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与道德的张力

论科技与道德的张力

邬晓燕[1]2004年在《论科技与道德的合理张力》文中研究指明科技与道德是支撑人类社会生活的两支重要力量,保持合理的张力是人类生活的必需,也是历史的结论和现实的诉求。合理的张力意指科技与道德之间的动态平衡,使它们的发展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促进科技与道德的共同进步、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使科技统一于恪守道德底线和追求道德理想,道德谋求科学性、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整合,最终合流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健康持续这一终极目标。

邬晓燕[2]2003年在《论科技与道德的张力》文中研究表明科技与道德是支撑人类社会生活的两支重要力量。考察和梳理科技与道德在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叁个时期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科技与道德是相互融合还是冲突对峙,会对人类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在科技与道德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历史的重要结论。科技与道德关系的演变是经济、观念、宗教、军事与战争和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现代社会科技与道德关系的严重失衡、现代科技引发的众多伦理问题和异化问题使维护科技与道德的张力成为现实的诉求。合理的张力意指科技与道德之间的动态平衡,它将根据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为二者提供伸展缩放的有效空间,使它们的发展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促进科技与道德的共同进步、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性的多重规定性、人的反思与批判特质、知识经济的到来和人类的现实努力为形成科技与道德的张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代契机和可资希望的前景。而要在科技与道德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需要从叁个方面努力:维护社会力量的动态平衡,科技工作者承担起社会责任和人类道义,让科技与道德走向合理的张力——科技应当统一于恪守道德底线和追求道德理想,而道德需要谋求科学性、时代性与相对稳定性的整合,最终合流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健康持续这一终极目标。

周晶晶[3]2005年在《论当代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协调及其途径》文中提出自20世纪40年代起,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并呈指数增长趋势,科技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进入70年代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人类跨入了当代高新科技时代。本文以此为背景,从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入手,就两者冲突的表现形式、时代特点、深层根源、协调的可能性及其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本文认为,当代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的互动已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两者之间冲突从性质到范围到表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结合时代背景,论文着重分析了导致两者冲突的深层次根源,诸如概念与矛盾关系根源、哲学理论根源、动态历史根源、价值观念根源以及社会因素根源等,通过对以上根源的深层次分析,揭示当代科技为何会与伦理道德形成如此严重的冲突和对立。然后,论文就两者协调的可能性——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剖析,通过对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与逻辑的理论分析,明确了科技的伦理意蕴,认为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统一性、关联性和双重互动作用是实现两者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依据。随后,进一步提出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协调应遵循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的原则,以实现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健康、协调发展为总体目标,侧重协调科技发展与人的生命价值、人类自由和人类平等、社会公正之间的矛盾。最后,论文结合我国当前科技发展实际,从多个方面和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现两者协调发展的具体途径。认为要实现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协调发展,就必须明确时代背景、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和利益观,构建新的科技伦理观;必须保持两者之间合理的张力,明确科技道德评价的标准、根据和方法;并从政府、公众、企业等多个角度规范科技责任,切实处理好我国发展过程中科技发展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以此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早日实现人类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健康发展。

张艳宇[4]2016年在《民生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民生科技以满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出发点,使科技的成果体现在民生的改善上。民生科技坚持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新思路。社会对民生问题的不断关注,使民生科技成为了科技的重要发展方向。国内外关于民生科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伦理视角谈民生科技发展的研究依然存在很多不足。论文从民生科技的概念和分类入手,对比我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民生科技的经验,指出我国应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科技。再从总体上研究民生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阐明了民生科技凸显的伦理问题,以及民生科技凸显伦理问题的根源。并得出了民生科技需要和伦理协调发展的结论。这一结论通过民生科技与伦理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民生科技与伦理协调发展的原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本文在研究民生科技与伦理关系中,丰富了对科技伦理的认识。同时,按照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研究了中西方科技伦理发展的历程,并指出了现代科技伦理凸显的问题,以及现代科技伦理呈现出的特点。最后从伦理角度对我国民生科技的发展中相关主体的伦理责任进行反思,论述了伦理责任的养成途径,针对民生科技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相关对策。

沈娟[5]2007年在《科技创新的伦理学思考》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活动充满创造性,创新是科学活动的生命。通过创新,不断的造福社会和全人类。科技创新的目的在于其普及性和应用性,特别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化的创新活动,在创新同时把科技的成果、知识迅速地传播给整个社会,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科学是实证的知识系统,它追求的目的是“真”,它发现的是客观规律,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客观上存在两面性,即“双刃剑”问题。科学知识及技术发明成果总的来说应是中性的,并不会对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带来坏的影响。但是什么人掌握它,通过什么方法去研究它;以什么目的去应用它,所带来的后果可能完全不同。而伦理道德正是规范性的,它追求的是“善”;阐明的是人与人应该怎样相处,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技总是在创新,而创新总会引起人类生活与利益关系的改变。因此,有必要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强调科技伦理道德的问题。而这对目前建设创新性国家更有其现实意义。本课题旨在揭示当代科技创新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与困境;深入阐述科技创新与伦理道德产生冲突的根源与具体表现;通过理论分析科技创新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结合当前实践问题,明确指出实现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协调发展的途径。本课题的研究,对科技创新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研究科技创新与伦理道德的协调发展以及实现,有利于发挥伦理道德在科技创新中的调节功能,从而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保证科技创新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造福与人民的方向发展。

程现昆[6]2007年在《科技伦理研究论纲》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为指导,将“科技伦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围绕“科技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核心,探讨了科技伦理的相关理论问题。提出了科技伦理的本质是科技与人的相互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科技伦理研究应当转向以哲学的视阈来观照科技伦理问题。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科技伦理的结构层次及其特点,提出了以责任伦理为张力的科技伦理的层次结构;分析了科技伦理的价值构成,并进一步通过引进“吸引子”构建了“以控制为导向和以发展为导向相结合”的科技伦理价值评价模型,为科技伦理价值评价提供了科学基础;同时,就科技伦理学的学科定位提出了叁维分析框架;并且,从科技伦理学的学科定位到学科结构、传统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伦理革命以及科技的异化到科技的人化的现实运动逻辑,论述了当代的科技伦理不仅是伦理学演进的逻辑必然,而且是社会进步的现实实践必然以及人性自我展现的内在必然。

李丽峰[7]2003年在《基因问题的伦理探讨》文中研究表明由于无数科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20世纪基因研究获得了飞速发展,奇迹般地形成了一个高新技术群。然而“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生命科学与医学的快速发展,并带动农业和医疗保健业等的革命性变革,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经济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紧迫而复杂的伦理问题,如如何保护人类基因组计划成果问题;如何防止基于基因缺陷而造成的基因歧视问题;对缺陷基因的遗传普查或筛选及其相应的基因治疗问题;对于个人遗传信息的合理使用和保护问题;人类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限度问题等,对传统伦理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本文简要介绍了基因科技的兴起、发展以及对人类的贡献,深入分析了基因研究中所面临的权利道德难题,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基因知情权、基因专利权以及基因隐私权进行了道德辩护、质疑和审视。同时,阐述了基因课题中存在的、值得我们反思的伦理问题,如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基因治疗以及基因资源共享问题。强调用价值理性来制衡科技理性,以道德理念和原则来规范、引导基因研究和应用的整个过程,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提升从事基因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感,充分发挥基因伦理委员会、法律、社会舆论的评判、监督作用,从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两方面共同确保基因研究符合伦理原则。最后,本文认为,为实现人类基因研究造福人类社会的高尚的道德目标,我们有必要对生命伦理学作更深入的、更切实的探讨。

潘建红[8]2003年在《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及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把人类带进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科技时代。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由衷的赞叹现代科技文明的巨大成就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和深刻反思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科技发展应用与人类道德的激烈冲突。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道德体系的互动往往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常常会引来道德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又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这可能会使人们丧失未来美好的机遇。 面对两难困境,重新审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探讨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在科技与道德的激烈冲突中寻找协调发展,这就是本文的目的。而科学技术与道德最终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在这个科技占主流的现时代具有深刻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决定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本文提出科技与道德冲突的问题,从科技与道德关系的理论审视中寻找突破口,认识到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已成为极为紧迫的现实课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对待科技的态度等方面作出理性的思考。 本文从叁个方面对课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从科技的道德本质,科技与道德的联系这两方面对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论述,这也构成了科技与道德能实现协调发展的基础。其次,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的思维,构建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新理念与原则,为科技与道德实现协调发展提供指导。最后,本文还客观地从社会因素、人文关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知识水平等方面认识了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障碍。在此基础上,从观念的更新、机制的优化、责任的重塑、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寻找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对策,旨在实现科技与道德高层次的协调发展。

陈万球[9]2008年在《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古代蕴藏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文化,对之进行回顾、梳理、挖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研究的理论意义看,可以从观念层次为中国传统科技伦理的发展与演变建构一个框架;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增加一个重要内容。从实践意义看,将传统科技伦理的精髓贯注到现代科技发展中,促进中国科技的繁荣和创新,并通过对传统科技伦理的发掘提炼、继承弘扬,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和文化自强的精神。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以科技史为基础,以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为主线,结合经济史和文化史,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从几个有代表性的专题入手。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较,在文献处理上,尽可能体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关于科学技术的目的和价值、科技与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规范、科学家的职业道德等观点和思想的总和。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特别是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面貌。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创造,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精神与道德理想相结合的理性光辉,也孕育了内容丰厚的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萌芽于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奠基,汉唐时发展,宋元时繁荣,至明清时继续缓慢发展,一直到19世纪汇入近代科技伦理思想的洪流,其间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传统科技伦理思想植根于古代农业文明,具有农业文明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它随着传统科技实践的发展,在与传统伦理道德的水乳交融过程中,在真善美战胜假丑恶的矛盾斗争中,内容不断丰富,品质不断提升。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即是指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科技发展过程中人们所普遍推举的根本道德理念和各个时代人们在科技实践中所普遍信奉的科技行为伦理准则。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呈现出以下基本的精神特质:天人合一、以道驭技、以人为本和经世致用。其中,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以以道驭技为理论核心,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归依,以经世致用为突出特点。儒道法墨四个学派的科技伦理思想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动景,象,其中,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主流。儒家由孔子肇其端,孟子和荀子继其绪。汉代以降,儒家成为正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科技伦理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涉及到真善统一论、科技价值论、学术伦理论和技术伦理论等几个问题。道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由“道法自然”立论,主张“绝圣弃智”,提出“以道驭技”的技术伦理观,主张“道进乎技”,“以道驭术”。从道家思想发展出来的道教也具有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道家的科技伦理思想具有批判性,在科技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法家主张认识自然,研究天地奥秘,沉思天人关系,勤谨治理水土,讲究器械制作。其科技伦理思想以科技价值论为基础,以技术规范论为核心,以技术功利论为特色,以工程伦理论为归依,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中激进派的政治需要。墨家科技伦理思想以墨子为宗,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提出了节用非攻的生态伦理、崇智求真的价值追求、义利统一的技术功利主义和道技合一的科技共同体规范,闪耀着其他学派难以企及的光彩。中国古代科学家在仰视天文,俯察地理的研究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总体上看,古代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涉及到科技价值观、科技义利观、学术伦理观、职业伦理观等四个方面,张衡、刘徽、贾思勰、沈括、宋应星、徐霞客等科学家是科技伦理思想的杰出代表。具体科技领域诸如建筑、医学和生态学叁大领域的科技伦理思想也非常突出。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礼”、“和”、“用”等伦理观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与表达。中国古代医学伦理思想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需要,在同突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医学,也形成了独特的医学伦理道德。在生态领域,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万物平等、节用爱物等思想尽管带有某种朴素的直观或顿悟的性质,但都是人类生态伦理智慧的一部分,具有“奇迹般深刻”。对待中国传统科技伦理的正确的态度是必须坚持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坚持批判与继承的统一、坚持扬弃与创新的统一、坚持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统一。站在今天科技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来观照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可以清晰地洞察到,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具有跨越时代的思想内容和极为丰富的“活性元素”,它对于现代科技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建筑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借鉴价值。同时,传统科技伦理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克服“科技异化”的人文机制和善的力量,是引领我们走出科技发展困境的一种理性选择。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也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它缺乏一种能够使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动力机制,缺乏有效的科技发展的理性工具,在理论内容和实践方式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限度。

王其和[10]2012年在《大科学时代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技术的发展历史和人类本身息息相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进步。但早期的科学,则更多是来自于人们的思辨猜测和哲学分析,只是到了近代,科学与技术,才由古代的分离状态,渐渐融合、统一。而到了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进一步融合、统一,呈现出一体化、整体化和系统化的趋势。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提高着人类的实践能力;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所导致的责任伦理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把科技主体的责任伦理问题放在研究的首位,使它能在现实的社会实践维度中发挥出价值导向作用。基于此考虑,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历史、逻辑、系统、价值分析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责任及责任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勃兴的过程,证实责任和科技伦理的结合是大科学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接着,以人的存在为基点,分析了大科学时代科技主体结构层次及科技主体责任伦理对象结构,提出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相关理论及其调节系统,最后在实践层面进行了探索,试图分析了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现实之维以及实现路径。从论文整体结构上看,可分为导论与正文两大部分。《导论》部分首先简略梳理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理,分析了大科学产生的源头,界定了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含义、特点;其次,理清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指出大科学时代科技伦理的焦点与实质科技主体责任伦理,最后阐释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意义、思路、方法与主要创新点。正文部分又分为五章。第一章《责任及责任伦理》部分首先梳理了责任的词源和理论的界定以及传统意义上的责任概念,并对责任的根据、原则、类型进行了概括总结;其次,对责任伦理的概念作了界定,并回顾了中西传统思想中的责任伦理;再次以当代西方思想中的责任伦理的发展和勃兴为理路,证实科技主体责任伦理不仅是科技发展的现实需要,更加是科技伦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第二章《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理论建构》部分首先以现实人的存在为基点,分析了大科学时代科技主体结构层次及科技主体责任伦理对象结构;其次,提出科技主体的责任伦理需要构建好价值、组织、法律等叁方面基础;再次,指出构建科技主体责任伦理必须坚持人本原则、生态原则、公平原则及功利原则,并简要论述了科技主体责任伦理构建的精神、导向、调节、激励等四个方面的功能。第叁章《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调节系统》部分首先分析了科学技术活动的叁种调节类型,指出,伦理调节是对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必要补充,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取向进行有效的诱导,调整或化解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其次,分析了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系统的地位和作用;最后,指出科技主体的责任伦理不仅需要发挥科技工作者作用,更加需要国家政府的引导作用以及科技共同体与企业的推动作用。第四章《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现实之维》部分首先分析了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内涵、特征及其伦理意蕴,指出大科学时代科技主体责任伦理与科技创新是一对共构关系的矛盾;其次,梳理了大科学时代责任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分析了责任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以及可持续发展对责任伦理构建的促进作用;最后,分析了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科技主体责任伦理叁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作为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重要理念——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共同建构了大科学时代的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现实之维。科技创新是手段,可持续发展是目的,科技主体责任伦理则作为一种调节方式贯穿始末,叁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实践。第五章《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实现路径》首先分析了大科学时代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道德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与误区以及其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其次,讨论了大科学时代科技主体责任伦理实践总的指导原则,分析了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科技法律、科技教育等在内的科技体制问题;最后探讨了商谈法律、监管、公开、激励和诚信等五个方面的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的实现机制。

参考文献:

[1]. 论科技与道德的合理张力[J]. 邬晓燕.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 论科技与道德的张力[D]. 邬晓燕. 华侨大学. 2003

[3]. 论当代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协调及其途径[D]. 周晶晶. 成都理工大学. 2005

[4]. 民生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 张艳宇.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

[5]. 科技创新的伦理学思考[D]. 沈娟.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6]. 科技伦理研究论纲[D]. 程现昆. 吉林大学. 2007

[7]. 基因问题的伦理探讨[D]. 李丽峰. 中南大学. 2003

[8]. 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研究[D]. 潘建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9]. 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研究[D]. 陈万球.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10]. 大科学时代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研究[D]. 王其和. 南京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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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与道德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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