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历史学上“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由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由来论文,试论论文,中共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8－0083－07
“两个发展趋向”是指在党的特定历史阶段，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存在一个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趋向，一方面存在一个错误的趋向。梳理中共历史学史，有必要了解“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来龙去脉。负责修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特定章节的党史学家龚育之，曾对“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由来有简洁交代。他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包含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表达出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中的这个思想，是按照胡绳同志的要求来写的，也是参考了乔木同志文章的论述来写的”。[1](P1331) 这一提纲挈领式的解读背后还有不少细节有待发掘，本文试图从史学史的角度就此作一初步梳理。
一、20世纪80年代提出“两种趋势”的观点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时，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胡乔木，为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框架，表露出用两个趋势分析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意图。1980年5月，胡乔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一段是不是这样，党一方面还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又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离开了群众路线的方法，这样就犯了错误，受了损失，但因为党内大多数干部还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所以错误得到了纠正。”[2](P55) 他在1981年9月说起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时也指出，“他过去的正确对他后来的错误也不是说没有一点积极的作用，还是有的。”“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在他的晚年还是起一部分作用的，但是，没有起全部的作用，如果起全部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根本不会发生”。[2](P167) 这里胡乔木虽未直接用两个发展趋向来分析党的指导思想，但已有了探索新分析模式的意图。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在分析从1957年到1965年十年中共历史时体现了胡乔木的上述思路。《历史决议》指出，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期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包括农村中的“左”倾错误。“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历史决议》抛弃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模式，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在指导思想上有哪些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取得了什么成就、那些是错了的、遇到了怎样的损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一分析问题的思路，具有较强的方法论意义，对此后出版的中共历史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胡乔木正式提出“两种趋势”，为后来形成的“两个发展趋向”的论断提供了直接思想来源。1989年，胡乔木在一次学术讲演中指出：“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3](P267－268)
胡乔木率先运用两种趋势来解释特定时段的中共历史，对于突破传统分析框架，形成一种新的分析中共历史问题的思路，贡献甚大。他的这一思想影响了党史学家胡绳，也影响了在中共历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过程。
二、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
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获得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的党史著作在全国影响很大，发行几百万册。该书在分析开始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十年历史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指导思想存在“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
该书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并存。十年“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十年探索中积累起来的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4](P480－482) 这一观点参考了胡乔木的有关论述，按照胡绳的要求，由党史学家龚育之撰写①。
1991年10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座谈会上，胡绳对“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说“这本书依据事实，说明了这10年中正确和错误交织，取得成绩中间又有许多曲折的经历，把这10年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发展的10年。得出结论说，在这10年探索中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趋向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而另一个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趋向。后一种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先导。从60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1978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胡绳接着指出“像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正确，有待理论界来评论。”因为“积累社会主义时期资料的书不少，可用的资料也很多，但是恐怕可以说还缺少科学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作为简要的读本，当然还说不上是科学研究，只是尝试把这个时期的历史理出一个头绪来。”[5](P586－587)
1994年，胡绳又运用“两个发展趋向”理念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历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讲“文化大革命”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化大革命”，还有反“文化大革命”的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化大革命”的倾向。从领导层说，最明显的是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反“文化大革命”的表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因为党的威信，有毛主席的威望，所以大家顶多是说不理解，渐渐发生了怀疑，以至形成反对的倾向。反对的倾向是用各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应该说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处于矛盾状态，他也有时发生反“文化大革命”的倾向。开始他把邓小平当作第二号走资派，后来他起用邓小平，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再如，对最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毛主席既用他们，但又指出他们的错误。这也是矛盾。……总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他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化大革命”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5](P241－242)
“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得到了胡乔木的认可。胡乔木在审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相关章节② 后，指出这是“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这本书写的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4](题记2) 据龚育之回忆，胡乔木在称赞《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新颖见解时指出，“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6](P319) 显见，胡乔木对“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持赞同态度。
龚育之曾几次③ 就“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作出肯定评价。其中，在1999年中共党史学会换届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两个发展趋向这条见解，是“根据历史决议的分析，但是突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主题，作出了有别于过去讲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的关于‘两个发展趋向’的新概括，这的确是有‘新意’的”。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延续
胡乔木1989年提出的“两个趋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出的“两个发展趋向”，主要用于解释1956年至1966年十年探索时期中共指导思想的发展。随着中共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有人提出将“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扩展至解释1949年至1978年29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历史，甚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历史。
胡绳在1991年时就曾指出，“两个发展趋向”这样的分析也许至少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5](P587) 这表明胡绳认为“两个发展趋向”的解释力不应局限于中共八大以后十年的中共历史。这一想法，在党史学家龚育之、郑惠、石仲泉那里得到发展。如龚育之明确提出“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分析十年曲折发展时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贯串到全部建国后的历史，包括前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以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7](P437) 郑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章写“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历史，提出1957年后党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存在正确和错误两种发展趋向，这是论述这十年的探索在曲折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意思在乔木同志的某些文章中也有所表述。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发展也存在这样两种发展趋势，也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贯穿叙述。所不同的是情况更复杂了。[8]
1996年6月，石仲泉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分析‘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这段历史，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这两个趋向交替上升，交错发展，形成曲折反复。这个观点已得到党史界、理论界比较多的认同。我们认为，不仅‘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情况是这样，包括前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以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都有两个发展趋向，有的显，有的隐。”“当然，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其性质和表现形式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模式化”。[9](P1014) 1998年6月，石仲泉再次指出：“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分析前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存在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贯穿到写建国后全部党的历史之中。”“把这两种发展趋向的思想贯穿到建国后的29年，是一个重要的思路。当然，这两种发展趋向在各个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完全一样，要注意把握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性。”[9](P1040)
针对有人把“两个发展趋向”与两条路线斗争简单比附的现象，石仲泉在1998年10月特别指出：“讲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不是讲两条路线斗争。这是两回事。”不能把两种趋向的发展模式化，“要严格地将两个发展趋向与两条路线二者加以区别。两条路线斗争史是以人划线，正确的绝对正确，错误的绝对错误。而两个发展趋向论则不然。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它可以在某个领导人的头脑里都有。”“两个发展趋向论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绝对化、极端主义，因此，这与两条路线斗争史是不一样的。简言之，它是以事来判断，而不是以人来判断，因而与写两条路线斗争史有本质的区别。”[9](P1053) 龚育之也认为“两个发展趋向”与两条路线斗争不同，因为“过去常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截然对立，泾渭分明。路线正确就一切正确，没有错误；路线错误就一切皆错，没有正确。错误路线还得有头子、有集团、有爪牙，有计划、有纲领、有阴谋。还要计算错误路线的起止，路线斗争的次数，以至于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等等一大套。历史决议抛弃了这个模式，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在这十年中在指导思想上有哪些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哪些是错了，遭到了怎样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进一步分析了这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强调无论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还是错误的趋向，都是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两个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6](P319－320)
龚育之在2006年写的文章中，不仅认为“两个发展趋向”的概括合乎1956年到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历史，并且认为这一概括是对以往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框架的超越。因为“‘两个发展趋向’的看法，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对这十年作出的一个历史结论。”它“没有把这十年探索中的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东西看作一条贯彻十年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把这十年探索中的错误的东西看作一条贯彻十年的错误路线。更没有把正确都归之于毛泽东而把错误都归之于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如同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也没有把错误都归之于毛泽东而把刘邓称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有些史家所简单化地主张的那样）。”[10](P152) 足见，“两个发展趋向”在龚育之心目中的位置。
四、“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反响
20世纪90年代初，“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提出后，得到不少好评，大部分中共历史研究者对此表示赞同，党史学界出现了一些运用“两个发展趋向”思想来分析和解读中共历史的文章，主要有：曾宪凯、赵泉钧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之窥见》（《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童昌平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张保军的《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李署新的《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两个思想取向初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5期）、《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两个趋向》（《青岛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两个发展趋向”的现实启示》（《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等。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对“两个发展趋向”观点也持认同态度。他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漫征途上，为开拓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就是不知疲倦地探索着。对于寻找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建国初期就有所思考。集中的探索则在1956年全年和1957年上半年。以后，他发生了‘左’的失误，但仍没有放弃这一探索工作，直到临终。可不可以这样说，探索的起步是正确的，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后来，探索向着正确和错误两个趋向发展，最终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因而，应该承认这次探索没有取得成功。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十分惋惜的。”[11](P33) 在纪念党史学家龚育之的文章中，韩钢认为，以“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贯穿建国以后29年的全部历史，刻画出历史发展时起时伏、此起彼伏、正误交织、成败交替的复杂情形和走向，是一个创见。[12](P152) 石仲泉评价说：“‘两个发展趋向’论，是对党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对中共党史学的一大贡献”。周一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出十年建设期间存在两个趋向，并对此作了辩证深入的研究分析，这些论断是客观的、全新的，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没有的。这些论断可以视为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补充和发展。[13](P253) 王素莉认为两个趋向的观点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它突破了以往‘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的研究模式，揭示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实际存在的复杂性（即正确与错误相互渗透、交织，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中，而且往往共存于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14](P137) 还有人认为，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实际上不仅遵循了《历史决议》里叙述的那个思路，而且还通过发挥，为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模式，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过去那种比较简单化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摒弃了那种容易走向极端化的思维方法，因而获得党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赞可④。
当然，也有人对这一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它不尽合理，与两条路线斗争没有太多差别。有人提出两种趋向的概括不尽准确全面，这一提法虽有新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问题，但完全用这种模式解释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活动，总觉得有简单化之嫌。[15]
五、小结
由前述可知，在党史学人的不懈努力下，解读特定中共历史阶段的“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经历了从两种趋势到两个发展趋向的演变过程。其中，胡乔木的贡献在于率先提出“两种趋势”，胡绳进而提出要用“两个发展趋向”来贯串建国后29年历史，龚育之的最大贡献在于用“两个发展趋向”的框架来分析和描述1956至1966年间十年中共历史。
“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作为主流中共历史学用以描述特定历史阶段的思路，摒弃了非黑即白、两极对立的极点思维倾向，试图超越以往的路线斗争分析模式，不避问题和错误，尽量客观反映中共历史，其功绩值得肯定。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史学理论都有其解释力边界，“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也是如此。目前来看，它只是对中共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描述，而没有回答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发展趋向”，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2006年12月，龚育之也撰文指出“两个发展趋向”的概括也有不足之处：没有用“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贯穿全部论述。[10](P153)
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两种趋向，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有关，主要在于制约人类认识自我和客观世界的因素。一般而言，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主要受客观事物规律的呈现速度和人的认识能力大小所限。前者因不受人控制的客观事物的不同而展现其真面目的速度也各异；后者受到很多人能选择、控制甚至改变的包括社会制度、生活环境、学识见解、个人性格等因素影响。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必将经历一个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过程，经历一个从犯较多错误到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的过程，期间，出现反复、甚至正误交织实属正常。具体到中共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反复、正确与错误交织，关键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少犯错误、不重复犯同样错误，正确见解受到保护并且被大家认可。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进而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6](P333) 在社会主义初建时期，权力制约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是导致权力精英反复犯错得不到纠正、正确见解不被重视的重要原因。因此，党的指导思想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两种趋向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清、权力制约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
以研究论，1949年以来近60年中共历史，既有规律可循和主脉可见，又呈现多元并存、支脉丛生景象。丰富多变的历史过程注定了描述、解释、分析它的理论只能接近或逼近历史实然而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这也许是有人反对将“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拓展运用于更长中共历史时段的原因所在。因此，对作为分析中共历史特定时段框架的“两个发展趋向”观点，既不能因其有一定的解释力将其奉为“圣经”，更不能因其有所局限而将其束之高阁。在研究中共历史过程中，研究者应本着探源寻踪、还原历史本然的求真态度和怀着不囿旧论、解放思想的创新勇气，积极创建解释力更为强大的分析框架来科学地分析中共的发展与变迁，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收稿日期］2008－03－15
注释：
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初稿完成之后，受胡绳邀请，龚育之负责该书的建国后十七年那两章的修改工作，初稿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戴鹿鸣、周承恩同志提供，龚育之作了较多修改才定稿。
② 应胡绳邀请，胡乔木审阅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的第七、八、九三章和结束语。而“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是该书第七章中的一个二级标题。
③ 1994年3月在中共党史学会西安会议上发言时，龚育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采纳这个思想（即胡乔木的“两种趋势”思想），又从突出“探索”这个主题的角度，提出了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提法。参见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第13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④ 朱洪强：《胡绳学术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与此持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何仲山、姚小玲的《“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01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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