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发展观的由来——马克思主义及以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发展观论文,由来论文,视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2)04-0007-05
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创立了研究以英国为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关系的经济学，同时也研究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问题，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与不发达资本主义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做了一些开拓性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第一，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得到发展的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它们不仅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制度，而且前者是在对后者的暴力掠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立的方式。
第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通过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来进行。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家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超越过国际水平”。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本，可以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或利息，而不发达国家较低的地价、工资和农产品价格，都有利于较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攫取高额利润。
第三，不发达国家发展的目标是以发达国家作为蓝本的。达到未来蓝本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自发地实现工业化；一是被殖民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间接地实现工业化。
马克思的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形态的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他在对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历史趋势进行科学的研究中，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中间类型和混合类型。马克思对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探讨，给后来的研究者研究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马克思在提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进行探索。马克思深受在他之前的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影响，以全球观点为基础构建其发展观。他注意到在中国、波斯、奥斯曼帝国存在一种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亚洲市场推动了欧洲市场，而且认为双方的互动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本主义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1972）。马克思的全球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
二、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西方社会学者的发展
因为时代背景的原因，马克思以后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时，在承认整体世界体系的同时，却走上比较狭窄的欧洲视野的研究角度。以莫里斯·多布、保罗·巴兰、韦伯等人为代表，把这种研究的趋势继续向前推进。
莫里斯·多布于1951年在著作中把世界资本主义分为发达与不发达两个部分，认为不发达国家模仿工业化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是经济独立和发展的关键。在他的理论中模仿是全面的，不仅是技术上的模仿，还包括社会制度的模仿。
保罗·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状态不同于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资本主义发展状态，它们不可能走发达国家历史上已经走过的道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对经济剩余利用不当，这又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经历一场社会革命之后，才有可能有计划地利用经济剩余，真正形成有利于它们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
韦伯则从资本主义的精神方面，推崇西方的人文、意识方面的因素，认为只有欧洲人才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Weber,1958)的受益者，认为不发达地区没有这种理性精神而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即使他们发挥城市、生产和商业的作用也无济于事，只有培养这种资本主义的人文意识，才能推动他们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他进一步发展了以水利为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点，断言不发达地区单靠自身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而且韦伯认为，“伊斯兰社会从一开始就陷入停滞或不断衰落。因此，是用缺乏西方的一系列特征来界定这些社会的——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城市，没有政治权利，没有革命。这些特征的缺乏……足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文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Turner,1986)。
三、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的依附观
1、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说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发展经济学。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罗斯托在其名著《经济增长阶段》中，仍然遵循同样的理论思路。他认为，继英国之后，美国将给世界其它地区提供一面未来的镜子。他用所谓欧洲特有的科学精神来解释“现代经济的起源”(1962)。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曾这样批评过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我批评过构成发展经济学许多内容基础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集团脱离于发达国家，并且处于不利地位：……发展需要通过政府实行广泛计划化，以促进大规模的平衡增长和大推进”（迈耶，1988）。他进一步认为，发展经济学中应受到逐一批判的基础理论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一些经济学家坚持错误的双经济学思路的结果，主要缺陷在于把世界上幅员广阔的地区通称为发展中国家过于笼统，因此将经济学的不同主体应用于所有这些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可行的。
2.新依附结构理论
这是由多斯·桑托斯于60年代末提出来的。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不能仅仅从外部去寻找原因。只有对以当代国际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内部经济结构进行探讨，才能彻底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桑托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过三种依附结构：一是殖民地依附，即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与殖民地国家相结合，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实行垄断，进而对土地、矿山和人力进行殖民垄断的过程；二是金融—工业依附，即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从而致力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外向型发展”过程；三是技术—工业依附，即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过程。第三种就是新的依附结构。
3.不平等交换理论
不平等交换理论是伊曼纽尔提出的。不平等交换理论有几个基本论点：(1)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劳动则不能；(2)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导致利润率的国际平均化；(3)由于劳动不能流动，因此工资是独立的变量，导致了工资的国际性差异；(4)进入国际交换的商品具有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5)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民工资的差异更甚于劳动生产力的差异。
4.依附的发展理论
这一理论是卡多佐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具有依附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依附的发展。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依附之下的经济发展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同以前没有外国投资时的损失要小得多。在这个过程中，最终会导致落后的经济政治结构发生重大的变革，因而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由依附走向独立的一个过渡环节。
5、边缘资本主义理论
边缘资本主义理论是阿明于70年代中期提出的。他认为“边缘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一种封建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边缘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殖民主义阶段、进口替代工业阶段、自力更生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走上第三个发展阶段，才能改变中心控制边缘、边缘依附于中心的状况。
总的来说，在这段时期，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研究思路都是把发展中国家看作是发达国家的依附而存在，或者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对立的，欧洲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不可动摇。与后来的世界体系理论不同的是，多数社会科学著作认为欧洲的中心地位是资本积累速度突然跃升的结果。
四、二十世纪后期走向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论者的代表人物有怀特、埃里克·琼斯、布伦纳、托马斯·霍尔、迈克尔·曼等。他们的主要论点是：(1)社会发展起因于社会内在的特点，正是由于欧洲的独特性质，才使欧洲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西方在传统上具有一种合理性与能动性的独特结合；(2)社会的历史发展或者是进化过程，或者是逐渐的衰落。西方社会的本质是在动态进程中展开，并向民主的工业制度前进；(3)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从近代的欧洲开始的，然后由欧洲扩散到全世界。
托马斯·霍尔(1977)曾提出，西方的兴起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但这就引出了问题：这些根源是在什么地方怎么扩散的？迈克尔·曼探寻“社会权力的来源”，发现它们（依次）出自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他认为：“欧洲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基督教）共同体”(Mann,1993)。无论在时间上追溯多远，归根结底还是欧洲来源。兰德斯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也为过去两个世纪的“技术革命与工业发展”寻找欧洲特有的文化条件，奇波拉(1976)则认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还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对于世界其它地区的优势做出内因论的解释，认为欧洲的兴起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应归因于所谓的欧洲特有的而其它地区缺乏的独特性质。在欠发达国家，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和发达国家相比有欠缺，正是西方拥有所谓在其它地区欠缺的东西，才使西方拥有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然后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它地区。
在欧洲中心主义形成过程中，经济史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欧洲中心论”经济史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是诺思所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其作者之一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因为它的书名及其对新经济史的强调，正如诺思与托马斯在前言中所强调的，他们的经济史研究也是“与正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协调一致，互为补充”。此外，他们对公认的理论作了修正，明确表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1989）。诺思追溯了这种制度变迁，尤其是财产权的发展。正是欧洲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的变革铺平了道路。其隐含的道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诺思、托马斯，1989)。
另一个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为代表，他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改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分析，突破了“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暧昧而又含混的等同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实际的展开过程，尤其侧重于考察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把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的体系之中的，资本积累是如何在使某些地区发达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制造出欠发达状态的，等等。
对欧洲中心论者来说，欧洲中心地位的形成是资本累积速度跃升的结果，或者是一种商业精神的凝聚，或者是制度变迁的绩效。诺思与托马斯的这部著作可以成为一个“例子”，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首先，欧洲中心论者拒绝将西方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比较，因为这种比较将不仅能够揭示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相似之处，而且还会揭示造成这种相似之处的那些结构与人口因素的相似之处。其次，这些比较将会显示，所谓的欧洲特殊性根本不特殊。
五、全球发展观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出版，是对正统欧洲中心论的根基提出挑战的划时代的巨著，“将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马克·塞尔登，2000）。正如弗兰克本人在著作中谈到的“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韦伯、布罗代尔和早期的弗兰克，所有这些人都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让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去的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弗兰克，2000）。
有意思的是弗兰克在60年代中期却是一个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对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考察，以及对经济不发达现状的研究，提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发展”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宗主—卫星”结构。发展中国家最初的发展虽然是比较自主的，但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却使它越来越卫星化，它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受到限制。正是“宗主”和“卫星”之间的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低度发展”中。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弗兰克的立场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在他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我们都必须分析整体。对于‘西方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因为事实表明，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主导的亚洲部分发生了什么”（弗兰克，2000）。
在弗兰克之前，已经有学者对早期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强烈的批评。《Review》杂志主编沃勒斯坦在其经典著作《现代世界体系》，(1974)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提到一个世界体系给欧洲的发展主题提供了一个框架，连布罗代尔都承认这部著作对于理解世界体系的发展将是必不可少的。后来，Janet Abu-Lughod写了《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又大大向前推进，揭示了一个13世纪的世界体系，弗兰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Janet Abu-Lughod所说的至少从1250年就已经存在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马丁·伯纳尔(1987)在《黑色的雅典娜》中提出的西方文明的非洲起源，J.M.布劳特(1993)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中强烈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霍奇森(1993)认为如果没有经过一种更广阔视野的校正，一种西方主义的世界发展观念会造成无法衡量的祸害。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了形形色色、先入为主的欧洲中心主义成见。西方并不是一个逐渐消化落后地区的现代世界，而是一种能够为其他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条件的催化剂。现代大转变是以发源于一些已经提到的东半球的民族的无数发明、发现为前提的，有许多发明能扩散到西方得益于广大的世界市场的存在。这种世界市场是由非洲—欧亚的商业网络构成的，西方只是整个非洲—欧亚世界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有了这种前提，欧洲才得以发展。
全球视野的发展观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我们生活其中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百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五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中。
第二，资本积累过程是世界体系形成过程的推动力。
第三，世界体系的分析范畴也同样适用于15世纪以前的世界体系，无论是亚洲经济还是欧洲经济都存在于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在超越了任何亚洲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前提下，建构一种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理论。
在继阿明等人改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分析后，弗兰克在全球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尤其侧重于现代世界是如何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体系中的。他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研究中发现，在传统的欧洲中心之前（认识意义上的），整个亚洲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有绝对优势的，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才取代了亚洲的地位，而亚洲当前的崛起表明它正向世界体系的中心回归。但是具有闪光点的是，弗兰克并不是建立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而认为过去和现在一直有一个全球经济，如果要有一个中心，“当然最好是生态中心”（弗兰克，2000），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400年以前。
全球发展观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其气势恢弘的体系：
1.贸易的结构与流动。这种贸易活动从美洲开始，经由非洲和欧洲，到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然后到日本和中国，再从这两个国家跨越太平洋，然后再回过头来跨越中亚和俄罗斯。这一巡视揭示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实力和成长及其相互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关系。并显示了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存在着一种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当时有许多不同的产品和服务、部分和地区、企业和国家实际上在同一个全球经济中进行着竞争。而已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却是否认的。当然，最近的发展经济学已经着手研究这一问题（杨小凯，2000）。
2.货币塑造各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对工业革命之前硬币的制造、运输、铸造、改铸、兑换等等的原因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经济分析，研究货币流通体系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如何联结、运行和扩张，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上真正地运转起来。
3.从实证角度考察全球经济的增长。通过比较某些世界范围和地区的、尤其是亚洲和欧洲的人口、生产、贸易和消费，以及它们各自的增长率，可以看出不仅亚洲各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远比整个欧洲重要得多，而且至少在1750年以前，亚洲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比欧洲更快，总量更大，并一直保持着领先于欧洲的经济优势。通过对欧洲和亚洲的生产力、技术以及经济机制和金融机制加以比较，可以证明亚洲在经济上以及在许多技术领域都领先于欧洲。另外，对生产、贸易及其机制和技术不仅应该作国际间的比较，而且还应该将其视为在世界经济的领域里相互联系和相互催生。
4.长周期的分析。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件不应该归因于各地“内部”环境的各自作用。进行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存在长达500年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周期在公元前3000年，截止到公元1500年左右，其中有一个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各自都长达二三百年。
5.如何看待西方的兴起。西方在使用美洲金钱时不仅扩张了自己的经济，而且打进了亚洲还在扩展着的市场。工业革命及其最终使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结果，不可能仅仅用欧洲“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甚至加上欧洲从殖民地榨取的资本的积累来解释也是不充分的。对这种全球进程做出一种世界经济的说明的立论基点是，世界范围的和附属地区的供求关系为节省劳动和产生动力的技术革新提供了基础。正如弗兰克的生动比喻：“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弗兰克，2000）。
6.重构全球主义的发展前景。全球观的目标是超越任何种族中心主义，建构一种真正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性社会理论。按照弗兰克的设想，这样的理论必须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它们是生态／经济／技术之维、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同认为工业革命是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不平等的结构和不平衡的进程的结果一样，东亚的兴起与其被说成是没有历史连续性的事件，其实是东山再起。这种重新崛起也应该被看作是世界发展的基本结构与连续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两次变化中，欧洲人与其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开创者，不如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推动工具。正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的周期过程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
也许全球视野的发展观过不了多久会根本改变一些社会理论与经济理论。用一种欧洲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视野，是不可能看清整个世界的，相反，要看清就必须借助于能够涵盖整个世界的宏观视野。全球观的长远意义在于，任何一种具体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比喻非常贴切。问题不在于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用说意识形态颜色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是否能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制度颜色，而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时地位。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发生变化，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经济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
收稿日期：200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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