约三四千字的谈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特别是农村形势的部分，包括对当时困难程度的估计，对“大跃进”的看法，对农村单干，包产到户等的态度等。其他谈及文学创作部分，文字也在基本尊重原意的基础上，做了修改或删节。如谈到不管是经济，还是文教，在统一、集体的前提下应该给“自由”留出一定空间时，删去“有点自留地，自由市场，我看不一定很坏，不要那么害怕。留一点自由也许还有好处，搞得那么死，不一定好……世界上没有那么纯粹的东西，你没有一点自由，反而保卫不了社会主义……”。在谈及办专门发表揭露消极现象的、批评性作品的内部刊物时，删去“作品没有愤怒，搞个有愤怒的作品。我看过去的作品都是有愤怒，现在也发一点愤怒，也许有好作品”。在谈到作家应该写自己所见、所感、所信的东西时，删去“如果临时作一点宣传鼓动，那还是应该做的，尽管他不同意，党要你工作，你还是应该工作。至于创作，又没有非要你反映不可，你一定要看到、真正感觉到的再写，这样对党对人民对自己都负责。如果与党的观点没有矛盾，可以配合，有出入再看一下，把问题搞清楚，这就是党性，对党讲真话。作家、科学家，发现工作中有缺点一定应该提出来，但不随便议论，如果有距离，可以不写，保留一个时期，看一个时期，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
(18) 周扬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说，“是不是我们也办一个内部刊物，作协先办一个……新华社办一个内部刊物，尽是讲消极现象。长篇短篇也行，没有什么恶意，我们都替他担保。我看搞一个内部刊物，发表一点作品。作品讲缺点错误、问题。另外搞一个内部理论刊物，各种党的政策都在这上面讨论，搞个自由市场渠道多一点。一般的人看不到。印一千本，搞文教的领导干部，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看看。”（据讲话记录稿）1962年下半年，中国形势突变，办内部刊物自然化为泡影。不过也好，否则到了“文革”发生，肯定是严重罪行。
(19) 涂光群，1933年生，50－60年代在《人民文学》杂志和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唐达成（1928－1999），笔名唐挚。1957年曾在《文艺报》上发表与周扬商榷的文章（《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文艺报》1957年第10号，6月9日出版，署名唐挚）等问题，被划为右派分子。《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陈为人著，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中，引述陈丹晨的讲述是：“我因为写文章，就把大连会议的材料调出来。里面是两个人的记录笔迹：一个是唐达成，还有一个是涂光群。两个人记的很详细。”（第83页）唐达成1948年毕业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新闻系，曾是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学员，练过速记。《五十年》一书还说到，在七千人大会后，1961年唐达成摘了右派帽子，“被爱才惜才的侯金镜吸纳到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侯金镜是研究室主任。1964年中国作协开始批判“写‘中间人物’论”，唐达成因为是会议记录人，又曾是右派分子，被牵扯进去：“当时掌握作协生杀予夺大权的主要负责人一声令下：‘像唐达成这样和大连会议“有牵连”的人，不能留在北京。’于是唐达成被毫不留情地逐出京门，流放到娘子关外。”（第82页）掌握生杀大权的“主要负责人”，《风雨五十年》中说是党组副书记刘白羽。
(20) 《赵树理文集》第一卷《出版说明》。但也有个别字句做了不损害原意的改动。如“洋火”改为“火柴”等。
(21) 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由黄秋耘、查国华编辑。它们被合并在一起，给人以为是一次讲话的误解。与原记录对照，除了为准确而修改个别词语外，基本忠实于原记录稿。但也有极个别地方因疏忽导致有实质性的差错。如邵荃麟谈到创作题材多样性时，《邵荃麟评论集》为“上海今年也提出多样性与战斗性的矛盾”，记录稿是：“上海今年也提出题材多样性与战斗性是矛盾，这当然是不对的”。从邵荃麟原话看，他已表露了对上海“激进派”主张的不满；后来他与上海柯庆施、张春桥等在“写十三年”等问题上的冲突，这里已显端倪。《评论集》的改动，显然有违邵荃麟的原意。
另外，邵荃麟谈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问题的部分也被删去，可能是认为这些部分与“文学”无关。但在中国“当代”，“文学”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关系直接且胶着，构成无法分割的状态。被删去的还包括在邵荃麟讲这些问题时茅盾的长篇插话。邵荃麟和茅盾都认为，苏联从20年代开始到现在，农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波兰农业的情况也很严重。因为茅盾刚参加在莫斯科的裁军会议归来，就多次谈到苏联粮食、副食品供应，以及农村自留地等的情况。作为对比，邵荃麟和茅盾都认为中国现在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是找到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正确道路。
(22) “顶风”，指抵制1958年“大跃进”期间发生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俗称“五风”）的不良风气；主要指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如下面发言讲到的瞒产，争取代表落后的“蓝旗”等，以保护农村实际利益。
(23) 张庆田《“老坚决”外传》、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中的人物。
(24) 黎之：“8月5日赵树理很激动地讲了一些农村情况后，说：196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方冰插了一句：天怒人怨！这两句尖端的话，后来就成了‘文革’中揭发大连会议的典型材料，到处被引用，被批判，被定罪。”（《文坛风云录》第14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5) 浩然等作家在这个时期写的歌颂性、表现农村大好面貌的作品，自然是一种体验和观察，但赵树理等在农村现实、问题面前的焦虑，当年却无法得到表达。今天评价当年的创作，不仅要将写出的部分作为对象，而且也需要将不允许写出的作为比较加入其中。
(26) 李准、侯金镜当年的困惑，即作品中原来被嘲笑的对象在政策改变后得到肯定，“过去写的正面人物出了问题，原来被嘲笑的人物领了护照”——这种评价上的错动、翻转，反映了“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叙事文学的普遍性问题。这在80年代“新时期”评价《创业史》等农村题材作品时再次出现。作家缺乏（或不被允许）具有独立的生活阐释权利，具体政策成为观察生活的唯一依据，是这一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
(27) 指短篇小说《“老坚决”外传》中的人物。一个瞎指挥、爱浮夸的县农村工作部部长。
(28) 欧阳山的短篇，刊于《人民文学》1960年第12期。写南方农村一个生产小组组长在包产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和县里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发生矛盾的故事，以微讽的笔调，委婉地对“浮夸风”做了批评。
(29)胡采（1913－2003），河北蠡县人。1938年起，在陕甘宁边区、山西等地从事革命文化宣传工作。50年代以后，曾任西北文联副主席，西安文化局长等职，文学批评家。在50－60年代，写过多篇高度赞扬杜鹏程、王汶石、闻捷、柳青等作家的评论文章。理想、英雄主义、浪漫精神、歌颂“新事物”，强调应以两条道路作为观察生活的基点，强调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民……是他坚持的主张。这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在对文学现状的估计，在与多数与会作家、批评家的争论，以及在推重王汶石、峻青的小说同时，批评赵树理那个时期创作中，体现得很清楚。
(30) 《新结识的伙伴》和《严重的时刻》，均为王汶石写于1958年的短篇小说。
(31) 康濯在这里检讨他1958年“大跃进”时，在河北徐水为浮夸风推波助澜的错误。他的要写出沉痛教训，写“悲剧”的说法，在两天之后周扬的讲话中，有类似的表达：“作家要把它当作历史阶段写出曲折的过程。不一定马上写，但是写很有意思。写人民内部矛盾，写五风，写农村坚持真理的干部，写出来相当惊心动魄。现在暂时不写，还早一些。过去几年来写这个，我看惊心动魄程度不小。我希望有这样一部小说，我看写合作化，公社化，五风，顶风，十二条下来，六十条下来自由市场开放，粮食任务，压迫干部，困难，下放干部，我看还是有味道的。我想可以成为一部动人作品，把内部矛盾展开。写得好，比《被开垦的处女地》还生动。”（8月10日讲话）康濯在这次会议上，与邵荃麟、侯金镜一样，极力推崇赵树理创作在浮夸风盛行时的冷静，“忠于现实”。会议之后，康濯撰写长篇论文《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刊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1962年10月出版），称赵树理是文学创作上的“实干家”，是“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他的那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夫和老实态度”，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将康濯这篇文章说是他在大连会议上的发言，这不很准确（《思潮史》第3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2) 侯金镜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胡采8日的发言的。
(33) 卞易：《〈实干家潘永福〉》，《文艺报》1961年第5期。
(34) 周扬在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将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并列，称他们是“语言艺术大师”（《文艺报》1956年5，6期合刊）。“户”是赵树理50年代的长篇写作计划，后来没有实现。
(35) 指《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载《文艺报》1961年第3期。侯金镜认为，茹志鹃那种写平凡日常生活，表现小人物，艺术风格上柔和清新的风格，与写重大矛盾冲突，写英雄人物，具有高亢基调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高下的等级区分；端看具体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做出评价。而胡采则认为这种风格是有缺陷的，应该向写重大题材、表现英雄人物转变。
(36) 在座谈会中，围绕与胡采的争论，侯金镜后来写的“交代材料”有这样的说明：
胡采在会上对赵树理的作品提出批评，说他的作品“太实”（没有理想），又批评了《套不住的手》没有社会主义气息。赵树理听了大不高兴。接着有好几个发言驳了胡采，我也为赵辩护；针对胡采，说赵树理的作品“思想性强”，“战斗性鲜明”。
胡采在会上赞扬了孙峻青的作品，引起方冰的发言，说英雄人物写得“好像吹猪似的，刮毛，把缺点都刮掉，洗得很漂亮，但不是活猪”等等。我说，有些作品描写新事物，但是“没有生命力”，因为没有更深刻反映矛盾。这也是针对胡采的。
胡采反映大跃进初期有些作品有缺点原因是“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我就说这是“现实主义”不够，在作品中“塞进作者的主观的东西”。
我在会上的发言主要几点：1，大反“浮夸风”，反对大跃进，总路线；2，大肆吹捧赵树理，为赵树理翻案，说他的《“锻炼锻炼”》在当时许多人说农民觉悟高时，却提出农民中存在着问题；3，提出“没有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有浪漫主义”，公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二革相结合”。
方冰说的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是活猪”的嘲讽，针对的是峻青在大跃进前后写的《山鹰》等短篇小说。《山鹰》写一个农村复员军人（孙志刚），带领群众改变山区农村面貌，修筑水库和公路的故事。
(37) 有关大连会议宣传计划后来的落实情况，当年在《文艺报》任职的黄秋耘写道：“为了配合宣传‘大连会议’的精神，《文艺报》的核心组（党的领导小组）在某一次编辑会议中决定不发表社论，只发表一篇由唐达成同志执笔写的‘会议纪要’，一篇由谢永旺同志执笔写的‘文艺笔谈’。这两篇文章都已经发排了。付印的前一天，《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同志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悄悄地告诉我说，他刚刚接到周扬同志从北戴河打来的长途电话，谈到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中有新的指示，说有人‘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政治形势将会有重大变化，电话中不便详谈，但是可以估计得到又要‘收’了。为慎重起见他决定马上把‘大连会议纪要’抽出来，放一放再说。至于那篇‘文艺笔谈’，全文都没有直接涉及‘大连会议’，问题不大，可以不抽。那一期《文艺报》是由我值班签字付印的，我审阅谢永旺同志写的‘文艺笔谈’《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的时候，把文章中‘中间状态人物’六字改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的芸芸众生’十七个字。我这样改，纯粹是出于修辞上的考虑，避免在这篇一千多字的短文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中间状态人物’这个词汇，……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么一篇小文章，几句无关宏旨的话，竟闯下了滔天大祸……”（黄秋耘《风雨年华（修订版）》209－2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黄秋耘说的对政治形势重大变化的敏感，是当代政治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另一处地方他讲到1957年的情况说，“1957年5月18日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顿时脸色发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情，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调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风雨年华》第175－176页）
(38) 由于觉察到风向有变，《文艺报》在1962的当年，就已经做出反应。在12月出版的第12期上，刊发了参加大连会议的中宣部的黎之（李曙光）的文章：《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批评了谢永旺用沐阳笔名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文章。
(39) 因为侯金镜的“交代材料”写于“文革”发生之后，那时，林默涵也已经成为“黑帮分子”。所以，这里使用了“假批判真包庇”的说法；表明林默涵与邵荃麟等都是“黑帮一伙”的。另据李辉对唐达成的访谈，唐达成讲到，大连会议结束不久，“中宣部很快来调会议记录，是先拿走周扬的。侯金镜找我，说：赶快拿来，要交到中宣部。过了几天，又把其他发言也要去。”又据《唐达成风雨五十年》中引述陈丹晨的话，“据我了解，发起批判这次会议是林默涵搞的。”（第83页）谢永旺对此回忆说，“这次会议后，林默涵请李曙光汇报，大连会议有什么内容，邵荃麟总结中关于写‘中间人物’的一些情况，引起林默涵的警惕，随后，我的文章在《文艺报》发表了，唐达成的报道没有发，因为这个报道涉及到当时农村的一些形势，张光年特别敏感，在政治上是有经验的，他就把报道撤掉了，我的文章是登出来了，这以后就出事了。……当时，刘白羽就说，像唐达成这样的人，不能留在作协工作，也包括我。我不能留在《文艺报》工作，也要调走，但张光年不同意，说我还年轻嘛。”（第84页）陈丹晨说，“通过批判这次会议，把邵荃麟拉下马。……从中可以看出作协的宗派权力斗争。”（第83页）
关于中宣部在会议结束后的反应和措施，黎之的讲述是，由于北戴河会议抓阶级斗争的精神已在一定范围传达，而十中全会预备会开始进行。林默涵布置文艺处处长袁水拍搜集文艺界阶级斗争情况，检查文艺刊物，但没有发现什么有问题材料。“9月22日林召集在京文艺报刊和各大报副刊负责人开会，讲了毛泽东提出抓阶级斗争的精神，布置检查。会上作为问题他点了‘中间人物’。”（《文坛风云录》第351页）
调走周扬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一事，当年参加会议，并为中宣部干部的黎之说，周扬8月12日还约请周立波、赵树理、胡采、李准、李束为、西戎、康濯等座谈，“周对会议很肯定，一再鼓励作家们大胆写作。从周扬的情绪上看，他当时还不知道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大抓阶级斗争，大批‘黑暗风’、‘单干风’了。后来我听说，周扬会议上的讲话从会议记录中抽走了……”（《文坛风云录》147页）抽走讲话显然是在发现形势骤变之后采取的掩盖措施。
(40) 毛泽东两次批示之后的1964年，中国作协进行整风（“文革”开始后，被认为是“假整风”），矛头之一是邵荃麟和大连会议。这时，邵荃麟成为批判对象，失去权力，所以有要见邵荃麟“经过刘白羽同意”一说；事实上，不久，刘白羽就升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之所以在1964年就受到批判，他的题材、人物多样化和加强创作的现实深度的观点，就被构造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固然与大连会议有直接关系，但也与其他因素相关。1963年，上海的柯庆施批评文艺界，并提出“写十三年”的主张。在中国作协，公开对这一主张加以抵制的是邵荃麟。他在中宣部1963年4月召开的，有张春桥参加的文化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谈“写十三年”的问题。他说，表现时代精神，“据我个人的理解是比较广泛的概念，并不是说只有写当前的斗争，写十三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题材，才能表现时代精神。革命历史题材像《红岩》、《红旗谱》等等，为什么不能表现时代精神呢？就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教育人民呢？”“有种说法，认为十三年前的题材不是反映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我看是不对的”；“在文学表现时代精神的任务上，确实应该更强调对当前斗争的反映……但绝不意味着排斥革命历史题材或其他方面的题材，如果那样理解，那会重新走狭隘化的倾向里去”（《邵荃麟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反映“十三年”问题》，1963年4月16日）。他的公开抵制，显然惹恼了权力正在上升的上海政治/文学的“激进派”。就在这次文化工作会议上，上海组就反复提出对“中间人物”的批评。因此，“文革”开始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反‘写十三年’的急先锋”。另一因素，则可能与中国作协的权力、宗派争斗有关，以及面临“政治风暴”来临时，处于漩涡中心者逃荒夺路、保护自己发生的冲突。陈丹晨认为，“通过批判这次会议，把邵荃麟拉下马……从中完全可以看出作协的宗派斗争权力斗争”（《唐达成风雨五十年》第83页）。黄秋耘的评论则是：
邵荃麟同志的“中间人物论”，算是犯了什么罪呢？其实也是所谓“可恶罪”之一种。为什么他特别可恶呢？只因为他胆敢公然反对柯庆施。柯庆施主张写建国以后十三年，邵荃麟却偏要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零七年也可以写，而且亲自跳上台跟柯庆施的干将张春桥辩论一番，有意跟柯庆施唱对台戏……
当然，邵荃麟同志之所以倒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毛主席在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先后对文艺工作做了两次措辞极其严厉的批示。在建国十多年以来的政治生活中，每逢碰到这样的“非常时期”，总要牺牲几个头面人物来当“替罪羊”的。到了1964年夏天，十二级台风已经在酝酿中，眼看牺牲几个中、小人物已经无济于事，非牺牲几个次要一点的“大人物”不可了。……邵荃麟同志受到一次又一次严厉批判，他自己也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他曾经私下对我说过，他其实并没有想通究竟错在哪里。……邵荃麟同志所受到的处分实际上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去当一名普通研究员。（《风雨年华》210－211页）
(41) 据黎之在《文坛风云录》的叙述，在开始“大抓阶级斗争”，以及上海“激进派”和江青点名要批评“中间人物”的形势下，中宣部和作协的周扬、林默涵、张光年对此如何点名批判邵荃麟反复研究过。最后，“只好由《文艺报》编辑部根据一些人的回忆，断章取义，拼凑了一个《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组织了个写作班子，写了一篇《“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文艺主张》的批判文章，登在1964年8、9期合刊的《文艺报》上，称这“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之争，是大是大非之争”，而邵荃麟是“反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代言人”。
(42) 对此，黄秋耘的看法是：“每逢碰到这样的‘非常时期’，总要牺牲几个头面人物来当‘替罪羊’的。到了1964年夏天，十二级台风已经在酝酿中，眼看牺牲几个中、小人物已经无济于事，非牺牲几个次要一点的‘大人物’不可了。下象棋有所谓‘丢卒保车’、‘舍车保帅’的战术，……到了‘文化大革命’，‘车’已经舍得差不多了，连邓拓、吴晗、廖沫沙全部在劫难逃，但‘帅’仍然没有保住，就文艺界来说，结果是全军覆没。”（《风雨年华》第210－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