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械化到工业社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工业化内涵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界论文,中国论文,内涵论文,世纪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世界现代化角度分析，工业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向以工业经济为主的过程，既包含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包括同时产生的阶级结构与城市化等方面的社会变化，可以归纳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面：机械化生产、工业经济、工业社会。自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形成的现代机械化生产，首先引起整个经济领域的变革，进而形成以精密机械与大型企业生产为中心的现代工业经济。同时，工业经济的建立进一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形成一种区别于农业社会的工业社会[1](P11-12)。然而，迄今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工业化进程的这三个层面，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①就作了明确阐释和可贵的理论探索，阐发出独具特色的、至今仍颇具新意的工业化理念。
一、工业化与机械化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界开始高度关注工业化问题。从思想史角度而言，这与该时期的两大思想动态密切关联。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始由五四新文化以降的“西化”理念引伸出一种“现代化”理念，并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设计中国发展路向的一个理论基点。而工业化，又被视为现代化的最核心问题②。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讨论进入高潮，在这两种观念的长期博弈中，工业化成为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然而，在当时及其之后的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所理解的工业化，大多等同于机械化。
中国知识界把工业化理解为机械化，在他们从1930年代初开始阐释的“现代化”理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机械化就是工业化。所以，在1930年代和抗战初期，知识界在阐释现代化问题时，机械化就成为工业化的另一个表述形式。
1930年代初以降，知识界开始把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化看成是一种“机械文化”。这方面，胡适具有先见之明。1930年，他明确将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归结为机械和电气。他论述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所谓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钢铁时代、机电时代等，都是说明文化发展之各时期。各文化之地域的发展也与历史的发展差不多。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器具不同。近二百年来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这才是东西文明真正的区别了。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2](P200-201)。
继胡适之后，把机械化视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就成为知识界的一致结论。在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发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大家就偏重于把工业化等同于机械化。如顾毓瑔就发表了与胡适完全一致的意见。他将“机械动力”视作“现代文化”的主要生命素，认为近两个世纪中，“人类文化的基础，新从人力改为机械动力”；“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缺乏现代文化的主要生命素——‘机械动力’”[3]。蒋廷黻亦是1930年代系统阐释“现代化”理念的重要论者。从1930年代初至抗战初期，他在把现代化定义为科学与工业时，经常用“机械”一词表述工业概念。1936年10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中，便将“近代世界文化”直接称为“科学机械文化”，认为“这种科学机械文化发源于欧洲西部，近代史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史”。相应地，他将“近代化”定义为“科学化”和“机械化”[4]，并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将“近代文化”归纳为三点：即科学、机械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5](P2)
从1930年代初到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化问题日益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关注。从19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以前，吴景超、贺岳僧、陈序经等工业化论者与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论者之间，曾展开长达几年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讨论。抗战时期，身处空前规模的现代战争环境，知识界对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有了更真切的认识，更加高度关注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的知识界关于中国工业化必要性的理论分析，大多偏重于机械化等生产技术面相。如吴景超是1930年代最著名的工业化论者，他一直把工业化理解成机械化。1934年11月，他以美国和中国为例所作的“机械的生产方法”与“肉筋的生产方法”的对比，在当时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讨论中，曾颇具号召力：“筋肉的生产方法，对于人民福利上的贡献，无论从那一方面着眼，都不如机械的生产方法。……这是美国人富而中国人穷的主要原素。我们认为中国人现在应当积极的努力，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2](P723)1936年11月，吴景超再次表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核心是机械化的问题，“近代化的主要条件，便是用机械的生产方法，来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6]显然，这里的机械化与工业化同义。到抗战初期，已随翁文灏任经济部秘书的吴景超，仍把工业化理解为单纯的机械化，并把工业化的特征归结为两点：一是生产方法的机械化；二是人口的职业分布由农业向工业、商业、交通业、运输业等行业的转移[7](Ｐ1-2)。
不仅吴景超如此，而且当时其他工业化论者如贺岳僧、张培刚等也大多用机械化来表述工业化。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中国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汉口《大公报》也特别注重现代工业中的机械要素，并把机械视作现代工业的基础和灵魂，如有社评称：“自产业革命以来，代手工以机械，而机械工业实为各种工业之灵魂。盖近代工业，苟将机械取消，已无工业之可言。”[8]
显然，1930年代和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对工业化的理解比较狭隘，主要限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也就是当时论者所津津乐道的“机械化”。知识界之所以特别注重以机械化生产为核心的生产技术面相，与同时期大家对工业化认识的整体思想态势有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工业化问题上，大家所关心的重点仍然是中国工业化的最基本问题，即中国是否要实行工业化，中国要实行的工业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业化？1920年代，章士钊和杨明斋等人关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问题争论的焦点，即在于中国是否要走工业化道路。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具有1920年代东方文化论兴盛的大背景，而杨明斋等人则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角度阐述工业化的必然性。到1930年代，知识界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类型，提出了三种设想：一是梁漱溟等人要以农业引发的“乡村工业”或“家庭小工业”；二是吴景超等人主张的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大规模现代机械工业；三是徐旭生、郑林庄等人提出的现代机械工业在乡村的分散化③。这三种设想，其核心在于中国工业的性质应该是一种现代大规模机械工业，还是一种小规模、家庭式的乡村工业。在抗战初期，知识界工业化诉求的特点则在于从中日战争角度认识工业化的必要性。这种关于中国是否要搞工业化，以及工业化的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讨论，其重点自然就在于现代机械化生产的利弊得失。因为机械生产是从18世纪开始的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基本起点，是人类社会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效率提高以及整个社会模式转变的最初动力。
二、工业化与整体经济变革
既然现代机械化生产只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基本起点，那么，工业化的内涵就应该比机械化更丰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必然要引起社会经济领域的整体变革。这方面的认识，由方显廷于1938年12月首先提出，自1943年始被知识界普遍接受。对于工业化内涵的看法，也逐渐超脱“机械化”这种较为单一的概念，转而把工业化视为一种包括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整体经济变革。
针对吴景超在《中国工业化的途径》一书中仍然把工业化理解为单纯的机械化，1938年12月，著名工业史专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方显廷提出了一个新认识：工业化并非只是机械化生产，还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的变革。他提出，所谓工业化，不只是工业领域，还包括农业、矿业、交通、贸易、金融和财政等所有经济领域，“工业化之要义，在以现代工业所实施之科学技术及大规模组织，普遍引用于一切经济部门中”。“即就经济一端言，亦必须工业以外之一切经济活动，如农、矿、交通、贸易、金融以及财政等，均已循工业发展之途径，引用新式技术与大规模组织，始得谓为已臻工业化之境。”[9]其后，方显廷又于12月16日针对《中国工业化的途径》写了一篇书评。他对吴景超把工业化只指为“机械化”颇有异义，提出了一个狭义和广义的工业化概念④。他认为，“就其全书所探讨之对象观之，则仍不脱狭义的工业化之范畴”，并强调说，“工业化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之工业化，专指工业本身。凡一国之工业，已引用机械动力及工厂组织以从事生产者，称为已臻工业化。广义之工业化，则指一国所有之生产事业，均已追随工业化工业之后，利用新式机械与大规模之组织方式而言。”[10]方显廷的论述，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从更广义的角度认识工业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先导。不过，他的这个观点在抗战前期并未引起知识界的普遍注意。大家普遍从整体经济变革角度阐述工业化问题，则是1943年的事情了。
1943年4月，霍宝树和顾毓瑔分别以各经济部门间的关联性为视角，分析工业化的整体性，从而超出了机械化概念。霍宝树阐述了工业、矿业等工业生产与其他经济领域的关联性。他分析说，“工矿事业之发展必须有待于其他互有关联之事业，如交通、农林、水利、垦殖、贸易、金融等等，一一进展，始可完全达到目的。”[11]此时，顾毓瑔也不再把机械化和工业化完全等同，而是把机械化视为工业化的一种“基础”。他指出，工业化是一个“组织体”，可以比作经纬交织的织物，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组织体”或“联环体”。在现代工业的大规模体系中，“供给其他工业制造所必需之材料、机器及动力”的重工业是一种“基本工业”[12]。虽然顾毓瑔所言工业化内部的关联性重点还在于工业生产自身，不像霍宝树那样从工矿、交通、农林、贸易和金融等角度分析问题，但这种看法毕竟超越了单纯的机械化概念。
正式从整体经济变革角度全面阐释工业化概念的是刘大钧。在完成于1943年9月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一书中，他明确指出，一般论者把工业化仅视为工业本身的发展，是不正确的。工业化的含义，并非专指工业一项，其他一切经济事业、组织以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在工业化时代中都要发生相应变化。他把工业化概念定义为：“各种生产事业机械化及科学化，而其组织与管理亦科学化及合理化”，亦即以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为核心，生产的组织与管理也要科学化及合理化。以此定义为基础，他把工业化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①工业本身机械化与科学化；②矿产之大量开发；③运输事业机械化与动力化；④(农业、牧业、渔业等)各种生产事业以工业为中心而发展，工业化之影响遍及各种生产事业；⑤动力(主要指电力)之普遍利用；⑥大规模生产；⑦产品标准化；⑧事业组织及管理科学化与合理化；⑨各种生产事业资本化；⑩工业都市之形成。方显廷于1938年所提到的整体性的工业化，还只能算是一般生的泛泛而论，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论说，而刘大钧此时所阐述的工业化概念，在抗战时期则是从整个经济层面诠释工业化概念较早的一次努力。而且，刘大钧对工业化概念的阐述，并非他一人的主张，也不是国民经济研究所一家之言，而是当时知识界许多人士的普遍看法。据刘大钧称，他关于工业化的含义等基本问题的论述，“在着手编撰本丛书(系指国民经济研究所丙种丛书——引者)之前，曾经本所同人与特约撰述者一再研讨，且更将所得结论，送所外专家多人，经其指正，酌加修改”，“并非笔者个人之意见，而为专家多人之共同主张。”[13](P1、3-6、97)
与此同时，1943年10月，杨叔进也在探讨一种以机械生产为核心的涵盖整个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概念。他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聚为切入点分析说，工业化是指社会生产由手工方式转变到机器生产方式的经济事实。而机器生产与手工生产相比，要使用更优的技术和更多的资本。所以，“‘工业化’包括进步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本两个重要因素。”[14]以此立论，他将工业化进程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由工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聚，来带动整个经济领域其他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聚。例如，“农业工业化”使农业生产由原始工具转为使用现代机械设备，而购置现代农业生产设备就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资本，“这种由使用更多资本的生产方法，来代替使用较少资本的生产方法，而获得产品大量增加的结果，便是农业更工业化了”。第二个层面，是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和使用更多生产资本的生产事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生产力较大、使用资本较多的生产事业的总产量和产品总价值，必然相对于生产力较小、使用资本较少的生产事业的总产量和产品总价值而增加。”[14]那么，所谓使用资本较多、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产业都包括哪些经济领域呢？他引述了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杨叔进译为寇林·克拉克)于1940年在《经济进步的条件》(C.Clark：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一书中把产业结构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杨叔进译为初级、次级和第三级产业)的说法：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和渔猎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矿业、电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第三产业包括商业、运输业、服务事业(公共管理以及私人服务)及其他经济活动。据此，杨叔进认为，所谓资本较多、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矿业、电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同时，农业因为也会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出现“农业工业化”的趋势，也具有工业化意义[14]。杨叔进此说，实际上是以机械生产为中心，以高资本、高技术含量为基础，为工业化所包括的经济产业划定了一个大致的产业范围。这与刘大钧对工业化概念内涵的阐述，可谓异曲同工。
1944年8月，朱伯康也表示，工业化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经济变革。他首先指明，所谓现代工业，主要指工厂工业，它有三个特征：即机器生产、大规模制造、管理的严密化。“工厂工业的特征，为利用自然力及机械力之集中的大规模制造，一切分工及生产程序，均有严密之组织，人力劳动被视为不重要，且已改变其性质，成为思想之工作，及指导与驾驭机械之工作。”他进而分析，“工业化”建设不仅限于“工业”建设，其范围应扩及于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亦即一切生产方法和经营技术都要机械化，进而整个经济制度也要以工业为中心发生变革，“农业、商业、财政、金融等等各部门，均必起相应之变化，人口渐由乡村移至城市，由农田移至工厂，大都市随之兴起，人民之经济生活、心理、态度与思想观念亦有根本之改变”[15](P54、178-179)。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曹立瀛于1945年8月从整体经济层面对工业化概念所作的阐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论说中颇具典型意义。他指出，所谓工业化，并不仅仅是工业生产本身的机械化和科学化，而是指社会整个经济体系的工业化转型。“‘工业化’的含义很广。理论上，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与科学化，矿产的大量开发，动力的普遍利用，运输事业机械化与动力化，各种生产事业以工业化为中心而发展，大规模生产，产品标准化，事业资本化，组织与管理科学化与合理化，以及工业都市之形成与社会心理之转变。”[16]显然，曹立瀛不仅分析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工业化转型问题，还道出了工业化的另一个层面，即都市化与社会心理的转变，亦即工业化社会转型问题。
三、工业化与社会改造
从18世纪后半期产业革命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并不只是一场由机械化大生产引起的经济变革，经济的工业化转型必然要引起整个社会的全面变革，这就是所谓“工业社会”的形成。从1943年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从整体经济角度阐述工业化概念的同时，又从整体社会变革层面分析工业化问题，提出了“工业化与社会改造”命题。所谓“工业化与社会改造”，与今人所言“工业社会”基本同义。谷春帆提出的“工业化的精神”、简贯三提出的“企业精神”和“工业化与社会改造”、重庆《大公报》社评提出的“工业化的道德”、顾毓瑔提出的“工业化的心理建设”和“工业化的文化”、陶孟和提出的“现代工业的性质”等命题，其理论核心，无一不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整体社会改造问题。
较早提及工业化的社会意义问题的论者，还是首先从整体经济层面分析工业化问题的方显廷。1938年12月，方显廷在提出工业化的整体经济意义的同时，又提出整个社会层面的工业化过程论题。他论述说，一国的工业化，并非只提倡和建立“现代工业”就算达到目的了，同时，“其国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端，均已循现代工业发展所取之途径，利用科学技术，采取大规模组织，以适应现代国家生存之需要而后可。”[9]这也就是知识界于1943年开始讨论的工业化与社会改造问题。不久，在出版于1939年6月的《战时经济建设》一书中，高叔康也把工业化与社会的整体变革相关联。他提出，工业化不仅是现代经济的骨干，“也是现代文明的动力”。工业化可以加紧社会各部分的联系，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都组织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并形成有机的、分工合作的体系，以此纠正因农业经济生成的偏私固执、不统一、不合作等种种意识病态[17](P63)。
不过，在抗战前期，方显廷、高叔康等人的观点只是一些零星的说法。中国知识界对于工业化问题的认识超越工业化本身，将认识视角扩大到整体社会层面，是从1943年达至普遍化的。从此，工业化与社会改造问题开始引起各界的普遍注意。
1943年6月，任职于邮政总局的谷春帆提出“工业化的精神”论题。谷春帆所言“工业化精神”概念的外延极为宽泛，几乎等同于“工业社会”。因为所谓工业社会，是指以现代工业经济为最初动因而催发形成的一种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新型社会形态。而要实现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只依靠大规模机械工业这种单纯物化的东西，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更为理性化的东西，这即是所谓“工业化的精神”。所以，谷春帆说，工业化精神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工业化的化，即是教化、风化、同化、变化的化。所谓工业化，是要以工业来化育来同化其他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因此，我们必得要建立一种工业精神。……工业之所以能化，全在其精神”。那么，什么是“工业化的精神”呢？他认为，这“是西洋工业革命以来指导工业生产以至政治社会的根本精神”。质言之，这种精神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中具有普世性。他又将这种普世性的精神，归结为“勇猛精进”四个字。他具体阐释说，工业革命发生之初，人们凭借一股“独立奋斗、勇往迈进”的精神，不顾一切困难，摧毁一切阻碍，以求个人事业的成功。进而，这种精神发展成为公共道德的基础，在政治上掀起了法国的人权革命与美国的独立战争。在工业经营上，此种精神表现为一种只求事业成功而不顾其他的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将中世纪人与人间道德的、神的关系，完全转变为机械的、物的、冷酷的“功利主义”，事业的成效，是近代工业化社会唯一的道德责任[18]。
其后，简贯三也对“企业精神”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企业精神”实际指“企业家的精神”。虽然这种“企业精神”要比谷春帆所言“工业化的精神”的概念外延小得多，但他们同时把对工业和企业的论说引入到“精神”层面，则表明了两者相同的思维路向。具体而言，这种企业精神包括：永久不疲的精神毅力、精密的计算规划、新奇的科学技术；善于用人和管理的组织精神；紧张的、规律的、节约的生活方式；破除官僚政治的形式化的创造精神；企业利润与社会利益相适应的原则等[19]。
几乎与此同时，刘大钧也把工业化与整个社会改造相联系。他指出，“工业化于政治、社会、文化、一般经济以至社会心理亦皆有重大之影响。”工业化不仅引起经济层面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变革，还会造成民众心理、态度与观念的重大改变，“因新式技术之应用、工业经验之获得、工业效能之增加与正当企业精神之发挥，在相当时期内可造成一种心理的改变，为完成工业化的基础。”所以，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使民众的思想方式及“估价计划”(即价值观——引者)有一个基本改变，“而产生一新的意识、动机与意态，以为其基础与推动力量”[13](P6-7)。
1943年11月，重庆《大公报》社评又提出了“工业化的道德”论题。所谓工业化的道德，就是在工业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公共原则和行为标准，“工业化而要顺利进行，要成功，必然要有若干公共原则、若干行为标准，使政治、社会、经济等等各种活动，均能有所准循。这些公共规则、行为标准，就是工业化的道德。”显然，社评所谓的“工业化的道德”，更接近于“工业社会”理念，因为“工业化的道德”并不限于人的行为准则，还广泛推及于整体社会层面。关于工业化的道德，社评提出了三个方面：第一，权责分明，尽职而握权。所谓“尽职”，就是各人做各人应做的事，决不少做，也决不乱做别人的事；所谓“握权”，就是自己的事，自己一定做，决不让别人做去。这种“尽职”和“握权”原则，同样可以推及于国家和社会：政府应有的权，决不放，应尽之责，决不让；公众对于政府，决不放弃责任，也决不放弃权利。第二，勇猛精进，注重切实效率。第三，社会福利，人类平等[20]。
以《大公报》社评所言“工业化的道德”为基础，简贯三以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理念为中心，明确提出了“工业化与社会改造”论题。首先，他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论述说，现代化的标志、现代社会的“中心命脉”即是工业化，“一个落伍的国家，要想进入‘现代化’这个境界，最主要的方法，莫若积极进行‘工业化’，使其社会因工业化的影响，得到种种的创新与改造。”相对于工业化，现代化概念具有更明确的社会整体性内涵，可以涵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面相。故而，简贯三此说赋予了工业化更为深远的社会整体性意义，将工业化的影响推论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全体层面。“工业化与社会改造”，相对于谷春帆的“工业化的精神”、《大公报》社评的“工业化的道德”，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也更贴近抗战后期中国知识界希图从社会整体层面阐释工业化意义的思想动机。简贯三全面阐述了工业化的整体社会意义：首先，工业化与民主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工业社会，由于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与政令关系的日益密切，人民过问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同时，工业技术和设施也为民主制度的运转提供了全新的条件。其次，工业化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观和人生观。农业社会人民的历史观、人生观是“循环的”、“自然的”，而工业化社会则是“创造的、前进的历史观”。再者，工业化改变了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工”，将过去农业社会士农工商式的“职业分工”，划分为极复杂精细的类别。社会职业的精细化，为每个人提供了发挥能力、建树事业的无限机会。同时，工业化还使社会的人际关系发生革命性变革，“通过工业化的力量，使自足自给的农业人民，由其家族藩篱及乡村田园移植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扩大组织中。”人们将由“血缘社会”进入“社缘社会”，任何一个人都不再单纯是家族的一员，而直接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对于他人的责任加重，每个人的行为将与其他人密切相关[21]。简贯三以现代化概念为中心，对工业化社会整体意义的阐释，在抗战后期的中国思想界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此后，顾毓瑔提出了“工业化的心理建设”和“工业化的文化”论题。他把“工业化的心理”称为“工业化的根本观念”，强调中国工业化的成功，仅有工业化的热情还不够，“更需要的是工业化的根本观念，与工业化的心理建设”。他将“工业化的心理”总结为八个方面：(1)以“人定胜天”代替“听天由命”；(2)以“精益求精”代替“抱残守缺”；(3)以“进步中求安定”代替“安定中求进步”；(4)以“组织配合的整个”代替“散漫零星的各个”；(5)以“准确的”代替“差不多”；(6)以“标准”代替“粗滥”；(7)以“效率”代替“浪费”；(8)以“造产建国”代替“将本求利”。乍看起来，顾毓瑔所言的“工业化的心理建设”相比简贯三所言的“工业化与社会改造”所涵盖的社会层面要小，主要限于人们的思想认识层面。而实际上，顾毓瑔所谓“工业化的心理建设”的背后，蕴涵着更宽泛的社会意谓——“工业化的文化”。他表示，“工业化的心理”是“工业化的文化”的基础。他所论的目的在于，“使工业界及国人对于工业化之新型文化，有认识上之改造，有心理上之基础，庶工业建国工作，不但是物质建设，而且是文化建设。”为了说明“工业化的文化”的确切含义，他明确了“工业”与“工业化”两个概念间的区别。他提出，“‘工业’与‘工业化’不完全是一事。一个社会要‘工业化’自然一定要有‘工业’，而有了‘工业’，社会却不一定就是‘工业化’的。”他进而认为，“工业化的社会”属于一种“工业化的文化”，“工业化是人类进步过程中，一种新的文化形式”[22]。
1944年7月，陶孟和也加入到工业社会论题的阐释工作中。与顾毓瑔把工业化上升到“文化”认识范畴一样，他从文明或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工业化的社会整体性。他指出，现代工业在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它的发展和存在牵联着整个社会，成为一种“现代工业文明”。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现代工业的整体社会影响：第一，大规模工厂和农场生产体制，代替以前的半家庭式作坊和家庭农场。第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人类物质的、社会的、知识的各方面生活，都比以前“特别丰富，特别充裕”。第三，对人们社会关系和道德标准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由家庭、亲族和乡里，扩展到全体人民、国家或以事业为中心的大社会，“在这个大社会里，一切的人都联系在社会、国家或事业的系统之内”。同时，现代工业社会形成的新道德，排斥传统的宗法观念、乡里观念、阶级观念，要求一切人的平等与自由，推崇社会、国家及世界人类全体的利益。第四，是对人类的思想、文艺、学术的影响。在思想方面，人类控制自然、支配物质的认识，是人类历史上真正“革命的转变”。文艺也发生深刻变化，现代工业社会成为主要的文艺题材，同时，印刷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也使文艺更加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在学术方面，现代工业一方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条件，同时，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社会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及课题[23]。
1944年8月，朱伯康在《经济建设论》一书中也指出，工业化意味着中国由古老的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的工商业社会的转变，“举凡心理建设、伦理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至为必要。尤有进者，在此诸般建设中，与工业化并行之建设，如民主政治、法治精神、合理主义、科学思想、企业精神、平民教育、学术研究等之普及，尤为必要”[15](P178-179)。
1944年11月，简贯三终于完成了《工业化与社会建设》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必须把工业革命、工业建设和工业化三个概念区别开来，这分别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是这样成长的：工业革命开其端，工业建设殿其后，终而煦育光大，进到工业化的‘化境’。”具体到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只能说具有工业革命的意义，中国今后不仅要进行工业建设，还要实现工业化。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呢？他分析说，“工业化的内容，不但要建筑大规模的工厂，制造最新的机器，生产形形色色的物品，而且要更进一步的运用科学技术的原理，改造我们的社会组织，更新我们的生活态度。”[24](《自序》)显然，简贯三所说的工业化，就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全面社会改造。
综上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阐释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以现代机械化生产为核心的工业观念。以机械化生产为核心的工业观念，在1930年代由吴景超等人提倡最力，曾与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论者展开热烈讨论。一直到抗战初期，吴景超等人仍然把工业化理解为单纯的机械化。第二个层面，是从整体经济层面界定工业化概念的内涵，把工业化视为一种包括工业、农业、矿业、交通和金融等各领域的整体经济变革。作为知识界普遍的认知，这个思想过程开始于1943年。第三个层面，是工业化与社会改造，亦即工业社会。知识界对于工业化的社会意义作了全面、深刻论证，一方面分析了工业化的整体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把工业化上升到一种新型文明的高度。这种从社会整体层面对工业化的认识，乃是将工业化与具有社会整体意义的“现代化”论题密切结合，从社会整体现代化变革的大视角，定位工业化的社会影响和意义。其中，第三个层面的认知过程，与第二个层面的认知过程同时进行，也开始于1943年。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中国知识界”，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业化论者，同期与之对立的所谓“以农立国”论者，并不一定持有相同的工业化理念。
②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页)，阎书钦《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现代化”理念的形成及其内涵流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③参见旭生《教育与其他(西安通信之二)》(《独立评论》第54号,1933年6月11日，第15—19页)，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1935年1月，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757—759页)，郑林庄《论农村工业》(《独立评论》第160号,1935年7月21日，第7—10页)。
④方显廷所言“广义工业化”和“狭义工业化”，与杨叔进于1943年10月所言“狭义工业化”和“广义工业化”的含义并不相同。方显廷所言“狭义工业化”指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广义工业化”是指整个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而杨叔进所言的“狭义工业化”是指整个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而“广义工业化”指以工业化为导向的整体社会改造。参见杨叔进《中国的工业化与资本来源问题》(《经济建设季刊》第2卷第2期,1943年10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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