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中国企业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兴起不仅改变了全球跨国公司的版图，而且对现有的跨国公司理论提出了挑战。现有主流的跨国公司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垄断优势理论[1]、国际化过程模型[2]和折中范式[3，4]为代表。由于这些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垄断优势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因此在解释缺乏垄断优势的后发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方面存在不足[5]。为了解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许多学者采取案例研究或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动因，但结果十分模糊，分歧和争论广泛存在[6，7]。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样本选择的差异之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大部分研究未能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区分开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拥有垄断优势，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水平的（对其他发达国家）或垂直的（对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特征是资产利用。而中国跨国企业则仅仅拥有局部的竞争优势，它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那样居高临下，而是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投资：逆向投资（对发达国家）和顺向投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特征是资产利用和资产寻求相互交织。因此，不能简单地采用研究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模式来研究处于追赶之中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只有将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区别开来，才能清晰地揭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从而澄清有关争论，促进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理论的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带有独特的制度背景。例如，中国政府积极推行的“走出去”战略，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转型经济所特有的制度约束等。这些因素会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相互作用，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中国崛起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强大震撼，一些西方国家（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获取技术和资源十分敏感，它们往往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有关交易加以限制。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构成威胁。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的国际化不仅是一组约束条件，同时蕴含许多可资利用的机会。这些制度层面的因素尚未纳入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分析框架[8]，亟待进行补充和拓展。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1.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主流理论与新视角 早期的跨国公司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由于东道国环境与母国存在很大差异，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充满困难的过程。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企业必须拥有某些特定的优势，如技术、营销诀窍、管理技能等。Hymer[1]将这些特定优势称作垄断优势。他认为，市场不完全导致一部分企业拥有垄断优势，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利用这些优势[1]。Buckley and Casson[9]认为，以知识为代表的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而不是出口或许可证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优势。随着跨国公司理论的演进，Dunning[4]的折中范式逐渐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分析框架。 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崛起引发了学术界对主流理论的再思考。Mathews[10]强调，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具有许多共同的创新特征，如快速的国际化进程、组织变革而不是技术变革加速了国际化进程、通过战略变革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等。它们采取不同的策略通过国际化获取资源，这对折中范式提出了挑战。Luo and Tung[11]试图用跳板视角描述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他们认为，新兴市场企业将国际扩张作为跳板，用来获取战略资源和减少母国的制度和市场约束。这些企业采取一系列侵略性和冒险措施在全球舞台上积极收购或购买成熟的跨国公司的关键资产，以弥补自身的竞争弱点，克服后发劣势。尽管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拥有挑战全球领先者的雄心，但作为后来者，它们不得不面对两难困境：既要在海外市场利用自己并不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又要通过国际化获取资源和能力以追赶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这意味着它们的国际扩张将会不同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 2.中国企业逆向投资的动因 逆向投资是指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种逆向投资涉及现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企业究竟有没有所有权优势用以支持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如果有，这种所有权优势是什么？如果没有，为什么中国企业能够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 当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时，面对更多的是困难和劣势。因为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显然缺乏技术、品牌和管理方面的优势。Madhok and Keyhani[12]认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通常只拥有普通的资源，这样的资源不具有垄断优势的特征，因此不能带来超额利润。Rugman[13]认为，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是利用母国比较优势的结果，比如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不是企业特定的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适用于位于特定国家的所有企业，因而不能作为长期成功的基础。按此逻辑，中国企业根本不可能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或者这种投资必然遭受失败，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中国企业，例如，华为、联想、海尔、三一重工等，它们不仅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打垮了大部分国际竞争对手，而且在发达国家市场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毫无疑问，它们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包括自主研发能力、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和反应能力、基于客户需求的创新能力，以及成本控制能力和价格竞争力等。当它们在国内市场战胜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它们有信心进入这些竞争对手的母国去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是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级竞争者的必然要求，这一方式不仅可以避免发达国家的进口配额、反倾销等贸易壁垒，而且可以针对当地市场的特点开发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利和高质量的服务，从而提高竞争力，建立品牌声誉。除了市场寻求动因之外，许多中国企业还采取海外并购等方式获取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以确保供应，控制成本，缓解国内市场对海外资源的需求压力。自然资源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涉及对海外自然资源的股权控制。那么，中国企业为什么要选择股权控制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进口的方式获取海外自然资源呢？主要原因是许多重要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的分布不均以及部分寡头企业的垄断。这种分布不均和寡头垄断会导致供应的不稳定、价格波动和成本扭曲。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中国企业需要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建立可控的自然资源供应网络。除了上述动因之外，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获取战略资产，如专有技术、品牌、分销网络和国外资本市场等。这一动因不是利用既有的优势，而是为了克服自身的劣势。研究发现，新兴市场企业通常将国际扩张作为获取关键资源的跳板，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更有效地在国内外市场开展与全球竞争对手的竞争[10，11，14]。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a：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动因。 假设1b：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自然资源寻求动因。 假设1c：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战略资产寻求动因。 3.中国企业顺向投资的动因 顺向投资是指中国企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从优势利用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类似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然而，作为后来者，中国企业在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时，面临着与发达国家企业完全不一样的优势和劣势。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是水平的或垂直的投资，它们通常依托所有权优势，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海外市场。而中国企业则不同。虽然相对于东道国本土企业中国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东道国市场，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来自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相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中国企业的劣势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拥有更为先进的技术、更加强大的品牌和广告投入；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更加喜爱发达国家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因为它们代表了高品质和时尚潮流；发展中国家政府更加愿意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因为它们能带来最先进的技术；同时，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耕耘多年，它们还具有在位企业的优势。那么，中国企业在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时拥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客观地讲，中国企业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比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更容易取得成功。这是因为，中国企业更能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而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发展中国家通常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合同和知识产权制度不健全，司法效率较低，官僚主义严重，政局不稳定或政府政策缺乏连续性，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等。这样的环境会对跨国企业构成严峻挑战，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中国企业由于比较熟悉这样的环境并积累了应对这一环境的专门知识，它们会比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面对更少的困难。而且，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更能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它们对客户需求的理解、成本控制能力以及建立分销渠道的经验可以很好地移植到东道国市场，这使得它们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具有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巨大，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产品十分昂贵，服务难以跟上，这为中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资进入资源开采行业持开放和欢迎态度，这为中国企业自然资源寻求型的海外投资提供了机会。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自然资源寻求动因，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15]。虽然中国具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并已形成高效的生产制造和物流供应体系，但近年来由于工资增长较快，制造业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7]。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a：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动因。 假设2b：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自然资源寻求动因。 假设2c：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效率寻求动因。 4.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它通常被定义为调节和限制人类活动的调控、规范和认知结构，其目的是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意义[16，17]。制度环境会从两个方面显著地影响企业的战略和行为。①制度发展的水平。欠发达的制度，例如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较差的商业法规的执行、不透明的判决与诉讼体系等，会增加交易和市场成本，严重侵蚀企业的竞争力[16，18]。②制度的稳定性。剧烈的制度变革会产生很高的不确定性水平，使企业难以预测制度变化的轨迹，并采取合适的方式及时做出反应[19]。中国企业的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面临着两种品质迥异的制度环境，不同类型的制度环境会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按照North[16]的划分，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等）和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规范、价值观等）。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虽然发达国家与中国存在较大的制度差异，但发达国家拥有品质优良的制度环境，比如完善透明的法律法规和高效的执法体系，这会促进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包括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吸引海外直接投资[20]。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积极态度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但品质较差的制度环境仍然是阻碍海外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和经济合作关系，中国企业也能较好地适应不太完善的制度环境并利用市场机会，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甚至爆发冲突和战争，无疑会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构成巨大威胁，尤其是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投资。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a：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发达国家良好的制度品质对中国企业的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假设3b：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较差的制度品质对中国企业市场寻求型投资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对于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投资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必须考虑东道国的社会期望。社会规范体系包括规范、价值观、信仰等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文化[21]。社会规范施加的压力水平随投资者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的大小而变化[22]。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涉及国家认同，这会影响合作[23]。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企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期望存在重大差异。发达国家往往深感担心和忧虑，它们带着流行的偏见来看待这些后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中国制造”通常被视做劣质产品的代名词，这使得中国企业时常遭受发达国家竞争者、消费者甚至政府的歧视。发展中国家则不同，由于文化的相似以及面临类似的发展问题，它们大多对中国的崛起持欢迎的态度，并且大力吸引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许多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成功，而在发达国家则遭遇了更多的困难。当然，文化差异并不总是负面的影响，有时也会带来积极的作用。例如，发达国家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发展出嵌入国家文化之中的知识存量和创新活力，这对中国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海外投资具有重要价值。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如果发生在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之间，就会增加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获得不同知识存量的机会，这样会减少重复，增加互补，从而增加知识转移的潜力[21，23]。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4a：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的市场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对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假设4b：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文化相似性对中国企业的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根据上述概念框架，本文提出如下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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