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时代精神”作为方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科意识”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学科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讨范式是从前苏联理论界承袭发展而来，它对于中国人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它缺乏哲学所特有的自我反思与现实批判精神，从而逐渐沦为一种教条。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界即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了反思，提出“找到哲学自我”(高清海语)，并逐渐离开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落实到“实践”这个哲学问题上来。从此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实践”这一理论向度上展开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甚至形成并以“实践唯物生义”来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80年代“找到哲学自我”的努力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一口号标示着中国学人摆脱苏联斯大林体系的教条主义影响，独立思考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这一哲学变革与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人思想的活跃。整个80年代，中国学界的思想非常活跃，人们一方面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考之路，建构了各种各样的体系；另一方面，也更加注意苏联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量翻译与研究外国哲学的成果相继涌现出来，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其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经过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而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①，从而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这是中国学界学科意识的觉醒。90年代，中国哲学界从“人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中西哲学融合问题”等维度展开深入的探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哲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建国以来的哲学状况，大体可以划分为以前的教科书哲学、80年代的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和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回顾和总结80年代的哲学改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场哲学改革在面向改革开放的现实和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两个维度的交接点上，聚焦于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进入90年代，中国哲学界开始超越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步入后教科书时代，从而展现出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化的研究前景”②。
然而，经历了80年代的“哲学改革”并步入90年代的“后教科书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展现出了广阔前景，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学术场域中的影响力，却与这种广阔的研究前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以致在世纪之交，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的疑问③。平心而论，二十年来，中国学界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可谓是上下求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却不容乐观，因此，我们不得不拷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哲学改革”是否触及并改变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找到哲学自我”的努力是否探寻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的、内在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时曾指出：所有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玩味这句话，实际上是指认了，人们虽然不断地对传统进行革新，但传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却能扎根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从这一立场来思考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可以发现，80年代初的“哲学改革”虽然打破了传统教科书的体系，但传统教科书体系所形成的“问题式”却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这使得“后教科书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程度上还保留了“体系意识”的思想残余，而当前的学术分工体制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束缚。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中沉淀下来的教科书体系之“问题式”，以及依赖于这种“问题式”发展起来的研究范式，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意识”的一个方面。
此外，西方哲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问题意识，在80年代的“学术开放”中也纷纷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由此发展出一条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毋庸置疑，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如果过度依赖“西学”的理论支援背景，把西方哲学(以及西马)的问题意识泛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则有走向另一种教条主义——“洋教条”——的危险。这种依赖于“洋学科”和“洋教条”所形成的问题意识，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意识”的另一个方面。无论是哲学的改革还是开放，我们都需要警惕从一种教条——前苏联斯大林体系的教条主义，走向另一种教条——西方哲学的教条主义。如何防止这两种教条主义倾向，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④；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还没有将西方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崇拜提升到“教条”的高度来认识。是我们的西学研究还没有成为教条呢，还是我们被这种教条浸淫已久而不能意识到呢？对此问题现在做出回答或许为时尚早，但不管怎样，经历了80年代的哲学改革和“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如果仍然局限于学科内部——无论是教科书体系还是“西学”体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时代精神的问题意识，那么，我们的哲学改革与转换还是不够彻底，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我们的“问题式”还没有与传统发生真正的“断裂”。
从表面上看，经历了思想解放大潮和改革开放的洗礼，教科书体系早已被打破，但这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基始性的、更为庞杂的、奠基于这种体系的研究范式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传统的理论体系的表层容易被击破，但作为理论研究“强纲领”的传统问题意识则内在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理论变种”的能力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说过去的“教科书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教条在于教科书体系的束缚；那么，今天的“后教科书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要警惕的则是教条主义的新变种。这在研究范式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学科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问题意识”的遮蔽，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学科意识”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具体学科的建构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种“学科意识”，学科建设就无从谈起。但对于非学院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则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学科意识与非学院哲学的冲突。由这种“学科意识”所发展起来的研究路径，决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然摆脱不了传统套路，因而在把握“时代精神”、应对时代挑战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学科意识与非学院哲学的冲突和矛盾，在80年代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由于学科建设需要的遮蔽而没有凸现为一个问题，从而往往被忽视，进而演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理论逻辑的展开，其内在逻辑分裂的张力必然会以某种强烈甚至极端的方式——如反马克思主义——而爆发出来。这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实际上已见端倪。
二、“时代精神”作为基本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焦虑”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之所以具有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对传统哲学的学科问题的“接着说”，而在于它抓住了“时代精神”，从而颠覆了形而上学的统治。为了表明自己与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断裂，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地用“世界观”这一术语来指认自己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在其诞生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经沧桑剧变而总是“在场”，这是因为它的“时代精神”“与‘史’(时)俱进”。从近的来说，只要我们仍然处在“资本的年代”(霍布斯鲍姆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革命价值就不能或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发生了从“革命的年代”到“资本的年代”之变迁，霍布斯鲍姆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越过。从远的来说，只要我们仍然憧憬“人类的解放”，而不甘于为权力、金钱与教条的奴隶，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面永远鲜活的旗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幽灵”，抑或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与意识形态，其不断“在场”，是因为“资本”、“解放”这些“时代的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面向这个“时代的问题”、把握“时代的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所在⑤。
20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与转型的时期，这种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则是学界基本理论问题的更迭。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往往是抽象层次最高的哲学观念，比如，关于人道主义、主体性哲学、异化问题的讨论；到了90年代，思想的探索与交锋更重视较现实的、具体的问题，甚至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由于其研究内容的现实性、具体性且与社会体制转换紧密勾连而成为“显学”，有人以“从哲学帝国主义到经济学帝国主义”来形容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变迁⑥。从表面上看，这种社会思潮的转型导致了哲学帝国的失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境，但从更深刻的研究范式来看，这种困境与危机只属于教条式的“学院哲学”，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意识是“时代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在社会变迁中陷于困境，那么，首先就要反思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没有抓住时代精神？我们的研究范式是不是学院哲学式的？因为，正是19世纪的社会变迁迫使传统的学院哲学回到象牙塔中，同时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对于颠覆形而上学思辨、把握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恰恰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变革的关头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只要深入思考一下就能发现，深刻的社会变迁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显身手的历史性时刻，这早已被历史实践所证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近代的社会转型中、列宁主义产生于古典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以研究制度变迁闻名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社会变革中的解释力不如马克思主义。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发挥这种历史性作用，相反，自由主义对话语权的掌控与日俱增，这从反面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时代精神”的失落、“学科意识”的危机。“时代焦虑”的问题也由此发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能够把握当代的“时代精神”，则不仅会失去话语权成为时代的弃儿，而且也会由于其“时代内涵”的日益干瘪而萎缩，从而在当代学术场域中“自我放逐”。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从“学科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化，凸现了马克思主义把握时代精神的能力，不仅是解决当前学科意识与非学院哲学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学术发展规律，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焦虑”问题的一种探索。
三、“中国(民族的)”作为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身份焦虑”问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精神”为旨归，而不是传统哲学学科问题的简单延续，它实际上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身份提供了最基本的根据。欧洲传统的“philosophy”及其问题在东方的文化系统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所以，德里达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坦言“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在当代中国，如果仅从“学科意识”出发来研究与建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回避不了“没有哲学”的尴尬局面和“身份焦虑”。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以传统的学科问题为中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这些学科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人文学科相关联，不可避免地带有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想象，是“历史的终结”之“哲学版”。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不过是欧洲资本主义主导叙事的变相作品。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本位主义，近年来已受到猛烈的批判反思，如海德格尔后期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存在观念的解构、德里达将西方哲学归结为“白色神话”，还有许多非西方的思想家对西方人文主义的批判(如“东方学”)。因为，他们看到，欧洲的人文主义(哲学)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民族国家的理想是相结合的。
因此，我们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科意识”之主导范式，并提出“时代精神”作为基本的问题意识，这只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一个层面。当我们将“时代精神”具体落实到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时，必然要提出一个具有个性与民族性的问题意识：“中国作为方法”、“中国作为问题意识”。众所周知，黑格尔是“时代精神”的首倡者，但黑格尔却站在欧洲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其他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东方的文化，在“时代精神”的名义下，黑格尔断言欧洲是世界历史的终点，而亚洲则是起点⑦。因此，“时代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与“时代精神”作为黑格尔“绝对精神”体系之脚注的不同地方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并不是必然以“欧洲”为旨归，随着东方民族的觉醒，它必然要提出一个“东方作为方法”、“亚洲作为方法”、“中国作为方法”的问题意识。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中的另一个层面。只有达及这个理论层面，我们才能真实地摆脱“他者的镜像”⑧——不管这一“他者”是前苏联的教条主义，还是改革开放后传进来的西方洋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身份焦虑”。
就当代中国而言，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首推“现代性”。早在90年代初，有学者在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时就已指出：“蕴含在这些问题之中的根本问题，则是现代化的反思”⑨。而90年代开启的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加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科意识”与“非学院哲学”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客观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凸现了“现代性(化)”这一问题⑩。毋庸讳言，“现代性”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共识性话题”。对于现代性的把握，不能再回到“学科意识”的老路上来。因为，对现代性的探讨不能局限在哲学内部抽象思辨的理论层面上，而是要进一步深入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正如马克思当年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国家制度、革命等现代性问题一样。而且，还要与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展开积极的对话与理论整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精神”在学理层面上的表现。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不只是体现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而且还表现在对现代思想学术驾驭之上。从学术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在封闭的体系之中，依赖于形而上的价值悬设来获得领地，而是在对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解、把握、驾驭与反思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身份。
注释：
①对于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心路历程，孙正聿教授把它概括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参见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第316页。
③“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参见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5期。
⑤关于从学理上考察这一问题，可参见孙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一文，孙先生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相比较后，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以这些哲学学科的问题意识作为自己的出场路径。
⑥党国英：《从“哲学帝国主义”到“经济学帝国主义”》，《书屋》2001年第12期。
⑦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1页。
⑧参见张汝伦《他者的镜像》，《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⑨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第316页。
⑩贺来：《“现代性”的反省与马克思哲学研究纵深推进的生长点》，《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