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语义学留给我们的几点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学论文,几点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普通语义学是一个专门研究语义使用的“道道地地土生土长”的美国语义哲学学派。它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鼎盛于20世纪60年代。但到了70年代，它便以极快的速度走向下坡之路。虽然在多数语言学家的书案上，普通语义学还可占一席之地，但是人们对此学派的评价却一直不高。然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它，那么，我们便可发现，普通语义学派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些条条框框和所谓“荒唐的实用主义”思想（注：陶银骠等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述评》，110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而且还有相当多不被人们重视的重要启示。
一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世界处于大动荡之中，纳粹德国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壮大、美国社会不同舆论倾向之间的斗争，都给美国人的头脑中染上了各种各样远离实际生活现象的思维模式。当时，对于一般的美国人来说，纳粹和共产主义一样，均被视如洪水猛兽。很多美国人认为，在那些国家里，人们时时刻刻都在接受着洗脑式的宣传，因而人们丧失了自主的思维能力。同时，美国国内的经济萧条在人们心里罩上了一片阴云，英美政府对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危机论的大肆宣传也时时刻刻刺激着大众本来就已经脆弱的神经。人们渴望丰足平静生活的欲望每时每刻都被这些不被理解的概念或词汇所困扰。正是为了解决这些思维模式上的混乱，普通语义学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罗素曾经说过，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他才开始认识到语言不是透明的。就是说，语言不是我们可以只管使用它，而无须注意其本身的一种媒介。（注：周昌忠：《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源流》，《现代外国哲学（4）》，人民出版社，1983。 ）这种对于语言应用的自觉意识也正是普通语义学派的主要基本观点这一。普通语义学认为，现实世界或思想本身是不能通过语言精确表述的，因为抽象的词语是人们表示任何事物所必须使用的语言。语言的应用，如同我们的视觉所见一样，必须找到其表述的所指物，才能真正地表示它的含义。基于这种认识，普通语义学便以一种相对实用怀疑的态度对待及处理日常语言。
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运用外延手段找到概念的所指，在这个基础上对词语进行抽象的等级分类，然后再将某一等级的抽象结果作为讨论的基本点来与他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例如，普通语义学的创始人之一柯日布斯基指出，一个苹果可以用不同程度的语词进行表述：苹果，水果，食物，商品，经济物质……（注：切斯：《柯日布斯基的贡献》， 146页，徐敏译，《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3集，商务印书馆， 1979。）
人们之所以会以这种在概念上有上下义关系，但在使用中却用截然不同的词语去描写同一种物体，是因为语言“把自然界割裂开来”（注：切斯：《柯日布斯基的贡献》，146页，徐敏译， 《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3集，商务印书馆，1979。）， 是语言词语抽象造成的。
为了克服这种“语言抽象病”，柯日布斯基提出了五个表述标准。1.用“等等”来表示事物无限多的特征，使人们记起那些省略的特征。例如，苹果，等等。2.用“指数”标加在一个名词后面，以指示事物之间的差异。如，苹果1，苹果2，……平果n， 代表此苹果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及与其他苹果的区别性特征。3.用加“日期”来表示某一特定时间内某一特定事物的变化，以次来取代静止的观察及指代方法。例如，德国1920，德国1921，德国1935，德国19n……4.用“连字符”来连接词语，表示某些相关事件之间的密不可分，以提醒人们语义本身是不可分割，而在语言中被分割开来了。例如，纳粹—德国，马克思—苏联……5.用“引号”来提醒人们某些抽象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是指不同的东西，防止误解的产生。例如，“浪漫主义”，“法西斯主义”。
普通语义学认为，语言抽象病的产生是因为我们使用语言的内在因素和人们的思维习惯造成的，这便是与亚里士多德语言逻辑体系相联系的“二值评价”体系。在评价世界各种事实时，人们常用的方法和习惯是确定“是，不是”，“好，不好”。这种方法在某些地方是有用的、合适的。普通语义学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早川一荣，认为在运用二值方式评价科学系统，如数学时，二值方法是正确的。但当用它来评价伦理、政治、社会生活时，则二值方法常常造成谬误。因为人们使用的是“逻辑语言的语言， 而非关于事物或事件的语言。
”（注：Hayakawa,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200dmu,Harcourt
BraceJovanovich,Inc.New York,1972.）如用双分类法来评价日常生活时， 便不能充分体现它内外均表现出来的多值现象，不能仅用“好，坏”来描写某一事物，而必须用“很坏”、“坏”、“不很坏”、“较好”等一系列值来替代。
二
普通语义学以怀疑、批判当时理论语义学的姿态出现在美国社会中。它的出现确实改善了许多人那种被现象和宣传所印下的远离或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思想模式。出于对自己理论的信奉，普通语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纳粹德国均进行了批评，但从其所采用的方法来看，普通语义学还是有相当多的令人沉思的长处。
首先，普通语义学所倡导的“外延五法”实际上是所指的语义理论的一种再现。为了要使语言的使用正确及有的放矢，就必须找到词语的所指。“外延五法”是针对寻找中出现的问题而制定的。虽然在实际做法中，他们并未涉及所有语词，如介语、连词，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仍不失为一种建立一门所指的语义学做出的努力。直到现今，语言学家们仍在为建立一门能全面说明语汇意义的理论而努力。假如我们能借用一些普通语义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在不同的逻辑层次上处理象“of”、“map”、“unicorn”、“and”等不同种语词，那么， 所指的语义学的解释能力就会大大加强。
其次，普通语义学家们所运用的“多值”方法，促进了人们对世界多样性的研究。“语言不是我们周围的世界而毋宁是达到那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向导”，（注：切斯：《一些著名的语义学家》，140、141页，余敏译：《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3集，商务印书馆， 1979。）因为“自然界中决没有一事物与另一事物完全相同”。（注：切斯：《一些著名的语义学家》，140页、141页，余敏译：《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3集，商务印书馆，1979。 ）世界的多样性和变动不居是导致二值方法失败的原因，因此，人们必须考虑到万花筒般的世界和绝无相似的思想。普通语义学家的这种理论，实际上与60年代出现的札德的模糊逻辑理论有着相似之处。札德在观察到了世界的这种复杂性后，运用传统的数学原理，创立了模糊数学。但他的理论及实践还远远不足以完全取代普通语义学提出的原理和方法，这是因为札德所能描写和解释的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现象：边缘模糊，而自然界中，尤其是人类语言中的模糊现象更加复杂多样。（Black早在20 年代就已经提到过与普通语义学极为相似的语义模糊思想，只是在术语的使用和实际分析中与札德和普通语义学不尽相同而已。）（注：见W.Blac.Language andPhilosophy,longman,london,1941.）在普通语义学的外延五法中及二十一条定律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语义学不仅注意到了物质静态的复杂性，也同时看到了它们动态的复杂性：既有纵向聚合的描写，又有横向组合的说明。
其三，对于语言运用中语义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语用学的先导。虽然语用学首先由哲学家Morris提出（注：S.C.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85.），但是，普通语义学家们的实践已经表明他们极为重视语言运用的规则，如所指（deixis）、语境、语言知识的运用等。他们与后来兴起的语用学派的区别在于所涉及的内容还不如后者广泛，所运用的词汇不尽相同，理论阐述不够系统、不够深刻。如，普通语义学在讨论苹果这一名词时，它明确提出，不能直接、笼统地说苹果甜不甜，因为不同的苹果的味道是不相同的，只能在先分出“苹果1，苹果2……苹果n”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而这种方法是与语用学派研究的deixis某一方面相同的。因为后者经常在这样的句子中去研究某一个苹果：
This apple is rotten.
The apple I gave to tom is red.
That apple falls down from the tree.
在使用这样的例子时，语用学派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对人类这种语用形式进行了说明，他们认定这是“身式用法”和“空间参数”在语言实际运用中起了作用。（注：张春隆：《论语用学》，7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其四，普通语义学派的研究使我们对Sapir—Whorf假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既然在人类运用语言中存在大量的没有与所指相直接关联的抽象词语存在、既然有些时候在所指与词语之间的相关中发生了错误，那么，在人类思想中必然还有如Sapir—Whorf假说所提到的语言左右思维现象。（注：B.L.Whorf,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Ed.by J.B.Carroll,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New York 1956.）语言中的禁忌语、委婉语不能不说明这一现象存在的事实。这样，全盘否定Sapir—Whorf的语言理论便会导致研究上的偏颇，而重新看待这种假说不仅不会妨碍研究，反而会使我们更加深入到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研究深层。
普通语义学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这是它遭到近来语言学家冷落的主要原因。但如果能够较为冷静、客观地去分析它的主导思想和具体方法，则它所能给后代留下的启示绝不仅仅如本文所述的。
三
从另一个方面对待普通语义学派的思想和方法，我们还可以从反面得到对语义研究的一些帮助。
1.普通语义学过激的相对主义思想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偏极。由于极为重视语词意义相对的一面，普通语义学家们便夸大语义与物质世界相对独立的因素。切斯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得到的结论认为，因为许多词汇在理解上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导致了人们争论过程中所指向的是各自不同的同一事物。（注：陶银骠等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述评》，100页、11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因此，语词上的理解是极为复杂而很难有共同标准的。在佛里格、罗素对于语义的论述之中早已有了这种概念的公有与私有的争执。但是，他们的相对主义思想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普通语义学家们的极端主义思想观点却难以被人接受。事实上，人们在客观使用语词过程中，大部分接受的是语词定义。这样，只有在讨论某些问题时人们才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不同理解。例如虽然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无论多么详细，也不会达到完全彻底的程度。但对于非专家来说，“垄断资产阶级公开实行专制独裁和恐怖统治的专政形式和政治思潮”或“权力加大棒”这个定义足可以使人们认识这种脱胎于墨索里尼的政治专制思想与制度。
2.普通语义学家们对逻辑研究的欠缺导致了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无端攻击。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二值体系应该得以批判，但在他们的论述上却没有一段“引证任何亚里士多德的话来支持这种指控”，所以“为了历史的公证起见，应该说根本不存在亚里士多德或他的后继者相信那样荒唐的事情的证据。”（注：B.L.Whorf,language,Thought and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Ed.by J.B.Carroll,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New York 1956.）普通语义学家们的这种错误引起了人们在研究中的警惕性，但也在同时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二值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可适用的，以及二值逻辑在人类思想过程中到底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人们常常可以读到对主人公的多重性格的描述。但在评价时，任何一个批评家也不得不采用双分方法来对人物进行评价。这说明二值是人类判断过程中的最基本模式，任何多值的分类都是建立在这种二值之上的。（注：对二值分析方式，罗素和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中已经有了明确论述。他们认为，应该把集合分成各种等级。最低一级的集合只能以那些“对象”，而不能以其他集合为元素。较高一级的集合只能以对象或更低级的集合为元素。这样，每个集合都被安置在某一个等级上，也就排除了一个集合以自己为元素的可能性。见道·霍夫斯塔特著《GEB——一条永恒的金带》，9页，乐秀成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罗素和怀特海的这种思想其实就是二值分析时排除过程的关键，换句话说，无限与有限亦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相对而言的。）
3.理论性不强是普通语义学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普通语义学家们解释人类思维病或语言病时，他们着重于哲学上的思辨，而没有将很大的力量放在对语言的各个层次的详尽研究。这样，普通语义学理论便失去了理论基础，而在同时也没有成为一种专门化了的语言理论。除此之外，如果普通语义学家们仅仅从语言词汇这一角度进行哲学思辨，则又不能完全进入更高的哲学研究层次而成为某种哲学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