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上海人口问题综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90年代上海的人口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着力考察了上海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日趋活跃、城市化进程加速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以及浦东新区人口发展的新态势，揭示了未来上海人口变化的可能走向并相应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建国以来，在上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问题一直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曾面临着人口出生激增造成的经济积累的减少、普教事业的压力、妇女经济活动率的低下。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上海曾经为减轻就业人口增长的高压而被迫实施人口外迁。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则形成了人口回迁、人口出生率高峰的重现、人口流动的增加、人口分布的调整等问题。到了90年代，人口自然变动出现了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结构已不适应未来上海的发展，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新高峰又呼唤着新的政策导向，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和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面兴建，上海人口分布的面貌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本文着重剖析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变化的关系，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以整体观念揭示未来上海人口变化的可能走向，为使人口变化适应经济发展的大势，提出应采取的人口对策，促使实现上海的人口现代化。
一、人口自然变动呈现负增长态势和老龄化进程加速
进入90年代，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从1989年的5.9‰，下降到1992年的0.1‰，1993年和1994年更下降到-0.78‰和-1.38‰，呈负增长态势。上海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是在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几十年坚持不懈地推行计划生育的结果，预计在人口生育和迁移政策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本市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趋势，将会持续较长时期。
导致上海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1.计划生育政策因素。目前，上海人口自然变动模式已从50年代末的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传统型转变为80年代末以后的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上海在短短30年时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性人口转变，而且上海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与经济发展同步实现的，实现这个转变的关键是上海政府30年来坚持不懈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上海市早在50年代后期，便率先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市区范围内试点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开展节育手术。1963年国家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上海市也相应成立了市、区（县）两级机构，自此计划生育工作在上海开始全面推开，全市人口出生率从1963年的30.3‰降到1967年的12.5‰，自然增长率从23.3‰下降到7.4‰。“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生育工作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但由于工作基础较好，所以影响不大，1968年到1970年上海全市人口的出生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自然增长率在10‰左右。70年代由于大量育龄人群的外迁，人口出生率仅维持在10‰左右，自然增长率只有4～5‰。80年代以来虽然大力推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但因人口周期的影响，初期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但后期迅即回落。迄今上海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仍领先一步，计划生育率、一孩比、总和生育率等指标在全国均位居第一①。由于上海长期坚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后期起进入婚育期的人口数显著减少，人口的年龄结构更有利于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从而进入人口自然变动为负增长或零增长时期，这是必然的人口客观规律。
2.经济文化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的影响是直接的，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的影响则是间接的。经济、文化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接受程度。就上海而言，计划生育开展的初期（60、70年代），人们接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难度较大；后期（80、90年代）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计划生育的理解、接受程度大大提高，工作难度较小。与全国各地比较而言，上海历来是全国经济基础最雄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上海计划生育工作的阻力显然要比经济落后地区小。值得注意的是，上海郊县的人口出生率从80年代起和市区一直比较接近，1983年至1989年甚至连续7年低于市区，1994年郊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只有1.3‰，接近零增长。这是因为在上海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变，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越来越城市化了，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不同形式的推行，导致养儿防老生育观的逐步转变。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上海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有利于减轻上海的人口压力，控制城市人口的总规模。这也展示了未来全国各省市的人口自然变动可能走的同样轨迹，表明了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最终达到解决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规模过大的问题是可能和现实的。当然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也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老年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形成人口老化，以及劳动力面临着结构性的短缺，高素质的导向性产业（如高科技、信息、金融等）的劳动力更为缺少。
关于上海人口负增长的发展态势，90年代中、后期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有小幅上升，并且育龄妇女中独生子女的比重提高，出生婴儿的二胎比重可能上升，所以出生人数将在2010年之前呈上升趋势，人口出生率从1994年的5.9‰上升到9.5‰左右；尽管由于同期人口老化加剧致使死亡率从当前的7.3‰上升到10.1‰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虽仍为负数，但不会低于-1.5‰。总之，从90年代到下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上海人口自然变动虽为负值，但实际上负增长的幅度并不大，接近于零增长，对上海的社会发展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下世纪30、40年代上海人口虽然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情况（最低可达-7‰至-8‰），但届时全国人口尚不会发生同样程度的负增长，这将有助于上海度过这个人口变动的关隘。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负增长只是上海30年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并不是人口控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和最佳模式。人口自然增长逐渐达到更替水平才是上海人口生育控制的终极目标。上海人口自然增长变动的轨迹对今后全国各地的人口变动将有所启示，对全国今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也有积极意义。
到1992年底，上海60岁及以上的老人已达205.8万人，占全部总人口的15.96%，已远远超过国际标准的10%老龄化界限。据预测，到2000年，上海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为237.9万，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18.0%，大体上相当于目前西欧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到2029年，这个比重将达到36%的高峰值，届时，上海将成为世界罕见的高度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在人口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趋势。一些发达国家人口类型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历经半个世纪乃至一、二百年时间逐步实现的。上海人口从“年轻型”进入“老年型”，自1964年至1979年仅花15年时间，70年代末便率先在全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过程②。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居全国前列，但人口老龄化仍然是在经济尚未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幅度降低人口出生率，超前于经济发展而实现的。上海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迅速，从1970年到1990年，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当于总人口增长速度的3.1倍。预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老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总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的5倍。人口老化的同时出现老年人口高龄化。1986～200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年平均增长速度为老年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到2040年，高龄老人占人口的比重将高达11.3%。届时，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极为严峻，会对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生产的影响。上海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结构趋向老化。据预测，上海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将从1986年的34.7岁，增至2000年的38.1岁，下世纪初将进一步增至40岁。劳动力年龄的提高，意味着劳动者的生产经验较丰富，技术水平也较高，但老年劳动力的体力、精力及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则略逊于青年劳动力。面对着浦东开发开放以及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上海保持有一支高水平的、数量充足的、有活力的劳动力队伍是至关重要的，人口老龄化显然是不利于这支队伍的建设。解决的办法：一是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培养人才；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充分合理地利用本市劳动力资源进行职业转换；三是吸收外地劳动力以平衡上海劳动力之不足，这样当然要增加转业者的培训费和迁移者的安置费，代价是很高的。
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负担的影响。上海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意味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增加。1986年，上海市老年负担系数为21.3%，1990年上升到24.5%，预测到2000年将上升为29.6%，届时每3.4个劳动力要负担一个老人；到2010年，老年负担系数将增加到37.6%，到2030年更大幅度增加，将达到87.7%，即每1.2个劳动力要负担一个老人。上海城镇老年人口中，80%是退休职工，除了大量的退休金支出，老年人还有庞大的医疗费开支。由于老年人口患病率高，病程长，病情重，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比劳动人口和少儿人口都要高得多。老年负担系数的不断提高，退休金、医疗费用、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等老年事业费用也随之增加，这对国家、企事业单位和家庭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3.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的影响。我国目前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在家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通过物质给养、劳动服务、精神生活这三方面的协调使老年人过得舒心。上海绝大多数城镇老人物质上已由社会（国家或企事业）养老，上海农村由于乡镇企业比较发达，农村老人在经济上程度不同地得到村委会和国家补贴。上海的家庭劳务养老比较普遍，据调查[3]，上海有56%的老人愿与子女同住，41%的老人愿意独住，还有3%的老人愿去养老院和老年公寓。在家庭养老的老人对子女提供物质和劳务帮助十分普遍，上海城市老人中有近40%帮助子女料理家务；上海农村老人对其子女提供的劳务帮助则更为普遍。一个家庭有老人适当照顾，能使年轻人专心从事经济活动，使家庭和睦，老人在精神上也得到满足和安慰，于家庭、于社会都是有利的。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物质和劳务养老社会化下的老人，精神生活空虚，常有孤独感。
4.人口老龄化对社会需求的影响。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要求有关社会公共生活服务设施如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大学、老年医院、老年活动场所等都要相应地增加，在住房、交通、药物、医疗护理、食品、衣着、日用品、服务行业等许多方面都要根据老年人的消费特点增加生产和销售。
根据上述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特点，我们提出如下一些对策建议。
1.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上海的大量退休职工使单位支付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等负担极其沉重。目前已推出的《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主要是使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90年代是上海人口老龄化发展相对平缓的时期，应抓住机遇，积极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1)逐步扩大范围，覆盖全社会的劳动者；(2)筹资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承担；(3)完善养老金物价初偿制；(4)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标准；(5)试行弹性退休制度，放宽科技管理人员的退休年龄；(6)上海郊县农村要积极推行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农村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一体化。
2.倡导在家养老，建立社区服务网络，大力发展老年福利事业。根据我国目前国情，我们仍需倡导老人在家养老。为配合在家养老，上海已初步形成了社区的生活服务和医疗服务网络，它是以群众自我参与、自我建议、自我服务形式建立起来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基层福利事业，它对减轻国家负担，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到1992年10月，上海已有100多个街道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也建立了相应的分中心，全市已组建了有30多万人的社区志愿队伍。现在，上海全市已有老年公寓、福利院、敬老院、护理院、托老所500余个，安置近万名老人。但是现有的老年福利设施还远远跟不上老年人增长的需要，养老社会化程度低，还需要我们上下结合、条块结合，多渠道、多层次地大力发展老年福利设施，以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要。今后应把老年人的社会化服务，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予以大力发展。
3.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发扬尊老敬老的美德。老年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合法权益应予以保障，要依靠法律的手段来协调代际关系，避免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尊敬老人、爱护老人、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要来关心老人、支持老年事业；要及时教育青年一代，尤其是独生子女，把敬老、爱老、养老的高尚品德接过来传下去，多为老年人办实事，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质量。
4.组织和鼓励老年人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目前上海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为74.0岁、女为77.9岁，按现行退休制度的退休年龄规定，退休后尚有15～25年的余生。世界卫生组织认为60～74岁的老人为年轻老人，只要身体基本健康，他们完全能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这样既能充分实现其自身价值，又能对发展经济、减轻社会负担起积极作用。上海现有退休职工中，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和有业务专长、熟悉经营管理的高级人才，这正是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人才资源。
二、人口迁移平稳增长和人口流动日趋活跃
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前5年内上海市的户籍迁移人口共有40.7万人（指5岁及5岁以上，含上海市内迁移和由外省市迁入上海市的人口），其主要情况如下：
1.迁入人口的迁移原因。
迁入人口原因(1985.7.1～1990.7.1)
(%)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近几年上海迁入人口的第一位迁移原因是工作调动，第二位迁移原因是学习培训。上海户籍迁移人口已经从过去的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照顾性迁入为主，转变成以吸收人才和培养人才类型的迁入为主。这是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上海户籍迁移人口的一大重要变化。
2.迁入人口的性别构成。在40.7万迁入人口中，男性为26.6万人，女性为14.1万人，性别比为189:100。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上海1186.0万常住人口的性别比为99.3:100，男性少于女性。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海1334.2万常住人口的性别比为104.1:100，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造成上海人口性别比逆转的主要原因显然是1982年以后迁入人口中男性大大多于女性。
3.迁入人口的年龄构成。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中，青年人占主导地位。20至24岁组人口最多，占全部迁入人口的26.6%；其次是15至19岁组，占19.5%；再次为25至29岁组，占10.8%；三组人数累计超过迁入总数的一半。
4.迁入人口的文化素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逐步放宽了对高文化素质人口迁入的限制，文化程度高并具有各类技术技能的人被接受迁入可能性较大，从而形成迁入人口中的文化素质比例显著高于本地居民。下表列出了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得到的上海迁入人口和全市6岁及以上人口文化程度状况。
上海迁入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文化程度（6岁及以上）比较
(%)
5.迁入人口的行业构成。上海近5年15岁及以上迁入人口计38.67万，其中在业的为22.17万人，占57.33%，不在业的有16.50万人，占42.67%。不在业的迁入人口中的75.26%是在校的高、中等学校的学生。
从总量上看，在业的迁移人口虽然一半以上分布在工业领域工作，但迁入人口分布在机关、科技部门、教育文化部门、卫生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比重大大高于常住人口的同比，说明迁入人口充实了上海这些行业的发展。
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局于1993年12月10日对全市流动人口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资料推算，该日全市流入人口为281万人，其中来自外省市、港澳台和国外的为251万人，流出人口为47万人，其中去外省市、港澳台和国外的为17万人。当前上海流动人口有以下主要特点：
1.流入人口量增大。流入人口从1988年的124.6万，增加到1993年的281万人，增加一倍多；市外流入人口从1980年的105.8万人增加到1993年的251万人（其中港澳台和国外流入人口3.16万），是1988年的2.37倍。
2.流出人口增势较慢。1988年流出人口为34.4万，1993年为47万人，与流入人口的快增长相比增势较慢；去外省市、港澳台和国外的流出人口，1988年为16.2万人，1993年为17万人，仅增加5%。
3.流入人口中经济型占主要成份。居住在家庭户、集体户的223万流入人口中，因务工经商来沪的经济型流入人口占74.3%，学习培训等文化型流入人口占0.8%，探亲访友、旅游、治病、婚姻等社会型流入人口占24.5%。与5年前相比，经济型流入人口从1988年的64.4%增加到74.3%。经济型人口中建筑民工的大量流入引人注目，1988年流入人口中建筑民工为29.4万人，1993年已增长到76万人。
4.新市区流入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全市流入人口按行政区域分，市中心10个区流入人口为125万人，占户籍人口的比例为19.5%；宝山、闵行、嘉定和浦东新区流入人口为109万人，占户藉人口比例为36.4%；6个郊县流入人口为47万个，占户籍人口的比例为13.6%。
5.流动人口的流动频率加快。流入人口中，在上海居住3天以内的占2.5%，居住4天到1年的占69.0%，居住1年以上的占28.5%，1988年居住1年以上的流入人口占31.8%，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不但规模增大，而且流动频率也加快。
6.劳动年龄人口占流入人口的绝对优势。流入人口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10.5%，16岁至29岁的青年占52.1%，30岁至男59岁、女54岁的壮年占33.2%，男60岁及以上、女5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4.2%，除去老少两头，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流入人口的85.3%。
7.流动人口中的男性比例高。居住在家庭户、集体户的223万流入人口中，男性占64%；结合其他居住在工棚中的建筑民工，以及居住在旅馆等处的流入人口的性别，可推算出，在上海的流入人口，男性占三分之二以上。
8.来自外省市、港澳台等的流入人口中，已报暂（寄）住户口的占71%，同1988年已报比例56%相比，上升了15个百分点，这表明上海的外来人员管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仍有29%的外来流入人口尚未报暂（寄）住户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工作。
当前，上海市正面临开埠以来又一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口迁移流动浪潮。在上海人口自然变动持续负增长的情况下，今后上海市的人口规模结构变动将主要受人口迁移流动发展态势的影响。鉴于上海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人口发展的超前性，在国家对国内人口迁移流动的宏观调控中，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导向，努力促使上海率先实现有利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人口规模结构目标。上海应充分利用本市对外市人口具有较大吸引力这一优势，进一步形成并强化对迁入或流入人口的选择机制，要在率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通过物价、地价、户籍、劳动人事、工资政策、生育政策等方面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促使迁入人口向高层次、高素质转化。面对大量增加的流入人口，我们既希望不断涌现优秀人才，也欢迎对上海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外来熟练劳动力，但要制止盲流，限制非熟练的、无技能的劳动力的流入。要在户籍调控作用逐渐趋于弱化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他诸多非户籍手段在合理调节人口迁移流动中的积极作用。总之，我们应从上海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出发，宏观调控，疏堵结合，对外来流动人口实行综合、有序管理。
三、人口分布在城市化的加速中继续演进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已经进入了以把它建设成为国际现代化大都市为目标的加速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现代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正在并将继续对上海市的人口分布产生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以来，上海市的城市化发展在许多方面呈现与以往不同的跳跃式特点，直接影响了人口分布的态势。以市区人口和土地面积指标为例，从1982年到1990年人口普查，相距8年，上海市区人口增加了189.3万人，增长了29.95%，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到61.56%；市区面积则增加到496平方公里，扩大了1.15倍。1992年，市区面积又跳跃式扩大到2056.43平方公里，几乎是10年前的10倍。同时，多年来在市区周围和浦东新区共新辟大小居住区62个和9个独立街坊；新辟居住地除闵行、嘉定、宝山相对独立外，沿市区周围建设的55个居住地大致有11个大块且均匀分布在市区周围，与市中心平均距离为5～12公里。在上海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全市人口分布态势发生了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
1.在全市总人口密度增高的情况下，城乡的人口密度同时出现下降。从1982年到1990年，全市平均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面1917人增至2104人，与此同时，市区和郊县两部分的人口密度却分别由每平方公里2.72万人和938人下降到1.13万人和934人。此种分部密度减少整体密度增加的特殊现象，主要是因为大批城郊农村地区划入城区所致。
2.疏解市中心区人口举措有较大成效，市中心区人口密度出现下降，市区外围和浦东新区人口密度趋于上升。1981年至1991年，随着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的大规模开展，11年内共有94万户约300万市民迁入新居，其动迁方向主要为市区边缘和浦东新区陆续兴建的新住宅区。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80年代以来上海市中心街道人口密度普遍下降，而市区外围街道人口密度则普遍上升。市中心街道最高人口密度已由1982年的每平方公里16.64万人（吉安街道），下降为1990年的每平方公里13.64万人（露香园街道，1982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8万人）。位于市中心的静安区和卢湾区的人口密度，分别由1981年的每平方公里6.83万人和6.66万人下降到1990年的6.42人和6.34万人。
以浦东与浦西地区相比，浦东新区的人口增长较快，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8.92%提高到1990年的10.40%；市中心区浦西部分人口密度由1982年的每平方公里4.26万人下降到1990年的2.94万人，而浦东部分则由每平方公里1.23万人提高到1.83万人。
3.城市郊区和郊县农村城镇化相互推进，大批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从1982年到1990年，在全市总人口由1186.0万人增长到1334.2万人的同时，郊县乡村人口却由488.5万人减少到450.6万人，全市总人口的市镇人口比重由58.81%提高到66.23%。1990年上海市总人口中市镇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达60.9%，高于北京市的57%和天津市的53.2%。
上海市的人口分布状况虽然正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突出的问题主要有：
1.城市中心区人口过度密集的矛盾依然相当突出。上海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不仅国内罕见，也为世界各大城市所罕见。特别是其中149平方公里的老市区部分，1990年人口密度高达4.3万人，实际上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维持同一水平。黄浦区、南市区、卢湾区的交界地带及闸北区的老北站地区的7个街道是上海人口的高密集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12万人以上。高密度的人口与高密度的工业在市中心区交织混杂，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但在建设国际级的现代化大都市已摆上日程的形势下，显得更为突出。
2.市区大量人口居住地与工作地远距离分离，加剧了交通紧张的矛盾。上海现有住宅布局形成是从市区改造发展到原中山环路周围新村的完善扩大，再逐步向外围延伸的。实际上目前在建的新辟住宅区已沿着规划中的二环线展开。由于住宅区规模不断向市区外围扩大延伸，大量向外围动迁的市民工作仍在市中心地段，因而居住地与工作地分离的矛盾日益加剧。据有关资料，现有新居住区一般只能提供该区4.4%的劳动人口就业岗位。1990年居住在浦东而在浦西工作的就业人口有18.5万人，居住在浦西而在浦东工作的约有11.38万人。就业岗位与住房布局不相适应的格局，客观上造成市内交通流量的增加，使市内交通紧张的矛盾雪上加霜。
3.郊县农村居民点分布过于分散，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不适应农村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据1991年统计，上海郊县共有46803个村庄，平均每平方公里7.8个村庄，每村平均户数28.1户、平均人数89人。郊县务农劳动力的比重虽已下降到30%以下，但大量务工经商农民仍与耕地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大部分时间或完全不住在镇上的比重为14.3%，完全离乡进镇居住的比重仅为18.9%，仍以不同形式保留农村原住房的比重约为70%
4.城乡人口再分布问题相互交织，且越来越带有全局性、综合性和开放性。上海城乡高人口密度与国内外大城市相比都属罕见。降低市区人口密度势必要向外围郊县地区扩展市区面积，这就涉及到被征土地上的农村人口安置与再分布问题。以1991年为例，征用1.5万亩住宅建设用地需“吸劳养老”13862人，其中养老3771人，由乡镇企业安置1820人，需由市多渠道安置劳动力8271人。事实表明，“吸劳养老”工作难度很大。
因此，在加速城市化发展中，要努力促使上海人口分布更合理：
1.在加快形成中央商务区和中心商业区布局中，努力逆转常住人口高度向心集聚的分布模式。上海在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央商务区的过程中，大力疏解市中心常住人口实为势在必行。由于上海目前总的来看尚处于集中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尚未达到引发市中心常住居民自动迁郊扩散的水平，因此，人口疏解宜取集中扩散的模式，即相对集中地向中心城边缘兴建的大型居住区扩散。在上海目前已比全国超前实现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的情况下，应把加快促进市中心人口机械变动负增长摆上重要日程。要把大力疏解市中心人口、降低市中心人口密度当作一项社会大系统工作，使之进一步得到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协调配合。
2.在积极调整人口空间分布的同时，努力缩短交通的“时间距离”。目前上海交通的“时间距离”大大延长了本来的“地理距离”，使得城市的有郊面积相对缩小。缩短时间距离的根本途径是建设便捷的交通通信体系，但根本解决上海的交通问题需要时日，因此，在大量市民由市中心向离市中心较远距离动迁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在促使动迁居民工作地与居住地就近结合等方面多做努力。如目前市区边缘的居住小区，规划人口达到20～40万人，应该在小区建设的同时，考虑小区人口的就业、购物、娱乐等功能。
3.加快实现郊县农村高度城市化和上海城乡一体化。在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级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中，要大力推进农村高起点上的高度城市化，形成以中心城为核心，包括辅城、卫星城和县级城镇及集镇在内并与长江三角洲诸城镇相联系的现代化城镇体系。本世纪末上海市的城镇人口比重将达75%，城市化区域将达到1000平方公里。为此，上海农村在积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要推进农村人口向各类城镇进行“离土又离乡”的全分离转移集聚，尽快改变农村居民点过于分散的状况。
4.进一步引入人口合理分布的市场调节机制。城市级差地租是调节城市地域的功能结构的重要机制。在上海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也应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调节人口分布，特别是应在地价最高的市中心区率先按级差地租标准，进一步提高现有的房地产使用价格，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置换和人口疏解，使这“寸金之地”充分体现创造高附加值和流通价值的效用。
5.在保证浦东新区合理人口规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新区在接纳市中心人口中的重要作用。浦东新区是市中心区人口疏解的主要导入口和理想区位，1992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763人，而浦西中心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94万人，是浦东的10.6倍。浦东显然尚大有余力可以吸纳浦西中心区的疏解人口。需要注意的是，浦东新区切忌成为转嫁浦西地区过大人口压力的地区。浦东开发是上海振兴的希望所在，务必保证在初期就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避免人口过度增长，重演老市区的膨胀病。
四、浦东新区人口发展新态势
随着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其人口发展也产生了新的态势。新区人口从1980年的101.16万人，增长到1992年的140.67万人（均按现行区划），12年共增加39.5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29万人，年平均增长为2.72%，快于同期上海市人口年增1.13%的平均水平，致使浦东新区人口占上海总人口比重从8.82%上升为10.91%。
1990年浦东新区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原黄浦区部分的面积占新区的2.86%，而人口占新区的25.72%；原南市区部分的面积占新区的3.51%，人口占19.02%；原杨浦区部分面积占1.08%，人口占5.45%；原川沙县面积占86.28%，人口占46.50%；原上海县部分面积占6.22%，人口占3.31%。可见，浦东新区人口分布是很不均衡的，原市区部分的人口分布量大，尤其是原黄浦区的浦东部分人口密度达每平公里24552人，是新区平均密度的9倍。
浦东新区内按开发、开放的功能不同分为五个综合小区，它们是：周家渡──六里，北蔡──张江，陆家嘴──花木，庆宁──金桥，高桥──外高桥。这五个综合小区是规划中的城市化地区，占地203.16平方公里，为新区的49.8%，人口105万，占新区的75.6%，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5168人，接近整个新区密度的2倍，其中陆家嘴──花木综合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为14523人，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小区。
总的看来，浦东新区与浦西相比人口密度仍较低，新区的大部分地区原属郊县，农业户口在新区中仍占近一半（1990年），新区尚有极大的发展余地并可较多接纳迁入人口和外来人口。但是新区中黄浦江沿岸的常住人口分布较密，局部已达浦西市中心区的程度，需引起警惕，避免产生浦西那样的人口拥挤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
国家对浦东新区的发展方向已定，那就是：基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根据这一要求，占浦东新区近一半的农业人口，今后必然面临着城市化的问题。
浦东农村口城市化的途径主要有四条：(1)向城市化地区转移。1992年浦东区新农业人口有89.65万人，目前每年约有0.7万人转为非农业人口，今后几年这种转移速度还会加快，预计到2000年浦东新区至少有10万以上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2)乡镇企业职工落户进入建制镇。(3)通过实施“蓝印户口”制度，即地方城镇居民户口制度，对来自浦东内外投资人员及管理人员采取“蓝印户口”形式落户城市化地区。(4)农村人口人户分离，户口虽在农村，人却活动在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中从事建筑、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饮食业等，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将会继续增加。
新区的人口迁移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市内迁移，约占八成；从外省市迁入该地区的人数相对较少，约占二成。今后随着浦东新区开发建设的全面推开，人口净迁入量还将继续上升；首先根据上海城市规划，浦东地区今后十年将大规模地发展居民住宅区，作为疏解浦西人口和改善居民住房条件之用。其次，在建设新区的起步阶段，新区需吸纳一定量的外来人口，以从事市政建设等普通劳动力为主。在中后期将大量吸收进入浦东的办事人员、商贸人员和中、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据预测，到2000年，浦东新区专业人才需求量将达26万。又据上海市城市规划，2000年浦东新区的户籍人口控制目标为200万人，因此1993～2000年，浦东新区净迁入人口总量估计超过60万（1994年起浦东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已为负值）。
浦东是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人口迁入的潜力还很大，所以我们要加强政策引导，吸收各方高层次人才的迁入，控制外地一般人口的迁入，努力使浦东新区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更为合理。(1)为了进一步吸浦引西人口迁入浦东，可以优先安排在浦东工作职工的住房，鼓励浦西部分工厂、学校、商店、企事业单位向浦东新区搬迁，或到浦东新区开设分厂、分店或与当地乡镇企业联营。并从改善浦东新区的生活环境着手，搞好住宅周围的商场、学校、医院、剧场等生活配套建设，使浦西迁入人口既来之、则安之。(2)对旅居海外的专业人才采取一些吸引他们回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例如较高的物质和政治待遇、优良的工作环境，以及允许来去自由等，(3)吸引和鼓励国内外的投资者到浦东新区投资办企业，可以允许其中的一些人在浦东新区落户定居。(4)严格控制外省市一般人口迁新区，尤其要防止规划中的浦东城市化地区人口膨胀。据预测，2000年浦东新区人口发展规模宜控制在200万人左右，若超过控制数就业率、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水平都难以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将因为人口的机械增长过大而减低；就其对人口本身的影响来看，由于迁移人口中最为活跃的一般都是20～30岁的人口，如果人口迁移量过大，很有可能会促使开发区的生育水平提高较快，给新区社会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5)加强浦东新区的流动人口管理，建立流动人口管理机构，统筹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互相配合，逐步实施证件化管理的方法。总的原则是让流动人口服务于新区建设，对于有损新区形象、给新区带来安置困难的盲流人口则应遣送回原籍。
注释：
①1994年，上海全市计划生育率99.8%，出生婴儿的“一孩比”为96.2%，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居第一。总和生产率按1990年7月1日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口径计算为1.334，略高于北京市的1.331；但按户籍人口口径，1992年上海市区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0.97，郊县为1.09，全市平均为1.03，为全国最低。
②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上海人口年龄结构指标为：0～14岁人口占42.31%，65岁以上人口占3.60%；年龄中位数18.12岁，老少比8.52%，为典型的年轻型人口。1979年调查时，0～14岁人口占14.76%，65岁以上人口占7.15%，年龄中位数29.76岁，老少比48.44%，表明上海已经基本步入老年型人口的行列。
③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992年对上海1800多名老人的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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